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平凡的生活中，平凡的人们过着平凡无奇的生活，也不知道什么是国家危机，也不知道在和谐平安的背后，有多少人为了这个和谐平安奔忙，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毎一个和谐的阳光的早晨，许多人却为这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以生命作为代价。就以自已而言，我不知道世界发生了什么，也不想知道，当然也不知道在寻找“备用系统”的那一个夜里，我的父亲黄卫国差不多到了油尽灯枯的地步。
作为特别工作的专家，我的父亲在符号学的领域里算是个天才。我的父亲知道系统的危机意味着什么！所谓情报，就是从万千泥沙中找到那一粒隐藏的沙，或者说就是从三千大川中找到那一粒隐藏的水。调查部的工作，其实就是一个平衡世界的工作。把握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国家根据情报对世界每时每刻的变作出判断和对策，因此所谓特工就是指特别的不同寻常的工作，并非是电影中的那种追杀。当然，行动局对那些危害国家安全的人也会釆取必要的措施，但那仅仅只是特别工作的一个部份。因此中央调查部充当的角色也就是国家卫士。比如美国、日本、包括以色列等都拥有遍及全球的情报系统。随着觎望西的失联，许多同志遭遇灭顶之灾，中国科学家在美国遭遇逮捕，反证我们的内部一定出现了变节者，不管是否和觎望西有关联，觎望西的失联都是一个严重到无法估量的事情，如果不能及时找到和启用“备用系统”，真不知道事态的漫延和严重到那一步。
在云南红河充满诗意的山路上，我追上了阿玥说，你是我的引路人，你跑不见了，我去那里？
阿玥说:“你爱去那里去那里？”
我对阿玥说:“真生气了？”
阿玥说：“我才不会生气，我凭什么生你的气？你是我什么人？我们什么关系都没有。”
我对阿玥说：“说说你们奕车人吧。一会儿是土司，一会儿是马帮，你们怎么会是哈尼族的支系？可你们的性格和哈尼族又完全的不同。为什么你们只有两三万人？你一个奕车女孩子连汉语都不会，却能懂许多国家的语言，是不是你们奕车人对语言的领悟和学习有特别的天赋？”
阿玥对我说:“那来这么多的问题？这不奇怪。我们祖祖辈辈确实是地方上的土司，同时也是做生意的跑马帮的生意人，如若不是做生意，那里有钱修大房子，没有钱当然也做不了土司。我的爷爷在东南亚有许多的女人。后来我的阿爸突然被缅甸的黑帮追杀。我的阿爸就跑回到老家避难。当年虽然到处都在搞什么阶级斗争，必竟这地方偏远，也没有人在意我阿爸是什么人。那时候，许多在东南亚的马帮商人是不敢回来的。我们家不是一直支持革命吗？所以没有人为难我们。接下来就是有单位找我阿爸，说我阿爸熟悉东南亚，还是应该做生意，并负责团结东南亚的华人商人。我阿爸于是又开始了他的生意。我是在迤萨出生的，五岁的时候就去了缅甸。”
我开玩笑地对阿玥说:“找你们家的是什么单位？你爷爷和阿爸不会是传说中的特工吧？”
阿玥狠狠地看了我一眼说:“这些话在这山里说说就随风散了，绝对不能乱说的。”
其实我这样说，也是一种对事物或是对人的直觉的判断。因为这个世界有太多事情都是无法言说了。我就不知道在北京我的爷爷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只知道他是一个“老革命”，只知道他的警卫人员是军人，仅仅知道他的单位是一个什么“零信厢”。单位在什么地方，连家里人都不知道。所以我的爷爷到底是做什么工作，我只能去猜测，去想象。在填个人简历社会关系一栏的时候，就填一个“群众”，就完了。在文化大革命的期间，我的爷爷就被打成反苦命，被说成是国民党特务。在我的印象中，我的爷爷有一次被抓走后，就再也没有回来。