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满洲国时官立小学的办公用费都是由政府拔款,学生只需交书本费就可以了。收书本费却是个闹心的事,很多穷人家的孩子到时候交不上,学校就得下去收。周校长说我会办事,就把这闹心的事交给了我。我心想这老校长可够猾的了,收书本费是件最麻烦的事,他图个清静,把这头疼的事叫我办。

    我到谭屯小学的那年春脖子的时候,天气有点旱。播种的时候一个来月没下雨。小苗出来后,又闹了一阵蝗虫,秋后庄稼减收过半。有钱的大户人家没觉得咋地,穷苦的佃农们日子就难过了。有很多人家一入冬就没吃的了,依靠借高利贷过日子。这样一来,这书本费可就难收了,有些人家还想让孩子退学。

    谭屯有一个叫赵小宝的学生,姐弟三个相继退学两个,只剩下他自己念书。这个小孩聪明伶俐,勤奋好学,是班里的优等生。

    我收书本费到了他家时,一进屋就被屋的情景惊呆了。他这个家比咱家还穷,低矮潮湿的两间破草房,后山墙往外咧出一尺多宽,用苞米棵子扎成的房门,破窗户上挂着破麻袋片。外屋地下有一口掉了半拉茬的水缸,南北炕灶上的两口大锅,一口有一条大纹,锅里啥也没有;一口盖着几块木板,上面盖着破麻袋片,锅里热气腾腾地散着苞米楂子饭的清香。

    里屋,灰布了乱(沾满了灰)的山墙上贴着一张变了色的财神爷画,正中的条炕上放着几个破瓦盆和掉了茬的大碗。南炕上零乱堆着几床露着棉花的破被,北炕堆着一小堆干苞米和几件破衣烂襟。

    赵小宝见我进屋后,冲我行了个礼,不好意思地说了声:“老师来啦。”然后用袖子擦擦炕沿说:“老师,俺家埋汰您别嫌乎,坐下吧。”看我坐到炕沿上后,他又转身跑了出去。

    过了一会,他领回来一对三十多岁的中年人跟我介绍说:“这是俺爹俺娘。”我仔细一端详,只见男的有点傻气,蓬松头上落满了灰土,鼻子窝里有几块黑呼呼的油渍,穿着一身已看不出什么颜色、上面打了几块麻袋片补丁的更生布裤挂,脚上趿拉着一双没有后跟的破布鞋,瞪着一双呆滞的眼睛,张着大嘴依在门框上瞅着我傻。那个中年妇女倒很利索,蓝花底小挂洗得干干净净,中等身材,削瘦的长脸上长着一双大眼睛。

    她进屋后笑呵呵地说:“王老师,你来了!你看我们这个破家呀咋整?俺家老爷们(丈夫)在大前年日本人来俺屯杀胡子时给吓傻了,这三个孩子全指望我种点地生活。您是来收书本费的吧,可您也看见啦,俺家这个样子,吃的都要断顿了,哪有钱交书本费呀!这两天俺寻思叫小宝退学吧,要不咋整?”

    “大嫂,你这话可就不对啦,再穷咱也得让孩子念书呀,不念书能有出息吗?咱这穷家的日子啥时能返过梢?”

    “王老师啊,话是这么说,这个理俺也明白。小宝又是个听话的孩子,功课也挺好,只怪他命不好,生在咱这穷家里,他姐姐给人家当了童养媳,他哥哥也早退了学,俺寻思死活把小宝供到头。可是现在家里的情景可真不行啦!”

    说完这番话,她掉下了眼泪,用袖子擦了擦,又苦笑了一下:“叫您见笑啦!”

    我瞅了瞅赵小宝,只见他可怜巴巴地依在北炕沿边,低着头用两只小脏手摆弄着衣襟。我这心里不免有一种酸痛酸痛的感觉,心想这样听话的好孩子,因为交不起书本费而退学真有点可惜啊!

