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候火车开始检票了，刘云龙领着他的弟兄们把我们送上车，安排好座位后才下车走了。
车厢里乱哄哄的一片，孩子哭、女人叫，伤兵们连哼哼带骂，把你闹得昏头涨脑。好不容易火车才在一声鸣笛中开了车，车厢里这才稍微安静了下来。
我们三个坐在一排椅子上，对面坐着四个难民摸样的人：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还没有到冬天却过早地戴了一顶棉毡疙瘩帽。车厢里人多，有些热，他顺脸淌汗可就是不摘帽子，我寻思他这帽子里八成是有钱之类的东西。靠窗户坐着一位二十多岁的妇女，怀里抱着个吃奶孩子，中间还坐着一个三四岁的小姑娘。看他们穿着破衣烂襟和打满补丁包孩子的小夹被，不用问就知道这是一家难民。
火车启动后，妇女开始奶孩子。小的可能吃不到奶水，小的吃了几口把头一扭“哇哇”地哭了起来。大的一看小的哭，也跟着哭了起来。老头愣巴愣眼地瞅着她们，妇女一边哄着孩子，一边用眼睛溜着我们，满脸不好意思的神色。
马瑞芳人长得大心也大，上车后脑袋往窗户上一搭拉呼呼地睡了起来，你妈闭着眼睛眯着，只有我睁着眼睛瞅着东西。
过了一会，这两个小孩的哭声还不止，而且像比赛似的越来声越高。妇女哭丧着脸打了那个丫头两巴掌，这一下小丫头哭得更厉害了。你妈眉头直皱，嘴里出“啧啧”的声音。
我问妇女：“这俩孩子咋这么哭呢，是不有点毛病？”
妇女本来就泪汪汪的眼睛落下了泪，抽泣着说：“已经两天两宿水米没搭牙，我这奶也没有了。”
你妈这时睁开了眼睛问：“你也是，咋不给孩子买点吃的？”
“哪有钱呐！我们坐车都没起票，是从站台边进来的，等一会查票还不知咋整？”
“你们是哪的，到哪去呀？”
“我家是九台其塔木的。男人叫中央军抓了壮丁，大上个月打仗死了，家里的房子也被炮崩塌了。这天气冷了，我们连个窝都没有。又偏赶上我这哑巴公爹得了脑疮，实在没有办法，我寻思回娘家吧。”
“你娘家在哪里？”
“我娘家在沈阳的八里堡，挺长时间没有信了，也不知道现在咋样？”
正在这时，那个老头可能是脑袋刺挠得不行了，摘下了帽子用手挠了起来。那臭味扑鼻而来，你妈急忙捂上了鼻子。我往他的脑袋上一瞅，只见他的头已经掉光，血渍糊拉地淌着血水，帽子里垫的手巾已经湿呼呼的了。妇女赶忙用手比量了一下鼻子又指呼指呼我们，老头苦笑着把帽子戴到了头上。
这时候，妇女怀里的孩子嗓子已经哭哑了，大一点的孩子歪着头睡着了。
妇女说：“我这活着真不如死了。”
我瞅了瞅你妈，你妈说：“你瞅我干啥，咱不是有吃的吗？拿出来给他们吃点。”
我一听急忙弯腰从椅子下拽出刘云龙送给我们的包，打开一看，里边全是麻花、烧饼和蛋糕。那个小姑娘闻到了香味，睁开眼睛眼巴眼望地瞅着包里的东西，小嘴直咔巴。
我从包里拿出了四根麻花、几个烧饼递给那个妇女。你妈嘴里“啧”了一声说：“拿那么几个够干啥，都给他们吧！”
当我把包递给那妇女的时候，她哽咽着说：“好人哪，谢谢你们啦！”然后给老头和丫头一人一根麻花，自己拿块蛋糕，嚼着喂孩子。我心想这战乱的年头，穷人活得可真难啊！
这件事我倒没觉得怎么地，车厢里的人议论开了。有的说：“这个人可真有钱哪，一送就是一大包!”有的说：“这年头，这么好心人少啊！”