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组织上为我的爷爷平反昭雪，说我的爷爷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为国家和民族的独立作出了不息的努力。但我的爷爷再也没有回到家中。并且关于我爷爷是怎么死的一直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也就是说组织上认定我的爷爷是死了，可生不见人，死不见尸。这都不说了，我的父亲母亲还是在这样一个单位工作，“零信厢”。所以我们虽然是一家人，他们对我来说仿佛完全是陌生的，仅仅只是一个血缘上的符号，是我的父亲母亲。可我对他们完全没有了解，了解不了，不想了解。他们和我爷爷的区别仅仅只是回到家穿便服，出门就换上军装。记得在学校填写个人简历的时候，零信厢都不能填了，只能填某某化工厂工人。我曾经去这个工厂找过我的父亲母亲，可这个工厂根本没有他们的存在。我还在初中二年级的时候，因为期末考试全班倒数第一，被老师骂了一次。老师对我说:“黄子衿同学，你到底有没有父亲母亲？”
我对老师说:“当然有。”
老师说:“家访找不到人，联系厂里说出差了。你父亲母亲到底是不是研究原子弹的？”
我告诉老师说:“老师猜对了，研究原子弹的。”
老师说:“你看你的这点智商，你母亲可能是研究原子弹的吗？你要再考一次全班倒数第一，我就把你就转到其它班上去。”
我对老师说:“我不考倒数第一难道就没有人考倒数第一吗？总有一个人要考倒数第一。”
老师气急地说:“你怎么一点自尊心都没有。你还敢说你妈妈是研究原子弹的，你难道就不怕被人笑话？”
我对老师说:“难道一个研究原子弹的母亲就不可以生一个考倒数第一的孩子吗？”
老师说:“你不用狡辩，你看叶赫娜，为什么全班第一，人家的妈妈是外交官”。
我对老师说:“老师你这是欺负我们工人阶级家庭的孩子”。
老师说:“你不要跟我上纲上线，我还不是为你好”。
这时，我的母亲走了进来，来到老师的面前恭敬地对老师说:“老师好，是我这个做妈妈的没有管好孩子，给老师添麻烦了，我回去一定让他长长记性”。
老师对我母亲说:“我们班的叶赫娜的妈妈是外交官，给孩子树立了很好的榜样，所以这个孩子特别听话，一看就知道长大是要成大器的的。当然，工人家庭的孩子也是可以成才的。我希望黄子衿妈妈配合配合我们学校，教育孩子不仅仅是学校的事情。黄子衿妈妈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的母亲仍然恭敬地对老师说:“是是是，是我这个妈妈没有尽到责任”。对我说:“还不跟老师立个保证”。
我对老师说:“如果再考不上正数第一，那我争取一个倒数第二”。
老师对我的母亲说:“孩子的父亲是做什么的，这孩子怎么这样”。
我的母亲对老师恭敬地说:“他爸爸嘛，工人阶级工人阶级，不过他一定可以把孩子管好的”。
老师说:“但愿如此啊。你们去吧”。
在回家的路上，妈妈一句话都没有说。自己的孩子考试全班倒数第一，又被老师教育了半天，肯定是伤自尊的事。在夜晚的灯光下，我看见妈妈居然有了一些白头发。
我小声对母亲说:“妈妈，我能考第一，只不过是我不想考。
母亲摸着我的头说:“是爸爸妈妈不好，妈妈没有责怪你。妈妈知道，你和爸爸妈妈有一种陌生感，这不奇怪。因为爸爸妈妈有爸爸妈妈工作的特殊性。你长大后自然会懂得的。但爸爸妈妈永远都是你的爸爸妈妈这点是不会改变的”。
我对母亲说:“我不想知道你们的特殊性，我也不想懂得。爸爸妈妈爱我就足够了”。
终于有一次我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叶赫娜爱在同学面前卖弄她妈妈从资本主义带回来的香水，还爱说她妈妈是什么局级干部。有一次我在电视上看见了我的爸爸，爸爸虽然戴着墨镜，穿着军装，但我还是认出来了。我父亲在电视上的身份是中国派出在中东地区的临时军事观察员。我看见我父亲的军衔是少将军衔。我觉得我有些猜到父亲的身份了。少年时代的生活许多都是想像。现在我能理解阿玥家庭的复杂，我们看到的世界永远只是这个世界的表面。这也让我更能理解红河这块土地，因为厚重，因为历史，所以它出自灵魂的歌唱才会不同凡响。
