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对古代中国人的影响，绝不限于考试做官那么简单。因为儒学不仅仅是一套政治理想，它同时也包含了对于宇宙、自然、万物的思考和认知。
在后世被批倒批臭的朱程理学之所以会在宋朝兴盛起来，归根结底就是完善了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在吸取了释道二教的养分后，对儒家所欠缺的宇宙观、世界观进行了弥补。形成了以天理为宇宙万物之源和为伦理纲常之源的思想体系，为儒家的政治哲学披上了天理的神圣外衣，将“存天理，去人欲”变成天人合一而成圣的方法。
在宋朝，这种以天人合一为基础，将政治哲学神圣化，将儒学名教化的做法，让儒学在和释、道二教的斗争中占据了上风。
但是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因为始终无法通过推究事物的道理（格物），以达到进一步认识真理（致知）的目的，使得理学无法发展出自己的自然哲学，而逐步陷入僵化和保守，成为了一种禁锢思想，约束君主和士大夫行为的“礼法之学”。
而被这种“礼法之学”所约束的，不仅是君主和士大夫，也有广大劳动人民。被封建礼教约束起来的劳动人民，一味的要去除人欲，自然也不再具有创新精神了，甚至连抄袭西方的奇技淫巧都显得太人欲了。
当然了，就算劳动人民有创新精神也没什么大用，因为理学没有办法形成自己的自然哲学体系。虽然很早就提出了“格物致知”这个目标，但是始终处于“无法格，不得知”的困境当中——提出“格物致知”容易，但是要提出“格物致知”的方法就难了反正从宋朝格到现在，都五百多年了，也没有形成什么突破。
这就是没有真正入门啊！
而在理学陷入死胡同的同时，阳明心学就应运而生了。阳明心学其实也不知道怎么“格物”，正因为不知道怎么“格物”，所以才发现了批判朱子之学的切入点。所以阳明心学就通过破坏理学陷入保守和僵化的体系发展壮大。但是在破坏之后，也只能拿出“致良知”、“心即理”、“心本论”、“知心一”这些东西，归根结底还是怎么成圣贤，而不是怎么建立一套追寻真理的体系。
如果说“心学”比“理学”有什么进步，那就是条条框框少了，方便以“心有良知”的人们去抄西方的自然哲学思想。
但是“理学”的影响始终存在，而“心学”又容易陷入虚无，谈空说玄，引儒入禅——在砸碎了“理学”的框框后，心学抄什么也不受控制啊！心即理嘛，想到什么就抄什么呗。
所以到了明末，心学其实已经衰微，一部分人入禅、入玄；一部分则学习西方入了基督教；还有一部分提出什么“慎独”，也是道德修行的路数只能说是一片混乱。在这种情况下，理学又有了复兴的苗头！
如果朱慈烺想要大开金手指去造蒸汽机什么的，是不是需要用到逻辑思维，用到实证试错，用到科学方法这些严谨的西方自然哲学思想呢？
如果不用，靠天人合一、天理人欲、致良知，靠人能慎独便为天地完人的这些套路能行吗？
或者，干脆不涉及哲学、科学，就靠手工工匠强行发展？那又要怎么个强行法？
朱慈烺是有不少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方面的知识，但是这些知识大多是理论，而且因为多年不用，许多已经模糊不清。即便拿出来也是零零碎碎的，在完全没有自然哲学体系的情况下，靠一群文盲工匠要怎么消化？怎么吸收？怎么强行？
给出个蒸汽机的原理，再狠砸个几万两白银，再给下面的工匠一个杀头的期限，哦，对了，还得把他们圈起来，免得他们去求助西方传教士这样蛮干能够成功？又或者，不杀头，完不成就打板子？
反正朱慈烺是不相信的，所以他开金手指，攀科技树的办法很笨，就是从基础开始，引入逻辑学、辩证法、实证主义、科学方法这一类的东西，将它们引入儒家，作为儒家格物致知的工具和方法。在他看来，按部就班的发展，才是真正的捷径，而想要抄捷径走近路，往往会在不知不觉间绕了远路！
不过要把这套东西完美的接入儒家思想也不大容易，一方面朱慈烺自己的儒学功底不够深厚；一方面也没有一个很完美的切入点直到多尔衮“曲阜倒斗”给了朱慈烺一个托古改制的机会。
冒用孔子的名义改革儒学，可比朱慈烺自己跳出来和各种大儒辩法论道容易太多了！
所以这两年，朱慈烺除了在忙活军务、政务，就在折腾自然哲学的这点东西。一部分是他凭记忆弄出来的；一部分则是翻译了西方的学术经典，从上面抄来的。
光抄还不行，还得模仿孔子的语气将这些道理刻在竹简上，还得把竹简做旧——这事儿可让朱纯杰伤透了脑筋！孔子都死了2000年了，在地下埋藏了2000年的竹简应该是什么模样？而且用什么办法才能把竹简保存那么久？
朱纯杰完全不懂行啊！
幸好被他找到两个懂行的，一个是封思忠，就是当过朱慈烺的领班侍卫，后来又改行学了炮兵的天寿山系统出身的封思忠。他家世世代代管皇陵工程的，对于陪葬品什么的极有研究，也知道怎么伪造古董。
还有一个名叫李少游，字望虎，是李若琏的侄子，在北京的时候也是个纨绔，家里几代人都爱捣腾古董。他落难到了南京后，先是混锦衣卫，后来又混进了格致京学堂。一开始负责监视京学堂，后来又对西学产生了兴趣，学得还不错，现在是京学堂的老师了。
朱纯杰找上这两人后，又在他们的介绍下，找到了南京古玩行的几个高手，总算凑齐了一套班子，可以为朱慈烺造假了。
而朱慈烺又把翰林学士毕酒城、苏子文拉入了团伙——他们俩都是进士，又是朱慈烺的心腹近臣，完全可以代替孔子写“遗篇”。
现在做旧的《至圣遗篇》已经一根根摆在了朱慈烺跟前，看上去挺像是出土文物的，但是有没有2000年，还真不好说。
毕竟没谁见过2000年份的竹简啊！
“能行吗？”朱慈烺问。
“应该可以吧！”回答他的是李少游，二十四五岁年纪，长得有点油头粉面，看着就靠不住！
朱慈烺又看了眼封思忠，已经官拜大元帅府炮兵司使的封思忠摇摇头：“皇爷，真行家是骗不了的！”
“那怎么办？”朱皇帝问。
