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坚持了两天，他俩就都觉得累得慌。于是商量后就换了另一种形式，采用了即兴演出的方式。经过考虑，选取了几个景点，又雇了一个大学里的巴黎男生举背景牌。自然地，背景牌上加注了法语。从哪个典型仪式做起呢？他说，一场中只有选一个内容，但随时换成不同年代的内涵和形式，展示东方改革变化的节奏与神奇。第一个选的是学校上课的起立仪式，成人的开会仪式。第二个选的是晨曲的演变，早晨是《东方红》，中午是那时的农村盛行的歌曲。第三个选的是八十年代初期农村青年干活时的歌曲；第四个是城市青年的服饰变化。
这些基本内容和形式确定下来之后，他俩就开始准备道具了。
按照事先的计划，实行了几次，效果也很好。但他们还是感觉味儿不足，有故意为之的意思，还不足以还原过去的时光，岁月的沧桑感差了许多。于是，他就说，要想找到原型的那种感觉与更加近似的味道，咱就得在具体的生活里回到过去，只是换换服装，像演戏似的，还真不行。王凤婕想了想就说，行，那咱就日日月月的坚持，每一个季度按过去生活一回，完全按照那时的情景、语言和习惯来生活。
说干就干，到了下一周他俩就按九零到九五年间的行装和做派去生活了。无论是凤婕去上课，还是罗天星教巴黎的小孩儿学汉语，都穿戴如旧，言行还原，就连吃喝等细节也回到了当年的时光。但也有主题，一个时段就换一个主题，演绎当年的实际情景了。
日常行为与演出艺术合二为一，这也是一种创举。
她是生活艺术化的追随者，也是践行着，在这个大都市里，她再没了其他人的影响和干扰，怎么过，怎样活，几乎都是她自己说了算。当然，这也是罗天星认可的一种高标准的生活追求，她也认同，因此就有了狼狈为奸一起上演人间活剧的设想与行动了。
行为艺术是一种实践，穿越时间的限制，回归过去，更是他俩的最爱。到了巴黎的他们，就过上了自个儿想要的日子了，点点滴滴的都有个性化的色彩，因为在外国，没有熟人，原本就有的文化隔膜，他们也彻底不在乎了，只做自个儿喜欢的事情。
这是去了欧洲第二年的经历与生活，前一年在德国柏林时，他俩也做过一些另类的事情。
在这个以崇尚自由生活方式和现代精神而闻名的陆空枢纽大都市里，罗天星和王凤婕两个人也没闲着，每逢节假日都有预先准备好的一些活动。他俩今天穿着唐装，明天又身着明清服饰，自由自在地穿行在首都这个多姿多彩的建筑丛林里。无论行人怎样看他们，他俩都毫不关心，该干嘛照旧不误。就像这里就是自家的地盘一般，没有丝毫的禁忌。他俩要做的就是经常化的体现个性化的生活方式，还有特立独行的行为标准，不为世人所左右。生活的艺术化，以及艺术的生活化，就是他们追求的本身，其目的无非是想从形式到内容处处标榜人的尊贵和自由精神，也许还有东方的审美情结与神秘意味呢。
有时，他们也去附近的乡间感受这个平原城市边缘的精美自然风光，两个恋人各自骑着一辆自行车，赛着飞奔，口里还哼唱着祖国的歌曲。到了目的地，不是去跟农家收割，就是去牧场玩耍，仿佛那里就是自己的故乡，温馨，静好，到处都充溢着祥和与自然之美，给他们带去一种回家的温暖的感觉。
当然，更多的，他们还是跟随同学或校友去市里的文化名声之地，领略德国古老的文明和又就的历史文化。徜徉在这个到处是绿色环抱、景点繁复的大都市里，他俩就有一种在欧洲心脏载歌载舞的愿望。您看看吧——
在亚历山大广场，他俩用40秒登上柏林最高的建筑电视塔，来到最高层的旋转咖啡屋，喝上一杯咖啡，俯瞰一番广场的行人，然后在下来，继续下一个景点驻足。
来到勃兰登堡门，回想着这个柏林以及德国象征的建筑物的由来，想象着这座庄严肃穆、巍峨壮丽的建筑，是如何充分显示处于鼎盛时期的普鲁士王国国都的尊严的。瞭望着青铜铸造的那辆两轮四马战车疾驶的胜利女神，他俩就好像回到了久远的历史长河之中了。
走在菩提树下大街上，感受着菩提树的树叶婆娑，清香扑鼻，又恍若回到了亚洲佛国的怀抱里，每当此时，他俩就双手合十，口里念念有词地念诵阿弥陀佛，是为时刻警示自己积德行善，诸恶莫作，当下得自在的信条。
