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爹,不至于此吧!”大概是觉得刘皇帝“动刀子”的说法有些严重了,刘d道:“乡兵义勇本就是大汉军队的辅助与补充,如今只是对边塞乡勇加强建设,用以缓解日趋高昂的边军军费,还是保证疆防安全,一举两得,大汉的兵制也并未更改呀!”

    刘皇帝注意到刘d不解的眼神,稍微沉默了下,说:“开了这道口子,未来会如何发展,如何变化?将来会不会因为财政问题,进一步削减正兵?

    在我看来,这就是在大汉的国防军事长堤上凿开一道口子,一个可能引发大汉兵制剧烈变革乃至崩溃的缺口。

    辅助终究只是辅助,那些乡兵义勇再是剽悍精壮,能代替朝廷在编正兵吗?半农半兵的乡勇,能与职业的军队相提并论吗?

    兵农合一,那是府兵制,没有均田制,连历史老路都会走得不安稳,不妥,实在不妥......”

    听刘皇帝之言,刘d眉头也皱了皱,连续地看了他好几眼,刘d的表情间也带上了少许郁闷,不解之色愈浓了。

    此时的刘皇帝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固执,那忧患意识也过于强烈了,朝廷当下,不管是从财政还是从军政上来说,都是该有所变化了,这一点连刘皇帝自己都清楚。

    然而,那种过度的患得患失也实在令人不解,而传达给旁人的,尤其是刘d这样熟悉他的人,就觉得刘皇帝似乎特别焦虑。

    刘皇帝的那套说辞,有说服力吗?并没有太多,那只是刘皇帝常萦于怀的一种顾虑罢了,显得过度,显得莫名,若不是他是刘皇帝,刘d早就驳斥回去了。

    在刘d酝酿着如何掰扯此事而不会惹怒刘皇帝时,刘皇帝却做出了反应:“此事暂时搁置,这等大事,也不是我们三人在这亭中闲谈议论就能定下的,还需同中枢大臣们商讨商讨,群策群议,我也需要再考虑考虑......”

    前不久,在琼林苑中,也是在这水榭边上,父子二人才就东北开发巩固的百年大计做下了决定,那时候刘皇帝可是坚决得很,也没有同大臣们商讨的意思。

    显然,重点还在于那最后一句话,还要再考虑考虑。

    “陛下,如欲减轻军费糜耗,除了军力之外,还有一条,或可省减!”见自己的提议刘皇帝仍旧没有接受,当然也不算彻底拒绝,李继隆犹豫了下,还是主动开口了。

    “你说!”刘皇帝对女婿的态度依旧温和。

    李继隆:“以山阳漠南为例,当地边军戍卒每年的军需、补给,有三成来源于山阳当地,除了少数屯场,大多发于云中。有大约五成从太原发送,余者甚至每年需从西京输抵边陲。

    陛下也曾言,每年供馈边军,车马粮草转运所耗,就要占据总体耗费的一大部分。从云中出发向沿边堡塞转运军需,所经路程,短则两百里,长则上千里,其中便损失了大量物资。至于从京城往边地转运,过程中的无谓损耗还要更加严重。

    于边地而言,军需供给之耗费,除道路遥远之外,也因交通不畅,还有人力不足,每到农忙时节,官府征召民役输送军资,甚至需要把半大的少年组织起来参与运输,以维持军需输送的同时,也让每家每户能够保证劳作,不误农时。

    因此,臣以为,若能把军需转运过程中的损耗降低,那么也是能省却一大笔军费......”

    听其言,刘皇帝依旧没有表态,看着李继隆沉吟几许,方才道:“关于转运损耗,朝廷不是没有想过办法,不管是增加车船畜力,还是修路开道,都进行过,但边陲的交通条件现实如此,就是不如中原便利通达,大汉也太大了,也不可能做到如内地这般四通八达,一路顺畅,有的转运损费也是必要的,难以避免的!”

    李继隆:“朝廷过去,已于诸道州修建义仓官储,以备不时之需,效果显着。臣以为,可于沿边关防要地,兴建几座军仓,用以存储粮草、米面、军械、被服等军需,如此,既可备战争,平日里也能更近地调派供给,做到及时省便!”

    听其言,刘皇帝却摇了摇头,道:“那兴修这些军需仓场之后,要将它们填充满仓,仍旧需要从其他地方调运物资,这个过程中的转运损耗,还是是不可避免的。如此,省却的,便利的,也仅仅是边陲军需供给,其他地方向边疆输送......”

    说道这儿,刘皇帝忽然顿住了,两眼下意识地眯了下,略带玩味地打量着李继隆:“霸图,你不会是在暗示我,对大汉的军需供给体系,做整改吧!”

    李继隆微愣,摇了摇头:“臣并无此意,只是就北疆当下的军需转运做此建言,若有疏漏不察之处,还请陛下恕罪!”