那个时候，在食品上这麻花、烧饼、杠头（类似面鱼的饼干）和槽子糕（蛋糕）就是最好的东西了。有钱人家的孩子逢年过节也能吃点，穷人家的孩子成年到辈也难得尝一块。这一大包的好东西，在人们的眼里那就了不得了，就连我们仨也没舍得买。
这件事一哄哄开可不得了啦，前后车厢不知从哪来了那么多的小孩，伸着小手眼巴巴地瞅着我们，有的看着小丫头吃麻花小嘴馋得直巴搭，哑巴老头看着手里剩下的一小节麻花，寻思寻思捌成三块递给了身边的小孩。
一个小男孩伸着小手畏畏缩缩对我说：“先生给我点吧。”这一下可坏了，这些小孩七嘴八舌说：“给点吧，先生！”看这些小孩眼巴眼望的样子，我连寻思都没寻思，从座底下拽出另一个包，打开后，这个一根麻花，那个一个烧饼，转眼功夫一包东西全分光了，没捞着的小孩还眼巴眼望地瞅着我。
这下子你妈可不干了：“你这个人缺心眼咋地，你全都给分了咱们吃啥呀？”我这才想起来，可不是咋地，留点自己吃呀，但这东西也要不回来了，只好瞅着你妈气鼓鼓的样子，坐在那里傻笑。你妈叹了口气说：“真拿你没办法！”我心想不怪她不愿意，我这脑瓜子一热怎么全给人家了？
火车过了几站开始检票了。那时的火车没有列车员，只有车长和警察。车长负责摆旗车，警察则是干列车员的活。两个警察进了车厢刚开始验票，那妇女着急忙慌地对你妈说：“麻烦你太太，帮我照看一下孩子。”你妈刚想问她“干啥去”，她起来就往车厢外走。刚上过道一个警察喊道：“你往哪走，老实呆着，验票了！”她无可奈何又坐了下来，瞅着那两个警察越来越近。
那时候火车上警察验票非常凶，对没票的人连打带骂，到站就把你撵下去。没票的旅客要想躲过这一关，只有给他们上点货。
妇女见到这种阵势知道自己躲不过去非常焦急，坐立不安。在警察快到了的时候跟我说：“先生，你们都是好心人，等一会帮我说说情，我这辈子也忘不了你们的大恩大德。”
我为难地瞅了瞅你妈，她说：“讲情倒行，但不知知道顶事不？”
说话的空，两个警察到了我们的跟前，看过票后，问哑巴老头：“你的票呢？”老头没吱声。
妇女说：“他是哑巴。”
“你们是一起的？”
她点了点头。
“把票拿出来看看？”
她低下头没吱声。
另一个警察有点不耐烦了说：“叫你拿票没听着咋地？”
妇女扑通一下跪了下来说：“老总，我们没钱起票。”
警察眼睛一瞪说：“没钱起票坐什么火车！起来，起来收拾东西赶快下车！”
“老总，你行个好吧，我这上有老，下有小叫我们下车咋走啊？”那个妇女哭着说。
“少跟我来这套，车上像你这样的有的是，我行好行得过来吗？”说着伸手就去拽那个妇女，哑巴老头一见“哇啦哇啦”地站了起来，用胳膊挡住那警察的手。
“你个老不死的，敢挡我的手？”回手就是一巴掌，正打在老头的耳朵上，打得老头一下摔到对面的座上。对面的人顺势一推，老头跌坐在过道上，棉帽子飞到一旁，露出了满脑袋血渍呼啦的大疮。
两个警察一见急忙用手捂住鼻子骂道：“真他妈丧气！”照老头又踢了一脚。
妇女跪在地上抱住他的腿说：“别打了老总，俺们下车还不行？”
我一看这也太有点过分了：“他们没钱，你不叫他们坐也就行了，值得这样吗？”
“你是干啥的？”
“我是坐车的。”
“坐车就好好的坐你的车，管什么闲事！你说她没钱，你没看茶几上摆的麻花、槽子糕？没钱能吃这东西吗！”
“那是我给的。”
“行啊，有好人哪？那好你好人做到底，你把他们的票补了吧！”然后问那个妇女，“你们上哪？”
“奉天。”
他冲我把手一伸说：“好吧，四个人的票，拿钱吧！”