市中心的克思-恩格斯广场，他俩是经过光顾的，不为别的，就为经常看看这两位思想家，尔后继续回味贤者思想的深远与现实意义。
在国外的好处，就是可以由着自个儿的性子耍子也，既没人理你，更没人干涉你。你就是你自己的。当然，还得有足够的经济条件作为支撑。
引以为骄傲的节目和事件，也有不少。比如，他俩自编自演的文革节目，演出“忆苦思甜”时，他吹着笛子，她表演舞蹈，嘴里还在唱：不忘那一年，月牙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万恶的旧社会，穷人的血泪恨......在表演文革期间红卫兵闹革命的节目时，那种红歌他们都唱得很起劲，她最爱唱的是草原牧歌，他就还用笛子伴奏，还有《东风吹》。她呢，最爱样板戏里的舞蹈，如《送色娘子军》里那段著名的连歌舞蹈戏，“向前进，向前进，战士的责任重，妇女的冤仇深”。她穿着军装，上台表演，他就在台下吹着吐音和颤音，常常配合得默契极了。
他俩的演出时间和地点也是随机的，走到哪儿，就演到哪儿，只要心情好，哪里都可以表演。
除了革命题材，也有民间小调的演出或表演。他俩曾合演过中国特有的相声节目，演出《济公活佛》时，小罗拿着一把芭蕉扇，穿着破烂的衣裳，乐呵呵帮老百姓救困扶危，她就学着男声唱那首鞋儿破帽儿破的幽默戏谑的主题歌，而且还是分别是用德语和法语演出的，深得师生的欢迎和喜爱。
单说个人的特长，她是运动场上的健将，球类样样行，中短跑也没问题，最拿手的还是功夫，她儿时学的是大洪拳，最拿手的是三节鞭，还有棍术，三两个年轻人是近不了身的。她呢，笔力雄健，文学功底较好，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也写出了三部中篇，一部长篇，均有国际背景，人物也是出国留学生，或者在国外学习或勤工俭学的角色。
当然，小说中也有他们路演的情节。他俩和她的同学演唱各革命歌曲的情节，还是听热闹的，她教几个外国同学唱汉语歌曲，很来劲的，比如学唱陕北民歌《山丹丹开化红艳艳》时，他俩就带领着一干外国大学生群情激昂地唱开了“千家万户，哎嗨哎嗨哟，把门儿开哎哎，哎嗨哎嗨哟，咱们的亲人围定亲人坐哦，伊尔丫儿来吧哟呵哟”，她的动作和曲调，由她的爱人矫正。有的时候，罗天星也参与进去，跟她们一起演唱——“几度风雨几度春秋，风霜雪雨搏击流，为了亲人的微笑，为了大地的丰收，峥嵘岁月，何惧风流。”外国同学的眼神，动作都不到位，她就用德语或法语给她的同学讲解当时的情景，以图激起他们的革命热情，但翻来覆去的总是难达标，气得她直摇头，还说，你们的国家就没有过改天换地之后的那种斗志吗？他们听了直摇头。最后实在没办法了，他就跟她说，还说物质刺激来得快，她就点头照办，一下午就练习得很像样了，其后他们就用节假日的闲暇时间去宿舍区演出了，效果还是令他俩满意的。
应该到改革初期了，他俩就让国内的朋友邮寄来当时的各种服饰，给他俩召集的演员穿上，开始了改革进程的路演。一场演出里，换四次服装，还要重新化妆，但化妆也很简单，就是脸上改改，重描一下，能看出时代变迁的表情和物质丰富的节奏即可。当然，随之而来的歌曲也变成了符合时代的流行歌曲或抒情歌曲，《万里长城永不倒》，汪明荃演唱的《万水千山总是情》，邓丽君的《小城故事多》，张明敏的《我的中国心》。他们的演出虽然属于即兴表演，但在国外却还是依然新鲜的。在这过程中，他俩还真培养出了几个汉语演唱人才，因此，这些演员的汉语也学得越来钺起劲，逐渐培养起了他们浓厚的学习兴趣。到了第三年的时候，就有其中几个到中国留学了，这里面，自然有他们夫妇的艰辛付出和长久的努力。这也是他俩从不气馁和懈怠的重大原因，在他俩看来，自己的行动总是有所收获的嘛。还因为，这毕竟是他们自己要干的事，也不无需有多大的结果去支撑的，随心所欲的事，到哪儿算哪儿吧。当然，他俩也经常更新表演的路数，无论形式，还是内容，总是坚持多变的原则，这也是他俩出于自己的需要而来的，并无其他更为深远的打算。言行与生活，艺术和人生尽量结合起来就是他们的最佳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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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基本内容和形式确定下来之后，他俩就开始准备道具了。
