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赵昺前世就知道在异族入侵后，头几年的反抗最为激烈，但在异族的残酷镇压和安抚下这种抵抗心理会随着时间的延长而不断的消退，直至心安理得的接受异族统治，忘记了故国，甚至成为异族的帮凶。自然也会被旧主视为叛徒和敌人，而宋朝历史上这种现象又极为严重。
北宋时期，由于石敬瑭出卖了燕云十六州，使得宋初几次北伐失败，导致北部边界维持在旧黄河以北，并没有完全占据历史上的汉族旧地，也未将整个中原地区纳入自己的统治之下，使得民族出现了分裂。但事情却不是一成不变的，当幽云十六州的汉人成为辽朝属民之后，其不仅在性格方面，而且在生活习俗上也开始发生全面的“胡化”，这逐渐导致了宋人对其态度的变化。
在宋人看来，那些生活在“敌境”之中、着“胡服”、用“胡礼”、习“胡俗”的人，于己来说完全是一种异类。他们将处于契丹及以后女真统治下的汉人称为‘北人’。这是个带有歧视的称呼，更将他们视为潜在的敌人，而那些旧辽守将都为汉人，可在宋人的笔下却全变成了“虏”。有见识的士大夫尚且如此，下层军民自然更不必说了。
虽如此，待落到实际作法上的时候，宋廷呈现在幽云汉人面前的却又是另一副面孔。其不仅没有想办法去消除宋人对辽朝汉人的排斥心理，减少“汉人”心中的疑虑，却反而处处体现出不信任的态度，做出许多根本不把幽云汉人当作子民、而是欺压出卖的事来。
对归正人的安置去处，无论降附还是自愿归来的，大致都要送往内地分散安置，目的是防止他们与‘旧主’内外联络。但与军事形势相比，战争的需求更为重要，强调“与汉军杂处”、“与军伍错居”，说的就是编制上的参错。而小规模集中编伍显然有便于控制的考虑，因此归附人以所部小规模编伍自相统属，便于作战时充分发挥其骑射优势，是利用与控制相得益彰。
不仅如此，在幽云十六州的汉人进入宋境后，北宋朝廷也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措施避免宋人对其的歧视排挤，“州郡又往往不恤。或困于衣食，其在关下者，至于揭榜通衢人物往来处，称其名氏，旧官封而已乞丐，执政虽睹之不问也。”
而“而燕云两路官吏散处中国，其啸聚之民，并引处内地，中国之民，日夜疑之，而官吏亦不复以礼待遇，两相忿恨，数至喧争。”这使幽云汉人和宋人的矛盾日益尖锐，直至引发金宋战争时期的巨大变故。可以说，北宋朝廷在进入幽云后所做的一系列蠢事，使幽云十六州的汉人对其大为失望，这其中不仅包括一时的政策错误，而且也是宋人对幽云汉人的长期偏见导致的结果。
在军队中，归正人受排挤的现象更为严重。相反金朝对宋开战后，却在刘彦宗等汉人的指点下采取了正确的决策，“金人已得燕，则盐法尽仍旧，常胜军屋业田土，尽给前主，燕人归心焉。”两下相较，幽云汉人之心会归附于谁，已经是一看便知的事了。
南渡之后，历史上南北分裂造成的相互不信任和歧视现象不断更为严重，而一些偶发事件则加深了两者间的矛盾。而不信任感是长期存在于南宋朝廷之中的主流态度。包括朱熹，都直接把归正人与汉代时的宦官、唐代时的藩镇视为一类，认为这些人都是造成社会动乱的病根。因此，许多归正的文官多不被授实职，添差后就将他们分散地安置在各州郡中。
