在南安矿区事件过去后不久，闽城的棉纺行业小手工业者也迎来了墨党内部空想派的名为合作社运动的风波。
只是这场风波不是以集会运动的形式进行的，而是以一场不见血腥的正常的经济活动开始的。
陈健以标准石油垄断作坊的股票为由，募集了足够的现金，加上墨党在基层的活动，彻底控制住了闽郡的皮棉。
这让很大一批的投机商和棉价操控者恨之入骨，陈健却不害怕。正是债多了不愁，虱子多了不痒，恨他入骨的人也不差这群人。
本来棉纺行业的人以为陈健只是借这个机会把原本该属于他们赚的钱赚走，却没想到陈健准备挖根。
新年刚过，在闽城扎根两年多的墨党基层组织已经掌握了大部分的小手工业者和无产雇工的家庭情况。
借助这次矿工请愿活动造成的影响，以及之前假借慈善之名的社会调查运动，可以说墨党内部对于闽城棉纺行业的从业人员的掌握，不比那些承包商和行会差。
承包商干的活，无非也就是仰仗着自己能弄到棉花，能找到销售渠道，有资本。
控制住这三样，将一部分棉花借给家庭手工业从业者，或是提供一部分小额的金钱。由这些家庭手工业纺纱、织布，再由承包商收购，扣除掉当初借贷或是提供的棉花，从而赚取利润。
单独的从业手工业者，理论上是有一条向上爬的路的：先从承包商那里租用纺车，借贷棉花或是资金，积累了二十年左右，应该可以拥有三两台纺车，也有一定的资本，从而一跃成为小资产阶级。
二十年的时间，还是有盼头的，但这只是理论上，真正实行起来难度甚大，这二十年必须不能生病、家庭不能发生变故、不能生孩子等等，才有可能。
然而就算成为小资产阶级，有三五台纺车织机之类，也要受到行会的盘剥。一旦机器出现，他们的处境最危险，完完全全就会沦为啥也没有只能打工的命运。
本来陈健觉得给这些人希望，再戳破其实也挺残忍的，但是没办法现在还得依靠他们的力量来瓦解行会和承包商。
于是新年刚过，墨党的以慈善为借口的基层组织开始一个街区一个街区地出没于一些有纺车的小手工业者的家中。
新年时候，正是承包商开始准备今年业务、收回贷款、重新借贷的时候。但是今年这些承包商没有弄到棉花，所有的棉花都被陈健抓的死死的，从根源上断绝了这些承包商的路。
这些承包商心中说不出的恼怒，一开始陈健收购棉花的时候，他们觉得和自己关系不是太大，毕竟那时候招惹的都是做皮棉收购生意的。
那时候承包商觉得，陈健收到了棉花总得卖，总得经过他们的手，到时候还是他们赚钱。
一直都是如此。
可是这一次却不一样，陈健彻底甩开了他们，不和他们玩了。而是借助墨党以慈善为名的基层组织，彻底地绕开了承包商。
而且绕的如此彻底，直接从根部开始挖掘。除了正规的政党，很多组织都是在基层打着慈善的名号进行的，墨党在一开始的时候也是打着这样的名号，人不知鬼不觉地掌握了足够的基层资料。
这样的事一出，一时间民怨沸腾，议事会风波又起，希望官方出面要求陈健遵守一直以来的传统。
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陈健和墨党根本不鸟这群人，这个合作社运动又为陈健重新争取到了许多的党派内小资产阶级空想派的支持，不再有矿工请愿后的空想派怨气。
刚刚被陈健折磨的不轻的闽郡官员真的是不想趟这趟浑水了，他们现在已经自顾不暇，不想也不敢在这件事上招惹刚刚威望无限的墨党——吃过一次亏，这群人现在也是明白了，这边敢出面强制要求陈健将棉花卖给承包商，那边全闽城的手工业者就要起来搞点动静了，闽城实在是经不起这样的折腾了。
正月下旬，从南安的仓库那边，源源不断地运来大量的打包后的皮棉，很多原本挖河的人在南安从事了打包的工作。
