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海军特混扫雷舰队陪着美国在波斯湾搞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那会儿,国际上有发生了一件很让人讨厌的事情,日本竹下登内阁中的重臣,国土厅长官奥野诚亮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称南京大屠杀并不存在,东京审判也是无效的,要从舆论上再审东京审判。
虽说此时中日关系大抵是缓和的,竹下登首相还又在今年批了数量巨大的援助性贷款,也就是所谓的“黑字还流”,虽然中国经济情况比历史上要好得多,但因为中美关系也更近,日本和中国的交往也更加密切一些,所以今年的援助性低息贷款反而比另一个位面更多。
黑字还流是一件比较复杂的事情,很多日本人怒斥中国人的不讲情面,日本提供了中国发展重要的资金,中国却在力强之后找日本麻烦。当然逻辑不是这么简单的,中国和日本的逻辑基本上凑不到一起去,如22之后的中日东海争端,中国认为是日本国有化钓鱼岛导致的,日本却认为是210中日钓鱼岛撞船事件后,日本不得已要加强对钓鱼岛的实际控制,罪魁祸首还是中国。
在齐一鸣看来,黑字还流和od这种东西,不能说日本没有帮忙,但也绝不能孤立地看。二战中日本对华造成的巨大伤害,战后没有赔一分钱,而中国和西欧国家的底子可是不一样的,傻子都能想出来如果没有中日战争,中国也不至于绝对的在解放前一穷二白。所以oda实际上不能仅仅以政府间贷款援助来衡量评价的。再者,黑字还流字面意思就是财政盈余用于对他国贷款,实际上这种债权行为也是有利可图的。广场协议之后,日元急剧上升,再加上日本缺少大规模宏观调控和政府投资的欲望,这笔钱压在手里什么都做不了,但如果用来平衡与中国的贸易顺差（日本顺差）,顺便增加利息,那自然是最好的情况。
强势经济的日本在八十年代基本上是逐年财政大额盈余,有人可能会说为什么不让政府拿去投资,对此齐一鸣只能呵呵一声了,政府投资很明显是凯恩斯学派的经济理论,在很多资本主义国家被视为洪水猛兽,中国人理所当然的思维放在国外反而是非主流。日本私有化还来不及,怎么可能扩大政府投资？增大公共福利投入倒是办法,但这个是没有经济回报性的,何况日本的福利建设早已有部署,增加投入实为不智。
中日的问题,基本上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状态,此时的日本仍处在上升期,虽然中国军力比同期强大百倍,但外在上中美日好似穿一条裤子的,日本对于中国并不是特别忧虑。广场协议后日本处于一种孤芳自赏和巨大的满足感之中,美国经济他们都不放在眼里了,现在对于刚起步的中国更是俯视状态。
至于奥野诚亮这样的右翼,日本从来都不缺,二战结束后美国为遏制苏联和红色阵营没有彻底清算日本,不仅天皇制度保留,战犯们甚至都可以堂而皇之地继续从政,然后战犯们的崽子们也继承了这些糟粕,继续犯脑残病。
著名文化学者本尼迪克特的名著《菊与剑》形容日本人：既好斗又和善,既尚武又爱美,既蛮横又文雅,既刻板又富有适应性,既顺从又不甘任人摆布,既忠诚不二又会背信弃义,既勇敢又胆怯,既保守又善于接受新事物。
这些复杂的双重性造成了日本文化中对是非观和公义观的缺乏,人们常言日本是强调耻感文化大于罪感文化的,二战的错误不在于对别人造成了巨大伤害,只是没有答应一样。这就像是一个强盗在抢劫过程中被逮捕了,不悔恨自己的过错,却悔恨自己跑得不快、肌肉不够大。
各种各样的思潮汇聚之下,就出现了一大批否认战争罪行,一味强调战争中的日本人是为国家效忠的神经病。他们并不是真的没有一点是非观的概念,而是他们自己也没办法把这个东西说圆,于是就很强硬地否认历史史实,并且玩避重就轻,歌颂那些为国捐躯的人。
他们不愿意提及在战争时期,是一部分人压迫另一部分人节衣缩食以致饿死,强迫或欺骗本国自己的妇女到前线去慰安,在硫磺岛无法战争后驱逐无辜的民众自杀殉国。不需要提那些法西斯分子对别国犯下的罪行,对自己国家犯下的罪行就足够反人类了,可有些人就是能一张口把这些事情全部忽略掉。
当日本人带有优越感地认为自己是东亚领导者和先进国家的时候,却不曾想过从中日国力强弱颠倒之后,日本所谓的强大一直都是建立在一种变态的基础上的。真正的日本崛起还是在美国扶植下的二战后。
已经不在齐一鸣身边工作的廖怀仁这次特地过来,接了上面的命令跟齐一鸣商讨一个处理方法。话说在对外问题上,齐一鸣的战略局略微有些像是日本平安时代的幕府,有点大事悉于此决的架势,倒是也就仅此而已了。
“上面的意思是要给日本一个不大不小的教训丨不能把事情搞僵了,但是也不能显得太软。”廖怀仁坐在沙发里喝着茶,他从齐一鸣这里去职以后,也算是一路平步青云了,原本情报工作也不搞了,真正向政治圈里发展了。