    “大嫂啊,你家的情况我也看到了,我也是穷人家出来的孩子,知道这穷的滋味。这样吧,这个学期的书本费我给小宝垫上,你们啥时候有啥时候给我,没有就拉倒。”

    她急忙说:“王老师这可不行,俺怎么好意思叫你给垫上呢!”

    “这没啥,谁没有个为难的时候?”

    她两腿一弯就给我跪下了,哭着说:“你可真是好人,叫俺怎么报答您呢?”

    我急忙扶起了她。

    离开赵小宝的家,我心情沉重地回到了学校。把情况和周校长一学,他说:“这赵小宝家的学费最难收,我都打怵到他家去,还是你有办法啊!”

    我说:“老校长,你可别逗啦,这办法要老用,我就得扎脖!”

    这件事很快传遍了谭屯周边的大小村庄。很多交不上书本费的人家都来央求我,叫我给他家孩子垫上书本费。说句心里话,我倒都想给他们垫上,可我一个刚任教的穷教员,哪有那么多钱啊!实在挡不过我又垫了两个,结果那个月我连买肥皂的钱都没有了。

    俗话说“好心有好报”,我这一举动,别的没见到报什么。说媒的倒上来不少。我这时才想起来,二道河子糖房张爷家还搁着张瑞芳那个茬。这工作定了,我得给人家一个准话,于是我向周校长请了三天假赶往二道河子。

    傍晚时分,我赶到二道河子张爷的家。只见张爷家门楼“张记糖房”的招牌不见了,门口的两个大红灯笼也没有了。天刚黑张爷家的大门就上了栓,我心里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我使劲地敲了敲门,院里传来张爷有气无力的声音:“谁呀?”

    “是我,小王先生。”

    张爷“吱呀”一声把门开开,说道:“原来是你小子,你咋才来,我还以为你死了呢?”

    “张爷,今年糖房咋没开张呢?”

    “开啥张,俺家都让你坑死啦!”

    “张爷,这话咋能这么说。”

    “那咋说呀,你进屋,我得好好跟你算算账。”

    随张爷进了屋,老太太见我没吃饭便热了点现成的剩饭。我边吃边和张爷唠了起来。

    “你小子怎么一走就音讯全无,这养老女婿的事你得给我个准信啊!”

    “这工作不是刚安排好吗,转过头我就看你们来了。”

    “看啥,黄花菜都凉啦!”

    “咋地,出事啦?”

    “事倒没出啥事,上个月小丫头叫人娶走啦!”

    “你不是要招养老女婿吗?”

    “招啥养老女婿,现在招个爹。”

    “你详细讲讲咋回事呀。”

    “你走以后,不知哪个王八犊子跟县警察署的于副署长说俺家小丫头长得漂亮,现在还没婆家。这于署长的老婆刚死着忙续个弦,一听俺家小丫头是黄花大闺女,就托警察所的范所长保媒。这于署长已快五十的人了,俺家小丫头才十八,你说这不是糟净人么?我回话说小丫有对象啦是俺家原来的小管账先生。他回话说,爱谁谁,把日子定在上月末。我这个家你也知道没权没势能硬过人家么?小丫头哭得死去活来,你又没有个信。到日子叫他硬死活拉地娶走啦。这事说起来也不怨你,都是小丫头的命不好。丫头走啦,剩下我们俩,还干啥买卖呀?对付活着吧!”

    “可也行,您这姑爷是个署长,他将来能养活你们。”

    “唉呀,指他养活?人家早就散出风啦,说‘招什么养老女婿,我爹我妈还没养活着呢!我这回让他当个养女婿的丈人。’你说这是人说的话么?”

    “张爷,事已到了这地步,你就和他好好处吧。有为难啥的他能不管你吗!”

    “我就是死了也不带登他家门的!”

    第二天早上我告别了张爷家两口,临走的时候张爷拉着我的手说:“小子,亲事虽然没成,但咱爷俩处得不错,以后路过这儿,可想着到家串门。”

    “好,一定!”