棉纺行会的人这一次彻底着急了，如今陈健有钱、有原料，从源头上挖了他们的根。本以为陈健只是想吃皮棉的利润，却不想陈健根本就是甩开了他们单干。
惊慌之下，找到了闽城的流氓帮派，然而这群人一听是对付墨党，纷纷拒绝，因为打架他们打不过墨党的纠察队，谁也不愿意触这个霉头。
各个帮派的头目也放下了话，不要和墨党的人起冲突，千万不要，哪怕是偷盗抢劫也不要去墨党经常活动的地方去，惹了他们的自己砍了手指去谢罪。
借助墨党掌握的报纸和舆论宣传工具，很快一场名为纺纱合作社运动的口号就传遍了整个闽城。
先是用事实揭露了承包商和行会的欺压，用数学给这些小手工业们算了一笔账，用了一个简单的加减法公式，顿时让这个言论的说服力提升了数倍。
然后喊出了绕过承包商和行会，组织劳动者合作社的口号，不让那些吸血者赚差价，引发了热烈的反响。
这是一场典型的小手工业时代的小资产阶级梦想中的理想社会，陈健敏锐地抓住了手工业者数量众多的优势，剖析了这群人的心理，借助小报和基层慈善组织，短短三天的时间闽城以纺纱为业的手工业者都知道了这个消息。
将拥有纺车的家庭手工业们组织到一起，以四五家为一组成立家庭合作社，统一领取棉花。而在一个街区之内的几十个合作社再组成一个大合作社，由这个大合作社统一收取棉纱，再集中销售，彻底断绝承包商操控物价的机会。
但是成立合作社的时候，陈健提出了一个要求，四五家在选出信任的人担任合作社社长的时候，需要写一份声明，由社长作为这个合作社的法律人，名义上拥有所有的纺车和大家凑出来的购买棉花的钱。
这份声明由墨党作保，证明只是名义上，一旦出现借助这个协议而吞没别人纺车或是起了冲突的事，由墨党来调节解决。
同时，以这些纺车作为质押，从陈健那里获得小额的低息贷款。贷款的利息比起正常的高利贷要低得多，而陈健不支持现金，以棉花作为贷款支付。
纺纱之后，是否销售由这些合作社自行决定，自负盈亏。但是因为成立了大合作社的缘故，拥有一定的议价权。
本来在棉花和贷款利息上就少了承包商的两层剥削，如果棉纱的价格可以完全按照市场规律的话，看起来怎么都是赚的。
那点利息比起之前的承包商，要低得多，实在没有任何的理由拒绝。
相当于获利多少完全由市场决定，而获利就是他们的劳动所值的钱减去陈健收取的部分费用，完全的自负盈亏。只不过这样可以更早地看到希望，早点完成靠劳动的原始积累。
织布的也是同样的形式，但是也和纺纱工一样，必须是几家联合成立合作社共同选出一个人作为承担风险和借贷的代表。
其实这种空想的合作社运动并没有什么卵用，党派内的空想主义者模糊地感觉到劳动是财富的唯一来源，但没有意识到劳动和生产资料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才能创造财富。
这一派的想法是依靠国家建立合作社，以小手工业者们的联合，理论上只要不出问题，棉花纺成纱线、纱线变成棉布，肯定会赚到钱的。这其中的钱只要全部由劳动者所得，这就算是理想的社会了。
现在的局面是陈健和党产出钱、基层组织控制着局面，在闽城内的棉纺行业内造成一种已经代替了政权的假象，让一些人误以为这种一条可取的路。
这一切所依靠的，还是所谓的良心，问题是如果没有良心，只需要稍微提高一下棉花的价格、操控一下棉纱的价格，这些合作社就会陷入和之前承包商存在的时候一样的境地。
然而不管怎么样，这些举动还是狠狠地打击了闽城的棉纺行会和承包商。
