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上的话语之中已**了明显的指责之意，但是，听到皇上问出这个问题，杨金水心里突然有了底——前面皇上问起的那些自家心思不曾在密报上奏明，但他与苏州棉商沈一石谈判的始末，包括定下的那些条件，却是一五一十地在密报中写得明明白白，丝毫也不敢对皇上隐瞒。那么，皇上这样步步追问，还当着这些外臣的面让他明白回话，就一定是故意要让他们听到这些。
杨金水当日决定这么做，就料想一定会招致朝野内外的物议，要承受来自外面的那些官员士子的诘难。不过，诚如他当日与冯保所言，主子万岁爷和干爹吕公公对他有再造之恩，一条命都舍得还给主子，更不用说只是挨那些迂夫子、酸秀才的几句骂。再说了，替宫里当差挨骂，也就等若是替主子万岁爷分谤，难道不是他们这些奴才的荣幸吗？
正因为心里有了底气，跪在那里的杨金水脸上一改方才的惶恐不安，变得端正而肃定，声音也显得圆润了许多：“回主子，以苏松杭三大织造局的作坊，就算是奴婢们拼了命地织，半年时间断然无法赶出五万匹棉布、三万匹丝绸。但这是关乎主子天家威仪和朝廷颜面的事，奴婢们纵然累死了也不敢耽误。是以奴婢才大着胆子与苏州棉商沈一石签订了约书，让他以自家十座棉布作坊、八家丝绸作坊挂在织造局的名下，每年给宫里贡缴三万匹棉布、两万匹丝绸。剩下的两万匹棉布和一万匹丝绸，奴婢再督着三大织造局下面的作坊赶着织，每年给宫里贡缴五万匹棉布、三万匹丝绸，应当没有问题。”
杨金水猜得不错。一接到他的密报，朱厚熜就大吃一惊：这种把私人作坊挂靠在国营企业名下，搞公私合营的模式，能快使织造局开办的国营棉纺厂走上集约化经营的道路，比动员商人投资开矿山办工厂还要更进了一步。杨金水是怎么想出来的？莫非他也是穿的？或他有传说中的“读心术”，知道我正在考虑采取这种作法？
不过，朱厚熜这么明知故问，也不单单是要高拱、张居正、赵鼎、王用汲这些外臣明白自己的一片苦心，借他们的嘴替自己剖白；还有一层用意：此举不免招致朝野内外清流官员士子“官商勾结”的非议，即便是杨金水率先提出来的，因他是皇家奴才，也会连累自己这个皇上和宫里的名声。而赵鼎在官场士林的声誉很好，在松江百姓心目中的威望更高，如今在江南棉业的最大产地松江当知府，还被他生拉硬扯兼上了松江织造局的监事，他若是能积极主动地支持松江织造局在松江推广这种“公私合营”的经营模式，就能赢得官场士林的赞同，还能在全国起到模范效应……
被朱厚熜寄于厚望的赵鼎此刻心中早已是忧虑重重：当初推行官绅一体纳粮的新法之前，有许多刁民为了逃避朝廷赋税，自愿将自家田产投寄于乡宦士绅的名下。皇上提到的那个沈一石把自家作坊挂到织造局名下，是否也是为了逃避朝廷的赋税？给宫里当差，确实不必再给朝廷缴纳赋税，但皇上自嘉靖二十二年推行新政而始，就声称内廷不再插手财政诸事，不但将例行由内廷宦官掌管的市舶司交给了户部，还把各处皇庄、内厂、榷场6续交给了户部、工部。但是，这些年来，先是设立大同市舶司，以宫里的太监为正使，晋商名曰贺兰石副之，共同执掌与蒙古诸部的马市；今年又复设内廷苏松杭三大织造局，还让织造局自己建作坊；如今杨金水这个江南织造使则更进了一步，竟奏请皇上同意商人把自家作坊挂到织造局名下，这些做法和内廷掌管市舶司有什么分别？岂不是又要船行旧路，由阉宦插手财政？户部和掌管织造诸事的工部难免会有怨言，官场士林清议更是难免会沸反盈天，大明朝野内外只怕又要纷争迭起，难有宁日了……
还有，那些不学无术、不知礼仪、毫无廉耻之心的阉奴最是贪婪成性，比之那些贪官墨吏有过之而无不及；又仰仗着自己的特殊身份骄纵不法，欺官虐民，把大明官场搞得乌烟瘴气。皇上怎能把关乎国家经济命脉的江南丝织棉纺业交给他们来打理？此外，皇上昨日亲口应允废除官价，那么，织造局名下的作坊是否也要按照市价收购丝棉？若是单单对他们网开一面，废除官价一事岂不成了一句空谈？又如何能调动起百姓种植桑棉、商贾开办丝绸棉布作坊的积极性，使改稻为桑的国策真正成为既推动国家经济展，又惠及万民的仁政善政？