    回到谭屯以后,晚上我一宿没睡着觉,这心里头总觉得不是个滋味。虽然我和张瑞芳没有什么太深的感情,但毕竟是相识一场,如果她找一个年岁相当的好人家,我这心里还好受些,可她找了一个和他爹年龄差不多的老头,我这心里总觉得酸酸的很内疚。

    可能是心情不好的关系,再加上我顶风冒雨地奔走了上百里地,第二天早上我就生病了,而且病得还不轻。饭一口吃不下去,浑身酸痛,滚烫滚烫的。做饭的胡大婶着了急:“这孩子怎么出了两天门就造成这个样子?”她给我找大夫,又是给我做好吃的,闲着的时候坐在我身旁,顶把给我换凉手巾敷额头。学校的学生听说我生病了,都到宿舍来看我。很多孩子从家里给我拿来粘豆包。赵小宝的妈妈现借了一碗白面,做了一碗面汤,用棉衣服包着给我送到了学校。

    在我有病的那几天,多亏了胡大婶的精心照料。同宿舍的郑老师见我天天高烧,害怕我得的是霍乱,吓得跑到老乡家去住了。周校长也害怕是这事,很少到宿舍来,并且对胡大婶说:“如果再不见好,得把他隔离起来。”他的想法我倒理解,因为学校还有六十多个孩子。

    过了三四天的时候,我的病好了起来。大夫说没啥大事,是急火攻心再加上感冒养几天就好了。

    谭屯小学在我去的时候建校就有十来年了,校舍由于一直没有维修,有些破烂不堪。门窗七扭八挣,房上的青瓦也坏了不少。阴天下雨外边下大雨,屋里下小雨。风雪天,屋内冷风嗖嗖,雪花飘飘。一个用洋铁桶做成的炉子,因为没有烧柴也时常断火。看到孩子们冻得嘶嘶哈哈的样子,我跟周校长说:“咱们能不能和上边反映反映,拔点经费修修校舍。现在这个样子,孩子们上学多遭罪?”

    “这事我和上边说过多少次啦,甚至县教育课我都去过三四次。人家说‘现在哪有钱修校舍,皇军在关内打得正紧,钱都被用作军费了,老师的工资都勉强维持’。”

    “那咱能不能自个想想招。”

    “咋想招,你挣几个钱?”

    “咱倒都没钱,我寻思和有钱人家合计合计,叫他们每户少出几个,咱这问题不也就解决了吗?”

    “这招我也想过,可你没看,这些有钱人一个个抠得一个子掰成两半花,他们能出这个血吗,要不你试试看?”

    第二天,我开始奔波在四外屯的有钱大户人家说明集资修校舍的好处。这些人家就像合计好了似的,异口同声地说:“修校舍我们倒乐意,看着孩子们上学遭罪我们这心也不好受,可这年头连饭都勉强吃上,我们哪有闲钱捐给学校啊?”跑了十多天的时间,我累没少挨,话没少说,结果一分钱没集着。周校长苦笑着说:“王老师,拉倒吧,别费那个劲啦,跑得再多咱也是白扯!”

    一九四三年底,舒兰县教育课为了考核小学的日语教学水平,在全县分片召开小学日语抽调会。法特地区的周边小学都到法特中心校参加抽调比赛。参赛的那一天,我和周校长带着两个精心挑选出来的学生来到考场。

    主考官是县教育课的两个日本课员。轮到谭屯小学的时候,我的两个学生就以纯正的口音和流利的对话惊动了在坐的老师。主考官连连点头说:“摇西,摇西。”然后问这两个学生是哪位老师教出来的,我站起来说:“是我的学生。”他们对中心校的赵校长说:“这个年轻老师很有水平,你要大大的提拔。”

