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稗官野史所载，是夜，一贯惜福养生的严嵩焚香沐浴，又破例喝了半斤新正年节皇上御赐的六十年茅台佳酿，酩酊大醉之后命人将晋商贺兰石送的张旭《率意帖》张挂于明烛高堂，仰躺在躺椅之上看了半夜。天色微明之时，严嵩一跃而起，抓起斗笔，扑到早已铺好宣纸的书案，一副酣畅淋漓的狂草顷刻而就。嗣后，严嵩扔掉斗笔，大笑了三声，继而却怅然泪下。一直伺候在他身边的严世蕃殊为不解，追问其故。严嵩慨叹曰：“浸**道逾五十年，自诩略有小成，却难以写出君父御诗之气魄于万一，老朽愧对浩荡天恩啊！”因是私家所言，不足为信，闻者也多一笑置之。
皇上御制、辅恭录的条幅《七律?喜闻营团军攻克徐州》被以八百里加急火送到徐州军前，随之而来的还有朝廷赏赐的五十五万两白银。皇上特意省出制龙衣的工价银用于犒赏六军，张茂、陈世昌两位勋帅和监军吕芳岂能不大张旗鼓地宣传？遂于徐州城内军校场举行了盛大的领受圣赐的仪式，并着军需供应总署着将赏银分每一位将士。
通常犒赏六军的银钱物事，只分到各军，由各军自行放。皇上担心贪墨成性的各级文官武将上下其手、随意克扣，自今年元日内库银两犒赏营团军起，便命有司按人点卯，唱名放。寻常兵士能分文不少地领受圣赐，自然欢欣鼓舞，却令具体经办此事的职官司员叫苦连天。五军都督府和户部曾为此上奏朝廷，朱厚?却不承认是自己考虑不周，反而以“吃空额、喝兵血乃是军中一大弊政，且已成积重难返之势。要根除此弊，矫枉必须过正！”为由，固执己见，自此著为永例。
正所谓过犹不及，这个法子在京城行得通，在其他地方却不一定能行得通，倒是朱厚?始料不及的。就拿今次恩赏平叛军来说，三十五万将士或一两或半两都能同沐圣恩，但皇上御赐之物照例要裹以明黄锦缎，最不济也要用黄纸贴上标签以示圣恩浩荡，京城不存在这个问题，可徐州城哪有那么多的黄纸？军需供应总署无奈之下只得前去请示监军吕芳，能否将原定“分每一位将士”的章程改为按营计。吕芳斟酌再三，也只得同意了他们的作法，但反复强调各营领回御赐赏银之后，务必将一分一文足额至每一位兵士手中，“自各军指挥使以下至营队哨官，若有贪墨情事，必于军前正法以酬圣恩。”
尽管上上下下三令五申，可军中还是出现了个别营官克扣兵士赏银之事，最为过分者是一位右军的营官，将一营五百余众的赏银全部侵吞，本营兵士没有得到一分一文。手下一名队官气愤不过，告了上去。
此事一出，全军大哗：即便要贪，也不应该如此过分，生吞活咽连个骨头渣子都不剩，可谓丧心病狂之至！吕芳更为震怒，命随行军中的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派人彻查各军放赏银之事，果然又揪出了十数位营队哨官，甚至后军有位统领也将本军兵士所得赏银每人私下里扣了一分，共计得银二百三十余两。
查实了军将贪墨情事，吕芳要张茂请天子剑将这些干犯律法军规之人斩示众，以正国法、明军规、儆效尤。张茂素有“爱兵如子”之称，就与吕芳商量，将右军那位营官斩，其他人等因贪墨银两不多，可饶其不死，褫夺军职，边镇充军。他的理由似乎也说得过去：武将常年驻守边关要隘，舍出性命保家卫国，拿血肉之躯去挡北虏南倭的刀枪箭石，却与那些四平八稳做太平官的文官一样按品秩拿朝廷的俸禄，这本就不公平；而且，那些文官掌民政，要捞钱路子野得很，即便不挖窟窿掏洞弄银子，朝廷如今也给每个官缺定了火耗养廉银，一家老小吃穿不愁，军中武将却没有这等好事，且常年没有银子过手，又不让吃空额喝兵血，仅靠那么一点干巴巴的俸禄，日子过得着实清苦，怎能不对白花花的银子红眼？偶起贪念，固然可鄙可恨，倒也罪不至死……