叶瑶子也是列席,她皱着好看的眉头,说道：“这不是个容易的事情啊,日本跟我们之前揉捏的那些小国不同,我们能够制衡日本的东西并不多。贸易往来上除了我国往那里出口农产品和少数原材料之外,日本工业制成品方面比较排外,所以我国在欧美行销的产品,在日本表现不佳。能源上我国也不是他们的主要出口国。我想也就是航线上能做一做文章了吧。”
中国先定南海,再定台湾,日本的主要航道马六甲海峡与台湾海峡全部被握在了中国或中国指使的南洋国手中,如果真的是战争状态,中国将这两条海峡一封,日本举国就要濒临崩溃。这也是为什么台湾被攻占后,日本强烈谴责中国的行为,甚至呼吁国际社会应该给中国压力,支持台湾自治。
这样的举动连美国都不支持,于是日本人喊了一两个月应者寥寥,自己也就灰溜溜地不谈这个问题了。此时,也不知道是不是有中国刺激的因素在,右翼分子又在历史问题上乱放枪。
齐一鸣摇摇头道：“无非就是增加重要航道上的登临检查之类,实质会有些影响,但对于我们自己的形象伤害更严重,我们正力求复关,并打造自由开放的红色市场,这上面动了心思,造成了隐性成本可能会更大。”
廖怀仁也点头说道：“没错,我们现在还不到跟日本翻脸的时候,日本现在虽然对于我国的产品需求不彰,但随着日本经济环境的变化,劳动成本、社会福利以及汇率影响,早晚都会成为我们的一大出口市场的,这时候就把日本得罪光,不是很聪明。再者我们还拿着日本几千亿日元的od伲,国家需要发展,这笔钱我们不能这样拒之门外。”
齐一鸣瞧了廖怀仁一眼,这家伙倒是典型的实用主义者,计算好处比计算面子更多一些。
“其实,要说对付那个右翼分子不负责任的言论,并不是需要用太过激烈的手段的。外交管道上,我们连续三天开外交部新闻发布会,谴责右翼分子,这样的力度已经算是惊人。现时美国对日本还是有一定钳制作用的,日本国内的左翼和中间派也对这样的言论比较反感,我们与其想怎么反击,不如想一想怎么样好好教化人民,勿忘国耻,奋勇拼搏。”
叶瑶子赞同道：“这个提法好,国内确实对于历史教育上粗枝大叶的比较多,细节比较少,人们对于历史的了解和认识都比较缺乏。”
“所以,一方面是我们自己要加强历史教育,抗日战争纪念馆、九一八纪念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这类的硬件设施一定要跟上,这方面我可以投入一些。再者就是软件上的教育,我们的文化舆论阵地上,一方面要多整理资料,并且让公众接触得到,另一方面学校的教育,也要尽可能贴近史实,更需要让学生们产生思辨精神,增加自己对历史的见解。让孩子们知道为什么我们会被日本侵略,日本人为什么要侵略我们,怎样才能防止历史重演等等。”
廖怀仁拍手道：“润物无声,这一招虽然看上去不怎么响亮,但是却是最为石破天惊,不错。”
齐一鸣又笑了笑说：“文艺作品上也需要多着墨此类题材,咱们很多老电影都极经典,要继承这些传统,继续创新出新的这类作品。我看,投资一部《南京大屠杀》一类的电影,面向公众,就很有惩戒宣导效果。”
此时文化领域因为没有受到风波影响,gd总局自然还没有后世那样奇葩和严格地审查制度,这主要也跟文化产品比较稀少有关。后世抗日神剧频出一个关键温床就是官方的审查和限制,这会儿没这些玩意儿,齐一鸣也不担心再受一次后世那种挑战人类智商极限的煎熬。他也比较支持多投入、多思考搞文化产业,中国人不是没有才华,如果一面被条条框框挡着,一面还自己想迎合低俗趣味,想要赚钱素质滥造,自然不可能搞出好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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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字还流是一件比较复杂的事情,很多日本人怒斥中国人的不讲情面,日本提供了中国发展重要的资金,中国却在力强之后找日本麻烦。当然逻辑不是这么简单的,中国和日本的逻辑基本上凑不到一起去,如22之后的中日东海争端,中国认为是日本国有化钓鱼岛导致的,日本却认为是210中日钓鱼岛撞船事件后,日本不得已要加强对钓鱼岛的实际控制,罪魁祸首还是中国。
在齐一鸣看来,黑字还流和od这种东西,不能说日本没有帮忙,但也绝不能孤立地看。二战中日本对华造成的巨大伤害,战后没有赔一分钱,而中国和西欧国家的底子可是不一样的,傻子都能想出来如果没有中日战争,中国也不至于绝对的在解放前一穷二白。所以oda实际上不能仅仅以政府间贷款援助来衡量评价的。再者,黑字还流字面意思就是财政盈余用于对他国贷款,实际上这种债权行为也是有利可图的。广场协议之后,日元急剧上升,再加上日本缺少大规模宏观调控和政府投资的欲望,这笔钱压在手里什么都做不了,但如果用来平衡与中国的贸易顺差（日本顺差）,顺便增加利息,那自然是最好的情况。
强势经济的日本在八十年代基本上是逐年财政大额盈余,有人可能会说为什么不让政府拿去投资,对此齐一鸣只能呵呵一声了,政府投资很明显是凯恩斯学派的经济理论,在很多资本主义国家被视为洪水猛兽,中国人理所当然的思维放在国外反而是非主流。日本私有化还来不及,怎么可能扩大政府投资？增大公共福利投入倒是办法,但这个是没有经济回报性的,何况日本的福利建设早已有部署,增加投入实为不智。
