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绍的日子过的已经非常艰难了，几处战场打的是如火如荼，但每一处战场都没有一点进步收获，反倒是处处告急，处处请兵请粮。
兵可抓丁充入，但钱粮可是硬头货，不是说有就有的，
这些年，袁绍治理三州四郡，采取的是勾连上层的策略，尽量保护支持自己的门生故吏和世家大族的利益，这样就和他想要治理地方，发展生产又产生了根本性的矛盾。
如果支持百姓发展生产，复兴农业，那就是和地主阶层产生了根本的矛盾，而支持地主发展生产，结果地主豪门的产出，却都落入了人家的腰包，袁绍根本就得不到任何收获，最终只能一面讨好世家大族，一面依靠压榨已经不多的百姓，来维持自己庞大的军队和官僚体系的运作。
结果百姓越压榨越苦，越苦越逃亡，就出现了现在这样的恶性循环。
现在前线战事紧急，需要粮草无数，但自己的府库里已经告罄，唱起来空城计。于是，袁绍也把目光投向了在他看来是卑贱的商人。
他也想施行吕鹏的向商贾购买，用商贾直接向前线输送的办法，收集粮草，以节约运输上三倍以上的消耗。
但是这个办法实在是行不通。
原因之一就是袁绍拿不出钱来兑付商人的货款，而袁绍亲自签发手令，也就是借条，结果商人们都是以百般借口给于推诿不接。
于是，袁绍就尴尬了，他就不明白，为什么以商代运的办法，在吕鹏那里就行得通，而在自己这里就行不通呢。
之所以是这样，还是思想在作怪的原因，在幽州，吕鹏施行的是士农工商并举，其实在商业上，还要比其他阶级成份高上那么一点，让备受压迫的商人，对吕鹏在内心里是感恩戴德的，从行动上是坚决支持的，而更根本的是，吕鹏知道利益均沾的道理，并把这个道理彻底的贯彻下去，于是商人们在被理解被尊重的基础上，再有利益相连，怎么不是无往而不利呢？
而袁绍依靠门生故吏，和河北（黄河以北）世家门阀大族起家，对商人历来轻视，而且已经根深蒂固的轻视商人的思想作祟，对商人就当是韭菜，时不时在自己需要的时候，还宰宰肥羊，剪剪羊毛，这已经伤透了商人们的心。
既然商人靠不住也不给面子，那就还要依靠支持自己的世家大族，向他们伸手索要钱粮支持吧。
但世家大族是支持你的统治，也支持你的行动，但支持你也是有底线的，不是无限的，你这样无度需索，还不给钱来交换，那谁老是这么傻啊，于是大家也是一片阳奉阴违。
这时候，有一个其实对他是好事情来到了他的面前，那就是汉献帝派来使节来调节他和吕鹏的这场莫名奇妙的战争。
汉献帝被李傕、郭汜胁迫，两人在长安相攻数月，死者万数，长安城几乎变成一片废墟。但不久，刘协在原李傕部将牛辅，国舅董承还有徐晃等的护卫下，摆脱了李、郭的控制，逃往弘农，进驻安邑。又辗转东行回到洛阳。
洛阳已经被董卓一把大火烧成白地，现在汉献帝穷的已经栖身在残垣断壁之间，文武大臣一个个饥寒交迫，成了要饭花子，连口野菜也没的吃，汉献帝的供给，都依靠诸位大臣上街乞讨来应付，可谓穷困潦倒到了极致。
不过逃离了李郭的魔爪，就感觉到了军权的重要，想起当初袁绍起兵讨伐董卓，可谓对汉室忠心耿耿，于是就想招袁绍勤王护驾，所以派来大臣御史大夫王匡，亲自携带诏书前来调节吕鹏和袁绍的战端，开出的条件是，袁绍归还幽州四郡给吕鹏，让吕鹏归还任丘给袁绍，两人盟誓永不相功，希望袁绍尽快解决战事，然后兵发司隶洛阳，保护汉室。