“干啥四个人的票，那没满月的小孩也算哪？”
“有一个算一个，是人就算。”
“你这叫不讲理！”
“讲什么理呀，在车上我的话就是理，废话少说赶快拿钱！”
我们这一通吵吵，把马瑞芳吵醒了。她睁着眼睛一直没吱声，这回听明白了说：“喜山，你跟他吵吵啥，不就是补几张票吗？补几张咱给他钱。这车不就到营口吗？到了营口咱再跟他算帐。”
“唉呀，真没看出来，你这老娘们挺能唬啊，到了营口你能把我咋地？”
马瑞芳站了起来，把眼睛一瞪指着他说：“能咋地，我能叫人枪毙你！”她这话一出口，满车厢的人都站了起来瞅着她，那个警察也呆呆地瞅着她。
旁边的一个警察小声问我：“先生您几位是干啥的？”
我掏出了证件递给了他说：“我们是营口独九师的，她是我们副师长的太太。”又指着你妈，“这是她的妹妹，我的老婆。”
两个警察一听可真傻了！其实这事叫谁听着都害怕，在战乱的年头，一个军队的副师长要想枪毙一个小警察那还不是小菜一碟？
这时两个警察的态度一下子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点头哈腰说：“长官，太太，你们消消火！都怪小的眼拙，有眼不识泰山，您们大人大量，宰相肚里能行船，千万别跟小的一般见识。”
“他们的票呢？”
“不补啦！您说了算，愿坐哪坐哪。”
我一看他俩这副德行样这气也就消了说：“你俩忙去吧。”
他俩点头哈腰离开了这节车厢，剩下的半截车厢票也没验。
俩警察一出车厢，车里的人就议论开了。这个说：“这年头的警察和满洲国时一样，太恶！”那个说：“这警察狗子专能欺负老百姓，咋样，碰到硬茬瘪茄子了（老实）吧？”
妇女泪流满面瞅着我们不知说啥好，哑巴老头冲我伸出了大拇指。
这事刚一消停，马瑞芳急不可奈地问我：“咋地，你六哥又升啦？”
“没有啊！”
“他不是个副官吗，怎么成了副师长啦？”
我扒在她的耳边小声说：“不这么说，能唬住他们吗？”
“这事扯的。我还当真事呢！”
那时候的火车度慢，半夜时分我们才到了沈阳，看着妇女一家人下了车，这才觉得肚子饿了。
马瑞芳说：“刘什么龙拿那么些个吃的，拿出来吃呀，留着干啥？”
“吃啥呀，都叫他给人了！”
你妈把经过一学，马瑞芳笑得前仰后合：“给了就给了吧，值几个钱？我这有高排长家给拿的一百块大洋，买啥吃的没有！”
“这事咱咋不知道，这六嫂还留着心眼呢！”
我笑了笑没吱声。
列车在沈阳站停了足有两个钟头，我到站台上食品摊买了些锦州小菜、沟帮子烧鸡、麻花、杠头和热乎乎的包子。
回到车上后，你妈先声明：“你那份都给人了，这没你的份！”我也不管她说啥，只管闷着头吃，惹得满车厢的人哄堂大笑。
火车从沈阳开车后，一路没事，傍下午的时候我们消消停停地到了营口。下车后，赵杰带着警卫连的两辆汽车来接我们，见面就问我：“你们应该昨天就到啊，怎么今天才到？”我说在长春没起着票，晚了一天，然后把碰到刘云龙的事跟他一学。
他想了想说：“是有这么回事，我就看不惯咱们有些当官的拿士兵不当人。”
“高排长我擅自做主叫他在家多呆几天。”
“这是正常的，原来我也想叫他多呆几天，可怕你们着急。——你六嫂没出过门，这回给你们添累赘了吧？”
“累赘到没觉得，不过我六嫂惹了不少热闹事。”然后我把六嫂惹的事一学，把赵杰和其他的士兵都乐了够呛。
马瑞芳对赵杰说：“你老婆就这个土样，你要觉着丢脸，我就回去。”
“你又来啦，我啥时候嫌呼过你，怕丢脸还不叫你来了呢！”