作为特别工作的专家，我的父亲在符号学的领域里算是个天才。我的父亲知道系统的危机意味着什么！所谓情报，就是从万千泥沙中找到那一粒隐藏的沙，或者说就是从三千大川中找到那一粒隐藏的水。调查部的工作，其实就是一个平衡世界的工作。把握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国家根据情报对世界每时每刻的变作出判断和对策，因此所谓特工就是指特别的不同寻常的工作，并非是电影中的那种追杀。当然，行动局对那些危害国家安全的人也会釆取必要的措施，但那仅仅只是特别工作的一个部份。因此中央调查部充当的角色也就是国家卫士。比如美国、日本、包括以色列等都拥有遍及全球的情报系统。随着觎望西的失联，许多同志遭遇灭顶之灾，中国科学家在美国遭遇逮捕，反证我们的内部一定出现了变节者，不管是否和觎望西有关联，觎望西的失联都是一个严重到无法估量的事情，如果不能及时找到和启用“备用系统”，真不知道事态的漫延和严重到那一步。
在云南红河充满诗意的山路上，我追上了阿玥说，你是我的引路人，你跑不见了，我去那里？
阿玥说:“你爱去那里去那里？”
我对阿玥说:“真生气了？”
阿玥说：“我才不会生气，我凭什么生你的气？你是我什么人？我们什么关系都没有。”
我对阿玥说：“说说你们奕车人吧。一会儿是土司，一会儿是马帮，你们怎么会是哈尼族的支系？可你们的性格和哈尼族又完全的不同。为什么你们只有两三万人？你一个奕车女孩子连汉语都不会，却能懂许多国家的语言，是不是你们奕车人对语言的领悟和学习有特别的天赋？”
阿玥对我说:“那来这么多的问题？这不奇怪。我们祖祖辈辈确实是地方上的土司，同时也是做生意的跑马帮的生意人，如若不是做生意，那里有钱修大房子，没有钱当然也做不了土司。我的爷爷在东南亚有许多的女人。后来我的阿爸突然被缅甸的黑帮追杀。我的阿爸就跑回到老家避难。当年虽然到处都在搞什么阶级斗争，必竟这地方偏远，也没有人在意我阿爸是什么人。那时候，许多在东南亚的马帮商人是不敢回来的。我们家不是一直支持革命吗？所以没有人为难我们。接下来就是有单位找我阿爸，说我阿爸熟悉东南亚，还是应该做生意，并负责团结东南亚的华人商人。我阿爸于是又开始了他的生意。我是在迤萨出生的，五岁的时候就去了缅甸。”
我开玩笑地对阿玥说:“找你们家的是什么单位？你爷爷和阿爸不会是传说中的特工吧？”
阿玥狠狠地看了我一眼说:“这些话在这山里说说就随风散了，绝对不能乱说的。”
其实我这样说，也是一种对事物或是对人的直觉的判断。因为这个世界有太多事情都是无法言说了。我就不知道在北京我的爷爷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只知道他是一个“老革命”，只知道他的警卫人员是军人，仅仅知道他的单位是一个什么“零信厢”。单位在什么地方，连家里人都不知道。所以我的爷爷到底是做什么工作，我只能去猜测，去想象。在填个人简历社会关系一栏的时候，就填一个“群众”，就完了。在文化大革命的期间，我的爷爷就被打成反苦命，被说成是国民党特务。在我的印象中，我的爷爷有一次被抓走后，就再也没有回来。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组织上为我的爷爷平反昭雪，说我的爷爷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为国家和民族的独立作出了不息的努力。但我的爷爷再也没有回到家中。