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才皇上提及浙东会馆之事，有高拱从旁插话相助，将自己从尴尬境地之中解脱出来，张居正心里十分感激，见此刻皇上语含讥讽之意而高拱无言以对，便投桃报李，说道：“回皇上，地方官员治政抚民，征税派役，势必多有劳扰治下百姓之处。而百姓之中良善自然奉行国法，并无怨言，却也有不少刁顽贪鄙之人心怀忿恨，时常寻隙滋事，以图抵赖赋税，逃脱徭役。微臣尝闻昔年周如斗巡按苏松，信豪绅之妄言，博流俗之请誉，将应征钱粮概请停免。苏松士民百姓悦之，称其为‘周公’，为其建造生祠，并上万民书奏请朝廷将其留任。朝廷亦因其政声卓著，数年之后，便擢为苏松巡抚。及为巡抚，钱粮征之重任在肩，不复能行其宽贷之政，将此前停免赋税徭役，复行征派。于是士民怨之恨之，毁其生祠，刊布谤书，往昔极言称颂其宽仁爱民，转而攻讦其苛政虐民。其实并非周中丞品行改易、政风大变，概因抚、按职有所司，不得不为之。然刁民之欲壑难填，自然由喜转怨，甚或视若仇雠。”
高拱也回过神来，接口说道：“微臣也曾听闻海瑞任昆山知县之时，升衙断案，全凭意气用事，民间官司到他的手上，不问是非曲直青红皂白，总是有钱人败诉吃亏。催交赋税也是一样，穷门小户交不起一律免除，其欠额却都分摊到豪绅富户和商贾铺户头上。昆山缙绅之家怨声载道，纷纷举家迁徙他乡，商号铺户也纷纷关门歇业。苏州头等膏腴之地的昆山，在他的手上只一年时间，竟然百业凋敝，生气难苏，比之其他州县，经济萧条自不待言，朝廷能收到的赋税也少了许多。偏生治下贫苦百姓、寒门士子对他视若父母、敬若天人。皇上调他回京应试制科，跪哭挽留不下千人之多，相携远送络绎于道，还赠以万民伞。其后太岳接任，秉公执法，明断是非，各项赋税徭役该征的征，该奏请豁免的奏请豁免，大力督促农桑、扶持工商，不到两年时间，昆山百业复苏，生机勃勃；百姓安居乐业，丰衣足食。可他离任之时却没有海瑞那般风光。有人攻讦他与周如斗一样，都是慷国家之慨，博爱民之声；甚或攻讦他为百姓争得一点蝇头小利，却置纲常大义、朝廷律法于不顾。依微臣之愚见，这样的风评固然有些过头，倒也并非全无道理。”
若是换做别人，比如说严世蕃这么攻讦海瑞，朱厚熜根本理都不理，但高拱素有清廉之名，与海瑞又有袍泽之谊，还知道自己一直对海瑞十分器重，连他都这么说，足见官场中人固有成见之深。此外，高拱和张居正虽未曾明确表示出对自己关于登闻鼓看法的反对，举出的这两个例子却都还是站在维护官员利益的立场上，并且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口吻，将责任都推给了百姓。由此可见，即便是历史上有名的能臣贤相，又经过自己这么多年的言传身教，他们这些封建官僚还是不能真正做到以民为本……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即便是在他原来的那个时空，那些身在红旗下，长在新中国，受党和人民教育多年的官员，有许多人嘴上说自己是“人民公仆”，却也跟封建官僚一样，时时处处摆出一副父母官的架势。别的不说，类似于登闻鼓制度的信访制度，究竟能落实到什么程度，大概只有天知道了，经常听说遇到重大节庆之时，各地都要派出政法委书记或公安局长常驻北京，专门负责将本地上访群众截留，还美其名曰“不给上级机关添麻烦”。看来，不愿意甚至不敢让民众监督，也并非是封建社会所独有的现象……