唠了一通嗑后，我们坐车回到了各自的家。
车厢里乱哄哄的一片，孩子哭、女人叫，伤兵们连哼哼带骂，把你闹得昏头涨脑。好不容易火车才在一声鸣笛中开了车，车厢里这才稍微安静了下来。
我们三个坐在一排椅子上，对面坐着四个难民摸样的人：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还没有到冬天却过早地戴了一顶棉毡疙瘩帽。车厢里人多，有些热，他顺脸淌汗可就是不摘帽子，我寻思他这帽子里八成是有钱之类的东西。靠窗户坐着一位二十多岁的妇女，怀里抱着个吃奶孩子，中间还坐着一个三四岁的小姑娘。看他们穿着破衣烂襟和打满补丁包孩子的小夹被，不用问就知道这是一家难民。
火车启动后，妇女开始奶孩子。小的可能吃不到奶水，小的吃了几口把头一扭“哇哇”地哭了起来。大的一看小的哭，也跟着哭了起来。老头愣巴愣眼地瞅着她们，妇女一边哄着孩子，一边用眼睛溜着我们，满脸不好意思的神色。
马瑞芳人长得大心也大，上车后脑袋往窗户上一搭拉呼呼地睡了起来，你妈闭着眼睛眯着，只有我睁着眼睛瞅着东西。
过了一会，这两个小孩的哭声还不止，而且像比赛似的越来声越高。妇女哭丧着脸打了那个丫头两巴掌，这一下小丫头哭得更厉害了。你妈眉头直皱，嘴里出“啧啧”的声音。
我问妇女：“这俩孩子咋这么哭呢，是不有点毛病？”
妇女本来就泪汪汪的眼睛落下了泪，抽泣着说：“已经两天两宿水米没搭牙，我这奶也没有了。”
你妈这时睁开了眼睛问：“你也是，咋不给孩子买点吃的？”
“哪有钱呐！我们坐车都没起票，是从站台边进来的，等一会查票还不知咋整？”
“你们是哪的，到哪去呀？”
“我家是九台其塔木的。男人叫中央军抓了壮丁，大上个月打仗死了，家里的房子也被炮崩塌了。这天气冷了，我们连个窝都没有。又偏赶上我这哑巴公爹得了脑疮，实在没有办法，我寻思回娘家吧。”
“你娘家在哪里？”
“我娘家在沈阳的八里堡，挺长时间没有信了，也不知道现在咋样？”
正在这时，那个老头可能是脑袋刺挠得不行了，摘下了帽子用手挠了起来。那臭味扑鼻而来，你妈急忙捂上了鼻子。我往他的脑袋上一瞅，只见他的头已经掉光，血渍糊拉地淌着血水，帽子里垫的手巾已经湿呼呼的了。妇女赶忙用手比量了一下鼻子又指呼指呼我们，老头苦笑着把帽子戴到了头上。
这时候，妇女怀里的孩子嗓子已经哭哑了，大一点的孩子歪着头睡着了。
妇女说：“我这活着真不如死了。”
我瞅了瞅你妈，你妈说：“你瞅我干啥，咱不是有吃的吗？拿出来给他们吃点。”
我一听急忙弯腰从椅子下拽出刘云龙送给我们的包，打开一看，里边全是麻花、烧饼和蛋糕。那个小姑娘闻到了香味，睁开眼睛眼巴眼望地瞅着包里的东西，小嘴直咔巴。
我从包里拿出了四根麻花、几个烧饼递给那个妇女。你妈嘴里“啧”了一声说：“拿那么几个够干啥，都给他们吧！”
当我把包递给那妇女的时候，她哽咽着说：“好人哪，谢谢你们啦！”然后给老头和丫头一人一根麻花，自己拿块蛋糕，嚼着喂孩子。我心想这战乱的年头，穷人活得可真难啊！
这件事我倒没觉得怎么地，车厢里的人议论开了。有的说：“这个人可真有钱哪，一送就是一大包!”有的说：“这年头，这么好心人少啊！”
那个时候，在食品上这麻花、烧饼、杠头（类似面鱼的饼干）和槽子糕（蛋糕）就是最好的东西了。有钱人家的孩子逢年过节也能吃点，穷人家的孩子成年到辈也难得尝一块。这一大包的好东西，在人们的眼里那就了不得了，就连我们仨也没舍得买。
