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昺与王应麟一夜深谈，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但出于谨慎和保密计，决定让其回京当面向几位执宰禀明当前的形势。次日便以其身体有佯，需回京调养为名让其返回临安。临行前一再叮嘱其回京后一定要迅速与几位执宰会商，摸排清底数，在五日做出定议，迅速回报，不得耽搁。
与此同时，为保证能尽歼玉昔帖木儿率领的南侵之敌，赵昺开始调整兵力部署。他将敌情变化和扬州方面的回援计划通报给江东制置使赵孟启，令其统一调度各军，务必全歼南侵之敌。并命其根据敌情变化和兵力的调配，重新制定作战计划，及时回禀。
本来赵昺准备在朝中有了定议之后再行通报给湖广制置司，但是他思虑再三后，以为时间紧迫，待京中有了结果，才知会湖广置司时间未免太过仓促。先前虽然有针对淮西用兵的详细作战预案，但此次用兵规模大，作战领域广，且需要两个置司配合作战，显然此前制定的作战计划已经不适用，必须经过修改和调整。
而此战的关键点就是要趁敌军两淮大部兵力被歼，蒙元朝廷还未做出反应，调集兵力增援两淮之际，己方以雷霆万钧之势横扫两淮地区的残余敌军，迅速占据战略要点。可这就需要事先做出完备的作战计划，一得到命令便立刻展开行动。
可这一场大的战役，仅湖广制置司动用的兵力就有十数万之众，如果没有明确的战略目标和完善的计划及快速反应，仓促之间就会像一群无头苍蝇一样在战场上乱撞，更不要说与友军相互配合。此外还需要庞大的后勤保障，这也需要征发夫役，调集物资，在战斗爆发后能够到位，而这都需要时间来准备。
从战役考虑计，赵昺还是决定给江钲通个气儿，免得一时间措手不及。当下湖广置司承担着征西军后勤和兵力保障任务，还要分心征伐云南的事务，能够有抽调多少兵力参与收复两淮都需要斟酌。同时还要警惕安南和占城这两个‘流氓’趁火打劫，骚扰广西，这在历史上并非没有先例。
正是由于湖广置司承担着更为繁重的军务，兵力部署分散，在动用其兵力上赵昺就要做更多的考量，免得顾此失彼。因此他给江钲的信中要求其对收复两淮之事暂时要保密，但是部队要以准备增援淮东战场为名提早动员，向交通便利的地域集中，并按照大战役级别将弹药和粮草发放到团级辎重队。同时收拢水军，征集商船，做好渡江准备。加强对当面之敌的侦察，尤其是襄阳方面的州府敌军部署、交通和人口等情况，做好攻取襄樊和收复淮西地区后的防御计划。
赵昺也知在未经两省会商后，自己便发布战争动员令，有专权之嫌，可能会引发众臣的上谏。可他意不在此，当下表面上积极征询两省的意见，听取重臣的建议，但是在内心中他早已有了主意。一旦时机成熟，即便众臣反对，他也会毫不犹豫的发起收复两淮的战役。
从前赵昺一直对是否攻取两淮十分谨慎，并多次驳回臣僚有关对江淮采取攻势的上奏。一是担心刚刚收复江南，根基不稳，需要先行稳定内部；二是底子太薄，贸然发动攻势，又难以一战而下，双方陷入胶着。不仅难以休养生息，还不得不消耗巨资与敌对战，从而重走老路，导致经济崩溃，动乱不止，终归亡国。
所以赵昺答应蒙元方面的议和提议，期间双方冲突不断，但是都控制在一定限度之内，只是以打击其南侵的念头和破坏他们经济为目标，并未酿成大规模的战争。双方谈谈打打也就维持着虚伪的和平，但是谁都恨不得一口将对方吞掉，可又相互忌惮，哪一方也不敢挑起大战。即便此次赵昺率先挑起边衅，也是意在打击玉昔帖木儿的‘南侵’之意，使其不敢再生南侵之意，为自己的发展赢得时间，而非以收复两淮为目标。
不过谨慎不代表不想，赵昺一直将收复两淮作为战略目标，因为两淮对江南太重要。‘守江必守淮’，这已经是历代南方统治者的共识。南方政权皆是以建康为核心，即便南宋以杭州为临安之地，其实依然无法摆脱。依靠建康，南方政权可以享有太湖地区的人力粮食和长江地区发达的水运交通，以便和北方政权长期抗衡。
