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为他生气了的时候，他却拍了拍我的肩膀，微笑呀，还真是妇人之仁，有些事情，你不懂。你以为如你所想，不搞剃易服，不搞逃人投充，这江山就能坐得更稳，这天下就能早早平定吗？”
奇怪的是，尽管我平时想起这些问题时，往往会有很多设想，想着如果如何如何，就会如何如何之类。可是当多尔衮真正要我说出这些想法的时候，我却茫然了。“呃……我想应该是吧。”
他苦笑一声，叹道：“这么多年了，你这副善良的心肠，却怎么也改不了。当然，不是我要教你去学会残酷，而是要你明白，我为什么要在这些事情上残酷——你看到血腥杀戮、生灵涂炭、家破人亡，就认为是残酷，可你要想想，造成这个局面的前因是什么？”
“还不是因为一些野心勃勃的人为了争夺天下，而令万物为刍狗？”我撇撇嘴，回答道。
尽管多尔衮对我的回答不以为然，不过他还是很有耐心地继续问道，“那么我再你问你，为什么俗话说，乱世出英雄，而不是英雄造就乱世呢？既然是先有乱世而后有英雄，那么你说为什么会有乱世出现呢？”
这个问题似乎挺简单的，我想也不想，就直接回答：“大半是因为昏君当国，上下离心，苛政残暴，弄得百姓们活不下去，所以不得不揭竿而起来反抗。”
“那么你觉得现在我施行的那些政策，算是暴政吗？百姓们有没有到活不下去地地步？”
“这个……我又没有去民间看看。哪里知道他们能不能活得下去？”我语塞了，他提的这些问题看似简单，其实要真回答起来，却没那么容易。
他踱回到桌前，在椅子上坐了下来，食指轻轻地摩挲着拇指上的玛瑙扳指，阳光下，殷红而光洁的玛瑙折射出耀眼的光华。妖冶如血。
“我来替你解解这些疑惑吧。这些百姓们。平日里吃糠咽菜。一遇到灾年，多半流离失所，苦不堪言。这时候总会有不甘心的人站出来，振臂一呼，于是揭竿造反。在一个朝廷兴盛的时候，这类造反往往会被镇压下去，成为记录在史书上简略的一笔;而在一个朝廷倾颓地时候。这类造反不但镇压不下去，反而会成燎原之势，最后甚至会灭亡掉这个朝廷，就譬如秦末、汉末、隋唐元明，都是这样地结局。但是你可见有哪个百姓小农最终当了皇帝，坐稳了江山地？最后建立新朝廷的，还不是那些打着起义旗号跟着浑水摸鱼的官僚贵族？他们坐上位置之后，哪个不是为了巩固社稷。而手段残酷。屠戮百姓的？这些小民，为了能过上好日子而揭竿造反，可是引起的战乱和杀戮。最后还不是降临到他们头上？乱世人不如太平犬，在太平的时候，虽然日子过得辛苦，但好歹还能平平安安地活着;可乱世之时，他们却连这样平平安安地活着都不能了。两相对比，你说究竟是造反丢命好，还是老老实实地活着好？”
我踌躇了一阵，想要反驳却不知道从哪里反驳，只好讪讪地回答：“当然是好死不如赖活着了。”
多尔衮点点头，继续道：“这个道理你明白了，就可以明白为什么我不施行‘仁政’了。不要对那些阿哈们太过怜悯，比起战乱时候连命都保不住的百姓们，他们有饭吃，有衣裳穿，有房子住，已经算很不错地了。人性本贪，你越是对他们慈善，他们就越期望着你更加慈善;你让他们吃上了馒头，他们就又想要包子。贪欲没有止境，你若是一味满足他们，只能令他们的贪欲更大。等到你无法满足他们的一天，他们就要造反了。驭民之术，就跟驭马一样，给马吃得太饱，它就懒得动弹了;只有一面用草料来诱惑它，用鞭子来抽打它，它才肯卖力驰骋。无论对待百姓，还是对待阿哈，平时不可宽仁纵容，偶尔施点小惠，给点甜头，他们就会感激涕零。所以说，民意不可纵。
你担忧满汉矛盾，害怕我们早晚会被汉人赶走，却是多虑了。我大清之所以得天下，并非得之于民心，而是乘势利便，得之于天时;悍勇善战，得之于武力。而治理天下，要仰仗的也并非小民，而是士绅官僚。因为士绅和官僚掌握了土地，利用小民们来耕种，从而将小民们限制在土地上，而不会四处流离，聚众造反。所以只要利用好这些士绅官僚来帮我们管制住小民，江山社稷自然也就稳固了。
