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宪成抬出了国家法律和洪武旧制,朱厚?一时也不知道该怎么反驳。见皇上语塞,严嵩立刻愤君之慨,出言反驳道:“马阁老此言差矣。斯时太祖高皇帝得国之初,四海不靖,寇心不死,为统摄**,大扫天下九州之妖氛,故对贪名、贪利、贪位、贪色之徒课以重刑,严惩不待。盖因当时国中局势,遭受频年战乱之后,人心尚在焦躁狂乱之中而不能自拔,为救溺人心,拨乱反正,故治国用以重典。据此制定的《大明律》,未免失之过苛。譬如说,《大明律》中载有明文,民间百姓不许着苎罗绸缎,不许饰以金器,胆敢犯律者,或卸去双脚或流三千里外充军,南都百姓获罪者不知凡几。如今,满城百姓子弟,尤其商贾贩夫之流,哪个不是穿绸披缎?哪家女眷不是金翠满头,若都用《大明律》来定罪,只怕京城便有一时皆空之虞了。”

    马宪成岂能不明白严嵩的险恶用心,但他在朝政之争上从不让步,当即将严嵩顶了回去:“严阁老此论貌似有理,实则不然。穿戴只关乎个人好恶,充其量只是人心不古,民俗奢靡;而走私贩私则不然,扰乱国家大政,涉及国计民生,两者风马牛不相及,岂能一概论之?”

    接着,他冷哼了一声:“若非要将两者拉到一起相较,孰轻孰重,孰大孰小,明眼人略略权衡便可知之,更遑论柄国大臣!”

    严嵩被他嘲讽,气得浑身颤抖,说不出话来。马宪成又继续说道:“祖宗好生之德,不嗜杀人之心,而私茶通番,辄以极刑凌迟论罪。其意安在?盖西边之藩篱,莫切于诸番,诸番之饮食,莫切于吾茶。得之则生,不得则死,故严法以禁止,易马以酬之。禁之而使彼有所畏,酬之而使彼有所慕,此所以制番人之死命,壮中国之藩篱,断匈奴之右臂,其所系诚重且大,而非可以寻常处之也!”

    这个时候,一直没有说话的徐阶开口了:“马阁老且请息怒。其实皇上的心意,区区略猜到了一点:禁茶之议由来已久,却一直禁而不止。自宣德以来,藏汉毗连地带,东自潼关,西及甘肃,南抵汉中,绵亘数千里,到处都有私贩茶马的市场,以致出现了官营茶马互市久而寝驰,奸人多挟私茶澜出为利,番马不时至之情状。私茶之势,如洪水滔天,堵不如疏。皇上想从源头上想办法,大兴商茶以补官茶之不足。这在国朝也并非没有先例,甚或自弘治先帝之时,已有定例,可谓祖宗成法……”

    接着,徐阶进一步引经据典,论证说由于朝廷厉行茶禁,茶户生产的茶叶没有畅通的流通渠道,生产积极性被严重打击,最终必定使生产萎缩;而茶叶生产的萎缩,最终又影响了朝廷专营的茶马互市。“弘治三年,御史李鸾言,茶马司所积渐少,各边马耗,而陕西诸郡岁稔,无事易粟,请于西宁、河西、洮州三茶司召商中茶。”;“令陕西巡抚并布政司出榜招商中,给引赴巡茶御史处挂号,于产茶地方收买茶斤,运赴原定茶马司,以十分率,六分听其货卖,四分验收入官”。所谓“六分听其货卖”,就是说允许茶商私人经营百分之六十的自由买卖,这实际上也是承认或者说是默许了民营茶马贸易的合法性。这便是茶叶生产萎缩后,政府征收不到“官茶”,不得不开放茶禁,“召商中茶”的开始。

    同时,政府对茶户变征茶为征银,“初川陕茶课皆收本色,以易番马。永乐后番马由陕西道,川茶多霉烂乃令以三分为率,一分收本色,二分折银。至成化三年西宁等处亦折收银,粗茶百斤,芽茶三十五斤,皆量收五钱,无银收丝绢等,俱解本省有司支用……”。由此,才再一次活跃了茶叶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使茶叶生产的复苏有了生机。

    徐阶的话恰恰切中朱厚?所想,他自然大点其头,说道:“正是这个理。单靠茶禁,不但耗时费力,效果却还不佳。既然有祖宗成法在,何不依东南之例,敞开榷法,商贾纳税请引即准其贩运,未必就不如官茶互市所得利润为少!”

    原来皇上不但不同意厉行茶禁,还要彻底放开茶政专营榷卖之法啊!江南三大政:盐政、漕政和河政;北方三大政:茶政、马政和屯政,都与国家财政息息相关,而且茶政更是与马政密不可分,马宪成身为户部尚书,自然不敢拿国家的一大财源当儿戏,便说:“纵有所得,也尽在奸商而不在官,于国朝财政何益?”