朱厚熜心中百转千回了许久，这才叹道：“你们说这些，无非是想告诉朕，你们这些做官之人也不容易，上有朕这个皇上要伺候，下有百姓要安抚，夹在两难之间，动辄得咎。朕身为百官万民之君父，不但要呵护我大明两京一十三省的百姓，还要呵护你们这些做官之人。这些话也并不是毫无道理，刁民诬告官员的事情也并不是决然不会生。可是，你们有没有想过，对于那些穷门小户的平头百姓来说，你们这些做官之人便代表着朝廷，口中含着宪命，手中握有大权，对百姓可谓是生杀予夺。老百姓不是有句话，说什么‘破家知县’、‘灭门令尹’吗？不遇有民变暴乱，又有哪个百姓敢动你们这些做官之人的一根毫毛、一草一木？所以，在朕看来，相对于你们来说，百姓才真是可怜，算是不折不扣的弱势群体。朕身为君父，当然要多呵护他们一点。一个国家，就像一个大家庭一般，朕就是这个家中的家长，你们这些做官的人和那些平头百姓都是朕的子女，虽说应该一视同仁，但老人对于那些生活艰难、衣食不济的子女，总是要多一点怜悯之心，偶尔接济他们一点，甚或从你们这些生活宽裕的子女那里要点东西暗中贴补给他们，也是人之常情嘛……”
高拱和张居正身为天子近臣，深知皇上最是宽仁爱民，方才那样旁敲侧击地劝谏君父，心中也在惴惴不安，却没有想到皇上非但没有呵斥他们全无爱民之心，反而能体谅他们的苦衷；不讲大道理，就如同拉家常一般耐心细致地说服他们，让他们不禁对自己方才的狭隘产生了一丝愧疚……
略微停顿了一下，朱厚熜又继续说道：“其实，在朕看来，太祖高皇帝设置登闻鼓，准许百姓击鼓鸣冤，用意也不全是为了监督你们这些做官之人。朝廷设郡县、置百官，是为官府。百姓有冤自然要向官府申诉。可若是官府不能秉公而断，那么，百姓的冤情就无处申诉，郁结于心，便生怨气。民怨积压太多太久而无处宣泄，百姓就要闹事，就要造反，国家便会大乱蜂起。到了这步田地，离改朝换代也就不远了。历朝历代当国柄政之人有鉴于此，才准许百姓进京告御状，给百姓求得公平正义的最后机会。哪怕只是做做样子，也要让百姓怀有一丝微茫的希望。要知道，造反可是抄家灭族的大罪，中国的老百姓几千年来一直逆来顺受惯了，只要能勉强活得下去，只要还有一线希望，就不会聚众闹事，揭竿而起。可若是官府横征暴敛、欺凌压榨，逼得百姓没了活路，他们便会想，反正老老实实做顺民也活不下去，还不如去做强盗，去造反，即便被官府抓住，也不过是个死而已。可是做强盗能大碗喝酒、大筷吃肉、大秤分银，总能过几天快活日子；而造反一旦成功，昔日的泥腿子就能高官得做、骏马得骑，位列公卿，封妻荫子；至不济也能占上几百亩上好田地，修上一院大宅子，再讨上三五房小老婆，过上象你们这些官老爷和那些地主老财一样的好日子。于是乎，他们便都豁出性命，铤而走险，用握锄头的手拿起武器，为自己和家人谋一线生机。他们不比你们这些做官之人或是那些缙绅豪强家大业大，造反对于他们来说，失去的东西并不多，得到的东西却多到了他们想都不敢想的程度。你们都是读过史书之人，应该知道，从西周国人暴动，到秦末陈胜吴广起义，乃至历朝历代所生的所有民变、暴动和农民起义，都是因为这个原因。是故才有‘官逼民反’的说法，所以，为政之人无论如何也不能把百姓逼到绝路上，把治下的顺民逼成盗贼、流寇……”
皇上的话直白如市井俚语一般，令高拱和张居正听得如痴如醉。其实，“仁爱人”的道理，孔孟圣贤之书说了许多，却都没有皇上说的这么透彻，高拱忍不住叹道：“皇上说的是堂堂正论！一国之政事顺与不顺，检验民心即可知之。政事顺则民心顺，民心顺则天地之气顺，天地之顺则阴阳有序。设若上下阻隔、人心不顺，则阴阳不交，大乱蜂起……”
高拱正在滔滔不绝地说着，却突然瞥见张居正不住地给他使眼色，他才蓦然醒悟过来：身为人臣，怎能如此随意地评论圣言？吓得赶紧闭住了嘴。
