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上已经大雷霆，看样子不象是在做秀，诸位大臣赶紧爬了起来。余怒未消的朱厚熜说：“高拱，记下此节，念及初犯，每人罚俸三个月，着内官监自司礼监掌印吕芳俸禄中扣出，贴补给诸位大臣，让他这十年都白给朕干活领不到工钱！”
高拱“扑哧”笑了一声，然后赶紧正色说：“微臣遵旨。”接着又加了一句：“此事可要明邸报刊行天下么？”
“你高肃卿就知道跟朕戏谑取笑，登出去让内阁各位阁老、六部部堂长官和吕公公的面子往哪里搁！”经高拱这么一句插科打诨的话，朱厚熜也不再生气了，说：“好了，罚了你们的俸禄，朕的面子也保住了；有吕芳拿他自己的俸禄贴补，你们也不必担心一家老小饿肚子，咱们君臣接着议事！方才说了，节流由各衙门与户部去打擂台，马部堂这山西老抠掌国库钥锁，朕不担心你们把钱都糟蹋了。但有一条，大项支出中兵部用于九边和抗倭的军费开支、工部用于整修黄河的工程款，这都是关系国朝江山社稷长治久安的百年大计，一定不许降。兵部、工部下来再将详情具文上报内阁转朕来看，我们再商议酌定。朕要说说这开源之事，高祖文皇帝永乐年间至仁宣两位先皇时期，每年市舶税也能收到百万两之多，如今怎地没有这一项了？”
如果说，皇上此前一直口口声声说的“嘉靖新政”还未见端倪的话，那么此刻，所有在场的内阁学士、六部尚书心里都泛起了同一个心思：原来嘉靖新政就是把皇上以前那些作法都尽数推翻啊！
这话当然是不对的，但在财政问题上也未必十分错，因为市舶司是在嘉靖手中撤消的，自然就没有市舶税可收了。
海外贸易可以赚取大量利润，但也容易积累大量资本，以致“富可敌国”，所以自宋代开始，中国就开辟了通商口岸并设立市舶司加强对海外贸易的管理，并大力推行官本贸易，由政府经营来达国家资本，这个政策既符合国家经济展的需要，又可以避免大商人大资本家危及国家政权，在封建王朝可以说是两全其美。
来自草原游牧民族的元世祖忽必烈在建立元朝二十一年（1284），也是统一中国第五年时，就在杭州、泉州两地设立了市舶都转运使。在明初大学士宋濂主持编撰的《元史》卷九十四“食货志市舶”条目有记载：“二十一年，设市舶都转运使于杭、泉二州。官自具船、给本，选人入番，贸易诸货。其所获之息，以十分为率，官取其七，所易人得其三。凡权势之家，皆不得用己钱入番为贾。犯者罪之，仍籍其家产之半。”可偏偏明太祖朱元璋不喜欢华人出海贸易，连下海捕鱼也加以禁止，定下了“片板寸帆不得下海”的禁令，于洪武七年（1374年）尽罢市舶司，后来明成祖朱棣多次派郑和下西洋招揽各番国来朝并进行朝贡贸易，就重新设立了市舶司，对外贸易收入和市舶税成为明朝国家财政的一大来源，一直到嘉靖二年生了“争贡之役”。
明朝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海外贸易只能通过朝贡贸易这一种形式，日本被指定在宁波这唯一的港口入贡，其时正处在战国时期，战乱不休，各战国大名就胁迫天皇给予符验，争相入贡明朝以牟取暴利。嘉靖二年（1523年），两位大名大内氏和细川氏分别派遣使者来到宁波，因市舶司掌管太监受贿，在验收货物先后次序及接待宴会的座次安排上偏袒细川氏，引了一场争斗，大内氏的使者宗设杀死了细川氏的使者端佐，捣毁宁波市舶司的嘉宾堂，抢劫了当地仓库，从绍兴至宁波沿途烧杀抢掠，抓了不少明军军官士兵，最后夺船出海潜伏岛屿之上，追剿的备倭都指挥使刘锦也战死了，极大地震动了东南，史称“争贡之役”。