看到了赵鼎一脸的愁云，这也正是预料中事，朱厚熜继续问杨金水道：“那个棉商沈一石凭什么要把自家的作坊挂在织造局的名下，还要给宫里贡缴那么多的丝绸棉布？你许他什么好处了？”
“回主子，沈一石的作坊挂到织造局的名下，就不怕被那些乡宦士绅给吞了。还有……”杨金水小心翼翼地说：“给宫里当差，也不用再给朝廷缴纳赋税。奴婢匡算过了，沈一石每年贡缴宫里的丝绸棉布，不比缴纳朝廷的赋税少。宫里的用度，还有主子赏赐朝臣国家财政收入并不损失什么。”
除了王用汲为官日浅，不懂得财政之道，对官场的水深水浅也不清楚之外，高拱、张居正和赵鼎三人心中都是苦笑一声：沈一石把十家棉布作坊、八家丝绸作坊挂在织造局的名下，每年给宫里贡缴三万匹棉布、两万匹丝绸，确实不比他应该缴纳给朝廷的赋税少，但这可不只是朝廷能得到多少丝绸棉布、国家财政收入有没有损失的问题，而是与朝廷规制不符。那些宦官阉奴果然不学无术，鼠目寸光，眼里只看到一点丝绸棉布，却不知道这样做分明是授人以柄，要让皇上承受来自朝野内外的颇多非议啊！
朱厚熜追问道：“既然并不能占到逃脱国家赋税的便宜，也就是说并不能得到经济上的好处。那个棉商沈一石为何还愿意把自家的作坊并到织造局的名下，还费尽心机巴结你们？他到底是什么用意？”
“回主子，奴婢觉得沈一石这样做至少有四个心思。”
朱厚熜追问道：“哪四个心思？”
杨金水说：“回主子，其一，那些作坊挂在江南织造局的名下，除了给宫里贡缴一定数额的丝绸棉布之外，各地官府衙门便不敢再另行摊派其他供奉，更不敢再肆意敲诈勒索；其二，沈一石只有秀才功名，按朝廷优免之制，只能优免五十亩田地的半额赋税，家中也只有二丁可以免役；而许家、郑家这样的乡宦士绅，父子兄弟或有功名在身或恩荫得官，皆能享受朝廷优免之制，加在一起，每家都能优免数千亩的半额赋税和几百家人的丁役。沈一石织造丝绸棉布，成本就要比他们高出许多，担心被他们挤垮；其三，许家、郑家虽不象松江徐家那样霸占了多半个棉业生意，却也跋扈得很，时常欺凌苏州城里那些没有后台的棉商，强定市价，包买包卖，沈一石担心若不赶紧找个靠山，迟早有一天要被他们明抢暗吞，偌大的一笔家产万难保全，甚或自身还没了下场；还有其四，沈一石饱读诗书，又是个心高之人，幼年时也曾受教进学，后来因父亲亡故，不得不息了功名进取之心，回家打理生意，对此一直引以为憾。如今主子重商恤商，大开商人报效家国之门，他就想学晋商贺兰石、徽商汪直等人那样走个捷径，指望着卖力给朝廷当差，日后求得主子天恩特赐一官半职，好光宗耀祖。”
听着杨金水层层剖析沈一石的心思，尤其是不加掩饰地道破了沈一石求官的心思，在场的高拱、张居正、赵鼎和王用汲四人心中都很不是滋味：一方面，在他们这些科甲正途出身的官员看来，官职禄位是国家名器，滥赏给商贾贩夫之流不合朝廷规制，玷污大明官箴。可是，另一方面，他们却不得不承认，无论是晋商贺兰石，还是徽商汪直，都是在最危难的关头挺身而出，毁家纾难，以巨万家私帮助朝廷顺利地渡过了难关；这些年里，晋商在北方大办马市，徽商在东南大办海市，每年都能给朝廷赚回来数百万计的白银，为缓解国家财政危局和皇上开创大明中兴伟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这样的贡献，比许多科甲正途出身的官员不知道要大了多少……
其实，这些年里，朱厚熜大力开启民智，通过《民报》广泛宣传实学思想，还把高拱等人畅论实学的文章编印成册分给官员士子，虽说不见得一下子就能改变那些官员士子的固有观念，但也已经略见成效了。就拿封授商人官职来说，除了仍有个别迂腐的清流官绅抱着类似“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心态，强烈反对之外，象高拱他们四人的这种矛盾心理，业已成为眼下朝野内外的共识。也就是说，让他们公开赞成这种做法，他们满心的不愿意；但要让他们公然站出来反对，却有些说不出口。加之皇上授给贺兰石的是六品内官；授给汪直的是镇抚司百户武职，他们这些自命为朝廷砥柱中流的理学文臣也就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看见也装作没看见了……
