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的正午时分，吕芳神色慌张地来到了东暖阁，向他报告了一个惊天的消息：蒙古鞑靼俺答部起兵二十余万出河套地区进击大同；大同镇总兵、咸宁侯仇鸾献关投降，并以新政“乱祖宗之成法，变春秋之大义”为借口，打着“清君侧，正王道”的旗帜，带着大同镇十万大军，与鞑靼军队一起杀奔京师而来！
元朝灭亡之后，蒙古诸部四分五裂，各部之间攻杀频繁，后经联姻、武力征服等方式，基本形成了西部瓦刺、东部鞑靼与东北部兀良哈这三大势力，瓦刺与鞑靼是世仇，相互攻杀不已，兀良哈则多与鞑靼联合共拒瓦刺，但他们染指中原之心无一日不有，解决故元残余势力仍是明朝历代军事边防之重。自明太祖、成祖至于仁宣两帝，均采取以抚为重，以剿辅之的外交军事政策，一方面许以互市通商，并对故元蒙古各部军民采取怀柔笼络政策，不分华夷，任人唯贤，对归降蒙古头目，优礼厚遇，对于漠南漠北归附者，均授予都督、都指挥、千百户、镇抚等职，赐给敕书印信，设羁縻卫所；对内地归附或归附之后迁入内地者，或授以官职，或给以爵禄，或令充军伍；另一方面也加强了军事打击力度，于洪武、永乐年间多次兴兵北伐，明成祖朱棣更是五次亲征，扫平漠北，勒石而归，武功之盛，一时无两。在明朝抚剿两策并用之下，北元势力极大削弱，数十年不敢再生南下牧马之念。
至明英宗正统年间，鞑靼衰落，瓦刺逐渐强盛，统一了蒙古各部成为草原霸主，吞并中原之野心就日益高涨。斯时明朝正值权阉王振把持朝政之际，王振专权乱政，导致国力衰弱，武备废弛。正统十四年，瓦刺借口明朝削减了朝贡使者的赏赐而大举犯边，好大喜功的王振怂恿明英宗朱祁镇兴师北伐，几十万北征大军丧师土木堡，连英宗皇帝都成了敌人的俘虏，“土木堡之变”也成为明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瓦刺大军挟大胜之威长驱直入，进逼京师，多亏有“救时宰相”之称的兵部尚书于谦挺身而出，率全**民奋起抗战，取得了北京保卫战的胜利，这才保住了大明的江山社稷。
其后瓦刺因内乱而分裂，鞑靼趁机崛起，再次称霸蒙古，屡次骚扰明朝边境，杀掠百姓。到了嘉靖年间，因嘉靖昏聩，边防力量大为削弱，鞑靼趁机占据了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河套地区，出河套即可犯宣府、大同、三原等镇，震动京畿；入河套，则可攻击延绥、宁夏、固原等镇，侵扰关中，成为明朝的心腹大患。
嘉靖十二年，鞑靼领达延汗死后，子孙们相互争斗，蒙古再次陷入割据状态，其第三子阿勒坦汗势力最大，中原称其为俺答汗，所部即为俺答部，此时正占据着土地肥沃的河套地区，威胁着明朝北部边境的安全。
游牧民族的蒙古物资匮乏，需要用畜牧产品换取中原的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以前蒙古历代霸主都积极要求与明朝允许互市贸易。达延汗死后，蒙古各部失去约束，不时南下抢掠人畜财物，明朝就断绝了与蒙古的和平贸易。俺答控制了鞑靼大部力量之后，多次主动表示愿意臣服明朝，请求允许每年进贡并在长城关口恢复互市贸易。
昏庸的嘉靖和短视的大臣当然不明白只要稍微放低一点姿态，放弃天朝上国“薄来厚往”这样打肿脸充胖子的朝贡贸易，展对外贸易其实可以大大缓解财政危机；更不知道蒙古是自己的同胞兄弟，迟早要和汉人坐在一起唱“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他们担心“土木堡之变”重演，就严词拒绝了俺答朝贡互市的要求，并于嘉靖二十一年将俺答所派使者斩示众，还悬赏购买俺答的级，最终激怒了俺答，亲率大军兴师南下掳掠，这才有了眼下这等祸事。