对“归正人”摇摆不定的政策，也引发大量归正人的不满，这种不满从孝宗朝开始发酵，到后来越发严重，南宋军队尤其是前线最具战斗力的部队中，由于归正人的比例逐年增加，使军队的管理出现隐患。一方面是这些北军饱受排挤，另一方面是南宋正军在数量上不占优势，使军队内部管理失控。这使得南宋不断的失去北地民心，不仅彻底断送了南宋北定中原的可能，也成为南宋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俗话说：树有根，水有源。什么事情的都不是平白无故发生的，总是要有个缘由的，赵昺作为一个后世来人，自然有回望历史的机会，就可以发现一道清晰的发展脉络，而绝不仅仅是厌恶和不信任那么简单，却是一场大宋朝堂之上，地方之下，南人和北人，文臣和武将延续百年政治大戏。
在赵昺看来南北之间的矛盾究其根源，首先还是钱的事儿，然后才是人的事儿，最后便是权力的事情：
宋朝建立之初，北方久经战乱，经济萧条；而南方受战争的波及要小一些，且江南已经是富庶之地，即便云南、贵州及岭南地区也得到渐次的开发，形成了经济上南强北弱的形势。但建立宋政权的却是以北方人群体，在政治上南方人自然就处于弱势。
而随后爆发的新旧党争，隐隐地就在南北地域上有了大分野。新党大多为南方人如王安石、章惇、吕惠卿、曾布；旧党代表人物如司马光、程颢、程颐、刘挚、韩琦等。而司马光批评王安石变法的理由之一居然是南人不可当政，曾轻言：“闽人狡险，楚人轻易，今二相皆闽人，二参政皆楚人，必将引乡党之士，天下风俗，何由得更淳厚!”换言之某种意义上这是朝堂里的南北人地域歧视的公开化！
到了南宋，南人和北人的矛盾更厉害了，非但大儒朱熹瞧不起北方人，很多南方士大夫在诗文随笔里也多有批评北人粗鲁愚蠢。打开《宋史》，放眼你看《奸臣传》几乎全是南方人，赵昺当时就就觉得很有意思了。宋朝自靖康之变，南渡之后，长期以来面临女真金朝、蒙元这样的强敌，随时面临着亡国之危，如此选择抵抗到底的以战止战策略，还是外交谈和，一直是朝廷内部的主要论战，进而影响到文武关系。
在南渡之初的时候，因为高宗赵构身边的军队有限，又面临金军南下的侵袭，因此不得不注意安抚和招徕这些归正人作为基层军队的补充。而北人多属武人，沙场宿将，志在恢复自己的家园，自然是主战；而出身自经济发达、社会繁荣背景的南方人，经由科举入仕，多着眼于稳定江南政局，对战争并无胜算，赞成偏安、坚持一力主和。
在赵昺看来，正是南北人自身考量的不同，便有了有不同的立场与观点，由此而衍生出对生存与发展、现实与理想、偏安与恢复等不同的看法。而认知差异和南北地域问题及文武问题纠结在一起，又对政治环境产生了影响。而南北人对政治环境、宋金、宋蒙关系既种使得问题更为复杂。
宋廷迁都临安也是更有利于老家是福建路、浙西路、浙东路的士大夫，于是南人主政北人主军的局面逐步固定下来。尤其在重文轻武的国策下，由科举入仕的南方文人占优势之政治环境中，对从北方來的人而言，自然筑起一道智力防波堤，用人取舍之间，南北便有亲疏内外的不同，就容易产生政治生态失衡的现象，形成政争，为他们日后的混战埋下了隐患。
为了小朝廷的生存和发展，也为了争夺政治利益，和战问题就不单单是政见之争，更上升为人事恩怨和所谓的南北人问题，而经济上南强北弱，政治上南方人掌握了南宋政坛，北方人大多流离失所且多为武将。所以你看在北宋时的北人和南人在军事与政治所居的地位差异明显，因此南宋时代形成北人主军、南人主政的政治形态。