杨金水当日决定这么做，就料想一定会招致朝野内外的物议，要承受来自外面的那些官员士子的诘难。不过，诚如他当日与冯保所言，主子万岁爷和干爹吕公公对他有再造之恩，一条命都舍得还给主子，更不用说只是挨那些迂夫子、酸秀才的几句骂。再说了，替宫里当差挨骂，也就等若是替主子万岁爷分谤，难道不是他们这些奴才的荣幸吗？
正因为心里有了底气，跪在那里的杨金水脸上一改方才的惶恐不安，变得端正而肃定，声音也显得圆润了许多：“回主子，以苏松杭三大织造局的作坊，就算是奴婢们拼了命地织，半年时间断然无法赶出五万匹棉布、三万匹丝绸。但这是关乎主子天家威仪和朝廷颜面的事，奴婢们纵然累死了也不敢耽误。是以奴婢才大着胆子与苏州棉商沈一石签订了约书，让他以自家十座棉布作坊、八家丝绸作坊挂在织造局的名下，每年给宫里贡缴三万匹棉布、两万匹丝绸。剩下的两万匹棉布和一万匹丝绸，奴婢再督着三大织造局下面的作坊赶着织，每年给宫里贡缴五万匹棉布、三万匹丝绸，应当没有问题。”
杨金水猜得不错。一接到他的密报，朱厚熜就大吃一惊：这种把私人作坊挂靠在国营企业名下，搞公私合营的模式，能快使织造局开办的国营棉纺厂走上集约化经营的道路，比动员商人投资开矿山办工厂还要更进了一步。杨金水是怎么想出来的？莫非他也是穿的？或他有传说中的“读心术”，知道我正在考虑采取这种作法？
不过，朱厚熜这么明知故问，也不单单是要高拱、张居正、赵鼎、王用汲这些外臣明白自己的一片苦心，借他们的嘴替自己剖白；还有一层用意：此举不免招致朝野内外清流官员士子“官商勾结”的非议，即便是杨金水率先提出来的，因他是皇家奴才，也会连累自己这个皇上和宫里的名声。而赵鼎在官场士林的声誉很好，在松江百姓心目中的威望更高，如今在江南棉业的最大产地松江当知府，还被他生拉硬扯兼上了松江织造局的监事，他若是能积极主动地支持松江织造局在松江推广这种“公私合营”的经营模式，就能赢得官场士林的赞同，还能在全国起到模范效应……
被朱厚熜寄于厚望的赵鼎此刻心中早已是忧虑重重：当初推行官绅一体纳粮的新法之前，有许多刁民为了逃避朝廷赋税，自愿将自家田产投寄于乡宦士绅的名下。皇上提到的那个沈一石把自家作坊挂到织造局名下，是否也是为了逃避朝廷的赋税？给宫里当差，确实不必再给朝廷缴纳赋税，但皇上自嘉靖二十二年推行新政而始，就声称内廷不再插手财政诸事，不但将例行由内廷宦官掌管的市舶司交给了户部，还把各处皇庄、内厂、榷场6续交给了户部、工部。但是，这些年来，先是设立大同市舶司，以宫里的太监为正使，晋商名曰贺兰石副之，共同执掌与蒙古诸部的马市；今年又复设内廷苏松杭三大织造局，还让织造局自己建作坊；如今杨金水这个江南织造使则更进了一步，竟奏请皇上同意商人把自家作坊挂到织造局名下，这些做法和内廷掌管市舶司有什么分别？岂不是又要船行旧路，由阉宦插手财政？户部和掌管织造诸事的工部难免会有怨言，官场士林清议更是难免会沸反盈天，大明朝野内外只怕又要纷争迭起，难有宁日了……
还有，那些不学无术、不知礼仪、毫无廉耻之心的阉奴最是贪婪成性，比之那些贪官墨吏有过之而无不及；又仰仗着自己的特殊身份骄纵不法，欺官虐民，把大明官场搞得乌烟瘴气。皇上怎能把关乎国家经济命脉的江南丝织棉纺业交给他们来打理？此外，皇上昨日亲口应允废除官价，那么，织造局名下的作坊是否也要按照市价收购丝棉？若是单单对他们网开一面，废除官价一事岂不成了一句空谈？又如何能调动起百姓种植桑棉、商贾开办丝绸棉布作坊的积极性，使改稻为桑的国策真正成为既推动国家经济展，又惠及万民的仁政善政？
看到了赵鼎一脸的愁云，这也正是预料中事，朱厚熜继续问杨金水道：“那个棉商沈一石凭什么要把自家的作坊挂在织造局的名下，还要给宫里贡缴那么多的丝绸棉布？你许他什么好处了？”