争贡之役起于官吏**、贪污受贿，也暴露出明朝沿海军备废弛的弊端，但朝中大臣们却错误地认为倭患起于市舶，主张闭关。嘉靖皇帝就听从了这些大臣的建议，罢撤市舶司，终止了对日贸易。这样做不但使国家少了一大财政来源，被断绝了财路的日本商人转而在中国海上与海盗、奸商勾结，从事武装走私，侵扰杀掠，沿海倭乱更加加剧。
此事已经过去二十年，当初那些颟顸误国的乡愿大臣们也死的死退的退，皇上能装糊涂，大臣们自然更可以装聋作哑，无人责问皇上怎能自食其言，又重提设立市舶司。朱厚熜正在庆幸自己已经准备好的“朕少年不知事，做出那等因噎废食之举”自责的话都省下了，就听到有人说：“臣高仪有事要奏。”
严嵩被逐出内阁并免去礼部尚书之职后，礼部侍郎高仪就受命署理部事。此人虽然当初在官场不显山露水，自正德十二年中进士，苦打苦熬二十五年才当上了正三品的礼部左侍郎，但署理礼部以来，部衙工作安排的井井有条，并没有因为尚书缺位而耽搁公务。最让朱厚熜满意的是，正月期间的一系列庆典，包括正月初一大清早到供奉列祖列宗牌位的奉先殿祭祖，然后在太和殿上升御座接受文武百官的朝拜大礼；以及祭太庙、社稷坛等等，都安排的甚是妥当，议程行止详尽规范，上承祖制下安民心，更让他这个什么都不懂的人也顺顺当当地应付了下来，因此正月十六一上班，他就命内阁拟票司礼监批红，正式将高仪由正三品的侍郎擢升为正二品的礼部尚书，因此高仪也有份来参加今天的御前年度财务会议。
听到高仪这么说，朱厚熜心里一阵紧张，这高仪是当年内阁辅杨廷和的门生，尽管他懒得去查当年是谁提出罢设市舶司的建议，但杨廷和作为内阁辅想必也难辞其咎，如今高仪跳了出来，可是要重谈当年“倭乱起于市舶”的老调么？但他自己说过，御前会议要让人说话，自然不能食言，便微微点头说：“高部堂有事请讲。”
“臣以为复设市舶司不妥。”
“哦？”朱厚熜眉头皱了起来：“有何不妥？”
“回皇上，近年倭患日甚，海路不通，西洋诸番国小势微，有心朝贡，无力成行，市舶司有无必要复设还值得商榷，此其一；其二，市舶司历来由内廷掌管，市舶税也归内廷所有，于国朝财政无有缓解之功，故臣以为复设市舶司不妥。”
高仪说了之后，大殿之上顿时鸦雀无声，因为他恰恰说中了复设市舶司的两大关键性问题：一是军备废弛，无力剿灭倭寇以打通海上商路；二是内廷插手国家经济命脉，扰乱财政一体化。这其中任何一个问题，都是内阁学士和六部九卿心知肚明却不敢随意置喙的，只有这个高仪敢公开说了出来，给正在兴头上的朱厚熜当头泼了一盆冷水。
此外，他这样说不但忤逆了皇上的心意，也扫了兵部和内廷的面子，分管兵、工二部的内阁大学士李春芳和兵部尚书丁汝夔当时脸上颜色就变得很难看；纵是修身谨慎如吕芳者，也不加掩饰地将恼怒甚至愤恨的目光投向了高仪。
朱厚熜突然笑了：“哈哈哈，国有诤臣，社稷之福啊！高部堂此两点理由，也恰是朕反复思量之处。不过朕既已反复思量，该当不会被你问住。如若复设市舶司，自然应由朝廷掌管，可在苏、杭、泉州与宁波等处开府建衙，由内阁会同吏部、户部择其贤能清廉者署理，归于户部管辖，具体事宜着内阁与户部并江南诸省参酌着办，朕就不必管那么细。敲锣卖糖，各干各行，既有内阁和六部，内廷便不再插手其间。”想了想，他又说：“朕乃天子，富有四海，素以国家奉养，若非还有数万内侍宫女需要安置，宫里几万张嘴要等着吃饭，各处皇庄、内厂也尽可交予国家。不过，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如今要解冻，自然也非一日之功，此事还请各位大臣给朕和吕公公一些时日，缓缓着办吧！”