    听李继隆这么说,刘皇帝澹澹一笑,他觉得,这个女婿就是那个意思,因而,意味深长地道:“你是边将,为军情军务做此考虑,想要改善,确是在本职之内,无可指摘,不过,安守本分还是很重要的。有些事情,有些问题,朝廷不是看不到,但朝廷自有综合整体的考量!”

    从刘皇帝话里,李继隆听出了少许警告的意思,李继隆身体一绷,赶忙起身拜道:“陛下教训的是,是臣多嘴了!”

    刘皇帝却摇了摇头,示意他坐下,自个儿则再度陷入了凝思。

    朝廷对边军后勤的供给,为什么要分批分部,搞得那么复杂,其根本原因,还在于把边军的后勤牢牢地掌握在朝廷手中,也保证对军队的控制。

    但也造成了一个问题,那就供给上的大量损耗,李继隆的话是没说错的,这个过程中,有很多损耗都是无谓的,是可以避免的,只要采取一个就近调派的原则。

    早年的时候,在大汉还没有一统天下,国土还没有扩张到如此广阔之时,哪怕从京城调派军需,也是足以支撑,并显得没有那么地靡费。

    但如今显然不同了,在转运上的损耗支出,以大汉的体量,都会肉疼的。就说西南的云南、安南两道,如果所有的军需都从京城调拨,就根本不现实。

    朝廷也是早就考虑到了这些,再加上两次北伐、几次对外扩张,早就对后勤供给做过大的调整,在靠近边陲的道州进行物资屯储中转。

    比如山阳一线的边军,到如今,就有半数的物资,是从太原调拨,实际由山阳道直接供应的,只占一小部分。

    但这些改变,于本质上,并没有根本性的扭转,因为太原的军需仓储,其中也有不少是从两京中转的。

    归根朔源,又得落到大汉的财税转运制度上了。早年,因为藩镇割据,为了削平地方的山头,集大权于中枢,刘皇帝曾对地方大动刀子,军权、财权是动得最狠的。

    从一开始不断削减每年各地的留存钱粮税收,从五成到三成,到两成,到最后干脆全部上缴,再有朝廷统一分配,进行统筹调用。

    不得不说,这确实是个矫枉过正的问题,结果是朝廷牢牢地掌控了全国的财政大权,实现了对地方的控制,但同样的,在那一进一出的过程中,大量无谓的损耗便产生了。

    并且,地方留存全部上缴朝廷,也没有持续太长时间,不到两年,就被废弃,朝廷又开始放松限制,松脱绳索了。

    到如今,地方每年财税,能够留存两成进行地方建设、行政运转以及日常开支,已经成为定制了。这还是朝廷税收,全面转入以铜钱计数的情况下。

    当初,那是连粮食、绢帛、布匹都要如数上缴的,那个时候所产生的浪费,才是令人咋舌的,举全国之力,供养一个开封城,就是那时的现状。

    但不论中枢与地方在财税上的分配制度如何变化,对于军需供给,却始终没有根本上的变化,哪怕到开宝十五年了,仍旧是由兵部主导,对全国的军队后勤,进行统筹的调度安排,有大量的粮食军械,也确实是从两京发出的。这是朝廷掌控军队最有力有效的办法,尤其在边军规模庞大的情况下。

    李继隆的建言不是没有道理,至少按照一个就近调派的原则,有些看起来比较冗费的做法是可以避免的。比如河北的军粮,不用先输送京城,再由京城发往太原,最后转运到山阳,再派发各军、戍堡,而是,可以直接从河北往太原,往山阳输送。在其中,可改进的余地很大。

    至于于边地兴建军需仓储,首先在刘皇帝这里,就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不说其他,当边军能够就近支取粮食、军械之时,倘若有一日生出什么变故,造起反来,岂不是更加方便,只要攻破了那些仓场就能获取叛乱军需......

    有鉴于此,刘皇帝是宁愿供馈的过程中多谢损耗,也不愿意放松管控。以山阳一线的边军为例,有云中、太原两大后勤基地供给维持,就足够了,不需要再多建其他军仓。

    这一场父子、翁婿之间的夜谈,持了很久,几乎到夜半时分,方才结束,酒喝了三壶,下酒菜也消灭了五盘,另外还赏足了湖光夜色。

    从边地轰轰烈烈展开的部族政策,到北疆的安全问题,引申到军力、戍防,再到军需供给、后勤体系。

    蓦然发现,自己的大汉帝国,似乎处处都是问题,彷佛哪里都需要调整改革,以应对新时期下的发展,这让刘皇帝郁闷难解的同时,也不得不打起精神。

    打天下难,守天下更难,刘皇帝是有了更加深彻的感触,而越到太平时候,则越需要小心。毕竟,在太平时候,很多危险与矛盾,都是隐藏在那太平无波的水平面下,太过具备迷惑性,也容易让人放松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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