按照事先的计划，实行了几次，效果也很好。但他们还是感觉味儿不足，有故意为之的意思，还不足以还原过去的时光，岁月的沧桑感差了许多。于是，他就说，要想找到原型的那种感觉与更加近似的味道，咱就得在具体的生活里回到过去，只是换换服装，像演戏似的，还真不行。王凤婕想了想就说，行，那咱就日日月月的坚持，每一个季度按过去生活一回，完全按照那时的情景、语言和习惯来生活。
说干就干，到了下一周他俩就按九零到九五年间的行装和做派去生活了。无论是凤婕去上课，还是罗天星教巴黎的小孩儿学汉语，都穿戴如旧，言行还原，就连吃喝等细节也回到了当年的时光。但也有主题，一个时段就换一个主题，演绎当年的实际情景了。
日常行为与演出艺术合二为一，这也是一种创举。
她是生活艺术化的追随者，也是践行着，在这个大都市里，她再没了其他人的影响和干扰，怎么过，怎样活，几乎都是她自己说了算。当然，这也是罗天星认可的一种高标准的生活追求，她也认同，因此就有了狼狈为奸一起上演人间活剧的设想与行动了。
行为艺术是一种实践，穿越时间的限制，回归过去，更是他俩的最爱。到了巴黎的他们，就过上了自个儿想要的日子了，点点滴滴的都有个性化的色彩，因为在外国，没有熟人，原本就有的文化隔膜，他们也彻底不在乎了，只做自个儿喜欢的事情。
这是去了欧洲第二年的经历与生活，前一年在德国柏林时，他俩也做过一些另类的事情。
在这个以崇尚自由生活方式和现代精神而闻名的陆空枢纽大都市里，罗天星和王凤婕两个人也没闲着，每逢节假日都有预先准备好的一些活动。他俩今天穿着唐装，明天又身着明清服饰，自由自在地穿行在首都这个多姿多彩的建筑丛林里。无论行人怎样看他们，他俩都毫不关心，该干嘛照旧不误。就像这里就是自家的地盘一般，没有丝毫的禁忌。他俩要做的就是经常化的体现个性化的生活方式，还有特立独行的行为标准，不为世人所左右。生活的艺术化，以及艺术的生活化，就是他们追求的本身，其目的无非是想从形式到内容处处标榜人的尊贵和自由精神，也许还有东方的审美情结与神秘意味呢。
有时，他们也去附近的乡间感受这个平原城市边缘的精美自然风光，两个恋人各自骑着一辆自行车，赛着飞奔，口里还哼唱着祖国的歌曲。到了目的地，不是去跟农家收割，就是去牧场玩耍，仿佛那里就是自己的故乡，温馨，静好，到处都充溢着祥和与自然之美，给他们带去一种回家的温暖的感觉。
当然，更多的，他们还是跟随同学或校友去市里的文化名声之地，领略德国古老的文明和又就的历史文化。徜徉在这个到处是绿色环抱、景点繁复的大都市里，他俩就有一种在欧洲心脏载歌载舞的愿望。您看看吧——
在亚历山大广场，他俩用40秒登上柏林最高的建筑电视塔，来到最高层的旋转咖啡屋，喝上一杯咖啡，俯瞰一番广场的行人，然后在下来，继续下一个景点驻足。
来到勃兰登堡门，回想着这个柏林以及德国象征的建筑物的由来，想象着这座庄严肃穆、巍峨壮丽的建筑，是如何充分显示处于鼎盛时期的普鲁士王国国都的尊严的。瞭望着青铜铸造的那辆两轮四马战车疾驶的胜利女神，他俩就好像回到了久远的历史长河之中了。
走在菩提树下大街上，感受着菩提树的树叶婆娑，清香扑鼻，又恍若回到了亚洲佛国的怀抱里，每当此时，他俩就双手合十，口里念念有词地念诵阿弥陀佛，是为时刻警示自己积德行善，诸恶莫作，当下得自在的信条。
市中心的克思-恩格斯广场，他俩是经过光顾的，不为别的，就为经常看看这两位思想家，尔后继续回味贤者思想的深远与现实意义。
在国外的好处，就是可以由着自个儿的性子耍子也，既没人理你，更没人干涉你。你就是你自己的。当然，还得有足够的经济条件作为支撑。
