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他在这个时候插言,主要目的还不是因为刘洋说了什么“自发的、民间的”这个原因,触动了国内农业模式的根本问题,而是存心搅局。

    人在说话的时候,如果说的顺利,这个和人的大脑就会一直沿着这个模式思考下去,说出来的话也会越来越流利,条理越清晰。

    但是,如果在说的正顺畅的时候,突然被人打断的话,这个人的思维就会陷入停顿,再接着说的时候,一般就会和原来说的话搭不上界,或者说是似是而非。

    更何况,打断刘洋说话的人还是他这么一尊大神。这小子要是还能够说的顺溜,那可真是个奇迹。

    他哪知道,刘洋原本上学的时候就是学的社会管理专业,这个专业涉及的知识面相当的广泛,社会的、政治的、金融的等等方面,刘洋均有涉猎。

    再加上他到了湖陵县之后,面对着这样一个土地肥沃的农业高产贫困县,这些问题更是不知道琢磨了多少次了。

    为什么湖陵县的农业高产不增收?为什么农民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却得不到相应的回报?等等等等,刘洋一直都在思考。

    要想把湖陵县的经济搞起来,不注重农业发展是绝对不行的。

    今天赵振中询问的这个问题,恰好就是刘洋这段时间都在思索、探讨,渐至于成型的东西。只是现在湖陵县的条件还没有成熟,他只是停留在预想当中,还没有实施罢了。

    今天就算是赵振中不问,只要是机会合适,刘洋自己都会像这位大伯请教的。赵振中主动问起来,实在是骚到了刘洋的痒处,你现在不让他说都不行。

    “不,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你先听我说完……”刘洋这个时候好像已经我那个机了赵振中的身份似得,语气稍微一顿,又接着说道:“第三,是以色列模式的特点,实际就是高科技农业模式,以新加坡、香港、以色列为代表。几乎没什么耕地的以色列,靠科技种地的,因为成本高,所以要靠补贴生存,算是“补贴模式”。对我国实在没什么借鉴意义,这里我就不说了。

    “我重点要说的,我在农业生产方面存在着一些错误,而又基于这些错误的认识,导致我们出台了一系列错误的农业政策,延误了我们农业的发展。并且,这种情况至今没有得到纠正……”

    一个小县长,居然就敢当着大哥的面批评国家政策有错误?想想都觉得不可思议。

    听到这里,就连赵振邦都不由得为这小子捏了一把汗。

    心说你小子够胆啊,你这不光是在批评现一届的领导班子,只怕连我们家老爷子在位时候都扫进去了。

    无怪他一开始就强调说这是长辈和后辈之间的闲聊呢,原来这小子早就知道,他自己说的话太过骇人!

    为了提醒他口下“留情”,赵振邦起身,拿起了水壶,居然给刘洋倒了一杯水放在了面前的茶几上面。

    可谁知道,这小子居然说迷症了,根本就刹不住车。

    “谢谢!”刘洋伸手虚挡了一下,任凭赵振邦把茶杯放在面前,口中的声音不停,继续说道:“六十多年来,我国农业的生产关系经历了多次反复:农村最重要地生产资料――土地,从封建地主所有,转变为农民所有,然后又转变为国家(人民公社)所有,现在又回到农民集体手中(家庭联产承包)。而我国农业的发展,正是随着生产关系的这些‘反复’而‘反复’的。但是,无论如何千变万化,有一个事实一直没变:土地只有掌握在农民手中的时候,农业才会发展,反之亦然……”

    “问题是,马克思早就充分阐述了私有制的腐朽和万恶,预言其一定会被公有制代替,可为什么在我们的实践中,‘公有制的人民公社’反而不如‘私有制的联产承包’?是马克思错了,还是我们对马克思的理解错了?”

    “其实,真正的原因是我们对马克思倡导的‘公有制’一直存在一个认识上的误区,我们以为只有‘全民所有’才是公有制,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不把‘生产资料归劳动者所有’看成是马克思的公有制。甚至‘联产承包’明明是通过改变生产关系解放了生产力,我们却误以为是通过调整分配方案解放了生产力……”

    “除此之外,我们还出了哪些问题呢?”刘洋还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连赵振邦给他使眼色都没有看到。

    “一、我们的农业目前还是‘计划经济’的,但是却自以为是‘市场经济’了。充其量,我们的农业模式只能算得上是‘有计划的小农经济模式’。因为我国农业从根本上说是计划经济的,但生产方式是小农式的。问题是,我们至今不承认这个事实,导致我们出台的大多数政策不符合农业的实际。”