朱厚熜却毫不在意，笑道：“朕不管这个顺那个顺，只要你们这些做官之人心里顺了，能明白朕的一片苦心就好。别的不说，设置登闻鼓，准许百姓击鼓鸣冤既然是太祖高皇帝钦定的祖制，不妨使之名副其实起来。为了保护你们这些官员不受治下刁民轻慢欺侮，诬告反坐的规定自然还是要的，真正告贪官昏官的人，就不必打板子流放了，还要表彰奖励。这件事就由你高肃卿草拟诏书，在南京四门张挂皇榜，公诸于众。不但御史要轮值，你们御前办公厅的各位秘书也要轮班值守，及时将重大冤情奏报给朕，确保百姓最后的诉冤渠道畅通无阻！”
高拱也回过神来，接口说道：“微臣也曾听闻海瑞任昆山知县之时，升衙断案，全凭意气用事，民间官司到他的手上，不问是非曲直青红皂白，总是有钱人败诉吃亏。催交赋税也是一样，穷门小户交不起一律免除，其欠额却都分摊到豪绅富户和商贾铺户头上。昆山缙绅之家怨声载道，纷纷举家迁徙他乡，商号铺户也纷纷关门歇业。苏州头等膏腴之地的昆山，在他的手上只一年时间，竟然百业凋敝，生气难苏，比之其他州县，经济萧条自不待言，朝廷能收到的赋税也少了许多。偏生治下贫苦百姓、寒门士子对他视若父母、敬若天人。皇上调他回京应试制科，跪哭挽留不下千人之多，相携远送络绎于道，还赠以万民伞。其后太岳接任，秉公执法，明断是非，各项赋税徭役该征的征，该奏请豁免的奏请豁免，大力督促农桑、扶持工商，不到两年时间，昆山百业复苏，生机勃勃；百姓安居乐业，丰衣足食。可他离任之时却没有海瑞那般风光。有人攻讦他与周如斗一样，都是慷国家之慨，博爱民之声；甚或攻讦他为百姓争得一点蝇头小利，却置纲常大义、朝廷律法于不顾。依微臣之愚见，这样的风评固然有些过头，倒也并非全无道理。”
若是换做别人，比如说严世蕃这么攻讦海瑞，朱厚熜根本理都不理，但高拱素有清廉之名，与海瑞又有袍泽之谊，还知道自己一直对海瑞十分器重，连他都这么说，足见官场中人固有成见之深。此外，高拱和张居正虽未曾明确表示出对自己关于登闻鼓看法的反对，举出的这两个例子却都还是站在维护官员利益的立场上，并且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口吻，将责任都推给了百姓。由此可见，即便是历史上有名的能臣贤相，又经过自己这么多年的言传身教，他们这些封建官僚还是不能真正做到以民为本……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即便是在他原来的那个时空，那些身在红旗下，长在新中国，受党和人民教育多年的官员，有许多人嘴上说自己是“人民公仆”，却也跟封建官僚一样，时时处处摆出一副父母官的架势。别的不说，类似于登闻鼓制度的信访制度，究竟能落实到什么程度，大概只有天知道了，经常听说遇到重大节庆之时，各地都要派出政法委书记或公安局长常驻北京，专门负责将本地上访群众截留，还美其名曰“不给上级机关添麻烦”。看来，不愿意甚至不敢让民众监督，也并非是封建社会所独有的现象……
朱厚熜心中百转千回了许久，这才叹道：“你们说这些，无非是想告诉朕，你们这些做官之人也不容易，上有朕这个皇上要伺候，下有百姓要安抚，夹在两难之间，动辄得咎。朕身为百官万民之君父，不但要呵护我大明两京一十三省的百姓，还要呵护你们这些做官之人。这些话也并不是毫无道理，刁民诬告官员的事情也并不是决然不会生。可是，你们有没有想过，对于那些穷门小户的平头百姓来说，你们这些做官之人便代表着朝廷，口中含着宪命，手中握有大权，对百姓可谓是生杀予夺。老百姓不是有句话，说什么‘破家知县’、‘灭门令尹’吗？不遇有民变暴乱，又有哪个百姓敢动你们这些做官之人的一根毫毛、一草一木？所以，在朕看来，相对于你们来说，百姓才真是可怜，算是不折不扣的弱势群体。朕身为君父，当然要多呵护他们一点。一个国家，就像一个大家庭一般，朕就是这个家中的家长，你们这些做官的人和那些平头百姓都是朕的子女，虽说应该一视同仁，但老人对于那些生活艰难、衣食不济的子女，总是要多一点怜悯之心，偶尔接济他们一点，甚或从你们这些生活宽裕的子女那里要点东西暗中贴补给他们，也是人之常情嘛……”
