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杨博的这一反应，高拱颇感意外，便问道：“惟约兄，此话怎讲？”
杨博从沉思中回过神来，似乎犹豫了一下，这才说道：“不瞒肃卿兄，今年四月，戚元敬回京应试武科，仆曾与他和东海舰队参谋长徐渭俆大人商议过以南路巡防分舰队南下，围剿徐海船队，肃清西洋海路一事。戚元敬与俆文长极言不可，言说徐海其人足智多谋，精通海战兵略，以南路巡防分舰队数倍于彼的兵力，亦难操胜券，须待东海舰队平定山东沿海倭寇之后，倾师南下，方可一战。当时仆心中便起了疑，倒不是嗔怪东海舰队将帅怯敌畏战，而是不明白，戚元敬、徐文长何等人物，怎会说出如此长贼寇威风、灭我军志气的话。如今看来，倒是仆小觑了那个贼寇，能想出这一平夷方略，且能相机而动，确非泛泛之辈……”
高拱不知道还有这么一回事，想想也对，杨博并不知悉徐海受命执行“月之暗面”绝密行动的内情，以他身为明军总参谋长的职责所在，自然要谋划部署四边战守事宜，巩固大明国防。而对于杨博的这一建议，戚继光或许会因为知悉实情而百般劝阻；东海舰队参谋长徐渭却是国朝罕有的军事奇才，连他都这么说，足见徐海其人的确有过人之能！
想到这里，高拱对自己说服杨博更有把握了，笑道：“既然彼辈尚有可用之处，何不暂留尔头，许其戴罪立功？徐海船队熟悉西洋针路，且与夷人鏖战数月，熟知其兵力战法，不失为我东海舰队一大强援，若能得其倾力襄助，我军之胜，指日可待！”
杨博从自己的感慨中回过神来，不满地说：“仆认他是个有才之人，却并非说他可用！肃卿兄熟读史书，难道不明白，有大才而有异志譬如猛虎，纵然能用于一时，日后必成心腹大患？”
杨博摆出了一副老资格教训自己，高拱心中隐隐有些不快，又苦于不能泄露“月之暗面”绝密行动的内情，因而无法替徐海辩白他其实并无杨博所谓的“异志”，只得换了个话题，说道：“请惟约兄恕仆直言。依仆之愚见，徐海其人虽有异志，却比那些眼中只有黄白之物，毫无半分公忠体国之心、悲天悯人之情的海商强多了。”
原来，6续从西洋传回来的消息，有一个令明朝君臣都大失所望甚至义愤填膺的事实，那就是当徐海船队与佛朗机人拼死周旋，义救身陷夷人之手的大明海外侨胞，并赶紧派人回国报讯的同时，那些正经的大明海商却表现的相当差劲——他们要么只顾着抢运自家货物，根本顾不得救助被驱逐出境的同胞；要么趁机向想搭船回国避难的同胞勒索巨酬，大其财。更有甚，福建海商李光头集团原本有船队载着货物前来吕宋货殖，现佛朗机人封锁海港、大肆杀戮大明百姓之后，竟然不派人回国报讯，而是改道向西，前往暹罗继续做能让他获得厚利的海外贸易！
从商人逐利的天性来说，他们这样做似乎无可厚非；甚至李光头的作法也情有可原——他的那支船队虽然有十来条护航的船只，却只能应付海寇，根本不是佛朗机人舰队的敌手；而船上所装载的货物价值上百万两银子，差不多已是他的半幅身家，当然不能置之不顾。可是，这些海商，尤其是象李光头那样的昔日海匪，若非朝廷垂怜眷顾，废弛海禁，开放海市，许其本分经商，又怎能堂而皇之地往来大明与西番诸国货殖，并在数年之间聚敛大量的财富？而且，不单是高拱、杨博这样的官员，朝野内外人尽皆知，皇上当初招抚盘踞于宁波双屿岛的海匪，一是为了运兵南下，从剿灭窃据江南数省的叛军；二来也是因为如徽州海商许氏集团、福建海商李光头集团拥有大量护航船只，手下党羽众多，剿之则为寇，抚之则为商，还可倚为海上长城，帮助朝廷官军护卫万里海疆。谁曾想，真正有事，他们看重的，还是自家的万贯家财，还不如徐海船队那样罪大恶极的海上巨寇能挺身而出，义救同胞！
对此，朝野内外群情激愤，那些早就对朝廷这些年来大力推行重商恤商之政心怀不满的官绅士子纷纷上书朝廷，要求以“纵寇”甚至“通匪”的罪名治那些海商的罪。朱厚熜也无法替那些不争气的海商辩白，只得采取了折中办法以示惩戒，即勒令那些索要巨额船资的海商将钱财退还给千辛万苦逃回大明的海外侨胞，加罚半额不法所得充作朝廷用兵西洋的军费；勒令那些私自遁逃、一任海外侨胞被夷狄杀戮而不救的海商拨出一半船只和船工水手，交由朝廷统一掌管，用于转运军需粮秣；加罚福建海商李光头集团白银二十万两、船只十艘。