即便没有张茂为武将请命，吕芳也知道，当年太祖爷那样严刑峻法，惩贪肃奸，对自己的驸马都不曾手软，更有一位县令因贪污了十两银子被剥皮揎草，高挂大堂之上的极端事例，即便如此，尚不能根除官员贪墨之事，更遑论国朝历时近两百年，已到了中平守成之期，文恬武嬉，贪墨敛财已成官场锢蔽，官员看见岂能是一两道诏命，三言两语的训诫所能改变的？但正惟其如此，才需要如皇上所说的那样“矫枉必须过正！”，尤其可恨的是，他们贪墨的是本来应该用于给皇上造龙衣的工价银，皇上体恤将士征战辛劳，将之省下来用于犒赏六军，这是古往今来贤明之君也不多见的浩荡圣恩，却被那些坏了心肝的武人入了私囊，其罪九死难诛！
吕芳费尽口舌说服了张茂，并答应将武将俸禄微薄一事密奏皇上之后，以平叛军中军行辕的名义将一干犯将于军前正法，六军惊惧，诸将服威。
与举国欢腾、全军同庆徐州大捷相比，这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如同一朵小小的浪花，淹没在滚滚向前的时代大潮之中，很快就被人们淡忘。平叛军全军将士感怀浩荡圣恩，前军戚继光、中军刘鼎望等统军大将纷纷请缨求战。张茂、陈世昌和吕芳从御赐圣诗中那句“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读出了皇上的催战之议，遂于七月十八日择吉时率全军北向遥辞帝阙，继续挥师南下。
拿下中原重镇徐州，便打开了南下的大门。兴许是被平叛军一战而破徐州坚城所展示出的强大战力所吓倒，也或许是被朝廷宽恕叛将林健并优待俘虏的宽宏大度所折服，王师所到之处，守城的叛军将士要么一哄而散，要么大开城门自缚请降，甚至前军还未抵达城下，叛军领军之将和伪明政权封授的地方官员便派出专使主动前来联系投诚一事，还奉上痛悔自己受乱臣贼子的蒙蔽胁迫，不得不附逆作乱的请罪疏，看那奏疏的日期，竟都是在徐州城破之前就恭撰的。这些请罪疏经吕芳加盖平叛军的关防之后送通政使司转呈御览，朱厚?看后大笑不已，也不与他们计较，只吩咐吏部、都察院记档，立此存照。
那些降官降将被平叛军槛送京城，依朱厚?的本意，这些人等大多是恪守祖制、食古不化的迂腐书生，既然文有张居正，武有林健的前车之鉴，只需经过三法司会审甄别之后，便豁免其罪，贬谪降调闲职了事。
但是，严嵩率内阁诸位阁员联名上奏，说谋逆之罪，罪在不赦，依律当抄家灭族，皇上法外施恩，自是仁君天厚，但于国家尊严朝廷法度却不免有损。故此建议，对于这等倡乱之人，死罪可免，活罪不饶，罢官撤职永不叙用，还要追比家产入官以为国用。
江南附逆官员多出自夏言门下，严、徐二人要痛打落水狗，不让夏党继续充斥朝堂、占据大明两京一十三省各级官府衙门也在情理之中，但李春芳、马宪成两位夏党干将严惩奸逆的调门竟比严嵩和徐阶还高，就让朱厚?难以理解了。不过，毕竟是当了几年皇上的人，他随即就想通了这个道理：正因都是一党之人，怕受牵连才要如此痛下杀手，免得殃及自身啊！