至于民心，不必看得太重。什么‘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只不过是读书人吃饱了没事干，无聊之下勾画出来的一个美梦而已。要是当皇帝反而地位不如百姓，那么谁还要当皇帝？皇帝是天下人的主子，小民们都是供养和效命于主子的阿哈，要听话才有饭吃，才有生路。民心不过是皇帝用来利用而达到一定目的地工具罢了，用得着地时候拿来用用;用不着的时候就随意丢到一边。远的不说，就说这燕京城地百姓们吧。吃袁崇焕肉的是他们，开门投降流寇的是他们，撵走流寇跑来给我磕头也是他们。那李贼当年揭竿造反，一路上杀富济贫，对这些小民可谓不错吧？结果如何？最后还不是被小民所抛弃，甚至死在小民的锄头下？这些小民，谁当权谁做主子，他们就向谁磕头向谁喊万岁，根本就不会为哪个败亡了的旧主子去殉葬。所以说，民心不可恃。
既然民意不可纵，民心不可恃，所以也就没必要对小民太多仁慈怜悯。你前一段时间因为屠城的事情，没少在我面前为那些无辜被杀地百姓们说项。我知道你是好心。可是好心也要看用在什么地方，看看人家会不会领你的情感你的恩。你看看，从入关到现在，已经有十年的光景了，虽然杀人不少，可究竟为什么杀人？还不是因为他们抵抗，拒不归顺朝廷？或者因为剃头的事情降而复叛？如果连附逆从逆的人都要对他们仁慈宽容，那天下不就乱了套了？我就是要让天下的人看着。凡是归顺忠心于我大清的。就饭吃有活路有官做;凡是胆敢造反作乱、心怀旧朝地。就要他人头落地，家破人亡。稳固社稷，治理国家，若没有些强硬手段，是根本行不通地。
再说回关于逃人地律令，也是同一个道理。若没有这样的严令，阿哈被抓回也不受严惩。窝藏阿哈的人也啥事儿没有，那么只会令逃人越来越多。而天下土地都已有主，他们没有地种，无业可从，聚集在一
饭吃，不造反还能干什么？现在杀逃人和窝藏他们的杀造反苗头的最好手段。”
说着，他的目光转向廊外。那个方向过去。越过一道道红砖黄瓦的宫墙，要不了多远，就是**喇嘛现在居住着地东黄寺。“若说残酷。那些大喇嘛们在西藏的统治，可远比大清残酷。他们那边，除了领主和喇嘛，其他人统统都是奴隶，每天被人用皮鞭驱使着干活。每到喇嘛祭司们需要牺牲时，就抓奴隶们过来剥皮挖眼，开膛破肚，用他们的内脏头颅和鲜血来供养和召唤他们的魔鬼。如此残酷，那些奴隶们为什么不反抗？因为他们人人都信奉喇嘛教，喇嘛教的教义里，人生来就是受苦的，受越多的苦就越有希望在死后进入他们想象中最美好的天界，或者实现永生。所以他们就算受再多地苦难，也不敢反抗。
像西藏，蒙古这样地域广大而辽远地地方，若要派遣官员和军队去管制，肯定是鞭长莫及，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让这些地方的人统统都信奉喇嘛教，听任大喇嘛地统治。我只要让这些大喇嘛们臣服于朝廷，这些地方的小民，自然也就臣服于朝廷，不敢反抗。
大清疆土如此辽阔，治下民族众多，若要江山一统，就必须令各族不生异心。要让汉人们知道造反是死路一条，老老实实才有活路;要让朝鲜人畏惧于大清军威，不敢蓄怀异志;要让藏人和蒙古人都信奉喇嘛教的教义，以为现在的受苦就是为了死后的转生，才不敢反抗。只要把各族人所敬畏的东西掌握住，这个天下也就安稳了。”
我默然了，或者说，是哑口无言了。不得不说，多尔衮这一套长篇大论，虽然貌似歪理，却是实实在在的，令我无法辩驳的。虽然很冷酷很自私，但事实也确实如此。