几天的时间大量的承包商失去了正常的收入，手中有钱也不知道该用在什么地方。棉纺行会内部也是摇摇欲坠，既不能操控棉纱的价格，也不能操控布匹的价格，完全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陈健放开了对手工业作坊的棉花管控，但是手工业作坊的数量与所有参与合作社的数量比起来并不多，这就难以操控其中的价格。
靠着从原料、基层劳动到最终收购销售的控制形式，这种方式可以暂时存在并且可能会让这些合作社受益。
看起来陈健纯属出力讨名声，因为这些钱用在别的地方应该赚的更多。
然而并非如此。
到二月份的时候，正是统计有票权资格选民的时候，负责统计的人忽然发现了一个严峻的问题：闽城以及周边的农村，忽然间比去年多出了一半的有票权资格的选民。
从周边农村到城市，墨党用这种组织合作社、以自身名声和财力做担保的形式，利用法律的漏洞将合作社的法律人，诡变为有票权的自然人。
单独的手工业者因为财力和家产的原因没资格有票权，可是联合在一起后变成一个，其家产和财产数量却恰好拥有票权。
大量的没有票权的墨党成员，则拿着党产的股票、陈健的一些作坊的分红股票做了登记，成为了有票权的人。
大量在兰花风潮中陈健趁机购买的地产，转移到了一些墨党成员的身上。
愣生生在统计之前，造出了大量的票权资格。
没有出台关于这样不合理的法律。再者没有党派组织的话，正常人也不会用这种办法，也没有这样的组织力。
这么卑鄙的事真的是没人干过，也没人想过，可墨党这群人就是这么无耻地用漏洞干了。
这一回，闽城真的出大事了。
不用脑袋想也会知道，忽然多出的这些拥有票权的人，会把票投给谁。
算上偶然事件的矿工请愿与北方棉产区的轧花工反抗对比，这已经是闽城带来的第五个可以惊动全国的大新闻了。
只是这场风波不是以集会运动的形式进行的，而是以一场不见血腥的正常的经济活动开始的。
陈健以标准石油垄断作坊的股票为由，募集了足够的现金，加上墨党在基层的活动，彻底控制住了闽郡的皮棉。
这让很大一批的投机商和棉价操控者恨之入骨，陈健却不害怕。正是债多了不愁，虱子多了不痒，恨他入骨的人也不差这群人。
本来棉纺行业的人以为陈健只是借这个机会把原本该属于他们赚的钱赚走，却没想到陈健准备挖根。
新年刚过，在闽城扎根两年多的墨党基层组织已经掌握了大部分的小手工业者和无产雇工的家庭情况。
借助这次矿工请愿活动造成的影响，以及之前假借慈善之名的社会调查运动，可以说墨党内部对于闽城棉纺行业的从业人员的掌握，不比那些承包商和行会差。
承包商干的活，无非也就是仰仗着自己能弄到棉花，能找到销售渠道，有资本。
控制住这三样，将一部分棉花借给家庭手工业从业者，或是提供一部分小额的金钱。由这些家庭手工业纺纱、织布，再由承包商收购，扣除掉当初借贷或是提供的棉花，从而赚取利润。
单独的从业手工业者，理论上是有一条向上爬的路的：先从承包商那里租用纺车，借贷棉花或是资金，积累了二十年左右，应该可以拥有三两台纺车，也有一定的资本，从而一跃成为小资产阶级。
二十年的时间，还是有盼头的，但这只是理论上，真正实行起来难度甚大，这二十年必须不能生病、家庭不能发生变故、不能生孩子等等，才有可能。
然而就算成为小资产阶级，有三五台纺车织机之类，也要受到行会的盘剥。一旦机器出现，他们的处境最危险，完完全全就会沦为啥也没有只能打工的命运。
本来陈健觉得给这些人希望，再戳破其实也挺残忍的，但是没办法现在还得依靠他们的力量来瓦解行会和承包商。
于是新年刚过，墨党的以慈善为借口的基层组织开始一个街区一个街区地出没于一些有纺车的小手工业者的家中。