引以为骄傲的节目和事件，也有不少。比如，他俩自编自演的文革节目，演出“忆苦思甜”时，他吹着笛子，她表演舞蹈，嘴里还在唱：不忘那一年，月牙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万恶的旧社会，穷人的血泪恨......在表演文革期间红卫兵闹革命的节目时，那种红歌他们都唱得很起劲，她最爱唱的是草原牧歌，他就还用笛子伴奏，还有《东风吹》。她呢，最爱样板戏里的舞蹈，如《送色娘子军》里那段著名的连歌舞蹈戏，“向前进，向前进，战士的责任重，妇女的冤仇深”。她穿着军装，上台表演，他就在台下吹着吐音和颤音，常常配合得默契极了。
他俩的演出时间和地点也是随机的，走到哪儿，就演到哪儿，只要心情好，哪里都可以表演。
除了革命题材，也有民间小调的演出或表演。他俩曾合演过中国特有的相声节目，演出《济公活佛》时，小罗拿着一把芭蕉扇，穿着破烂的衣裳，乐呵呵帮老百姓救困扶危，她就学着男声唱那首鞋儿破帽儿破的幽默戏谑的主题歌，而且还是分别是用德语和法语演出的，深得师生的欢迎和喜爱。
单说个人的特长，她是运动场上的健将，球类样样行，中短跑也没问题，最拿手的还是功夫，她儿时学的是大洪拳，最拿手的是三节鞭，还有棍术，三两个年轻人是近不了身的。她呢，笔力雄健，文学功底较好，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也写出了三部中篇，一部长篇，均有国际背景，人物也是出国留学生，或者在国外学习或勤工俭学的角色。
当然，小说中也有他们路演的情节。他俩和她的同学演唱各革命歌曲的情节，还是听热闹的，她教几个外国同学唱汉语歌曲，很来劲的，比如学唱陕北民歌《山丹丹开化红艳艳》时，他俩就带领着一干外国大学生群情激昂地唱开了“千家万户，哎嗨哎嗨哟，把门儿开哎哎，哎嗨哎嗨哟，咱们的亲人围定亲人坐哦，伊尔丫儿来吧哟呵哟”，她的动作和曲调，由她的爱人矫正。有的时候，罗天星也参与进去，跟她们一起演唱——“几度风雨几度春秋，风霜雪雨搏击流，为了亲人的微笑，为了大地的丰收，峥嵘岁月，何惧风流。”外国同学的眼神，动作都不到位，她就用德语或法语给她的同学讲解当时的情景，以图激起他们的革命热情，但翻来覆去的总是难达标，气得她直摇头，还说，你们的国家就没有过改天换地之后的那种斗志吗？他们听了直摇头。最后实在没办法了，他就跟她说，还说物质刺激来得快，她就点头照办，一下午就练习得很像样了，其后他们就用节假日的闲暇时间去宿舍区演出了，效果还是令他俩满意的。
应该到改革初期了，他俩就让国内的朋友邮寄来当时的各种服饰，给他俩召集的演员穿上，开始了改革进程的路演。一场演出里，换四次服装，还要重新化妆，但化妆也很简单，就是脸上改改，重描一下，能看出时代变迁的表情和物质丰富的节奏即可。当然，随之而来的歌曲也变成了符合时代的流行歌曲或抒情歌曲，《万里长城永不倒》，汪明荃演唱的《万水千山总是情》，邓丽君的《小城故事多》，张明敏的《我的中国心》。他们的演出虽然属于即兴表演，但在国外却还是依然新鲜的。在这过程中，他俩还真培养出了几个汉语演唱人才，因此，这些演员的汉语也学得越来钺起劲，逐渐培养起了他们浓厚的学习兴趣。到了第三年的时候，就有其中几个到中国留学了，这里面，自然有他们夫妇的艰辛付出和长久的努力。这也是他俩从不气馁和懈怠的重大原因，在他俩看来，自己的行动总是有所收获的嘛。还因为，这毕竟是他们自己要干的事，也不无需有多大的结果去支撑的，随心所欲的事，到哪儿算哪儿吧。当然，他俩也经常更新表演的路数，无论形式，还是内容，总是坚持多变的原则，这也是他俩出于自己的需要而来的，并无其他更为深远的打算。言行与生活，艺术和人生尽量结合起来就是他们的最佳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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