单是鞑靼虏贼犯边倒没什么可怕的，九边重镇近百万大军日夜枕戈待旦，鞑靼担心侧翼安全，也不敢长驱直入威胁京畿，每次都是深入边境百十余里大肆剽掠一番之后便引军而回。但此次大同镇总兵仇鸾献关投降并公然起兵反叛，就使形势急剧恶化，朱厚熜也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大明开国近两百年来，还从未有过边镇大将不战而降的先例，仇鸾贵为公侯，又是手握十万大军的九镇总兵之一，他之所以公然反叛，自然跟前不久的举子罢考引的这场波及整个朝廷的风波一样，都是嘉靖新政所带来的负面效应！
子粒田征税对宗室勋贵的伤害极大，朱厚熜在推行新政之初，就预计到他们可能会以变法乱政失德的名义，勾结地方豪强势力作乱，在一省或数省闹起来。但他还是自信地认为以这些人的力量还翻不起多大的浪，一是因为明朝藩王宗室一直被朝廷压制，不但不能有自己的军队，更不能随便结交大臣军将，根本没有和朝廷对抗的本钱；二来就算生叛乱，也是因为个别宗室豪强不满，不是老百姓活不下去，只要百姓不起来造反，乱也亡不了国。所以他一方面秘令吕芳指挥最忠实于皇帝的厂卫特务机关加强对各地藩王勋贵的监视和控制，另一方面，心中更隐隐地盼望着那些人狗急跳墙闹腾起来——彻底打击削弱宗室豪强势力还在其次，经过近二百年太平盛世的搜刮盘剥，那些宗室豪强一个个肥得流油，只要他们敢公开犯上作乱，朝廷便可以名正言顺地传檄天下，号令四方，兴兵进剿那些叛乱的宗室豪强，不过费上些工夫，待平定了叛乱，将他们抄家灭族，朝廷就有了钱也有了土地，能大大缓解眼下的财政危局。此外，起兵平叛只要收取全功，还能收到敲山震虎威慑群臣的效果，更有利于今后推行改革，简直是一举多得之美事。说真的，若不是眼下被朝臣攻讦新政闹得腾不出手脚，他甚至还想派厂卫特务去挑唆他们造反，演一出大明版的“无间道”。
可是，朱厚熜万万没有想到，还未等他将文官集团攻讦新政的危机料理停当，身为朝廷公侯勋贵和明军高级将领的仇鸾竟然为了一己之私利，不惜背叛祖国，投降了敌人，还引着二十万蒙古铁骑杀向京城，想要借助外族的力量一举颠覆大明的江山社稷！
事已至此，再后悔已是于事无补，朱厚熜怀着最后一线希望，问：“此事可当真？会否守备大同的监军太监与其有隙，故意捏造假情报来构陷仇鸾？”
明朝宦官的一大职责便是干预军政，宦官除了提督京营掌管京军之外，还出任九边重镇的监军以及各军事要地、主要城市的镇守、守备等重要军职。自成祖永乐之后，由于皇上对统军大将多有戒备之心，每逢大军出征还派遣太监任监军，甚至可以加授“总督军务”的头衔，直接干预军事指挥。在这种以家奴治军的模式下，各地镇守太监与地方官府和边镇大将的关系自然是矛盾重重，相互掣肘更多于密切配合。去年以来，借着复设市舶司之机，朱厚熜将各地监矿、税使、采办、织造、监督仓场等太监相继撤回，将国家全部经济事务统一交由户部打理，下一步他就打算废除太监监军制度，但被吕芳所劝阻，因为这些太监是皇家伸向军队的触角，负有监督九边等重要军事重镇的职责，虽多有借助皇上的威信，随意干预军政事务或欺压军将、鞭挞士卒等不法之事，但对各统军将帅能起到一定的牵制作用，避免出现尾大不掉、拥兵自重的现象而造成藩镇割据之祸。朱厚熜也不好过分削弱一直对自己忠心耿耿的宦官集团的势力，就准了吕芳所请，继续保留了各军镇的监军太监。
吕芳见皇上怀疑到了宫里的人，忙解释说：“回主子的话，大同守备太监洪恩为人最是谨小慎微，断不会做出这等欺天之事，且他已被仇鸾所杀，消息是奴婢派到九边军镇的密探所报。”
最后一线希望也破灭了，朱厚熜更急切地问：“自大同至京师各处关口要隘守备军可曾参与？”
“回主子，目前还尚未得知，但依奴婢看来，各关口要隘军将素怀忠义，与那仇鸾逆贼也无过深渊源，料想不会跟随仇贼谋逆造反……”
说的也是，新政没有伤害到大多数军官士兵的既得利益，他们不见得会有多少人敢冒着灭九族的危险跟仇鸾一起造反。朱厚熜现在更加体会到辅夏言当初劝阻自己不要贸然撤裁卫所的一片苦心。