我想起了古罗马时期的一个例子：在大约“前三巨头”出现的百年之前，罗马还是由元老会管理的“民主制度”国家。有个执政官在他当政的时候为了给民众谋取福利，损害了很多元老贵族的利益，得罪了很大一批人。后来这些元老们集结军队进入罗马城，杀掉了这个执政官的亲信们，将他和残余部队包围在月亮神庙里。在这个过程中，昔日没少受他恩惠的民众们却没有一个人出来保护他，为他说话。在即将覆灭的最后一个夜晚，他终于醒悟这些，不过已经迟了。于是这位愤怒之下的执政官在月亮神像面前立下诅咒，说罗马城的人民早晚要沦落到暴君的统治之下。第二天一早，敌人杀了进来，他一路逃命，路上很多民众围观看热闹，甚至很多人拍手叫好，喊他跑快点。最后，结局毫无悬念，他被追赶上来的敌军杀掉了，尸体被剁成肉酱。
而他的诅咒也在他死后百年实现了，屋大维称帝，建立了君主统治的罗马帝国，后来的皇帝中还出了著名的暴君尼禄。果然，罗马人民最后沦落到了暴君的统治之下，真是莫大的讽刺。
我终于悟出了这个道理，要当一个成功的政治家，要想笑到最后，就不能做善人，不能做好人。有道是“好人不长命，坏人寿百年”，虽然冷酷和厚黑的人未必能成功，但是成功的政治家必然具备冷酷和厚黑的性情和作风。多尔要告诉我的，显然就是这个道理。
至于他对蒙古的政策，更是阴险狡诈异常。蒙古这个民族虽然自元末衰落之后，这两三百年来也始终没有复兴起来，究其原因，还是因为人心不齐，各自为政。一盘散沙的民族就算再如何彪悍善战，也没有办法强大起来。无论是努尔哈赤还是皇太极，都看准了蒙古的这个弱点而加以利用，一面以联姻方式拉拢和自己亲善的部族，分化各个部族之间的关系，一面以铁血手段剿杀与自己为敌的部族，在短短二十几年的功夫就以区区四十万满人而统治了五百多万人口的蒙古，甚至让蒙古的铁骑们投在八旗之下，出力卖命。
而多尔衮为了提防蒙古未来的威胁，想出了一个阴损的办法，就是让他们都信奉喇嘛教，每家每户的男丁中必须要有人出家做喇嘛。至于手段，属于威逼利诱型，做了喇嘛好吃好喝，家人也跟着沾光;不做喇嘛就要充军打仗，随时准备送命。所以很多人自愿出家。当了喇嘛，就不能成家生育，久而久之，人口的增长就减缓了。按照这个趋势展下去，蒙古的人口必然锐减，所能给清朝构成的威胁，也就小很多了。
我在现代的时候，还很诧异于清朝为什么能够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国，在这等残酷的民族镇压手段下还能维持近三百年统治;为什么能够统西起中亚，北至贝加尔湖，东到海滨，南到缅甸这样一千多万平方公里的庞大疆土，这是历代汉人王朝所从未达到的境地。现在看来，也许一个高明的民族统治政策，甚至要胜过百万雄兵。而多尔衮所坚持施行的各个“弊政”，现在看来不但不是弊政，反而是从国家统一和社稷稳定角度上来说，实实在在的“利政”。这些政策的利处现在还看不出来，可等到几十年后，历史自然会给他证明这个正确性的。
想明白了这些，我再看着眼前的这个男人时，就忽然意识到，我以前竟是误解了他的真实用意，严重低估了他的治国能力，还有他的可怕性。难怪我这些年来多次劝他少杀人，都没半点作用，原来在他心里，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杀最多的异己和叛逆，是维护基业稳固的最好手段。在政权的稳定面前，任何事情都要服从这个大局，不论是百姓性命，还是他的暴君名声，都是无足轻重的。何等冷酷，又是何等的明智？
如同拨云见日一般，我彻底地领悟了。在这一刻，我忽然觉得自己的心，也像廊檐上的冰雪一样，冷硬起来。原来，站在一个统治阶级的立场，仁慈也是错。
“皇上说的这些道理，我差不多明白了。可是，我觉得一味实施苛政，而忽略了仁政，终究不是长久之计。”
“当然不是长久之计，不过你不用担心，咱们不是有东青和东海吗？”提到两个儿子，多尔衮眼睛里的目光，重新温暖起来，就像在春光下融化了的冰山积雪，汇聚成溪，潺潺流淌着无尽温情。“施仁政他们去，背黑锅由我来。这样的安排，最好不过。”