这样处置，一来可以为朝廷节省大笔安置逃回国内的海外侨胞的费用；二来也能给远征军筹措到军费和转运军需粮秣的船只水手；三来亦能稍稍平息朝野士林对于商家贩夫之流的不满，可谓一举三得。那些海商固然肉疼得很，但不遵朝廷号令，便要被取消海外贸易资格，加之朝廷允诺，那些船只只是临时征用，一俟西洋夷乱平定，就归还其主，若毁于兵火，朝廷也照价赔偿，也只好俯听命，乖乖地交出了自己名下的海船若干。
可惜，高拱提出这个理由，却不能说服将徐海视若仇雠的杨博，只见杨博鼻翼微微一动，象是不满地哼了一声，又象是轻蔑地冷笑了一声，不过碍于高拱的面子，没有出声响而已，随即又用一种极其淡漠的语气说道：“贩夫走卒之辈素来贪财好货，不知忠孝礼义廉耻为何物，纵然比他们强逾百倍，也并非就是国家可用之人。”
高拱明白，杨博这样的反应从何而来——国朝自有海匪为患而始，朝臣关于对其是剿是抚的争论就从未平息，杨博长期供职兵部，跟先前的广东兵备道、如今的山东巡抚朱纨一样，是一个强硬的“主剿派”，自然对他当年受命南下主持废弛海禁、开办海市，招抚各大海商集团的举动不以为然，甚至素怀不满。若非这些年里，朝廷每年从海商那里征收的榷税关税高达数百万两银子，海外贸易的日渐繁盛还带动了国内百业兴旺，使开办海市利国利民的观点成为朝野内外的共识，只怕这一次海商的行为，足以成为朝臣士子攻讦高拱“姑息养奸”的一大诱因！
高拱只得咬咬牙，将此前一直在犹豫的一件事说了出来：“惟约兄既然提到‘国家’二字，你的奏疏被皇上留中不，但皇上命仆带句话给你：‘徐海之于朝廷，固然罪在不赦；之于国家，却不无可恕之处。’圣谕煌煌，个中深意，还请惟约兄仔细思量。”
“朝廷，国家……”杨博捋着颌下三缕长髯，皱着眉头，陷入了沉思之中。
对于罪在不赦的徐海匪帮和那些蒙受浩荡天恩才得以财的海商们的不同表现，杨博也是难以理解。皇上的这道圣谕，如同一柄利刃，将他心中的那团乱麻从中劈成了两半，许多头绪立刻从刀锋过出露了出来。可是，仔细一想，这一刀下去虽然一下子斩露出许多头绪，那一团乱麻不过是从中被劈分成了两团乱麻，头绪更多了，乱麻也就更乱了——
自古以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和“朕乃天子，朕即天下”是历朝历代统治所宣扬的正统思想；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则是士人儒生们所固守、揄扬，甚至不惜以生命捍卫的纲常伦理、春秋大义。可是，谁能想到，身为九五之尊的皇上，竟然认为，在朝廷之外还有一个国家；而一家一姓之朝廷，不过是这个国家的管理而已；一个人是忠是奸，并不是看他是否忠于一家一姓之朝廷，而是看他是否忠于国家。
这样说，似乎可以解释皇上想要赦免徐海大罪的原由所在——为朝廷效力，为君父尽忠，是他们这些食朝廷俸禄的文臣武将的责任；而对于徐海那样的草民来说，只要能在国家有事之时，既不俯从与外夷身后为虎作伥，还能奋起抗争，与自己的同胞一道抵御外侮，那便是有功于国家。
亚圣孟子确曾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而且，舍弃无百年国运的胡人不论，三代以下，夏、商、周、秦、汉、隋、唐、宋这些都自称“华夏正朔”的朝代，哪个也未能屹立千年而不倒，惟有这万里锦绣河山依旧，生于斯长于斯的百姓代代繁衍、生生不息。或许当真在朝廷之上，确实应有一个国家永在……
可是，倘若将朝廷和国家割裂开来，或是认同国家可以凌驾于朝廷之上，那么，在改朝换代之时，那些世受前朝皇恩的官绅士子是否可以以此为由，向新朝俯称臣？尽管这样“识时务”的人往往是绝大多数，可历朝历代，无论是官家修史、儒林撰文，还是千百年来，市井坊间人们耳口相传，所称颂的，都还是饿死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以及那些为一家一姓之朝廷尽忠死节的忠臣们……