    严嵩已从方才的震怒之中清醒过来,立刻抓住了他的话柄:“马阁老此言又差矣。皇上如今推行新政,广施仁政,禁用威权,趋利逐财之徒固然可恶,但也只能加以疏导,不可施以重典。马阁老两榜进士,科甲正途出身,想必也读过《太祖实录》,可曾记得洪武年间,有广平府尹王允道上疏朝廷,奏请对磁州铁矿征税,太祖高皇帝亲下御批,曰‘朕闻治世天下无遗贤,不闻无遗利。且利不在官则在民,民得其利则利源通,而有益于官。官专其利则利源塞,则必损于民。’关于利该在朝廷还是该在百姓之分别上,太祖高皇帝这段旨意已是再清楚不过了。我附议徐阁老,赞同皇上兴开中商茶,取代茶禁之法。”

    马宪成身为内阁大学士,《太祖实录》不晓得读了多少遍,此刻被严嵩这样嘲讽般地诘问,也气得面红耳赤,却也无从反驳。

    其实,若论派系渊源,马宪成与李春芳同为夏党重要一员,按理也不至于落到被严嵩、徐阶两人群起攻之而孤立无援的地步。只因他脾气太倔,于财政开支上太过苛刻,这些年里不但夏言对他颇有微词,李春芳更为军费开支、粮饷供应诸事上与他多生龌龊,怨气很大,眼下自然不会忤逆圣意,对他施以援手。

    朱厚?听的心花怒放:为要打鬼,借助钟馗,朝臣们抬出祖宗成法、国朝旧制来作为攻击武器的时候,最好的办法也是抬出祖宗成法、国朝旧制来对付。严嵩、徐阶算是深得个中三味,更能完全体谅他这个皇上的苦衷啊!

    其实,不同意户部在川陕两省厉行茶禁的奏请,只是朱厚?扶持新兴资本主义萌芽,促进商品经济展的第一步,也是扔出一块石头试探一下封建官僚阶层的态度。没想到刚一提出这个意向,就遭到了马宪成这个以廉能著称的内阁重臣的强烈反对,幸好有严嵩和徐阶这两个既柔媚又能干的人在,帮他在明太祖朱元璋和历代先帝那里找到了理论根据……

    喜不自胜的同时,他又略微感到有些汗颜:回到明朝之后,他也曾读了《太祖实录》,并自认为狠下了一番功夫,却不曾想,比起这些学富五车的封建官员来说,还差着十万八千里。想来也是,这些内阁大学士都是从小就受严格的科举应试教育,历经县试、府试、乡试、会试和殿试,一路走来不知道磨光了多少砚台,写秃了多少狼毫,更不用说考中进士之后还带薪在翰林院钻研典籍史册,个个大概都是硕士、博士、博士后、博士后后的水平,对于《太祖实录》早就烂熟于心,要到用时自然信手拈来。看来,自己这个皇上,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学习啊!

    想到这里,他便说:“严阁老所言甚是。太祖‘民得其利则利源通,而有益于官。官专其利则利源塞,则必损于民。’的圣训,一言以蔽之,藏富于民也!此四字当为我大明万古之移之成法!国朝以孝治天下,既然太祖高皇帝有此圣训在,朕这后世子孙也不能不恪守遵行之。”

    推行嘉靖新政,皇上不知道把多少太祖圣训、祖宗成法抛到了故纸堆里,但谁也不敢说他出而反尔,更不敢说他将太祖圣训简化为“藏富于民”有断章取义之嫌,严嵩、徐阶几乎同时躬身说道:“圣明天纵无过皇上!”

    坦然地受了严嵩和徐阶两人的奉承,朱厚?又将视线投向了暗自生闷气的马宪成,温言说道:“朕也知道,马阁老殚精竭虑,为国理财,为朕分忧,用心是好的。但却不能只想着国家,不想着百姓。国家财政吃紧自是实情,百姓清苦度命更是实情,两难若能两顾,才是我大明中兴之象啊!川陕茶禁之事就按方才所议,马阁老责成户部尽快拿出具体可行的方略来,呈给朕看。”

    马宪成闷闷不乐地应了一声:“臣谨领圣谕。”

    朱厚?也没指望他能立刻便接受“藏富于民”的观点,顺坡下驴之后,似乎觉得意犹未尽,便又环视四大阁员,说:“一部华夏之史,三代以下,夏商两朝便是只有君王没有百姓的天下。《诗经》有云‘时日曷丧?吾与汝俱亡!’可见暴君虐民,民不聊生,百姓便有了与夏桀商纣同归于尽之心。君失其民,民必亡其君,遂有商革夏命、商亡周替之事。天生孔子,教仁者爱人;继生孟子,道出了‘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万古不变之治国至理。秦始皇一代雄枭之主,一统**,兵势何其之盛,却因不思与民休养生息,对百姓横征暴敛,尽民夫修长城、修阿房宫,简直视天下苍生如草芥,结果呢?先有博浪一锥,继而百姓揭竿而起,群雄逐鹿,号称要二世、三世,乃至千万世不易的强秦顷刻而亡,楚人一矩,可怜焦土!不是史家有云‘楚碎三户,亡秦必楚’吗?朕就藩便在楚地,与那西楚霸王项羽还有乡谊呢……”

    正说得兴高采烈,他突然瞥到四位内阁学士都是一脸尴尬地站在那里,不禁皱起了眉头:“诸位爱卿莫非认为朕说的不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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