中日的问题,基本上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状态,此时的日本仍处在上升期,虽然中国军力比同期强大百倍,但外在上中美日好似穿一条裤子的,日本对于中国并不是特别忧虑。广场协议后日本处于一种孤芳自赏和巨大的满足感之中,美国经济他们都不放在眼里了,现在对于刚起步的中国更是俯视状态。
至于奥野诚亮这样的右翼,日本从来都不缺,二战结束后美国为遏制苏联和红色阵营没有彻底清算日本,不仅天皇制度保留,战犯们甚至都可以堂而皇之地继续从政,然后战犯们的崽子们也继承了这些糟粕,继续犯脑残病。
著名文化学者本尼迪克特的名著《菊与剑》形容日本人：既好斗又和善,既尚武又爱美,既蛮横又文雅,既刻板又富有适应性,既顺从又不甘任人摆布,既忠诚不二又会背信弃义,既勇敢又胆怯,既保守又善于接受新事物。
这些复杂的双重性造成了日本文化中对是非观和公义观的缺乏,人们常言日本是强调耻感文化大于罪感文化的,二战的错误不在于对别人造成了巨大伤害,只是没有答应一样。这就像是一个强盗在抢劫过程中被逮捕了,不悔恨自己的过错,却悔恨自己跑得不快、肌肉不够大。
各种各样的思潮汇聚之下,就出现了一大批否认战争罪行,一味强调战争中的日本人是为国家效忠的神经病。他们并不是真的没有一点是非观的概念,而是他们自己也没办法把这个东西说圆,于是就很强硬地否认历史史实,并且玩避重就轻,歌颂那些为国捐躯的人。
他们不愿意提及在战争时期,是一部分人压迫另一部分人节衣缩食以致饿死,强迫或欺骗本国自己的妇女到前线去慰安,在硫磺岛无法战争后驱逐无辜的民众自杀殉国。不需要提那些法西斯分子对别国犯下的罪行,对自己国家犯下的罪行就足够反人类了,可有些人就是能一张口把这些事情全部忽略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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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不在齐一鸣身边工作的廖怀仁这次特地过来,接了上面的命令跟齐一鸣商讨一个处理方法。话说在对外问题上,齐一鸣的战略局略微有些像是日本平安时代的幕府,有点大事悉于此决的架势,倒是也就仅此而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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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瑶子也是列席,她皱着好看的眉头,说道：“这不是个容易的事情啊,日本跟我们之前揉捏的那些小国不同,我们能够制衡日本的东西并不多。贸易往来上除了我国往那里出口农产品和少数原材料之外,日本工业制成品方面比较排外,所以我国在欧美行销的产品,在日本表现不佳。能源上我国也不是他们的主要出口国。我想也就是航线上能做一做文章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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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瑶子赞同道：“这个提法好,国内确实对于历史教育上粗枝大叶的比较多,细节比较少,人们对于历史的了解和认识都比较缺乏。”
“所以,一方面是我们自己要加强历史教育,抗日战争纪念馆、九一八纪念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这类的硬件设施一定要跟上,这方面我可以投入一些。再者就是软件上的教育,我们的文化舆论阵地上,一方面要多整理资料,并且让公众接触得到,另一方面学校的教育,也要尽可能贴近史实,更需要让学生们产生思辨精神,增加自己对历史的见解。让孩子们知道为什么我们会被日本侵略,日本人为什么要侵略我们,怎样才能防止历史重演等等。”
廖怀仁拍手道：“润物无声,这一招虽然看上去不怎么响亮,但是却是最为石破天惊,不错。”
齐一鸣又笑了笑说：“文艺作品上也需要多着墨此类题材,咱们很多老电影都极经典,要继承这些传统,继续创新出新的这类作品。我看,投资一部《南京大屠杀》一类的电影,面向公众,就很有惩戒宣导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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