为了让内阁辅弼重臣安心理事，更为了给日后重建遭受浩劫的江南筹措资金，他便俯允了内阁所请。那些罪官能逃得生天都要感谢十八代祖宗行善积德，也就顾不得痛惜万贯家财，反而同声称颂圣恩浩荡。朝廷五府、六部各大衙门和北方诸省那些因江南叛乱而提心吊胆了大半年的文武官员无不扬眉吐气，拍手称快。
仗打到这个份上，已经毫无悬念，平叛军几乎没有遇到什么象样的抵抗，就一路势如破竹地进抵长江北岸。
报捷的奏疏一封紧接一封飞马送到京师，每日邸报塘报之上都有平叛军胜利的消息，天下官吏百姓无不欢呼雀跃。但是，皇上，内阁学士及六部九卿等一干朝廷重臣，以及平叛军诸位军将心情也越来越沉重起来：一是所到之处满目创痍，流民四野，皇上不得不责令自供给前方的军粮之中拨出一部分用以赈济难民，无论是户部、军需供应总署还是刚刚恢复起来的各省府州县牧民之官都觉得压力很大，更担忧经过此番战乱，昔日富庶天下的江南诸省百业凋敝，三五年间断然无法恢复生机；二是叛军主力撤回江南，沿江布防，势必为王师“百万雄师过大江”平添了许多困难；三是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叛军主力回撤江南，势必对俞大猷统帅的江南游击军加紧围剿，那支只有万人的偏师能支撑几时，会否有全军覆没之险，实在令人堪忧啊！
朱厚?忧心如焚，手书“打过长江去，收复全江南”颁赐平叛军，催促进兵；戚继光及营团军诸位将士更是挂念俞大猷等人的安危，多次请令乘胜渡江，一举荡平江南逆贼。正副帅张茂、陈世昌和监军吕芳却顾虑缺乏足够船只，又逢秋汛时节，长江浪大江深，水宽逾十里，无法泅渡，冒死联名上奏朝廷，请准圣旨将全军留驻长江北岸休整补充，一方面等待漕军将全部漕船调到江南集中，另一方面四处搜集官船民船，并动兵士伐木扎筏，一俟运力充足或秋汛结束，便大举渡江，征讨逆贼。
正如朱厚?和戚继光等人担忧的那样，俞大猷统帅的江南游击军此刻陷入了极大的危机之中，全军被包围在位于长江出海口的弹丸之地江阴县城，困守孤城已有半个多月了！
此事还要从一个月前说起……
皇上御制、辅恭录的条幅《七律?喜闻营团军攻克徐州》被以八百里加急火送到徐州军前，随之而来的还有朝廷赏赐的五十五万两白银。皇上特意省出制龙衣的工价银用于犒赏六军，张茂、陈世昌两位勋帅和监军吕芳岂能不大张旗鼓地宣传？遂于徐州城内军校场举行了盛大的领受圣赐的仪式，并着军需供应总署着将赏银分每一位将士。
通常犒赏六军的银钱物事，只分到各军，由各军自行放。皇上担心贪墨成性的各级文官武将上下其手、随意克扣，自今年元日内库银两犒赏营团军起，便命有司按人点卯，唱名放。寻常兵士能分文不少地领受圣赐，自然欢欣鼓舞，却令具体经办此事的职官司员叫苦连天。五军都督府和户部曾为此上奏朝廷，朱厚?却不承认是自己考虑不周，反而以“吃空额、喝兵血乃是军中一大弊政，且已成积重难返之势。要根除此弊，矫枉必须过正！”为由，固执己见，自此著为永例。
正所谓过犹不及，这个法子在京城行得通，在其他地方却不一定能行得通，倒是朱厚?始料不及的。就拿今次恩赏平叛军来说，三十五万将士或一两或半两都能同沐圣恩，但皇上御赐之物照例要裹以明黄锦缎，最不济也要用黄纸贴上标签以示圣恩浩荡，京城不存在这个问题，可徐州城哪有那么多的黄纸？军需供应总署无奈之下只得前去请示监军吕芳，能否将原定“分每一位将士”的章程改为按营计。吕芳斟酌再三，也只得同意了他们的作法，但反复强调各营领回御赐赏银之后，务必将一分一文足额至每一位兵士手中，“自各军指挥使以下至营队哨官，若有贪墨情事，必于军前正法以酬圣恩。”