从南宋开国以來，几次重大的事件，岳飞之死、苗傅、刘正彦、郦琼之叛及曲端的被杀，孟珙的抑郁而终，固然各有不同的原因，然而南北地域情结似乎也有相当的关联性。赵昺只看岳飞的出身和经历，便知对北人的招抚正是触动了南人大臣和皇帝的心结，招降纳叛往往是地方图谋不轨的先兆，都毫无例外地涉及到南人主将、文官和北人武将的错综复杂的矛盾。
南渡之初，宋廷随时面临着灭亡，可以说正是用人之际。对归正人，南宋除发放赈济钱粮，分配土地、耕牛、种子进行安置外，将男丁收入军中更是安置归正人的常规做法。赵昺最为崇拜的岳家军，他们之所以能让金军闻风丧胆，很大程度上是离不开北方归正人的不断加入和后方策应的，其队伍中的猛将牛皋、董先都是归正人，甚至在宋金开始和议时，岳飞仍派人持蜡丸、赏金到北方招诱中原好汉。
然而正是基于对岳飞等武将的猜忌，朝臣和赵构对北人来归的也逐步加强了警惕。特别是在‘绍兴和议’签订之后，为了防止授金朝南侵的借口，高宗在遣返新归正人的同时，严禁边将收纳渡淮而来的北方人。甚至是直接发布文书，告诫岳飞等将领，不得招纳北方来归的人民。可每当宋金出现军事对峙的紧张形势时，就又会再次派遣边境的官员招募北人投奔，厚加赏赐。
在赵昺看来，在对待归正人的问题上，无论的皇帝，还是那些掌政的南方文臣满满的皆是卸磨杀驴的套路，并已经定型，以致从意识形态和行为上都表露无遗。在此后蒙古南下灭金，中原干戈四起一时间很多金朝境内的将领、平民大举南下进入宋境内，成为了新的归正人。在这批人里很多人因为卓越的战功成长为南宋的方面大员，军队悍将。
刘整在金乱之际投宋隶属孟珙麾下，信阳战役中“整为前锋，夜纵骁勇十二人，渡堑登城，袭擒其守”，孟珙赞其“赛存孝”，后累迁至潼川安抚使、知泸州事；姜才年少时被掠到河朔，后逃回南宋“隶淮南兵中，以善战名”，在淮西地区配合名将李庭芝抗击元军的战斗中宁死不降。
还有赵昺熟知，并共事多年的张世杰原在元将张柔军中，畏罪投宋后屡立战功。按照剧本元军攻至临安附近时，其应率军勤王，力战不降直到崖山海战身死，本可成为宋末三杰之一。但是由于他横插了一杠子，其还活的好好的，不过他对其也是不薄，这么多年来一直官居枢密使，也算是位极人臣了。
宋与蒙古的最初交锋中，正是从北方招募的归正人极大地遏制了强大的蒙古铁骑，但赵昺站在历史公正的立场上讲，在战争激烈的时期，南宋整体对北军的薪饷待遇都是一流的，甚至要优于南军。可随着时光流逝，却造成南军官兵的不满，南军不服北军的好待遇，也要分一杯羹。
应当说，于是问题来了，著名的山东红袄军首领李全等人就一度因为南宋的猜忌游走金、蒙古之间，给南宋两淮防御造成了严重损害，甚至让一度居于优势的南宋连连败北，可谓血的教训。比李全更为倒霉的则是刘整。贾似道控制了朝政后，推行“打算法”，目标是以整治军中的贪污腐败为幌子，借机打击那些功劳卓著、不尊重贾似道权威的将帅。
换言之贾似道玩的是清除不服从自己的力量，扶持自己的手下李庭芝、吕文德、吕文焕等人。为此他先后清洗掉对自己不敬的多名南宋高级将领，由金入宋的刘整在对蒙军作战中屡立战功，因担心祸及自身转而叛宋。深谙南宋江防部署的刘整反而成了蒙元军灭宋的急先锋，其驻防的泸州本来就是南宋长江上游防御的重镇，其提出的中央突破，直取襄阳；组建水军，横扫南宋的大战略，事实上也决定了宋蒙决战的最终走向。