而要保住南京，必守长江。长江虽是天险，但却不是保险箱。长江天险从荆襄到九江，再到南京，如此之长，根本就无法处处设防。如有一点突破，那么北方的大军就会以高屋建瓴之势瓦解整道防线。当年的隋灭陈，北宋灭南唐莫不如此。
如果想要长期固守，只能进行纵深防守或机动防守，扩大自己的战略纵深，这时候淮河就显得格外重要了。淮河至长江地区水系茂密，支流众多，例如淮河的支流颍水，涡水，泗水等等，而且淮河的终点洪泽湖也是长江以北地区的大型湖泊。
一般来说“北人骑马，南人乘船”。如果北方的大军南下，必然要沿着颍、涡、泗三水前进。南方政权在此三河与淮河的汇集处修筑城市，形成了寿春、钟离和淮阴这三座军事重镇。他们可以凭借坚城顽强抵抗，利用水流让自己的水军快速机动，拖住北方骑兵的进攻锋芒。
当年前秦皇帝苻坚为了南伐东晋，就曾经出动重兵争夺淮南地区。结果在寿春一带遭遇了晋军的顽强抵抗，白白错失了战略良机。而此时晋军将领谢玄指挥水军等机动兵力利用水路和苻坚展开决战，以少胜多，大败秦军。
另外京杭大运河的开通给江淮地区赋予了更重的使命，可以说大运河让江淮地区变成了更重要的战略枢纽。隋唐的建立者都是关陇贵族，所以他们的统治中心都在关中。然而随着关中地区土地肥力的下降和人口的急剧膨胀，这里生产的粮食不能再像秦汉一样支撑起一个特大城市了。
唐朝将首都部分职能转给了临近的洛阳，建立“洛阳新区”，然后从南方粮食生产区大量运粮食，解决首都地区缺粮的尴尬局面，此乃“南粮北运”。如果要大量运粮，那只能依靠前朝留下的大运河了。通过大运河，江南地区的粮食源源不断地送往洛阳和关中，缓解了首都的城市病，大运河沿岸的江淮城市，也跟着成为了国家锁钥。
在唐朝江淮地区的赋税甚至成了唐朝中央政府的收入大头。而在淮左和淮右的藩镇们则凭借大运河可以牢牢的扩张和巩固自己的势力范围，甚至不给中央政府运粮食。唐宪宗年间，李愬雪夜下蔡州，一举攻破淮西藩镇，就是为了重新打通中央政府与江淮和江南地区的联系。所以无论对于割据政权还是中央政府，江淮地区必须拿下。
虽然入元后已经可以海运，但是大运河仍然是重要的漕运手段，继续实行这种南粮北运的策略。即使现在丢失了江南，在两淮地区的盐、粮仍可通过运河送往中原，惠及西北。更重要的是蒙元拥有两淮，则可以牢牢卡住大宋的脖子。
如此一来，江淮对南方政权是不可或缺的，正是“欲窥中原者，必得淮泗。有江汉而无淮泗，国必弱。”南方政权拥有淮河，则可以拥有长江以北的一道最好的屏障，甚至窥伺徐州、山东乃至中原。而北方政权拥有淮河，则可以牢牢地卡住南方政权进取中原的通路。
无论是南陈、南唐还是南宋，他的衰败甚至灭亡都是从丢失江淮开始的。江淮乃是南北必争之地，有了淮河，南方政权和割据政权就变消极防守成主动进攻。但是，仅仅拥有淮河可不够。南方政权想要长期对抗，还必须控制江汉地区才能保持自己政权的长治久安。
也就是‘江汉江淮为连襟’，赵昺记的明末顾炎武甚至指出了“厚荆襄”和“阻两淮”为东南立国之本。而纵观历史，因为江汉地区丢失导致东南自缚的例子也是屡见不鲜。东晋时期王导桓玄等人凭借荆襄，死死的抓住了下游建康的命脉。本朝政权也是吸取了这个教训，派遣吕文焕固守襄阳，杜杲固守江淮。两地互为犄角，让凶猛如虎的蒙古大军一时无从下口，也成了世界上对抗蒙古时间最长的政权。