“回主子，沈一石的作坊挂到织造局的名下，就不怕被那些乡宦士绅给吞了。还有……”杨金水小心翼翼地说：“给宫里当差，也不用再给朝廷缴纳赋税。奴婢匡算过了，沈一石每年贡缴宫里的丝绸棉布，不比缴纳朝廷的赋税少。宫里的用度，还有主子赏赐朝臣国家财政收入并不损失什么。”
除了王用汲为官日浅，不懂得财政之道，对官场的水深水浅也不清楚之外，高拱、张居正和赵鼎三人心中都是苦笑一声：沈一石把十家棉布作坊、八家丝绸作坊挂在织造局的名下，每年给宫里贡缴三万匹棉布、两万匹丝绸，确实不比他应该缴纳给朝廷的赋税少，但这可不只是朝廷能得到多少丝绸棉布、国家财政收入有没有损失的问题，而是与朝廷规制不符。那些宦官阉奴果然不学无术，鼠目寸光，眼里只看到一点丝绸棉布，却不知道这样做分明是授人以柄，要让皇上承受来自朝野内外的颇多非议啊！
朱厚熜追问道：“既然并不能占到逃脱国家赋税的便宜，也就是说并不能得到经济上的好处。那个棉商沈一石为何还愿意把自家的作坊并到织造局的名下，还费尽心机巴结你们？他到底是什么用意？”
“回主子，奴婢觉得沈一石这样做至少有四个心思。”
朱厚熜追问道：“哪四个心思？”
杨金水说：“回主子，其一，那些作坊挂在江南织造局的名下，除了给宫里贡缴一定数额的丝绸棉布之外，各地官府衙门便不敢再另行摊派其他供奉，更不敢再肆意敲诈勒索；其二，沈一石只有秀才功名，按朝廷优免之制，只能优免五十亩田地的半额赋税，家中也只有二丁可以免役；而许家、郑家这样的乡宦士绅，父子兄弟或有功名在身或恩荫得官，皆能享受朝廷优免之制，加在一起，每家都能优免数千亩的半额赋税和几百家人的丁役。沈一石织造丝绸棉布，成本就要比他们高出许多，担心被他们挤垮；其三，许家、郑家虽不象松江徐家那样霸占了多半个棉业生意，却也跋扈得很，时常欺凌苏州城里那些没有后台的棉商，强定市价，包买包卖，沈一石担心若不赶紧找个靠山，迟早有一天要被他们明抢暗吞，偌大的一笔家产万难保全，甚或自身还没了下场；还有其四，沈一石饱读诗书，又是个心高之人，幼年时也曾受教进学，后来因父亲亡故，不得不息了功名进取之心，回家打理生意，对此一直引以为憾。如今主子重商恤商，大开商人报效家国之门，他就想学晋商贺兰石、徽商汪直等人那样走个捷径，指望着卖力给朝廷当差，日后求得主子天恩特赐一官半职，好光宗耀祖。”
听着杨金水层层剖析沈一石的心思，尤其是不加掩饰地道破了沈一石求官的心思，在场的高拱、张居正、赵鼎和王用汲四人心中都很不是滋味：一方面，在他们这些科甲正途出身的官员看来，官职禄位是国家名器，滥赏给商贾贩夫之流不合朝廷规制，玷污大明官箴。可是，另一方面，他们却不得不承认，无论是晋商贺兰石，还是徽商汪直，都是在最危难的关头挺身而出，毁家纾难，以巨万家私帮助朝廷顺利地渡过了难关；这些年里，晋商在北方大办马市，徽商在东南大办海市，每年都能给朝廷赚回来数百万计的白银，为缓解国家财政危局和皇上开创大明中兴伟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这样的贡献，比许多科甲正途出身的官员不知道要大了多少……
其实，这些年里，朱厚熜大力开启民智，通过《民报》广泛宣传实学思想，还把高拱等人畅论实学的文章编印成册分给官员士子，虽说不见得一下子就能改变那些官员士子的固有观念，但也已经略见成效了。就拿封授商人官职来说，除了仍有个别迂腐的清流官绅抱着类似“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心态，强烈反对之外，象高拱他们四人的这种矛盾心理，业已成为眼下朝野内外的共识。也就是说，让他们公开赞成这种做法，他们满心的不愿意；但要让他们公然站出来反对，却有些说不出口。加之皇上授给贺兰石的是六品内官；授给汪直的是镇抚司百户武职，他们这些自命为朝廷砥柱中流的理学文臣也就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看见也装作没看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