沮授一见，看到了巨大的机会，于是立刻上书建议袁绍接受献帝圣旨，结束这场没有希望的战争，然后接献帝来河北，行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高度。
结果袁绍认为，这是汉献帝偏袒吕鹏，这个圣旨提议对自己不利。再一个，接了汉献帝过来，就要养活他以及他手下全部文武官员。
养活皇帝，那可绝对不是一个小的负担，按照汉灵帝的标准，一年皇室的费用最少是二十亿钱，还要给他相等级别的建造宫室亭台，那花费可就是一个无底洞了，自己的财政是无力负担的，更别说皇帝手下的一帮文武也要安置不是。
最关键的还有一点，那就是现在自己多自由啊，想干什么干什么，想怎么的就怎么的。一旦皇帝来了，自己就要听皇帝的，不但要听皇帝的，还要忍受那些群臣对自己的指手画脚，更是侵夺了自己大部分利益，最后闹不好，就是一个被人架空的局面。因此左思右想之后，袁绍拒绝了这次对各地军阀除了吕鹏之外，所有人来说都是送上门的天大好事。
也就断送了体面的结束这场没有希望战争的机会。
御史大夫王匡将这个圣旨交到幽州，这可是天大的事情，这是皇帝的圣旨，可不是内阁敢决断的，于是幽州再次派人突围进入了任丘，将圣旨交给了吕鹏。
吕鹏拿着这个圣旨看都没看，直接丢还给了幽州来的信使，嘴里嘀咕：“现在皇帝这个东西已经没有任何用处了，圣旨这个东西对我们已经不再有任何法律约束力了。对我有利的，我就拿来遮遮羞。对我没利益的，我都懒得看了。就比如这个圣旨，我认为就对我没有用处，你们什么时候看到我把已经吞到肚子里的东西吐出来过？即便是拉出来，我也得拉在我的茅坑里。”
于是，赵云再次带领三千骑兵，保护着信使，这次是从西门杀出。
现在幽州铁骑冲击袁绍的包围圈，那就和上超市一般轻易来去一回。再一次让颜良文丑感觉到了自己的包围圈已经虚弱的连个形式都算不上了。
兵可抓丁充入，但钱粮可是硬头货，不是说有就有的，
这些年，袁绍治理三州四郡，采取的是勾连上层的策略，尽量保护支持自己的门生故吏和世家大族的利益，这样就和他想要治理地方，发展生产又产生了根本性的矛盾。
如果支持百姓发展生产，复兴农业，那就是和地主阶层产生了根本的矛盾，而支持地主发展生产，结果地主豪门的产出，却都落入了人家的腰包，袁绍根本就得不到任何收获，最终只能一面讨好世家大族，一面依靠压榨已经不多的百姓，来维持自己庞大的军队和官僚体系的运作。
结果百姓越压榨越苦，越苦越逃亡，就出现了现在这样的恶性循环。
现在前线战事紧急，需要粮草无数，但自己的府库里已经告罄，唱起来空城计。于是，袁绍也把目光投向了在他看来是卑贱的商人。
他也想施行吕鹏的向商贾购买，用商贾直接向前线输送的办法，收集粮草，以节约运输上三倍以上的消耗。
但是这个办法实在是行不通。
原因之一就是袁绍拿不出钱来兑付商人的货款，而袁绍亲自签发手令，也就是借条，结果商人们都是以百般借口给于推诿不接。
于是，袁绍就尴尬了，他就不明白，为什么以商代运的办法，在吕鹏那里就行得通，而在自己这里就行不通呢。
之所以是这样，还是思想在作怪的原因，在幽州，吕鹏施行的是士农工商并举，其实在商业上，还要比其他阶级成份高上那么一点，让备受压迫的商人，对吕鹏在内心里是感恩戴德的，从行动上是坚决支持的，而更根本的是，吕鹏知道利益均沾的道理，并把这个道理彻底的贯彻下去，于是商人们在被理解被尊重的基础上，再有利益相连，怎么不是无往而不利呢？