如此整治北人自然削弱了南宋防御的力量，不久之后国门打开，襄阳失守，江南危矣！这场南人和北人的论争矛盾最终颠覆了宋政权，其代价不可谓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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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时期，由于石敬瑭出卖了燕云十六州，使得宋初几次北伐失败，导致北部边界维持在旧黄河以北，并没有完全占据历史上的汉族旧地，也未将整个中原地区纳入自己的统治之下，使得民族出现了分裂。但事情却不是一成不变的，当幽云十六州的汉人成为辽朝属民之后，其不仅在性格方面，而且在生活习俗上也开始发生全面的“胡化”，这逐渐导致了宋人对其态度的变化。
在宋人看来，那些生活在“敌境”之中、着“胡服”、用“胡礼”、习“胡俗”的人，于己来说完全是一种异类。他们将处于契丹及以后女真统治下的汉人称为‘北人’。这是个带有歧视的称呼，更将他们视为潜在的敌人，而那些旧辽守将都为汉人，可在宋人的笔下却全变成了“虏”。有见识的士大夫尚且如此，下层军民自然更不必说了。
虽如此，待落到实际作法上的时候，宋廷呈现在幽云汉人面前的却又是另一副面孔。其不仅没有想办法去消除宋人对辽朝汉人的排斥心理，减少“汉人”心中的疑虑，却反而处处体现出不信任的态度，做出许多根本不把幽云汉人当作子民、而是欺压出卖的事来。
对归正人的安置去处，无论降附还是自愿归来的，大致都要送往内地分散安置，目的是防止他们与‘旧主’内外联络。但与军事形势相比，战争的需求更为重要，强调“与汉军杂处”、“与军伍错居”，说的就是编制上的参错。而小规模集中编伍显然有便于控制的考虑，因此归附人以所部小规模编伍自相统属，便于作战时充分发挥其骑射优势，是利用与控制相得益彰。
不仅如此，在幽云十六州的汉人进入宋境后，北宋朝廷也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措施避免宋人对其的歧视排挤，“州郡又往往不恤。或困于衣食，其在关下者，至于揭榜通衢人物往来处，称其名氏，旧官封而已乞丐，执政虽睹之不问也。”
而“而燕云两路官吏散处中国，其啸聚之民，并引处内地，中国之民，日夜疑之，而官吏亦不复以礼待遇，两相忿恨，数至喧争。”这使幽云汉人和宋人的矛盾日益尖锐，直至引发金宋战争时期的巨大变故。可以说，北宋朝廷在进入幽云后所做的一系列蠢事，使幽云十六州的汉人对其大为失望，这其中不仅包括一时的政策错误，而且也是宋人对幽云汉人的长期偏见导致的结果。
在军队中，归正人受排挤的现象更为严重。相反金朝对宋开战后，却在刘彦宗等汉人的指点下采取了正确的决策，“金人已得燕，则盐法尽仍旧，常胜军屋业田土，尽给前主，燕人归心焉。”两下相较，幽云汉人之心会归附于谁，已经是一看便知的事了。
南渡之后，历史上南北分裂造成的相互不信任和歧视现象不断更为严重，而一些偶发事件则加深了两者间的矛盾。而不信任感是长期存在于南宋朝廷之中的主流态度。包括朱熹，都直接把归正人与汉代时的宦官、唐代时的藩镇视为一类，认为这些人都是造成社会动乱的病根。因此，许多归正的文官多不被授实职，添差后就将他们分散地安置在各州郡中。