尽管上上下下三令五申，可军中还是出现了个别营官克扣兵士赏银之事，最为过分者是一位右军的营官，将一营五百余众的赏银全部侵吞，本营兵士没有得到一分一文。手下一名队官气愤不过，告了上去。
此事一出，全军大哗：即便要贪，也不应该如此过分，生吞活咽连个骨头渣子都不剩，可谓丧心病狂之至！吕芳更为震怒，命随行军中的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派人彻查各军放赏银之事，果然又揪出了十数位营队哨官，甚至后军有位统领也将本军兵士所得赏银每人私下里扣了一分，共计得银二百三十余两。
查实了军将贪墨情事，吕芳要张茂请天子剑将这些干犯律法军规之人斩示众，以正国法、明军规、儆效尤。张茂素有“爱兵如子”之称，就与吕芳商量，将右军那位营官斩，其他人等因贪墨银两不多，可饶其不死，褫夺军职，边镇充军。他的理由似乎也说得过去：武将常年驻守边关要隘，舍出性命保家卫国，拿血肉之躯去挡北虏南倭的刀枪箭石，却与那些四平八稳做太平官的文官一样按品秩拿朝廷的俸禄，这本就不公平；而且，那些文官掌民政，要捞钱路子野得很，即便不挖窟窿掏洞弄银子，朝廷如今也给每个官缺定了火耗养廉银，一家老小吃穿不愁，军中武将却没有这等好事，且常年没有银子过手，又不让吃空额喝兵血，仅靠那么一点干巴巴的俸禄，日子过得着实清苦，怎能不对白花花的银子红眼？偶起贪念，固然可鄙可恨，倒也罪不至死……
即便没有张茂为武将请命，吕芳也知道，当年太祖爷那样严刑峻法，惩贪肃奸，对自己的驸马都不曾手软，更有一位县令因贪污了十两银子被剥皮揎草，高挂大堂之上的极端事例，即便如此，尚不能根除官员贪墨之事，更遑论国朝历时近两百年，已到了中平守成之期，文恬武嬉，贪墨敛财已成官场锢蔽，官员看见岂能是一两道诏命，三言两语的训诫所能改变的？但正惟其如此，才需要如皇上所说的那样“矫枉必须过正！”，尤其可恨的是，他们贪墨的是本来应该用于给皇上造龙衣的工价银，皇上体恤将士征战辛劳，将之省下来用于犒赏六军，这是古往今来贤明之君也不多见的浩荡圣恩，却被那些坏了心肝的武人入了私囊，其罪九死难诛！
吕芳费尽口舌说服了张茂，并答应将武将俸禄微薄一事密奏皇上之后，以平叛军中军行辕的名义将一干犯将于军前正法，六军惊惧，诸将服威。
与举国欢腾、全军同庆徐州大捷相比，这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如同一朵小小的浪花，淹没在滚滚向前的时代大潮之中，很快就被人们淡忘。平叛军全军将士感怀浩荡圣恩，前军戚继光、中军刘鼎望等统军大将纷纷请缨求战。张茂、陈世昌和吕芳从御赐圣诗中那句“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读出了皇上的催战之议，遂于七月十八日择吉时率全军北向遥辞帝阙，继续挥师南下。
拿下中原重镇徐州，便打开了南下的大门。兴许是被平叛军一战而破徐州坚城所展示出的强大战力所吓倒，也或许是被朝廷宽恕叛将林健并优待俘虏的宽宏大度所折服，王师所到之处，守城的叛军将士要么一哄而散，要么大开城门自缚请降，甚至前军还未抵达城下，叛军领军之将和伪明政权封授的地方官员便派出专使主动前来联系投诚一事，还奉上痛悔自己受乱臣贼子的蒙蔽胁迫，不得不附逆作乱的请罪疏，看那奏疏的日期，竟都是在徐州城破之前就恭撰的。这些请罪疏经吕芳加盖平叛军的关防之后送通政使司转呈御览，朱厚?看后大笑不已，也不与他们计较，只吩咐吏部、都察院记档，立此存照。