新年时候，正是承包商开始准备今年业务、收回贷款、重新借贷的时候。但是今年这些承包商没有弄到棉花，所有的棉花都被陈健抓的死死的，从根源上断绝了这些承包商的路。
这些承包商心中说不出的恼怒，一开始陈健收购棉花的时候，他们觉得和自己关系不是太大，毕竟那时候招惹的都是做皮棉收购生意的。
那时候承包商觉得，陈健收到了棉花总得卖，总得经过他们的手，到时候还是他们赚钱。
一直都是如此。
可是这一次却不一样，陈健彻底甩开了他们，不和他们玩了。而是借助墨党以慈善为名的基层组织，彻底地绕开了承包商。
而且绕的如此彻底，直接从根部开始挖掘。除了正规的政党，很多组织都是在基层打着慈善的名号进行的，墨党在一开始的时候也是打着这样的名号，人不知鬼不觉地掌握了足够的基层资料。
这样的事一出，一时间民怨沸腾，议事会风波又起，希望官方出面要求陈健遵守一直以来的传统。
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陈健和墨党根本不鸟这群人，这个合作社运动又为陈健重新争取到了许多的党派内小资产阶级空想派的支持，不再有矿工请愿后的空想派怨气。
刚刚被陈健折磨的不轻的闽郡官员真的是不想趟这趟浑水了，他们现在已经自顾不暇，不想也不敢在这件事上招惹刚刚威望无限的墨党——吃过一次亏，这群人现在也是明白了，这边敢出面强制要求陈健将棉花卖给承包商，那边全闽城的手工业者就要起来搞点动静了，闽城实在是经不起这样的折腾了。
正月下旬，从南安的仓库那边，源源不断地运来大量的打包后的皮棉，很多原本挖河的人在南安从事了打包的工作。
棉纺行会的人这一次彻底着急了，如今陈健有钱、有原料，从源头上挖了他们的根。本以为陈健只是想吃皮棉的利润，却不想陈健根本就是甩开了他们单干。
惊慌之下，找到了闽城的流氓帮派，然而这群人一听是对付墨党，纷纷拒绝，因为打架他们打不过墨党的纠察队，谁也不愿意触这个霉头。
各个帮派的头目也放下了话，不要和墨党的人起冲突，千万不要，哪怕是偷盗抢劫也不要去墨党经常活动的地方去，惹了他们的自己砍了手指去谢罪。
借助墨党掌握的报纸和舆论宣传工具，很快一场名为纺纱合作社运动的口号就传遍了整个闽城。
先是用事实揭露了承包商和行会的欺压，用数学给这些小手工业们算了一笔账，用了一个简单的加减法公式，顿时让这个言论的说服力提升了数倍。
然后喊出了绕过承包商和行会，组织劳动者合作社的口号，不让那些吸血者赚差价，引发了热烈的反响。
这是一场典型的小手工业时代的小资产阶级梦想中的理想社会，陈健敏锐地抓住了手工业者数量众多的优势，剖析了这群人的心理，借助小报和基层慈善组织，短短三天的时间闽城以纺纱为业的手工业者都知道了这个消息。
将拥有纺车的家庭手工业们组织到一起，以四五家为一组成立家庭合作社，统一领取棉花。而在一个街区之内的几十个合作社再组成一个大合作社，由这个大合作社统一收取棉纱，再集中销售，彻底断绝承包商操控物价的机会。
但是成立合作社的时候，陈健提出了一个要求，四五家在选出信任的人担任合作社社长的时候，需要写一份声明，由社长作为这个合作社的法律人，名义上拥有所有的纺车和大家凑出来的购买棉花的钱。
这份声明由墨党作保，证明只是名义上，一旦出现借助这个协议而吞没别人纺车或是起了冲突的事，由墨党来调节解决。
同时，以这些纺车作为质押，从陈健那里获得小额的低息贷款。贷款的利息比起正常的高利贷要低得多，而陈健不支持现金，以棉花作为贷款支付。