还未等各位大臣从惊讶中缓过劲来，朱厚熜又说：“至于高部堂所言倭患一事，确系国朝当今一大急务，兵部应加紧整饬军备，加强海防……”
高拱“扑哧”笑了一声，然后赶紧正色说：“微臣遵旨。”接着又加了一句：“此事可要明邸报刊行天下么？”
“你高肃卿就知道跟朕戏谑取笑，登出去让内阁各位阁老、六部部堂长官和吕公公的面子往哪里搁！”经高拱这么一句插科打诨的话，朱厚熜也不再生气了，说：“好了，罚了你们的俸禄，朕的面子也保住了；有吕芳拿他自己的俸禄贴补，你们也不必担心一家老小饿肚子，咱们君臣接着议事！方才说了，节流由各衙门与户部去打擂台，马部堂这山西老抠掌国库钥锁，朕不担心你们把钱都糟蹋了。但有一条，大项支出中兵部用于九边和抗倭的军费开支、工部用于整修黄河的工程款，这都是关系国朝江山社稷长治久安的百年大计，一定不许降。兵部、工部下来再将详情具文上报内阁转朕来看，我们再商议酌定。朕要说说这开源之事，高祖文皇帝永乐年间至仁宣两位先皇时期，每年市舶税也能收到百万两之多，如今怎地没有这一项了？”
如果说，皇上此前一直口口声声说的“嘉靖新政”还未见端倪的话，那么此刻，所有在场的内阁学士、六部尚书心里都泛起了同一个心思：原来嘉靖新政就是把皇上以前那些作法都尽数推翻啊！
这话当然是不对的，但在财政问题上也未必十分错，因为市舶司是在嘉靖手中撤消的，自然就没有市舶税可收了。
海外贸易可以赚取大量利润，但也容易积累大量资本，以致“富可敌国”，所以自宋代开始，中国就开辟了通商口岸并设立市舶司加强对海外贸易的管理，并大力推行官本贸易，由政府经营来达国家资本，这个政策既符合国家经济展的需要，又可以避免大商人大资本家危及国家政权，在封建王朝可以说是两全其美。
来自草原游牧民族的元世祖忽必烈在建立元朝二十一年（1284），也是统一中国第五年时，就在杭州、泉州两地设立了市舶都转运使。在明初大学士宋濂主持编撰的《元史》卷九十四“食货志市舶”条目有记载：“二十一年，设市舶都转运使于杭、泉二州。官自具船、给本，选人入番，贸易诸货。其所获之息，以十分为率，官取其七，所易人得其三。凡权势之家，皆不得用己钱入番为贾。犯者罪之，仍籍其家产之半。”可偏偏明太祖朱元璋不喜欢华人出海贸易，连下海捕鱼也加以禁止，定下了“片板寸帆不得下海”的禁令，于洪武七年（1374年）尽罢市舶司，后来明成祖朱棣多次派郑和下西洋招揽各番国来朝并进行朝贡贸易，就重新设立了市舶司，对外贸易收入和市舶税成为明朝国家财政的一大来源，一直到嘉靖二年生了“争贡之役”。
明朝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海外贸易只能通过朝贡贸易这一种形式，日本被指定在宁波这唯一的港口入贡，其时正处在战国时期，战乱不休，各战国大名就胁迫天皇给予符验，争相入贡明朝以牟取暴利。嘉靖二年（1523年），两位大名大内氏和细川氏分别派遣使者来到宁波，因市舶司掌管太监受贿，在验收货物先后次序及接待宴会的座次安排上偏袒细川氏，引了一场争斗，大内氏的使者宗设杀死了细川氏的使者端佐，捣毁宁波市舶司的嘉宾堂，抢劫了当地仓库，从绍兴至宁波沿途烧杀抢掠，抓了不少明军军官士兵，最后夺船出海潜伏岛屿之上，追剿的备倭都指挥使刘锦也战死了，极大地震动了东南，史称“争贡之役”。
争贡之役起于官吏**、贪污受贿，也暴露出明朝沿海军备废弛的弊端，但朝中大臣们却错误地认为倭患起于市舶，主张闭关。嘉靖皇帝就听从了这些大臣的建议，罢撤市舶司，终止了对日贸易。这样做不但使国家少了一大财政来源，被断绝了财路的日本商人转而在中国海上与海盗、奸商勾结，从事武装走私，侵扰杀掠，沿海倭乱更加加剧。