这次战机突然显现，虽然在赵昺看来尚未完全达到自己认为的最好时机，但是他并不想放过，即便可能会使国内的发展因此受到影响，自己也得多过上几年苦日子，可他觉得若是能建立一条一条从淮河到江汉一带的坚固防线及战略缓冲区，并夺取向北发展的跳板也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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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为保证能尽歼玉昔帖木儿率领的南侵之敌，赵昺开始调整兵力部署。他将敌情变化和扬州方面的回援计划通报给江东制置使赵孟启，令其统一调度各军，务必全歼南侵之敌。并命其根据敌情变化和兵力的调配，重新制定作战计划，及时回禀。
本来赵昺准备在朝中有了定议之后再行通报给湖广制置司，但是他思虑再三后，以为时间紧迫，待京中有了结果，才知会湖广置司时间未免太过仓促。先前虽然有针对淮西用兵的详细作战预案，但此次用兵规模大，作战领域广，且需要两个置司配合作战，显然此前制定的作战计划已经不适用，必须经过修改和调整。
而此战的关键点就是要趁敌军两淮大部兵力被歼，蒙元朝廷还未做出反应，调集兵力增援两淮之际，己方以雷霆万钧之势横扫两淮地区的残余敌军，迅速占据战略要点。可这就需要事先做出完备的作战计划，一得到命令便立刻展开行动。
可这一场大的战役，仅湖广制置司动用的兵力就有十数万之众，如果没有明确的战略目标和完善的计划及快速反应，仓促之间就会像一群无头苍蝇一样在战场上乱撞，更不要说与友军相互配合。此外还需要庞大的后勤保障，这也需要征发夫役，调集物资，在战斗爆发后能够到位，而这都需要时间来准备。
从战役考虑计，赵昺还是决定给江钲通个气儿，免得一时间措手不及。当下湖广置司承担着征西军后勤和兵力保障任务，还要分心征伐云南的事务，能够有抽调多少兵力参与收复两淮都需要斟酌。同时还要警惕安南和占城这两个‘流氓’趁火打劫，骚扰广西，这在历史上并非没有先例。
正是由于湖广置司承担着更为繁重的军务，兵力部署分散，在动用其兵力上赵昺就要做更多的考量，免得顾此失彼。因此他给江钲的信中要求其对收复两淮之事暂时要保密，但是部队要以准备增援淮东战场为名提早动员，向交通便利的地域集中，并按照大战役级别将弹药和粮草发放到团级辎重队。同时收拢水军，征集商船，做好渡江准备。加强对当面之敌的侦察，尤其是襄阳方面的州府敌军部署、交通和人口等情况，做好攻取襄樊和收复淮西地区后的防御计划。
赵昺也知在未经两省会商后，自己便发布战争动员令，有专权之嫌，可能会引发众臣的上谏。可他意不在此，当下表面上积极征询两省的意见，听取重臣的建议，但是在内心中他早已有了主意。一旦时机成熟，即便众臣反对，他也会毫不犹豫的发起收复两淮的战役。
从前赵昺一直对是否攻取两淮十分谨慎，并多次驳回臣僚有关对江淮采取攻势的上奏。一是担心刚刚收复江南，根基不稳，需要先行稳定内部；二是底子太薄，贸然发动攻势，又难以一战而下，双方陷入胶着。不仅难以休养生息，还不得不消耗巨资与敌对战，从而重走老路，导致经济崩溃，动乱不止，终归亡国。
所以赵昺答应蒙元方面的议和提议，期间双方冲突不断，但是都控制在一定限度之内，只是以打击其南侵的念头和破坏他们经济为目标，并未酿成大规模的战争。双方谈谈打打也就维持着虚伪的和平，但是谁都恨不得一口将对方吞掉，可又相互忌惮，哪一方也不敢挑起大战。即便此次赵昺率先挑起边衅，也是意在打击玉昔帖木儿的‘南侵’之意，使其不敢再生南侵之意，为自己的发展赢得时间，而非以收复两淮为目标。
不过谨慎不代表不想，赵昺一直将收复两淮作为战略目标，因为两淮对江南太重要。‘守江必守淮’，这已经是历代南方统治者的共识。南方政权皆是以建康为核心，即便南宋以杭州为临安之地，其实依然无法摆脱。依靠建康，南方政权可以享有太湖地区的人力粮食和长江地区发达的水运交通，以便和北方政权长期抗衡。