这件事一哄哄开可不得了啦，前后车厢不知从哪来了那么多的小孩，伸着小手眼巴巴地瞅着我们，有的看着小丫头吃麻花小嘴馋得直巴搭，哑巴老头看着手里剩下的一小节麻花，寻思寻思捌成三块递给了身边的小孩。
一个小男孩伸着小手畏畏缩缩对我说：“先生给我点吧。”这一下可坏了，这些小孩七嘴八舌说：“给点吧，先生！”看这些小孩眼巴眼望的样子，我连寻思都没寻思，从座底下拽出另一个包，打开后，这个一根麻花，那个一个烧饼，转眼功夫一包东西全分光了，没捞着的小孩还眼巴眼望地瞅着我。
这下子你妈可不干了：“你这个人缺心眼咋地，你全都给分了咱们吃啥呀？”我这才想起来，可不是咋地，留点自己吃呀，但这东西也要不回来了，只好瞅着你妈气鼓鼓的样子，坐在那里傻笑。你妈叹了口气说：“真拿你没办法！”我心想不怪她不愿意，我这脑瓜子一热怎么全给人家了？
火车过了几站开始检票了。那时的火车没有列车员，只有车长和警察。车长负责摆旗车，警察则是干列车员的活。两个警察进了车厢刚开始验票，那妇女着急忙慌地对你妈说：“麻烦你太太，帮我照看一下孩子。”你妈刚想问她“干啥去”，她起来就往车厢外走。刚上过道一个警察喊道：“你往哪走，老实呆着，验票了！”她无可奈何又坐了下来，瞅着那两个警察越来越近。
那时候火车上警察验票非常凶，对没票的人连打带骂，到站就把你撵下去。没票的旅客要想躲过这一关，只有给他们上点货。
妇女见到这种阵势知道自己躲不过去非常焦急，坐立不安。在警察快到了的时候跟我说：“先生，你们都是好心人，等一会帮我说说情，我这辈子也忘不了你们的大恩大德。”
我为难地瞅了瞅你妈，她说：“讲情倒行，但不知知道顶事不？”
说话的空，两个警察到了我们的跟前，看过票后，问哑巴老头：“你的票呢？”老头没吱声。
妇女说：“他是哑巴。”
“你们是一起的？”
她点了点头。
“把票拿出来看看？”
她低下头没吱声。
另一个警察有点不耐烦了说：“叫你拿票没听着咋地？”
妇女扑通一下跪了下来说：“老总，我们没钱起票。”
警察眼睛一瞪说：“没钱起票坐什么火车！起来，起来收拾东西赶快下车！”
“老总，你行个好吧，我这上有老，下有小叫我们下车咋走啊？”那个妇女哭着说。
“少跟我来这套，车上像你这样的有的是，我行好行得过来吗？”说着伸手就去拽那个妇女，哑巴老头一见“哇啦哇啦”地站了起来，用胳膊挡住那警察的手。
“你个老不死的，敢挡我的手？”回手就是一巴掌，正打在老头的耳朵上，打得老头一下摔到对面的座上。对面的人顺势一推，老头跌坐在过道上，棉帽子飞到一旁，露出了满脑袋血渍呼啦的大疮。
两个警察一见急忙用手捂住鼻子骂道：“真他妈丧气！”照老头又踢了一脚。
妇女跪在地上抱住他的腿说：“别打了老总，俺们下车还不行？”
我一看这也太有点过分了：“他们没钱，你不叫他们坐也就行了，值得这样吗？”
“你是干啥的？”
“我是坐车的。”
“坐车就好好的坐你的车，管什么闲事！你说她没钱，你没看茶几上摆的麻花、槽子糕？没钱能吃这东西吗！”
“那是我给的。”
“行啊，有好人哪？那好你好人做到底，你把他们的票补了吧！”然后问那个妇女，“你们上哪？”
“奉天。”
他冲我把手一伸说：“好吧，四个人的票，拿钱吧！”
“干啥四个人的票，那没满月的小孩也算哪？”
“有一个算一个，是人就算。”
“你这叫不讲理！”
“讲什么理呀，在车上我的话就是理，废话少说赶快拿钱！”