对“归正人”摇摆不定的政策，也引发大量归正人的不满，这种不满从孝宗朝开始发酵，到后来越发严重，南宋军队尤其是前线最具战斗力的部队中，由于归正人的比例逐年增加，使军队的管理出现隐患。一方面是这些北军饱受排挤，另一方面是南宋正军在数量上不占优势，使军队内部管理失控。这使得南宋不断的失去北地民心，不仅彻底断送了南宋北定中原的可能，也成为南宋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俗话说：树有根，水有源。什么事情的都不是平白无故发生的，总是要有个缘由的，赵昺作为一个后世来人，自然有回望历史的机会，就可以发现一道清晰的发展脉络，而绝不仅仅是厌恶和不信任那么简单，却是一场大宋朝堂之上，地方之下，南人和北人，文臣和武将延续百年政治大戏。
在赵昺看来南北之间的矛盾究其根源，首先还是钱的事儿，然后才是人的事儿，最后便是权力的事情：
宋朝建立之初，北方久经战乱，经济萧条；而南方受战争的波及要小一些，且江南已经是富庶之地，即便云南、贵州及岭南地区也得到渐次的开发，形成了经济上南强北弱的形势。但建立宋政权的却是以北方人群体，在政治上南方人自然就处于弱势。
而随后爆发的新旧党争，隐隐地就在南北地域上有了大分野。新党大多为南方人如王安石、章惇、吕惠卿、曾布；旧党代表人物如司马光、程颢、程颐、刘挚、韩琦等。而司马光批评王安石变法的理由之一居然是南人不可当政，曾轻言：“闽人狡险，楚人轻易，今二相皆闽人，二参政皆楚人，必将引乡党之士，天下风俗，何由得更淳厚!”换言之某种意义上这是朝堂里的南北人地域歧视的公开化！
到了南宋，南人和北人的矛盾更厉害了，非但大儒朱熹瞧不起北方人，很多南方士大夫在诗文随笔里也多有批评北人粗鲁愚蠢。打开《宋史》，放眼你看《奸臣传》几乎全是南方人，赵昺当时就就觉得很有意思了。宋朝自靖康之变，南渡之后，长期以来面临女真金朝、蒙元这样的强敌，随时面临着亡国之危，如此选择抵抗到底的以战止战策略，还是外交谈和，一直是朝廷内部的主要论战，进而影响到文武关系。
在南渡之初的时候，因为高宗赵构身边的军队有限，又面临金军南下的侵袭，因此不得不注意安抚和招徕这些归正人作为基层军队的补充。而北人多属武人，沙场宿将，志在恢复自己的家园，自然是主战；而出身自经济发达、社会繁荣背景的南方人，经由科举入仕，多着眼于稳定江南政局，对战争并无胜算，赞成偏安、坚持一力主和。
在赵昺看来，正是南北人自身考量的不同，便有了有不同的立场与观点，由此而衍生出对生存与发展、现实与理想、偏安与恢复等不同的看法。而认知差异和南北地域问题及文武问题纠结在一起，又对政治环境产生了影响。而南北人对政治环境、宋金、宋蒙关系既种使得问题更为复杂。
宋廷迁都临安也是更有利于老家是福建路、浙西路、浙东路的士大夫，于是南人主政北人主军的局面逐步固定下来。尤其在重文轻武的国策下，由科举入仕的南方文人占优势之政治环境中，对从北方來的人而言，自然筑起一道智力防波堤，用人取舍之间，南北便有亲疏内外的不同，就容易产生政治生态失衡的现象，形成政争，为他们日后的混战埋下了隐患。
为了小朝廷的生存和发展，也为了争夺政治利益，和战问题就不单单是政见之争，更上升为人事恩怨和所谓的南北人问题，而经济上南强北弱，政治上南方人掌握了南宋政坛，北方人大多流离失所且多为武将。所以你看在北宋时的北人和南人在军事与政治所居的地位差异明显，因此南宋时代形成北人主军、南人主政的政治形态。
从南宋开国以來，几次重大的事件，岳飞之死、苗傅、刘正彦、郦琼之叛及曲端的被杀，孟珙的抑郁而终，固然各有不同的原因，然而南北地域情结似乎也有相当的关联性。赵昺只看岳飞的出身和经历，便知对北人的招抚正是触动了南人大臣和皇帝的心结，招降纳叛往往是地方图谋不轨的先兆，都毫无例外地涉及到南人主将、文官和北人武将的错综复杂的矛盾。