奇怪的是，尽管我平时想起这些问题时，往往会有很多设想，想着如果如何如何，就会如何如何之类。可是当多尔衮真正要我说出这些想法的时候，我却茫然了。“呃……我想应该是吧。”
他苦笑一声，叹道：“这么多年了，你这副善良的心肠，却怎么也改不了。当然，不是我要教你去学会残酷，而是要你明白，我为什么要在这些事情上残酷——你看到血腥杀戮、生灵涂炭、家破人亡，就认为是残酷，可你要想想，造成这个局面的前因是什么？”
“还不是因为一些野心勃勃的人为了争夺天下，而令万物为刍狗？”我撇撇嘴，回答道。
尽管多尔衮对我的回答不以为然，不过他还是很有耐心地继续问道，“那么我再你问你，为什么俗话说，乱世出英雄，而不是英雄造就乱世呢？既然是先有乱世而后有英雄，那么你说为什么会有乱世出现呢？”
这个问题似乎挺简单的，我想也不想，就直接回答：“大半是因为昏君当国，上下离心，苛政残暴，弄得百姓们活不下去，所以不得不揭竿而起来反抗。”
“那么你觉得现在我施行的那些政策，算是暴政吗？百姓们有没有到活不下去地地步？”
“这个……我又没有去民间看看。哪里知道他们能不能活得下去？”我语塞了，他提的这些问题看似简单，其实要真回答起来，却没那么容易。
他踱回到桌前，在椅子上坐了下来，食指轻轻地摩挲着拇指上的玛瑙扳指，阳光下，殷红而光洁的玛瑙折射出耀眼的光华。妖冶如血。
“我来替你解解这些疑惑吧。这些百姓们。平日里吃糠咽菜。一遇到灾年，多半流离失所，苦不堪言。这时候总会有不甘心的人站出来，振臂一呼，于是揭竿造反。在一个朝廷兴盛的时候，这类造反往往会被镇压下去，成为记录在史书上简略的一笔;而在一个朝廷倾颓地时候。这类造反不但镇压不下去，反而会成燎原之势，最后甚至会灭亡掉这个朝廷，就譬如秦末、汉末、隋唐元明，都是这样地结局。但是你可见有哪个百姓小农最终当了皇帝，坐稳了江山地？最后建立新朝廷的，还不是那些打着起义旗号跟着浑水摸鱼的官僚贵族？他们坐上位置之后，哪个不是为了巩固社稷。而手段残酷。屠戮百姓的？这些小民，为了能过上好日子而揭竿造反，可是引起的战乱和杀戮。最后还不是降临到他们头上？乱世人不如太平犬，在太平的时候，虽然日子过得辛苦，但好歹还能平平安安地活着;可乱世之时，他们却连这样平平安安地活着都不能了。两相对比，你说究竟是造反丢命好，还是老老实实地活着好？”
我踌躇了一阵，想要反驳却不知道从哪里反驳，只好讪讪地回答：“当然是好死不如赖活着了。”
多尔衮点点头，继续道：“这个道理你明白了，就可以明白为什么我不施行‘仁政’了。不要对那些阿哈们太过怜悯，比起战乱时候连命都保不住的百姓们，他们有饭吃，有衣裳穿，有房子住，已经算很不错地了。人性本贪，你越是对他们慈善，他们就越期望着你更加慈善;你让他们吃上了馒头，他们就又想要包子。贪欲没有止境，你若是一味满足他们，只能令他们的贪欲更大。等到你无法满足他们的一天，他们就要造反了。驭民之术，就跟驭马一样，给马吃得太饱，它就懒得动弹了;只有一面用草料来诱惑它，用鞭子来抽打它，它才肯卖力驰骋。无论对待百姓，还是对待阿哈，平时不可宽仁纵容，偶尔施点小惠，给点甜头，他们就会感激涕零。所以说，民意不可纵。
你担忧满汉矛盾，害怕我们早晚会被汉人赶走，却是多虑了。我大清之所以得天下，并非得之于民心，而是乘势利便，得之于天时;悍勇善战，得之于武力。而治理天下，要仰仗的也并非小民，而是士绅官僚。因为士绅和官僚掌握了土地，利用小民们来耕种，从而将小民们限制在土地上，而不会四处流离，聚众造反。所以只要利用好这些士绅官僚来帮我们管制住小民，江山社稷自然也就稳固了。