“有办法的，”朱纯杰道，“臣打听到钱谦益准备带纪坤北上，纪坤是个行家，而且还认识扬州的几个古玩行的高人。”
“哦，”朱慈烺点点头，“你有办法？”
朱纯杰说：“皇爷，臣可以让人去和扬州古玩行的人说说，但是纪坤他可不是很好说话。”
“他是钱谦益的学生，如果他肯帮着咱们，就容易骗了”朱慈烺顿了顿，“朕知道他要什么？朕去和他说，一准是能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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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世被批倒批臭的朱程理学之所以会在宋朝兴盛起来，归根结底就是完善了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在吸取了释道二教的养分后，对儒家所欠缺的宇宙观、世界观进行了弥补。形成了以天理为宇宙万物之源和为伦理纲常之源的思想体系，为儒家的政治哲学披上了天理的神圣外衣，将“存天理，去人欲”变成天人合一而成圣的方法。
在宋朝，这种以天人合一为基础，将政治哲学神圣化，将儒学名教化的做法，让儒学在和释、道二教的斗争中占据了上风。
但是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因为始终无法通过推究事物的道理（格物），以达到进一步认识真理（致知）的目的，使得理学无法发展出自己的自然哲学，而逐步陷入僵化和保守，成为了一种禁锢思想，约束君主和士大夫行为的“礼法之学”。
而被这种“礼法之学”所约束的，不仅是君主和士大夫，也有广大劳动人民。被封建礼教约束起来的劳动人民，一味的要去除人欲，自然也不再具有创新精神了，甚至连抄袭西方的奇技淫巧都显得太人欲了。
当然了，就算劳动人民有创新精神也没什么大用，因为理学没有办法形成自己的自然哲学体系。虽然很早就提出了“格物致知”这个目标，但是始终处于“无法格，不得知”的困境当中——提出“格物致知”容易，但是要提出“格物致知”的方法就难了反正从宋朝格到现在，都五百多年了，也没有形成什么突破。
这就是没有真正入门啊！
而在理学陷入死胡同的同时，阳明心学就应运而生了。阳明心学其实也不知道怎么“格物”，正因为不知道怎么“格物”，所以才发现了批判朱子之学的切入点。所以阳明心学就通过破坏理学陷入保守和僵化的体系发展壮大。但是在破坏之后，也只能拿出“致良知”、“心即理”、“心本论”、“知心一”这些东西，归根结底还是怎么成圣贤，而不是怎么建立一套追寻真理的体系。
如果说“心学”比“理学”有什么进步，那就是条条框框少了，方便以“心有良知”的人们去抄西方的自然哲学思想。
但是“理学”的影响始终存在，而“心学”又容易陷入虚无，谈空说玄，引儒入禅——在砸碎了“理学”的框框后，心学抄什么也不受控制啊！心即理嘛，想到什么就抄什么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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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用，靠天人合一、天理人欲、致良知，靠人能慎独便为天地完人的这些套路能行吗？
或者，干脆不涉及哲学、科学，就靠手工工匠强行发展？那又要怎么个强行法？
朱慈烺是有不少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方面的知识，但是这些知识大多是理论，而且因为多年不用，许多已经模糊不清。即便拿出来也是零零碎碎的，在完全没有自然哲学体系的情况下，靠一群文盲工匠要怎么消化？怎么吸收？怎么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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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要把这套东西完美的接入儒家思想也不大容易，一方面朱慈烺自己的儒学功底不够深厚；一方面也没有一个很完美的切入点直到多尔衮“曲阜倒斗”给了朱慈烺一个托古改制的机会。
冒用孔子的名义改革儒学，可比朱慈烺自己跳出来和各种大儒辩法论道容易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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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行吗？”朱慈烺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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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慈烺又看了眼封思忠，已经官拜大元帅府炮兵司使的封思忠摇摇头：“皇爷，真行家是骗不了的！”
“那怎么办？”朱皇帝问。
“有办法的，”朱纯杰道，“臣打听到钱谦益准备带纪坤北上，纪坤是个行家，而且还认识扬州的几个古玩行的高人。”
“哦，”朱慈烺点点头，“你有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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