我们这一通吵吵，把马瑞芳吵醒了。她睁着眼睛一直没吱声，这回听明白了说：“喜山，你跟他吵吵啥，不就是补几张票吗？补几张咱给他钱。这车不就到营口吗？到了营口咱再跟他算帐。”
“唉呀，真没看出来，你这老娘们挺能唬啊，到了营口你能把我咋地？”
马瑞芳站了起来，把眼睛一瞪指着他说：“能咋地，我能叫人枪毙你！”她这话一出口，满车厢的人都站了起来瞅着她，那个警察也呆呆地瞅着她。
旁边的一个警察小声问我：“先生您几位是干啥的？”
我掏出了证件递给了他说：“我们是营口独九师的，她是我们副师长的太太。”又指着你妈，“这是她的妹妹，我的老婆。”
两个警察一听可真傻了！其实这事叫谁听着都害怕，在战乱的年头，一个军队的副师长要想枪毙一个小警察那还不是小菜一碟？
这时两个警察的态度一下子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点头哈腰说：“长官，太太，你们消消火！都怪小的眼拙，有眼不识泰山，您们大人大量，宰相肚里能行船，千万别跟小的一般见识。”
“他们的票呢？”
“不补啦！您说了算，愿坐哪坐哪。”
我一看他俩这副德行样这气也就消了说：“你俩忙去吧。”
他俩点头哈腰离开了这节车厢，剩下的半截车厢票也没验。
俩警察一出车厢，车里的人就议论开了。这个说：“这年头的警察和满洲国时一样，太恶！”那个说：“这警察狗子专能欺负老百姓，咋样，碰到硬茬瘪茄子了（老实）吧？”
妇女泪流满面瞅着我们不知说啥好，哑巴老头冲我伸出了大拇指。
这事刚一消停，马瑞芳急不可奈地问我：“咋地，你六哥又升啦？”
“没有啊！”
“他不是个副官吗，怎么成了副师长啦？”
我扒在她的耳边小声说：“不这么说，能唬住他们吗？”
“这事扯的。我还当真事呢！”
那时候的火车度慢，半夜时分我们才到了沈阳，看着妇女一家人下了车，这才觉得肚子饿了。
马瑞芳说：“刘什么龙拿那么些个吃的，拿出来吃呀，留着干啥？”
“吃啥呀，都叫他给人了！”
你妈把经过一学，马瑞芳笑得前仰后合：“给了就给了吧，值几个钱？我这有高排长家给拿的一百块大洋，买啥吃的没有！”
“这事咱咋不知道，这六嫂还留着心眼呢！”
我笑了笑没吱声。
列车在沈阳站停了足有两个钟头，我到站台上食品摊买了些锦州小菜、沟帮子烧鸡、麻花、杠头和热乎乎的包子。
回到车上后，你妈先声明：“你那份都给人了，这没你的份！”我也不管她说啥，只管闷着头吃，惹得满车厢的人哄堂大笑。
火车从沈阳开车后，一路没事，傍下午的时候我们消消停停地到了营口。下车后，赵杰带着警卫连的两辆汽车来接我们，见面就问我：“你们应该昨天就到啊，怎么今天才到？”我说在长春没起着票，晚了一天，然后把碰到刘云龙的事跟他一学。
他想了想说：“是有这么回事，我就看不惯咱们有些当官的拿士兵不当人。”
“高排长我擅自做主叫他在家多呆几天。”
“这是正常的，原来我也想叫他多呆几天，可怕你们着急。——你六嫂没出过门，这回给你们添累赘了吧？”
“累赘到没觉得，不过我六嫂惹了不少热闹事。”然后我把六嫂惹的事一学，把赵杰和其他的士兵都乐了够呛。
马瑞芳对赵杰说：“你老婆就这个土样，你要觉着丢脸，我就回去。”
“你又来啦，我啥时候嫌呼过你，怕丢脸还不叫你来了呢！”
唠了一通嗑后，我们坐车回到了各自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