那些降官降将被平叛军槛送京城，依朱厚?的本意，这些人等大多是恪守祖制、食古不化的迂腐书生，既然文有张居正，武有林健的前车之鉴，只需经过三法司会审甄别之后，便豁免其罪，贬谪降调闲职了事。
但是，严嵩率内阁诸位阁员联名上奏，说谋逆之罪，罪在不赦，依律当抄家灭族，皇上法外施恩，自是仁君天厚，但于国家尊严朝廷法度却不免有损。故此建议，对于这等倡乱之人，死罪可免，活罪不饶，罢官撤职永不叙用，还要追比家产入官以为国用。
江南附逆官员多出自夏言门下，严、徐二人要痛打落水狗，不让夏党继续充斥朝堂、占据大明两京一十三省各级官府衙门也在情理之中，但李春芳、马宪成两位夏党干将严惩奸逆的调门竟比严嵩和徐阶还高，就让朱厚?难以理解了。不过，毕竟是当了几年皇上的人，他随即就想通了这个道理：正因都是一党之人，怕受牵连才要如此痛下杀手，免得殃及自身啊！
为了让内阁辅弼重臣安心理事，更为了给日后重建遭受浩劫的江南筹措资金，他便俯允了内阁所请。那些罪官能逃得生天都要感谢十八代祖宗行善积德，也就顾不得痛惜万贯家财，反而同声称颂圣恩浩荡。朝廷五府、六部各大衙门和北方诸省那些因江南叛乱而提心吊胆了大半年的文武官员无不扬眉吐气，拍手称快。
仗打到这个份上，已经毫无悬念，平叛军几乎没有遇到什么象样的抵抗，就一路势如破竹地进抵长江北岸。
报捷的奏疏一封紧接一封飞马送到京师，每日邸报塘报之上都有平叛军胜利的消息，天下官吏百姓无不欢呼雀跃。但是，皇上，内阁学士及六部九卿等一干朝廷重臣，以及平叛军诸位军将心情也越来越沉重起来：一是所到之处满目创痍，流民四野，皇上不得不责令自供给前方的军粮之中拨出一部分用以赈济难民，无论是户部、军需供应总署还是刚刚恢复起来的各省府州县牧民之官都觉得压力很大，更担忧经过此番战乱，昔日富庶天下的江南诸省百业凋敝，三五年间断然无法恢复生机；二是叛军主力撤回江南，沿江布防，势必为王师“百万雄师过大江”平添了许多困难；三是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叛军主力回撤江南，势必对俞大猷统帅的江南游击军加紧围剿，那支只有万人的偏师能支撑几时，会否有全军覆没之险，实在令人堪忧啊！
朱厚?忧心如焚，手书“打过长江去，收复全江南”颁赐平叛军，催促进兵；戚继光及营团军诸位将士更是挂念俞大猷等人的安危，多次请令乘胜渡江，一举荡平江南逆贼。正副帅张茂、陈世昌和监军吕芳却顾虑缺乏足够船只，又逢秋汛时节，长江浪大江深，水宽逾十里，无法泅渡，冒死联名上奏朝廷，请准圣旨将全军留驻长江北岸休整补充，一方面等待漕军将全部漕船调到江南集中，另一方面四处搜集官船民船，并动兵士伐木扎筏，一俟运力充足或秋汛结束，便大举渡江，征讨逆贼。
正如朱厚?和戚继光等人担忧的那样，俞大猷统帅的江南游击军此刻陷入了极大的危机之中，全军被包围在位于长江出海口的弹丸之地江阴县城，困守孤城已有半个多月了！
此事还要从一个月前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