    在这场比赛中,我们谭屯小学夺得了第一名。

    考试结束后,周校长可高了兴。说:“这风头,咱们学校还是第一次出,今天晌午我请你们三位功臣撮一顿。”这一次是老校长有生以来第一次请老师和学生吃饭,吃的是苞米面大煎饼,每人一碗豆腐脑外加一盘豆芽凉菜。

    大约过了一个礼拜的时间,县教育课来了调令,调我到杨木林子小学做老师兼校长,谭屯的老乡听说我要走,不少人都到学校来看我。

    临行的那一天,我拿出十元钱,叫胡大婶到集上买了些鸡蛋等。晚上由自称美食家的郑老师主灶,做了几样菜。我们学校四名教职员工,边吃边唠了起来。

    周校长说:“我呀已过了花甲之年,不是卖老,从后清的时候到现在我已在教育界工作四十余年了,我寻思咱国家落后就落在这人们愚昧,书念得少,因此拼着命地教书育人。我敢说我的桃李满天下,可真正有出息的没有。什么原因?我睡不着觉的时候常寻思,是年头不行!就拿咱们现在的满洲国来说吧,你书念得再好再有能力,有日本人压着,你能出息到哪?我也寻思好啦,再干个一两年我就告老还乡,买他几亩地过个安生日子就行了。”

    郑老师说:“说句心里话,这教员我早当够了,你说现在这教员多难当,自己国家民族的事都不准讲,哪句话不对戗着日本人的肺管子就给你扣个反满抗日的罪名。王老师那回是运气好,换了我非得坐大牢。再说现在教的这个日语吧,你往好了教,老百姓骂你是日本人的狗腿子。不往好里教,上边不答应。像我这前怕狼后怕虎的能有什么出息?你看人家王老师敢说敢做,人缘还好,不到一年就提校长了,我可真是自叹不如啊!”

    我说:“郑老师,你这话有点不妥,我寻思这日本人霸气挺可恶。但这日语它没啥毛病,这日语教得好不等于向着日本人。再说我和你不一样,你是旗人,满族贵胄出身,我呀是穷人家的孩子,说句不怕各位笑话的话,我家祖祖辈辈都没文化,到我这辈只有我念了几年书,而且还当上了老师。这在有钱的人家可能不觉得咋地,可是对我这个家庭来讲,这可是破天荒光宗耀祖的大事。你说我能不好好干么?再说咱这旮旯有知识有文化的人有多少啊!有钱人家的孩子有书不好好念,没钱人家的孩子想念念不起,日本人笑话咱们愚昧,咱们就不能争气吗?好好培养出几个人才,这也是民族的大事呀!”

    胡大婶说:“俺是个大老粗,这大道理不懂。只觉得这孩子念点书是有好处的。俺这个睁眼瞎,一出门两眼一抹黑,一唠起嗑来,啥也不懂,真觉得不好意思。王老师来的这一段我看出来啦,他是真牵挂孩子呀。”

    那天晚上我们天南海北东家长西家短地唠到后半夜,周校长喝得酪酊大醉。

    第二天早上,学校的学生和屯里的老乡把我一直送到屯边。我恋恋不舍地离开谭屯,走向了新的工作岗位。

    杨木林子屯在满洲国时是个不大的小屯,有四、五十户人家,位置在法特镇东北十余里。

    这屯虽然不大,名声却很大。倒不是这里物产丰富人们生活富有而出名,而是因为本屯有一家姓范的大地主祖辈历代生活俭朴,用当地人的话讲是特别的抠而出名。关于他家当家人范老闷抠的故事就有很多。

    范家在当地是数一数二的大地主,家有良田三百多顷。三合院的大院套,家中长工成帮,骡马成群。当家人范老闷冬天穿着一件补丁上补丁的破棉袍子,戴着一顶据说是他太爷留下的破棉帽,两个帽耳朵是换了又换,补了又补,皮子五颜六色。一双破乌拉鞋四处露着乌拉草。夏天一身分不出什么颜色的更生布裤挂,补丁落着补丁。据他讲这身衣服是他的传家宝。因为补丁太厚,天冷挡寒,天热晒不透,他曾立下遗嘱,死后不许换寿老衣服,就穿这身衣服走。