    “众所周知,一个行业是否市场化起码要满足三个条件,而且缺一不可:一是生产资料必须能够自由交易。比如,工厂的设备甚至工厂都应该能自由买卖;二是产品的价格由市场决定,国家还必须打击垄断市场价格的行为;三是生产者生产什么,应该由生产者决定,而不是由国家计划决定。”

    “可是,我国农业的实际情况却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耕地’是不能自由交易的;最主要的农产品(粮食)是国家定价的;国家严厉执行‘以粮为纲’的基本国策,70%以上的农田被国家指定为‘粮食主产区’只能种植粮食,甚至连玉米都不让种。连上海这样寸土寸金的地方,国家每年还向上海下达20亿斤粮食的生产计划。”

    “这样,问题就来了。如果一个不是市场经济的行业,你把它当成是市场经济的行业来对待,或者说生产是计划的,销售是市场的,就意味着政府只管生产不管销售,就意味着政府自己解除了自己应该在销售上承担的‘计划销售’的责任。所以,今天的农民恰恰是在销售上面临最大的困境。导致了粮食高产、丰产,却卖不上价去。有的人可能会说,粮食关系到国计民生,如果放开价格,就会导致一系列的问题发生。可是,为什么别的行业都能自主定价,偏偏农民不行?这样,吃亏的只是农民……

    听到这里,赵振邦的心尖子不由得就是一颤,从心而论,他觉得刘洋的话好像也有几分道理。但是,这种说法却又不能被他这种从小就听惯了“正统”理论的人所接受。

    看了看老大赵振中,发现大哥脸上的神情也有了一丝不很明显的变化,赵振邦的心就提到了嗓子眼儿。

    沉吟了一下,赵振中凝视着刘洋问道:“依照你这么说,你认为,农业的出路在哪里?”

    “高端化、组织化、城镇化。”刘洋毫不犹豫的回答道。

    高端化,这个很好理解。只不过这些年很多人断言,发展高端农产品对我国农业的发展缺乏普遍意义。因为他们认为,国人的生活水平还不高,对高端农产品的需求还十分有限。其实,对于一个农产品短缺的国家,农业的方向当然应该首先立足于产量,30年前我国这样做好说得过去。但对于一个农产品生产已经供过于求的国家,情况就不同了。

    我国只有3亿城市居民,即使按照年人均吃掉3000元农产品计算,全国的总消费也只有9000亿。表面上看这个数字不小,可是被10亿农村人口一平均, 人均就只剩900元了,去掉生产和流通成本,能够到农民手里不过三五百元而已。因此,即使农民能生产更多的农产品,但是城市消费的能力就这么大,购买力的 不足导致农民的收入是无法通过简单增产而增加的。

    除非扩大农产品的需求市场。而国内农产品的消费量短期内难以扩大,所以我们只能走高端化的国际市场。

    但是,高端农产品起码必须是安全的,所以我们的高端农产品进不了国际市场,毒奶粉,毒饺子等等不安全食品的出现,是我们的产品难以进入国际市场的首要原因。

    另外一点,其实早就有人明白生产高端农产品能够增收的道理。为什么我们的农民们还无法富裕?除了上面讲的安全机制有缺陷以外,还有一项更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农业生产方式或者叫农业生产组织形式太落后了。

    东瀛岛国的农业生产方式,导致农产品的流通利润也在农民手里。而我们的生产方式决定了我们的农产品利润在流通环节,不在农民手里,所以农民就难以富裕。如果由政府出面组织农民的产品直接进超市,农民的收入起码能提高几倍、几十倍。

    人是社会性动物,适合集中居住。所以,城市化才是人类文明的标志。城市化能节约耕地,节约能源,增加就业。城市化才能实现低炭而高质量的生活。所以,人类生活的方向应该在城市。

    毕竟农村生活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和污染是城市的数倍甚至数百倍。尤其是太多的农村人口住在根本不应该住人的地方,这才会有玉树、汶川、舟曲这样的悲剧不断重演。

    要停止城市化进程而去发展农村,本身就不是科学的发展观。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最主要的成就莫过于我们的城镇化进程。我们已经是工业国家了。因为我们的工业gdp已经大大超过农业gdp。估计今年农业gdp占总gdp的比例可能连10%都不到,从事农业的人口也已经只占全国总人口的20%都不到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又为什么要发展“新农村”?

    分散居住,仅仅道路就不知道要浪费多少耕地。村村通路就起码要花费几万亿,组、村之间也通路起码得花上百万亿,我们根本没那么多的资金!

    而且,建新路又要占用大量耕地。退一万步说,即使道路也有了,新农村也建成了,可农村人口中,大部分的人都去了城市打工,建设好的新农村给谁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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