至于民心，不必看得太重。什么‘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只不过是读书人吃饱了没事干，无聊之下勾画出来的一个美梦而已。要是当皇帝反而地位不如百姓，那么谁还要当皇帝？皇帝是天下人的主子，小民们都是供养和效命于主子的阿哈，要听话才有饭吃，才有生路。民心不过是皇帝用来利用而达到一定目的地工具罢了，用得着地时候拿来用用;用不着的时候就随意丢到一边。远的不说，就说这燕京城地百姓们吧。吃袁崇焕肉的是他们，开门投降流寇的是他们，撵走流寇跑来给我磕头也是他们。那李贼当年揭竿造反，一路上杀富济贫，对这些小民可谓不错吧？结果如何？最后还不是被小民所抛弃，甚至死在小民的锄头下？这些小民，谁当权谁做主子，他们就向谁磕头向谁喊万岁，根本就不会为哪个败亡了的旧主子去殉葬。所以说，民心不可恃。
既然民意不可纵，民心不可恃，所以也就没必要对小民太多仁慈怜悯。你前一段时间因为屠城的事情，没少在我面前为那些无辜被杀地百姓们说项。我知道你是好心。可是好心也要看用在什么地方，看看人家会不会领你的情感你的恩。你看看，从入关到现在，已经有十年的光景了，虽然杀人不少，可究竟为什么杀人？还不是因为他们抵抗，拒不归顺朝廷？或者因为剃头的事情降而复叛？如果连附逆从逆的人都要对他们仁慈宽容，那天下不就乱了套了？我就是要让天下的人看着。凡是归顺忠心于我大清的。就饭吃有活路有官做;凡是胆敢造反作乱、心怀旧朝地。就要他人头落地，家破人亡。稳固社稷，治理国家，若没有些强硬手段，是根本行不通地。
再说回关于逃人地律令，也是同一个道理。若没有这样的严令，阿哈被抓回也不受严惩。窝藏阿哈的人也啥事儿没有，那么只会令逃人越来越多。而天下土地都已有主，他们没有地种，无业可从，聚集在一
饭吃，不造反还能干什么？现在杀逃人和窝藏他们的杀造反苗头的最好手段。”
说着，他的目光转向廊外。那个方向过去。越过一道道红砖黄瓦的宫墙，要不了多远，就是**喇嘛现在居住着地东黄寺。“若说残酷。那些大喇嘛们在西藏的统治，可远比大清残酷。他们那边，除了领主和喇嘛，其他人统统都是奴隶，每天被人用皮鞭驱使着干活。每到喇嘛祭司们需要牺牲时，就抓奴隶们过来剥皮挖眼，开膛破肚，用他们的内脏头颅和鲜血来供养和召唤他们的魔鬼。如此残酷，那些奴隶们为什么不反抗？因为他们人人都信奉喇嘛教，喇嘛教的教义里，人生来就是受苦的，受越多的苦就越有希望在死后进入他们想象中最美好的天界，或者实现永生。所以他们就算受再多地苦难，也不敢反抗。
像西藏，蒙古这样地域广大而辽远地地方，若要派遣官员和军队去管制，肯定是鞭长莫及，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让这些地方的人统统都信奉喇嘛教，听任大喇嘛地统治。我只要让这些大喇嘛们臣服于朝廷，这些地方的小民，自然也就臣服于朝廷，不敢反抗。
大清疆土如此辽阔，治下民族众多，若要江山一统，就必须令各族不生异心。要让汉人们知道造反是死路一条，老老实实才有活路;要让朝鲜人畏惧于大清军威，不敢蓄怀异志;要让藏人和蒙古人都信奉喇嘛教的教义，以为现在的受苦就是为了死后的转生，才不敢反抗。只要把各族人所敬畏的东西掌握住，这个天下也就安稳了。”
我默然了，或者说，是哑口无言了。不得不说，多尔衮这一套长篇大论，虽然貌似歪理，却是实实在在的，令我无法辩驳的。虽然很冷酷很自私，但事实也确实如此。