南渡之初，宋廷随时面临着灭亡，可以说正是用人之际。对归正人，南宋除发放赈济钱粮，分配土地、耕牛、种子进行安置外，将男丁收入军中更是安置归正人的常规做法。赵昺最为崇拜的岳家军，他们之所以能让金军闻风丧胆，很大程度上是离不开北方归正人的不断加入和后方策应的，其队伍中的猛将牛皋、董先都是归正人，甚至在宋金开始和议时，岳飞仍派人持蜡丸、赏金到北方招诱中原好汉。
然而正是基于对岳飞等武将的猜忌，朝臣和赵构对北人来归的也逐步加强了警惕。特别是在‘绍兴和议’签订之后，为了防止授金朝南侵的借口，高宗在遣返新归正人的同时，严禁边将收纳渡淮而来的北方人。甚至是直接发布文书，告诫岳飞等将领，不得招纳北方来归的人民。可每当宋金出现军事对峙的紧张形势时，就又会再次派遣边境的官员招募北人投奔，厚加赏赐。
在赵昺看来，在对待归正人的问题上，无论的皇帝，还是那些掌政的南方文臣满满的皆是卸磨杀驴的套路，并已经定型，以致从意识形态和行为上都表露无遗。在此后蒙古南下灭金，中原干戈四起一时间很多金朝境内的将领、平民大举南下进入宋境内，成为了新的归正人。在这批人里很多人因为卓越的战功成长为南宋的方面大员，军队悍将。
刘整在金乱之际投宋隶属孟珙麾下，信阳战役中“整为前锋，夜纵骁勇十二人，渡堑登城，袭擒其守”，孟珙赞其“赛存孝”，后累迁至潼川安抚使、知泸州事；姜才年少时被掠到河朔，后逃回南宋“隶淮南兵中，以善战名”，在淮西地区配合名将李庭芝抗击元军的战斗中宁死不降。
还有赵昺熟知，并共事多年的张世杰原在元将张柔军中，畏罪投宋后屡立战功。按照剧本元军攻至临安附近时，其应率军勤王，力战不降直到崖山海战身死，本可成为宋末三杰之一。但是由于他横插了一杠子，其还活的好好的，不过他对其也是不薄，这么多年来一直官居枢密使，也算是位极人臣了。
宋与蒙古的最初交锋中，正是从北方招募的归正人极大地遏制了强大的蒙古铁骑，但赵昺站在历史公正的立场上讲，在战争激烈的时期，南宋整体对北军的薪饷待遇都是一流的，甚至要优于南军。可随着时光流逝，却造成南军官兵的不满，南军不服北军的好待遇，也要分一杯羹。
应当说，于是问题来了，著名的山东红袄军首领李全等人就一度因为南宋的猜忌游走金、蒙古之间，给南宋两淮防御造成了严重损害，甚至让一度居于优势的南宋连连败北，可谓血的教训。比李全更为倒霉的则是刘整。贾似道控制了朝政后，推行“打算法”，目标是以整治军中的贪污腐败为幌子，借机打击那些功劳卓著、不尊重贾似道权威的将帅。
换言之贾似道玩的是清除不服从自己的力量，扶持自己的手下李庭芝、吕文德、吕文焕等人。为此他先后清洗掉对自己不敬的多名南宋高级将领，由金入宋的刘整在对蒙军作战中屡立战功，因担心祸及自身转而叛宋。深谙南宋江防部署的刘整反而成了蒙元军灭宋的急先锋，其驻防的泸州本来就是南宋长江上游防御的重镇，其提出的中央突破，直取襄阳；组建水军，横扫南宋的大战略，事实上也决定了宋蒙决战的最终走向。
如此整治北人自然削弱了南宋防御的力量，不久之后国门打开，襄阳失守，江南危矣！这场南人和北人的论争矛盾最终颠覆了宋政权，其代价不可谓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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