此事已经过去二十年，当初那些颟顸误国的乡愿大臣们也死的死退的退，皇上能装糊涂，大臣们自然更可以装聋作哑，无人责问皇上怎能自食其言，又重提设立市舶司。朱厚熜正在庆幸自己已经准备好的“朕少年不知事，做出那等因噎废食之举”自责的话都省下了，就听到有人说：“臣高仪有事要奏。”
严嵩被逐出内阁并免去礼部尚书之职后，礼部侍郎高仪就受命署理部事。此人虽然当初在官场不显山露水，自正德十二年中进士，苦打苦熬二十五年才当上了正三品的礼部左侍郎，但署理礼部以来，部衙工作安排的井井有条，并没有因为尚书缺位而耽搁公务。最让朱厚熜满意的是，正月期间的一系列庆典，包括正月初一大清早到供奉列祖列宗牌位的奉先殿祭祖，然后在太和殿上升御座接受文武百官的朝拜大礼；以及祭太庙、社稷坛等等，都安排的甚是妥当，议程行止详尽规范，上承祖制下安民心，更让他这个什么都不懂的人也顺顺当当地应付了下来，因此正月十六一上班，他就命内阁拟票司礼监批红，正式将高仪由正三品的侍郎擢升为正二品的礼部尚书，因此高仪也有份来参加今天的御前年度财务会议。
听到高仪这么说，朱厚熜心里一阵紧张，这高仪是当年内阁辅杨廷和的门生，尽管他懒得去查当年是谁提出罢设市舶司的建议，但杨廷和作为内阁辅想必也难辞其咎，如今高仪跳了出来，可是要重谈当年“倭乱起于市舶”的老调么？但他自己说过，御前会议要让人说话，自然不能食言，便微微点头说：“高部堂有事请讲。”
“臣以为复设市舶司不妥。”
“哦？”朱厚熜眉头皱了起来：“有何不妥？”
“回皇上，近年倭患日甚，海路不通，西洋诸番国小势微，有心朝贡，无力成行，市舶司有无必要复设还值得商榷，此其一；其二，市舶司历来由内廷掌管，市舶税也归内廷所有，于国朝财政无有缓解之功，故臣以为复设市舶司不妥。”
高仪说了之后，大殿之上顿时鸦雀无声，因为他恰恰说中了复设市舶司的两大关键性问题：一是军备废弛，无力剿灭倭寇以打通海上商路；二是内廷插手国家经济命脉，扰乱财政一体化。这其中任何一个问题，都是内阁学士和六部九卿心知肚明却不敢随意置喙的，只有这个高仪敢公开说了出来，给正在兴头上的朱厚熜当头泼了一盆冷水。
此外，他这样说不但忤逆了皇上的心意，也扫了兵部和内廷的面子，分管兵、工二部的内阁大学士李春芳和兵部尚书丁汝夔当时脸上颜色就变得很难看；纵是修身谨慎如吕芳者，也不加掩饰地将恼怒甚至愤恨的目光投向了高仪。
朱厚熜突然笑了：“哈哈哈，国有诤臣，社稷之福啊！高部堂此两点理由，也恰是朕反复思量之处。不过朕既已反复思量，该当不会被你问住。如若复设市舶司，自然应由朝廷掌管，可在苏、杭、泉州与宁波等处开府建衙，由内阁会同吏部、户部择其贤能清廉者署理，归于户部管辖，具体事宜着内阁与户部并江南诸省参酌着办，朕就不必管那么细。敲锣卖糖，各干各行，既有内阁和六部，内廷便不再插手其间。”想了想，他又说：“朕乃天子，富有四海，素以国家奉养，若非还有数万内侍宫女需要安置，宫里几万张嘴要等着吃饭，各处皇庄、内厂也尽可交予国家。不过，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如今要解冻，自然也非一日之功，此事还请各位大臣给朕和吕公公一些时日，缓缓着办吧！”
还未等各位大臣从惊讶中缓过劲来，朱厚熜又说：“至于高部堂所言倭患一事，确系国朝当今一大急务，兵部应加紧整饬军备，加强海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