并且关于我爷爷是怎么死的一直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也就是说组织上认定我的爷爷是死了，可生不见人，死不见尸。这都不说了，我的父亲母亲还是在这样一个单位工作，“零信厢”。所以我们虽然是一家人，他们对我来说仿佛完全是陌生的，仅仅只是一个血缘上的符号，是我的父亲母亲。可我对他们完全没有了解，了解不了，不想了解。他们和我爷爷的区别仅仅只是回到家穿便服，出门就换上军装。记得在学校填写个人简历的时候，零信厢都不能填了，只能填某某化工厂工人。我曾经去这个工厂找过我的父亲母亲，可这个工厂根本没有他们的存在。我还在初中二年级的时候，因为期末考试全班倒数第一，被老师骂了一次。老师对我说:“黄子衿同学，你到底有没有父亲母亲？”
我对老师说:“当然有。”
老师说:“家访找不到人，联系厂里说出差了。你父亲母亲到底是不是研究原子弹的？”
我告诉老师说:“老师猜对了，研究原子弹的。”
老师说:“你看你的这点智商，你母亲可能是研究原子弹的吗？你要再考一次全班倒数第一，我就把你就转到其它班上去。”
我对老师说:“我不考倒数第一难道就没有人考倒数第一吗？总有一个人要考倒数第一。”
老师气急地说:“你怎么一点自尊心都没有。你还敢说你妈妈是研究原子弹的，你难道就不怕被人笑话？”
我对老师说:“难道一个研究原子弹的母亲就不可以生一个考倒数第一的孩子吗？”
老师说:“你不用狡辩，你看叶赫娜，为什么全班第一，人家的妈妈是外交官”。
我对老师说:“老师你这是欺负我们工人阶级家庭的孩子”。
老师说:“你不要跟我上纲上线，我还不是为你好”。
这时，我的母亲走了进来，来到老师的面前恭敬地对老师说:“老师好，是我这个做妈妈的没有管好孩子，给老师添麻烦了，我回去一定让他长长记性”。
老师对我母亲说:“我们班的叶赫娜的妈妈是外交官，给孩子树立了很好的榜样，所以这个孩子特别听话，一看就知道长大是要成大器的的。当然，工人家庭的孩子也是可以成才的。我希望黄子衿妈妈配合配合我们学校，教育孩子不仅仅是学校的事情。黄子衿妈妈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的母亲仍然恭敬地对老师说:“是是是，是我这个妈妈没有尽到责任”。对我说:“还不跟老师立个保证”。
我对老师说:“如果再考不上正数第一，那我争取一个倒数第二”。
老师对我的母亲说:“孩子的父亲是做什么的，这孩子怎么这样”。
我的母亲对老师恭敬地说:“他爸爸嘛，工人阶级工人阶级，不过他一定可以把孩子管好的”。
老师说:“但愿如此啊。你们去吧”。
在回家的路上，妈妈一句话都没有说。自己的孩子考试全班倒数第一，又被老师教育了半天，肯定是伤自尊的事。在夜晚的灯光下，我看见妈妈居然有了一些白头发。
我小声对母亲说:“妈妈，我能考第一，只不过是我不想考。
母亲摸着我的头说:“是爸爸妈妈不好，妈妈没有责怪你。妈妈知道，你和爸爸妈妈有一种陌生感，这不奇怪。因为爸爸妈妈有爸爸妈妈工作的特殊性。你长大后自然会懂得的。但爸爸妈妈永远都是你的爸爸妈妈这点是不会改变的”。
我对母亲说:“我不想知道你们的特殊性，我也不想懂得。爸爸妈妈爱我就足够了”。
终于有一次我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叶赫娜爱在同学面前卖弄她妈妈从资本主义带回来的香水，还爱说她妈妈是什么局级干部。有一次我在电视上看见了我的爸爸，爸爸虽然戴着墨镜，穿着军装，但我还是认出来了。我父亲在电视上的身份是中国派出在中东地区的临时军事观察员。我看见我父亲的军衔是少将军衔。我觉得我有些猜到父亲的身份了。少年时代的生活许多都是想像。现在我能理解阿玥家庭的复杂，我们看到的世界永远只是这个世界的表面。这也让我更能理解红河这块土地，因为厚重，因为历史，所以它出自灵魂的歌唱才会不同凡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