    有一年的夏天,他穿着这身衣服去黑林子镇亲家去串门,却惹了一个大笑话。黑林子上有几个当地要饭的,看到范老闷来到镇上后,以为他也是要饭的,就让他入伙。他说:“我是来串门的。”他们说:“净瞎扯,串门哪有你这一身梢。”他怎么解释也不行,被这伙人强留了下来,在要饭花子房当伙夫。

    过了三四天的时间,家里人见他还没回来,就找到黑林子镇亲家。亲家说:“没见他来呀?”范家人可着了急,以为是被胡子绑了票,撒开人四处寻找打探消息。

    过了十多天的时间,才探听到他在花子房里当伙夫。当家里人找到他以后,挨他好顿埋怨,说:“我在这儿挺好的,天天吃珍珠翡翠白玉汤。”家里人问他:‘你咋不回家呀?”他说:“我寻思在这不是给家省点粮吗?”

    东北人有句俗话叫“黄鼠狼子赶集里外一身皮”。当地人把这句话改了,叫“范老闷赶集里外一身皮”。这范老闷到法特镇赶集从来不换衣服,家里有车有马,也从来不坐。背上个破钱搭子,里边装满了钞票和中午打尖吃的窝头,徒步往返二十多里地去赶集。法特镇里的几家饭馆啥样,他都不知道。

    伪满洲国的时候,杨木林子周边方圆几十里的人们只要一提杨木林子就要讲一段范老闷的故事。天长日久杨木林子的人也就懒着提屯子名,一问“你是哪的”,只要说范老闷那屯的,人们就知道是杨木林子屯的。

    杨木林子小学在屯的中间,那时候只有两间正房是教室。三间厢房一间是学校的办公室兼宿舍,余下的两间是杨木林子的保公所,保公所一般没人办公,只有一个姓刘的跑腿老头常年住在这里担任保丁和打更。

    伪满洲国政府把小学建在杨木林子并不是因为这屯有个出名的地主范老闷,而是因为周边的五个屯子,杨木林子居中间,四外屯的孩子上学都走得近。

    我到杨木林子小学的时候,学校已经停课两个多月了。残破的教室,破旧的门窗,缺腿的桌椅,七窟窿八眼的窗户纸在风中出呜呜的响声。打更的刘大爷告诉我,这是他精心地看着,要不然恐怕连这个样子都没有。

    面对满目狼籍的学校怎样才能尽快修好,能让孩子们早一点来上课,这是我最头疼的问题。我先给上边打了报告,要求拔点经费修理校舍。上边的回答是皇军现在关内战事正紧,经费已经用在军需上,没有钱。和保长研究叫四外屯的大户人家出点钱,大户们的回答是这年头连饭都要吃不上,哪有富余钱。看到孩子们有学不能上,满屯乱窜,我真是心急如焚。没有别的办法,我只能自己动手收拾。

    学校的东边有一个姓王的人家,家里有两个孩子在学校念书。老两口子家虽然不太富裕,但心肠却特别热。看到我忙里忙外收拾学校便主动帮我来打扫,同时又提出叫我到他家去搭伙(入伙)。这一下子可帮了我的大忙,因为学校里没有食堂,吃饭也是我头疼的大事。

    经过几天的忙活,学校收拾得勉强能开学了,于是由保里下通知,定于下周一开学。

    开学的那一天,中心校的赵校长,杨木林子一带的名人乡绅和孩子的家长都来参加开学典礼,场面非常热闹。可是当我一提缺少教育经费和学生们得交书本费的事时,人们都不吱声了,有的学生家长领着孩子蔫巴悄地走了。可是这事又不能不提,因为那个时候,教育经费不足,孩子们上学得有书本,这是任何学校都必须具备的。

    这样一个问题怎样才能解决?

    老天爷终于赐给我一个机会,使我的愿望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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