我想起了古罗马时期的一个例子：在大约“前三巨头”出现的百年之前，罗马还是由元老会管理的“民主制度”国家。有个执政官在他当政的时候为了给民众谋取福利，损害了很多元老贵族的利益，得罪了很大一批人。后来这些元老们集结军队进入罗马城，杀掉了这个执政官的亲信们，将他和残余部队包围在月亮神庙里。在这个过程中，昔日没少受他恩惠的民众们却没有一个人出来保护他，为他说话。在即将覆灭的最后一个夜晚，他终于醒悟这些，不过已经迟了。于是这位愤怒之下的执政官在月亮神像面前立下诅咒，说罗马城的人民早晚要沦落到暴君的统治之下。第二天一早，敌人杀了进来，他一路逃命，路上很多民众围观看热闹，甚至很多人拍手叫好，喊他跑快点。最后，结局毫无悬念，他被追赶上来的敌军杀掉了，尸体被剁成肉酱。
而他的诅咒也在他死后百年实现了，屋大维称帝，建立了君主统治的罗马帝国，后来的皇帝中还出了著名的暴君尼禄。果然，罗马人民最后沦落到了暴君的统治之下，真是莫大的讽刺。
我终于悟出了这个道理，要当一个成功的政治家，要想笑到最后，就不能做善人，不能做好人。有道是“好人不长命，坏人寿百年”，虽然冷酷和厚黑的人未必能成功，但是成功的政治家必然具备冷酷和厚黑的性情和作风。多尔要告诉我的，显然就是这个道理。
至于他对蒙古的政策，更是阴险狡诈异常。蒙古这个民族虽然自元末衰落之后，这两三百年来也始终没有复兴起来，究其原因，还是因为人心不齐，各自为政。一盘散沙的民族就算再如何彪悍善战，也没有办法强大起来。无论是努尔哈赤还是皇太极，都看准了蒙古的这个弱点而加以利用，一面以联姻方式拉拢和自己亲善的部族，分化各个部族之间的关系，一面以铁血手段剿杀与自己为敌的部族，在短短二十几年的功夫就以区区四十万满人而统治了五百多万人口的蒙古，甚至让蒙古的铁骑们投在八旗之下，出力卖命。
而多尔衮为了提防蒙古未来的威胁，想出了一个阴损的办法，就是让他们都信奉喇嘛教，每家每户的男丁中必须要有人出家做喇嘛。至于手段，属于威逼利诱型，做了喇嘛好吃好喝，家人也跟着沾光;不做喇嘛就要充军打仗，随时准备送命。所以很多人自愿出家。当了喇嘛，就不能成家生育，久而久之，人口的增长就减缓了。按照这个趋势展下去，蒙古的人口必然锐减，所能给清朝构成的威胁，也就小很多了。
我在现代的时候，还很诧异于清朝为什么能够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国，在这等残酷的民族镇压手段下还能维持近三百年统治;为什么能够统西起中亚，北至贝加尔湖，东到海滨，南到缅甸这样一千多万平方公里的庞大疆土，这是历代汉人王朝所从未达到的境地。现在看来，也许一个高明的民族统治政策，甚至要胜过百万雄兵。而多尔衮所坚持施行的各个“弊政”，现在看来不但不是弊政，反而是从国家统一和社稷稳定角度上来说，实实在在的“利政”。这些政策的利处现在还看不出来，可等到几十年后，历史自然会给他证明这个正确性的。
想明白了这些，我再看着眼前的这个男人时，就忽然意识到，我以前竟是误解了他的真实用意，严重低估了他的治国能力，还有他的可怕性。难怪我这些年来多次劝他少杀人，都没半点作用，原来在他心里，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杀最多的异己和叛逆，是维护基业稳固的最好手段。在政权的稳定面前，任何事情都要服从这个大局，不论是百姓性命，还是他的暴君名声，都是无足轻重的。何等冷酷，又是何等的明智？
如同拨云见日一般，我彻底地领悟了。在这一刻，我忽然觉得自己的心，也像廊檐上的冰雪一样，冷硬起来。原来，站在一个统治阶级的立场，仁慈也是错。
“皇上说的这些道理，我差不多明白了。可是，我觉得一味实施苛政，而忽略了仁政，终究不是长久之计。”
“当然不是长久之计，不过你不用担心，咱们不是有东青和东海吗？”提到两个儿子，多尔衮眼睛里的目光，重新温暖起来，就像在春光下融化了的冰山积雪，汇聚成溪，潺潺流淌着无尽温情。“施仁政他们去，背黑锅由我来。这样的安排，最好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