而袁绍依靠门生故吏，和河北（黄河以北）世家门阀大族起家，对商人历来轻视，而且已经根深蒂固的轻视商人的思想作祟，对商人就当是韭菜，时不时在自己需要的时候，还宰宰肥羊，剪剪羊毛，这已经伤透了商人们的心。
既然商人靠不住也不给面子，那就还要依靠支持自己的世家大族，向他们伸手索要钱粮支持吧。
但世家大族是支持你的统治，也支持你的行动，但支持你也是有底线的，不是无限的，你这样无度需索，还不给钱来交换，那谁老是这么傻啊，于是大家也是一片阳奉阴违。
这时候，有一个其实对他是好事情来到了他的面前，那就是汉献帝派来使节来调节他和吕鹏的这场莫名奇妙的战争。
汉献帝被李傕、郭汜胁迫，两人在长安相攻数月，死者万数，长安城几乎变成一片废墟。但不久，刘协在原李傕部将牛辅，国舅董承还有徐晃等的护卫下，摆脱了李、郭的控制，逃往弘农，进驻安邑。又辗转东行回到洛阳。
洛阳已经被董卓一把大火烧成白地，现在汉献帝穷的已经栖身在残垣断壁之间，文武大臣一个个饥寒交迫，成了要饭花子，连口野菜也没的吃，汉献帝的供给，都依靠诸位大臣上街乞讨来应付，可谓穷困潦倒到了极致。
不过逃离了李郭的魔爪，就感觉到了军权的重要，想起当初袁绍起兵讨伐董卓，可谓对汉室忠心耿耿，于是就想招袁绍勤王护驾，所以派来大臣御史大夫王匡，亲自携带诏书前来调节吕鹏和袁绍的战端，开出的条件是，袁绍归还幽州四郡给吕鹏，让吕鹏归还任丘给袁绍，两人盟誓永不相功，希望袁绍尽快解决战事，然后兵发司隶洛阳，保护汉室。
沮授一见，看到了巨大的机会，于是立刻上书建议袁绍接受献帝圣旨，结束这场没有希望的战争，然后接献帝来河北，行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高度。
结果袁绍认为，这是汉献帝偏袒吕鹏，这个圣旨提议对自己不利。再一个，接了汉献帝过来，就要养活他以及他手下全部文武官员。
养活皇帝，那可绝对不是一个小的负担，按照汉灵帝的标准，一年皇室的费用最少是二十亿钱，还要给他相等级别的建造宫室亭台，那花费可就是一个无底洞了，自己的财政是无力负担的，更别说皇帝手下的一帮文武也要安置不是。
最关键的还有一点，那就是现在自己多自由啊，想干什么干什么，想怎么的就怎么的。一旦皇帝来了，自己就要听皇帝的，不但要听皇帝的，还要忍受那些群臣对自己的指手画脚，更是侵夺了自己大部分利益，最后闹不好，就是一个被人架空的局面。因此左思右想之后，袁绍拒绝了这次对各地军阀除了吕鹏之外，所有人来说都是送上门的天大好事。
也就断送了体面的结束这场没有希望战争的机会。
御史大夫王匡将这个圣旨交到幽州，这可是天大的事情，这是皇帝的圣旨，可不是内阁敢决断的，于是幽州再次派人突围进入了任丘，将圣旨交给了吕鹏。
吕鹏拿着这个圣旨看都没看，直接丢还给了幽州来的信使，嘴里嘀咕：“现在皇帝这个东西已经没有任何用处了，圣旨这个东西对我们已经不再有任何法律约束力了。对我有利的，我就拿来遮遮羞。对我没利益的，我都懒得看了。就比如这个圣旨，我认为就对我没有用处，你们什么时候看到我把已经吞到肚子里的东西吐出来过？即便是拉出来，我也得拉在我的茅坑里。”
于是，赵云再次带领三千骑兵，保护着信使，这次是从西门杀出。
现在幽州铁骑冲击袁绍的包围圈，那就和上超市一般轻易来去一回。再一次让颜良文丑感觉到了自己的包围圈已经虚弱的连个形式都算不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