自大同至京师有近十天的行程，只要沿途各处关口要隘守备军不跟着仇鸾一起造反，应该能再争取到十天半个月的时间来加强京师守备，朱厚熜心里稍微安定了一点，便命吕芳传内阁学士与六部九卿进宫，商议眼下这件关乎大明生死存亡的大事！
元朝灭亡之后，蒙古诸部四分五裂，各部之间攻杀频繁，后经联姻、武力征服等方式，基本形成了西部瓦刺、东部鞑靼与东北部兀良哈这三大势力，瓦刺与鞑靼是世仇，相互攻杀不已，兀良哈则多与鞑靼联合共拒瓦刺，但他们染指中原之心无一日不有，解决故元残余势力仍是明朝历代军事边防之重。自明太祖、成祖至于仁宣两帝，均采取以抚为重，以剿辅之的外交军事政策，一方面许以互市通商，并对故元蒙古各部军民采取怀柔笼络政策，不分华夷，任人唯贤，对归降蒙古头目，优礼厚遇，对于漠南漠北归附者，均授予都督、都指挥、千百户、镇抚等职，赐给敕书印信，设羁縻卫所；对内地归附或归附之后迁入内地者，或授以官职，或给以爵禄，或令充军伍；另一方面也加强了军事打击力度，于洪武、永乐年间多次兴兵北伐，明成祖朱棣更是五次亲征，扫平漠北，勒石而归，武功之盛，一时无两。在明朝抚剿两策并用之下，北元势力极大削弱，数十年不敢再生南下牧马之念。
至明英宗正统年间，鞑靼衰落，瓦刺逐渐强盛，统一了蒙古各部成为草原霸主，吞并中原之野心就日益高涨。斯时明朝正值权阉王振把持朝政之际，王振专权乱政，导致国力衰弱，武备废弛。正统十四年，瓦刺借口明朝削减了朝贡使者的赏赐而大举犯边，好大喜功的王振怂恿明英宗朱祁镇兴师北伐，几十万北征大军丧师土木堡，连英宗皇帝都成了敌人的俘虏，“土木堡之变”也成为明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瓦刺大军挟大胜之威长驱直入，进逼京师，多亏有“救时宰相”之称的兵部尚书于谦挺身而出，率全**民奋起抗战，取得了北京保卫战的胜利，这才保住了大明的江山社稷。
其后瓦刺因内乱而分裂，鞑靼趁机崛起，再次称霸蒙古，屡次骚扰明朝边境，杀掠百姓。到了嘉靖年间，因嘉靖昏聩，边防力量大为削弱，鞑靼趁机占据了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河套地区，出河套即可犯宣府、大同、三原等镇，震动京畿；入河套，则可攻击延绥、宁夏、固原等镇，侵扰关中，成为明朝的心腹大患。
嘉靖十二年，鞑靼领达延汗死后，子孙们相互争斗，蒙古再次陷入割据状态，其第三子阿勒坦汗势力最大，中原称其为俺答汗，所部即为俺答部，此时正占据着土地肥沃的河套地区，威胁着明朝北部边境的安全。
游牧民族的蒙古物资匮乏，需要用畜牧产品换取中原的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以前蒙古历代霸主都积极要求与明朝允许互市贸易。达延汗死后，蒙古各部失去约束，不时南下抢掠人畜财物，明朝就断绝了与蒙古的和平贸易。俺答控制了鞑靼大部力量之后，多次主动表示愿意臣服明朝，请求允许每年进贡并在长城关口恢复互市贸易。
昏庸的嘉靖和短视的大臣当然不明白只要稍微放低一点姿态，放弃天朝上国“薄来厚往”这样打肿脸充胖子的朝贡贸易，展对外贸易其实可以大大缓解财政危机；更不知道蒙古是自己的同胞兄弟，迟早要和汉人坐在一起唱“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他们担心“土木堡之变”重演，就严词拒绝了俺答朝贡互市的要求，并于嘉靖二十一年将俺答所派使者斩示众，还悬赏购买俺答的级，最终激怒了俺答，亲率大军兴师南下掳掠，这才有了眼下这等祸事。
单是鞑靼虏贼犯边倒没什么可怕的，九边重镇近百万大军日夜枕戈待旦，鞑靼担心侧翼安全，也不敢长驱直入威胁京畿，每次都是深入边境百十余里大肆剽掠一番之后便引军而回。但此次大同镇总兵仇鸾献关投降并公然起兵反叛，就使形势急剧恶化，朱厚熜也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大明开国近两百年来，还从未有过边镇大将不战而降的先例，仇鸾贵为公侯，又是手握十万大军的九镇总兵之一，他之所以公然反叛，自然跟前不久的举子罢考引的这场波及整个朝廷的风波一样，都是嘉靖新政所带来的负面效应！