纺纱之后，是否销售由这些合作社自行决定，自负盈亏。但是因为成立了大合作社的缘故，拥有一定的议价权。
本来在棉花和贷款利息上就少了承包商的两层剥削，如果棉纱的价格可以完全按照市场规律的话，看起来怎么都是赚的。
那点利息比起之前的承包商，要低得多，实在没有任何的理由拒绝。
相当于获利多少完全由市场决定，而获利就是他们的劳动所值的钱减去陈健收取的部分费用，完全的自负盈亏。只不过这样可以更早地看到希望，早点完成靠劳动的原始积累。
织布的也是同样的形式，但是也和纺纱工一样，必须是几家联合成立合作社共同选出一个人作为承担风险和借贷的代表。
其实这种空想的合作社运动并没有什么卵用，党派内的空想主义者模糊地感觉到劳动是财富的唯一来源，但没有意识到劳动和生产资料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才能创造财富。
这一派的想法是依靠国家建立合作社，以小手工业者们的联合，理论上只要不出问题，棉花纺成纱线、纱线变成棉布，肯定会赚到钱的。这其中的钱只要全部由劳动者所得，这就算是理想的社会了。
现在的局面是陈健和党产出钱、基层组织控制着局面，在闽城内的棉纺行业内造成一种已经代替了政权的假象，让一些人误以为这种一条可取的路。
这一切所依靠的，还是所谓的良心，问题是如果没有良心，只需要稍微提高一下棉花的价格、操控一下棉纱的价格，这些合作社就会陷入和之前承包商存在的时候一样的境地。
然而不管怎么样，这些举动还是狠狠地打击了闽城的棉纺行会和承包商。
几天的时间大量的承包商失去了正常的收入，手中有钱也不知道该用在什么地方。棉纺行会内部也是摇摇欲坠，既不能操控棉纱的价格，也不能操控布匹的价格，完全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陈健放开了对手工业作坊的棉花管控，但是手工业作坊的数量与所有参与合作社的数量比起来并不多，这就难以操控其中的价格。
靠着从原料、基层劳动到最终收购销售的控制形式，这种方式可以暂时存在并且可能会让这些合作社受益。
看起来陈健纯属出力讨名声，因为这些钱用在别的地方应该赚的更多。
然而并非如此。
到二月份的时候，正是统计有票权资格选民的时候，负责统计的人忽然发现了一个严峻的问题：闽城以及周边的农村，忽然间比去年多出了一半的有票权资格的选民。
从周边农村到城市，墨党用这种组织合作社、以自身名声和财力做担保的形式，利用法律的漏洞将合作社的法律人，诡变为有票权的自然人。
单独的手工业者因为财力和家产的原因没资格有票权，可是联合在一起后变成一个，其家产和财产数量却恰好拥有票权。
大量的没有票权的墨党成员，则拿着党产的股票、陈健的一些作坊的分红股票做了登记，成为了有票权的人。
大量在兰花风潮中陈健趁机购买的地产，转移到了一些墨党成员的身上。
愣生生在统计之前，造出了大量的票权资格。
没有出台关于这样不合理的法律。再者没有党派组织的话，正常人也不会用这种办法，也没有这样的组织力。
这么卑鄙的事真的是没人干过，也没人想过，可墨党这群人就是这么无耻地用漏洞干了。
这一回，闽城真的出大事了。
不用脑袋想也会知道，忽然多出的这些拥有票权的人，会把票投给谁。
算上偶然事件的矿工请愿与北方棉产区的轧花工反抗对比，这已经是闽城带来的第五个可以惊动全国的大新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