杨博从沉思中回过神来，似乎犹豫了一下，这才说道：“不瞒肃卿兄，今年四月，戚元敬回京应试武科，仆曾与他和东海舰队参谋长徐渭俆大人商议过以南路巡防分舰队南下，围剿徐海船队，肃清西洋海路一事。戚元敬与俆文长极言不可，言说徐海其人足智多谋，精通海战兵略，以南路巡防分舰队数倍于彼的兵力，亦难操胜券，须待东海舰队平定山东沿海倭寇之后，倾师南下，方可一战。当时仆心中便起了疑，倒不是嗔怪东海舰队将帅怯敌畏战，而是不明白，戚元敬、徐文长何等人物，怎会说出如此长贼寇威风、灭我军志气的话。如今看来，倒是仆小觑了那个贼寇，能想出这一平夷方略，且能相机而动，确非泛泛之辈……”
高拱不知道还有这么一回事，想想也对，杨博并不知悉徐海受命执行“月之暗面”绝密行动的内情，以他身为明军总参谋长的职责所在，自然要谋划部署四边战守事宜，巩固大明国防。而对于杨博的这一建议，戚继光或许会因为知悉实情而百般劝阻；东海舰队参谋长徐渭却是国朝罕有的军事奇才，连他都这么说，足见徐海其人的确有过人之能！
想到这里，高拱对自己说服杨博更有把握了，笑道：“既然彼辈尚有可用之处，何不暂留尔头，许其戴罪立功？徐海船队熟悉西洋针路，且与夷人鏖战数月，熟知其兵力战法，不失为我东海舰队一大强援，若能得其倾力襄助，我军之胜，指日可待！”
杨博从自己的感慨中回过神来，不满地说：“仆认他是个有才之人，却并非说他可用！肃卿兄熟读史书，难道不明白，有大才而有异志譬如猛虎，纵然能用于一时，日后必成心腹大患？”
杨博摆出了一副老资格教训自己，高拱心中隐隐有些不快，又苦于不能泄露“月之暗面”绝密行动的内情，因而无法替徐海辩白他其实并无杨博所谓的“异志”，只得换了个话题，说道：“请惟约兄恕仆直言。依仆之愚见，徐海其人虽有异志，却比那些眼中只有黄白之物，毫无半分公忠体国之心、悲天悯人之情的海商强多了。”
原来，6续从西洋传回来的消息，有一个令明朝君臣都大失所望甚至义愤填膺的事实，那就是当徐海船队与佛朗机人拼死周旋，义救身陷夷人之手的大明海外侨胞，并赶紧派人回国报讯的同时，那些正经的大明海商却表现的相当差劲——他们要么只顾着抢运自家货物，根本顾不得救助被驱逐出境的同胞；要么趁机向想搭船回国避难的同胞勒索巨酬，大其财。更有甚，福建海商李光头集团原本有船队载着货物前来吕宋货殖，现佛朗机人封锁海港、大肆杀戮大明百姓之后，竟然不派人回国报讯，而是改道向西，前往暹罗继续做能让他获得厚利的海外贸易！
从商人逐利的天性来说，他们这样做似乎无可厚非；甚至李光头的作法也情有可原——他的那支船队虽然有十来条护航的船只，却只能应付海寇，根本不是佛朗机人舰队的敌手；而船上所装载的货物价值上百万两银子，差不多已是他的半幅身家，当然不能置之不顾。可是，这些海商，尤其是象李光头那样的昔日海匪，若非朝廷垂怜眷顾，废弛海禁，开放海市，许其本分经商，又怎能堂而皇之地往来大明与西番诸国货殖，并在数年之间聚敛大量的财富？而且，不单是高拱、杨博这样的官员，朝野内外人尽皆知，皇上当初招抚盘踞于宁波双屿岛的海匪，一是为了运兵南下，从剿灭窃据江南数省的叛军；二来也是因为如徽州海商许氏集团、福建海商李光头集团拥有大量护航船只，手下党羽众多，剿之则为寇，抚之则为商，还可倚为海上长城，帮助朝廷官军护卫万里海疆。谁曾想，真正有事，他们看重的，还是自家的万贯家财，还不如徐海船队那样罪大恶极的海上巨寇能挺身而出，义救同胞！
对此，朝野内外群情激愤，那些早就对朝廷这些年来大力推行重商恤商之政心怀不满的官绅士子纷纷上书朝廷，要求以“纵寇”甚至“通匪”的罪名治那些海商的罪。朱厚熜也无法替那些不争气的海商辩白，只得采取了折中办法以示惩戒，即勒令那些索要巨额船资的海商将钱财退还给千辛万苦逃回大明的海外侨胞，加罚半额不法所得充作朝廷用兵西洋的军费；勒令那些私自遁逃、一任海外侨胞被夷狄杀戮而不救的海商拨出一半船只和船工水手，交由朝廷统一掌管，用于转运军需粮秣；加罚福建海商李光头集团白银二十万两、船只十艘。