而要保住南京，必守长江。长江虽是天险，但却不是保险箱。长江天险从荆襄到九江，再到南京，如此之长，根本就无法处处设防。如有一点突破，那么北方的大军就会以高屋建瓴之势瓦解整道防线。当年的隋灭陈，北宋灭南唐莫不如此。
如果想要长期固守，只能进行纵深防守或机动防守，扩大自己的战略纵深，这时候淮河就显得格外重要了。淮河至长江地区水系茂密，支流众多，例如淮河的支流颍水，涡水，泗水等等，而且淮河的终点洪泽湖也是长江以北地区的大型湖泊。
一般来说“北人骑马，南人乘船”。如果北方的大军南下，必然要沿着颍、涡、泗三水前进。南方政权在此三河与淮河的汇集处修筑城市，形成了寿春、钟离和淮阴这三座军事重镇。他们可以凭借坚城顽强抵抗，利用水流让自己的水军快速机动，拖住北方骑兵的进攻锋芒。
当年前秦皇帝苻坚为了南伐东晋，就曾经出动重兵争夺淮南地区。结果在寿春一带遭遇了晋军的顽强抵抗，白白错失了战略良机。而此时晋军将领谢玄指挥水军等机动兵力利用水路和苻坚展开决战，以少胜多，大败秦军。
另外京杭大运河的开通给江淮地区赋予了更重的使命，可以说大运河让江淮地区变成了更重要的战略枢纽。隋唐的建立者都是关陇贵族，所以他们的统治中心都在关中。然而随着关中地区土地肥力的下降和人口的急剧膨胀，这里生产的粮食不能再像秦汉一样支撑起一个特大城市了。
唐朝将首都部分职能转给了临近的洛阳，建立“洛阳新区”，然后从南方粮食生产区大量运粮食，解决首都地区缺粮的尴尬局面，此乃“南粮北运”。如果要大量运粮，那只能依靠前朝留下的大运河了。通过大运河，江南地区的粮食源源不断地送往洛阳和关中，缓解了首都的城市病，大运河沿岸的江淮城市，也跟着成为了国家锁钥。
在唐朝江淮地区的赋税甚至成了唐朝中央政府的收入大头。而在淮左和淮右的藩镇们则凭借大运河可以牢牢的扩张和巩固自己的势力范围，甚至不给中央政府运粮食。唐宪宗年间，李愬雪夜下蔡州，一举攻破淮西藩镇，就是为了重新打通中央政府与江淮和江南地区的联系。所以无论对于割据政权还是中央政府，江淮地区必须拿下。
虽然入元后已经可以海运，但是大运河仍然是重要的漕运手段，继续实行这种南粮北运的策略。即使现在丢失了江南，在两淮地区的盐、粮仍可通过运河送往中原，惠及西北。更重要的是蒙元拥有两淮，则可以牢牢卡住大宋的脖子。
如此一来，江淮对南方政权是不可或缺的，正是“欲窥中原者，必得淮泗。有江汉而无淮泗，国必弱。”南方政权拥有淮河，则可以拥有长江以北的一道最好的屏障，甚至窥伺徐州、山东乃至中原。而北方政权拥有淮河，则可以牢牢地卡住南方政权进取中原的通路。
无论是南陈、南唐还是南宋，他的衰败甚至灭亡都是从丢失江淮开始的。江淮乃是南北必争之地，有了淮河，南方政权和割据政权就变消极防守成主动进攻。但是，仅仅拥有淮河可不够。南方政权想要长期对抗，还必须控制江汉地区才能保持自己政权的长治久安。
也就是‘江汉江淮为连襟’，赵昺记的明末顾炎武甚至指出了“厚荆襄”和“阻两淮”为东南立国之本。而纵观历史，因为江汉地区丢失导致东南自缚的例子也是屡见不鲜。东晋时期王导桓玄等人凭借荆襄，死死的抓住了下游建康的命脉。本朝政权也是吸取了这个教训，派遣吕文焕固守襄阳，杜杲固守江淮。两地互为犄角，让凶猛如虎的蒙古大军一时无从下口，也成了世界上对抗蒙古时间最长的政权。
这次战机突然显现，虽然在赵昺看来尚未完全达到自己认为的最好时机，但是他并不想放过，即便可能会使国内的发展因此受到影响，自己也得多过上几年苦日子，可他觉得若是能建立一条一条从淮河到江汉一带的坚固防线及战略缓冲区，并夺取向北发展的跳板也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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