子粒田征税对宗室勋贵的伤害极大，朱厚熜在推行新政之初，就预计到他们可能会以变法乱政失德的名义，勾结地方豪强势力作乱，在一省或数省闹起来。但他还是自信地认为以这些人的力量还翻不起多大的浪，一是因为明朝藩王宗室一直被朝廷压制，不但不能有自己的军队，更不能随便结交大臣军将，根本没有和朝廷对抗的本钱；二来就算生叛乱，也是因为个别宗室豪强不满，不是老百姓活不下去，只要百姓不起来造反，乱也亡不了国。所以他一方面秘令吕芳指挥最忠实于皇帝的厂卫特务机关加强对各地藩王勋贵的监视和控制，另一方面，心中更隐隐地盼望着那些人狗急跳墙闹腾起来——彻底打击削弱宗室豪强势力还在其次，经过近二百年太平盛世的搜刮盘剥，那些宗室豪强一个个肥得流油，只要他们敢公开犯上作乱，朝廷便可以名正言顺地传檄天下，号令四方，兴兵进剿那些叛乱的宗室豪强，不过费上些工夫，待平定了叛乱，将他们抄家灭族，朝廷就有了钱也有了土地，能大大缓解眼下的财政危局。此外，起兵平叛只要收取全功，还能收到敲山震虎威慑群臣的效果，更有利于今后推行改革，简直是一举多得之美事。说真的，若不是眼下被朝臣攻讦新政闹得腾不出手脚，他甚至还想派厂卫特务去挑唆他们造反，演一出大明版的“无间道”。
可是，朱厚熜万万没有想到，还未等他将文官集团攻讦新政的危机料理停当，身为朝廷公侯勋贵和明军高级将领的仇鸾竟然为了一己之私利，不惜背叛祖国，投降了敌人，还引着二十万蒙古铁骑杀向京城，想要借助外族的力量一举颠覆大明的江山社稷！
事已至此，再后悔已是于事无补，朱厚熜怀着最后一线希望，问：“此事可当真？会否守备大同的监军太监与其有隙，故意捏造假情报来构陷仇鸾？”
明朝宦官的一大职责便是干预军政，宦官除了提督京营掌管京军之外，还出任九边重镇的监军以及各军事要地、主要城市的镇守、守备等重要军职。自成祖永乐之后，由于皇上对统军大将多有戒备之心，每逢大军出征还派遣太监任监军，甚至可以加授“总督军务”的头衔，直接干预军事指挥。在这种以家奴治军的模式下，各地镇守太监与地方官府和边镇大将的关系自然是矛盾重重，相互掣肘更多于密切配合。去年以来，借着复设市舶司之机，朱厚熜将各地监矿、税使、采办、织造、监督仓场等太监相继撤回，将国家全部经济事务统一交由户部打理，下一步他就打算废除太监监军制度，但被吕芳所劝阻，因为这些太监是皇家伸向军队的触角，负有监督九边等重要军事重镇的职责，虽多有借助皇上的威信，随意干预军政事务或欺压军将、鞭挞士卒等不法之事，但对各统军将帅能起到一定的牵制作用，避免出现尾大不掉、拥兵自重的现象而造成藩镇割据之祸。朱厚熜也不好过分削弱一直对自己忠心耿耿的宦官集团的势力，就准了吕芳所请，继续保留了各军镇的监军太监。
吕芳见皇上怀疑到了宫里的人，忙解释说：“回主子的话，大同守备太监洪恩为人最是谨小慎微，断不会做出这等欺天之事，且他已被仇鸾所杀，消息是奴婢派到九边军镇的密探所报。”
最后一线希望也破灭了，朱厚熜更急切地问：“自大同至京师各处关口要隘守备军可曾参与？”
“回主子，目前还尚未得知，但依奴婢看来，各关口要隘军将素怀忠义，与那仇鸾逆贼也无过深渊源，料想不会跟随仇贼谋逆造反……”
说的也是，新政没有伤害到大多数军官士兵的既得利益，他们不见得会有多少人敢冒着灭九族的危险跟仇鸾一起造反。朱厚熜现在更加体会到辅夏言当初劝阻自己不要贸然撤裁卫所的一片苦心。
自大同至京师有近十天的行程，只要沿途各处关口要隘守备军不跟着仇鸾一起造反，应该能再争取到十天半个月的时间来加强京师守备，朱厚熜心里稍微安定了一点，便命吕芳传内阁学士与六部九卿进宫，商议眼下这件关乎大明生死存亡的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