高拱和张居正身为天子近臣，深知皇上最是宽仁爱民，方才那样旁敲侧击地劝谏君父，心中也在惴惴不安，却没有想到皇上非但没有呵斥他们全无爱民之心，反而能体谅他们的苦衷；不讲大道理，就如同拉家常一般耐心细致地说服他们，让他们不禁对自己方才的狭隘产生了一丝愧疚……
略微停顿了一下，朱厚熜又继续说道：“其实，在朕看来，太祖高皇帝设置登闻鼓，准许百姓击鼓鸣冤，用意也不全是为了监督你们这些做官之人。朝廷设郡县、置百官，是为官府。百姓有冤自然要向官府申诉。可若是官府不能秉公而断，那么，百姓的冤情就无处申诉，郁结于心，便生怨气。民怨积压太多太久而无处宣泄，百姓就要闹事，就要造反，国家便会大乱蜂起。到了这步田地，离改朝换代也就不远了。历朝历代当国柄政之人有鉴于此，才准许百姓进京告御状，给百姓求得公平正义的最后机会。哪怕只是做做样子，也要让百姓怀有一丝微茫的希望。要知道，造反可是抄家灭族的大罪，中国的老百姓几千年来一直逆来顺受惯了，只要能勉强活得下去，只要还有一线希望，就不会聚众闹事，揭竿而起。可若是官府横征暴敛、欺凌压榨，逼得百姓没了活路，他们便会想，反正老老实实做顺民也活不下去，还不如去做强盗，去造反，即便被官府抓住，也不过是个死而已。可是做强盗能大碗喝酒、大筷吃肉、大秤分银，总能过几天快活日子；而造反一旦成功，昔日的泥腿子就能高官得做、骏马得骑，位列公卿，封妻荫子；至不济也能占上几百亩上好田地，修上一院大宅子，再讨上三五房小老婆，过上象你们这些官老爷和那些地主老财一样的好日子。于是乎，他们便都豁出性命，铤而走险，用握锄头的手拿起武器，为自己和家人谋一线生机。他们不比你们这些做官之人或是那些缙绅豪强家大业大，造反对于他们来说，失去的东西并不多，得到的东西却多到了他们想都不敢想的程度。你们都是读过史书之人，应该知道，从西周国人暴动，到秦末陈胜吴广起义，乃至历朝历代所生的所有民变、暴动和农民起义，都是因为这个原因。是故才有‘官逼民反’的说法，所以，为政之人无论如何也不能把百姓逼到绝路上，把治下的顺民逼成盗贼、流寇……”
皇上的话直白如市井俚语一般，令高拱和张居正听得如痴如醉。其实，“仁爱人”的道理，孔孟圣贤之书说了许多，却都没有皇上说的这么透彻，高拱忍不住叹道：“皇上说的是堂堂正论！一国之政事顺与不顺，检验民心即可知之。政事顺则民心顺，民心顺则天地之气顺，天地之顺则阴阳有序。设若上下阻隔、人心不顺，则阴阳不交，大乱蜂起……”
高拱正在滔滔不绝地说着，却突然瞥见张居正不住地给他使眼色，他才蓦然醒悟过来：身为人臣，怎能如此随意地评论圣言？吓得赶紧闭住了嘴。
朱厚熜却毫不在意，笑道：“朕不管这个顺那个顺，只要你们这些做官之人心里顺了，能明白朕的一片苦心就好。别的不说，设置登闻鼓，准许百姓击鼓鸣冤既然是太祖高皇帝钦定的祖制，不妨使之名副其实起来。为了保护你们这些官员不受治下刁民轻慢欺侮，诬告反坐的规定自然还是要的，真正告贪官昏官的人，就不必打板子流放了，还要表彰奖励。这件事就由你高肃卿草拟诏书，在南京四门张挂皇榜，公诸于众。不但御史要轮值，你们御前办公厅的各位秘书也要轮班值守，及时将重大冤情奏报给朕，确保百姓最后的诉冤渠道畅通无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