这样处置，一来可以为朝廷节省大笔安置逃回国内的海外侨胞的费用；二来也能给远征军筹措到军费和转运军需粮秣的船只水手；三来亦能稍稍平息朝野士林对于商家贩夫之流的不满，可谓一举三得。那些海商固然肉疼得很，但不遵朝廷号令，便要被取消海外贸易资格，加之朝廷允诺，那些船只只是临时征用，一俟西洋夷乱平定，就归还其主，若毁于兵火，朝廷也照价赔偿，也只好俯听命，乖乖地交出了自己名下的海船若干。
可惜，高拱提出这个理由，却不能说服将徐海视若仇雠的杨博，只见杨博鼻翼微微一动，象是不满地哼了一声，又象是轻蔑地冷笑了一声，不过碍于高拱的面子，没有出声响而已，随即又用一种极其淡漠的语气说道：“贩夫走卒之辈素来贪财好货，不知忠孝礼义廉耻为何物，纵然比他们强逾百倍，也并非就是国家可用之人。”
高拱明白，杨博这样的反应从何而来——国朝自有海匪为患而始，朝臣关于对其是剿是抚的争论就从未平息，杨博长期供职兵部，跟先前的广东兵备道、如今的山东巡抚朱纨一样，是一个强硬的“主剿派”，自然对他当年受命南下主持废弛海禁、开办海市，招抚各大海商集团的举动不以为然，甚至素怀不满。若非这些年里，朝廷每年从海商那里征收的榷税关税高达数百万两银子，海外贸易的日渐繁盛还带动了国内百业兴旺，使开办海市利国利民的观点成为朝野内外的共识，只怕这一次海商的行为，足以成为朝臣士子攻讦高拱“姑息养奸”的一大诱因！
高拱只得咬咬牙，将此前一直在犹豫的一件事说了出来：“惟约兄既然提到‘国家’二字，你的奏疏被皇上留中不，但皇上命仆带句话给你：‘徐海之于朝廷，固然罪在不赦；之于国家，却不无可恕之处。’圣谕煌煌，个中深意，还请惟约兄仔细思量。”
“朝廷，国家……”杨博捋着颌下三缕长髯，皱着眉头，陷入了沉思之中。
对于罪在不赦的徐海匪帮和那些蒙受浩荡天恩才得以财的海商们的不同表现，杨博也是难以理解。皇上的这道圣谕，如同一柄利刃，将他心中的那团乱麻从中劈成了两半，许多头绪立刻从刀锋过出露了出来。可是，仔细一想，这一刀下去虽然一下子斩露出许多头绪，那一团乱麻不过是从中被劈分成了两团乱麻，头绪更多了，乱麻也就更乱了——
自古以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和“朕乃天子，朕即天下”是历朝历代统治所宣扬的正统思想；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则是士人儒生们所固守、揄扬，甚至不惜以生命捍卫的纲常伦理、春秋大义。可是，谁能想到，身为九五之尊的皇上，竟然认为，在朝廷之外还有一个国家；而一家一姓之朝廷，不过是这个国家的管理而已；一个人是忠是奸，并不是看他是否忠于一家一姓之朝廷，而是看他是否忠于国家。
这样说，似乎可以解释皇上想要赦免徐海大罪的原由所在——为朝廷效力，为君父尽忠，是他们这些食朝廷俸禄的文臣武将的责任；而对于徐海那样的草民来说，只要能在国家有事之时，既不俯从与外夷身后为虎作伥，还能奋起抗争，与自己的同胞一道抵御外侮，那便是有功于国家。
亚圣孟子确曾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而且，舍弃无百年国运的胡人不论，三代以下，夏、商、周、秦、汉、隋、唐、宋这些都自称“华夏正朔”的朝代，哪个也未能屹立千年而不倒，惟有这万里锦绣河山依旧，生于斯长于斯的百姓代代繁衍、生生不息。或许当真在朝廷之上，确实应有一个国家永在……
可是，倘若将朝廷和国家割裂开来，或是认同国家可以凌驾于朝廷之上，那么，在改朝换代之时，那些世受前朝皇恩的官绅士子是否可以以此为由，向新朝俯称臣？尽管这样“识时务”的人往往是绝大多数，可历朝历代，无论是官家修史、儒林撰文，还是千百年来，市井坊间人们耳口相传，所称颂的，都还是饿死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以及那些为一家一姓之朝廷尽忠死节的忠臣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