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卫第三师和第四师是怎么搞的？！这仗都打了快一个小时，还被老毛子的伞兵挡在中心城区外面！怎么枕戈待旦，我看全是***扯淡。”在北京西山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指挥中心之内，总参谋长助理林太平此刻正有些无奈的听着一墙之隔的房间里，李副总参谋长对着北京卫戍区的相关领导们咆哮着。
的确副总参谋长的此刻的心情是可以理解，北京作为中国的都，本应是人民解放军防守最为严密的城市。此刻却被苏联伞兵部队成功着陆。向来武器装备和训练水准都冠于全军的两个警卫师奋战了近一个小时，非但没有将对方成功的围歼在登陆场内，竟然连中心城区都进不去。至今中央警卫团、警卫第一师和武警部队方面还在遭遇着苏联伞兵部队的围攻。而翘以盼的增援却迟迟还没有到来位置。
“警卫第一师方面已经连续三次告急了，说部队缺乏重装备，面对着老毛子的重装空降部队伤亡很大。你们让我怎么说？除了要求他们坚持再坚持，我能告诉他们什么？说他们的兄弟部队还在城外压马路吗？”总参谋长焦急的声线在位于地下的指挥中心内显得格外的洪亮和刺耳。
事实上警卫第一师虽然名义是解放军编制，但是其前身毕竟是由以中国人民公安中央纵队第二师为前身的公安部队改编而成的。虽然在编制上原比一般的野战师庞大—不是传统的三三制、也不是加强编制的四四制。而是编制有8个团之多。但是这个8个团的部队却非都是实战部队，因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大队在绝大多数的时间内，均在警卫一师的建制内。
而且出于内卫的要求，警卫第一师基本上全是轻武器，有些部队配有班用机枪和手榴弹，是标准的步兵连队，有些部队却只有手枪和自动步枪。虽然警卫第一师的战士所配备手枪和自动步枪是人民解放军装备序列之中最为先进的。但是此刻面对着拥有重型武器的苏联伞兵部队却终究难免吃亏。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在公主坟，与海军司令部北墙隔着西长安街对望的北京卫戍区第一师师部在苏联空军的第一轮远程打击之中倒是没有被巡航导弹直接命中，在警卫第一师师部的直接领导和指挥之下，所属各部队均迅进入了临战状态，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住处以及以**南北为轴线的天门以西的机关单位外筑起了一道钢铁长城。
与警卫第一师相比，已经改编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北京市总队的警卫第二师，虽然前身是1949年1o月份成立的北京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公安总队。但倒是野战军的老底子。因为成立之初，该部由华北军区补训兵团第四旅第十三、十四、十五3个团及华北公安部部分工勤人员编成。警卫第二师长期以来都是外事保卫为主。除了负责保卫**南北为轴线的天门以东的机关单位之外，使领馆区、外交活动场所（国际俱乐部、友谊商店、外交部等等）此刻也是由警卫第二师改编的北京武警总队此刻的战场。
“警卫第二师在使馆区的行动倒是值得肯定的！但是老毛子不是义和团、也不是红卫兵，不会上演什么攻打东交民巷的闹剧。因此警卫第二师在使馆区主要的任务还是防止出现使馆区内生异动，避免出现有损我国国际形象的事情。”虽然警卫第二师已经改编成了武装警察部队，但是显然李副参谋长还是没有改口的习惯。东交民巷原名东江米巷，是老北京城米的集散地。19o1年清朝政府的《北京各国使馆界址四至》和《辛丑和约》中，此巷划成为中国第一个“使馆区”。
但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新使馆区渐渐形成于北京建国门外和朝阳门外，它们分别称为“北京第一使馆区”和“北京第二使馆区”。其中第一使馆区主要是一些亲社会主义的国家使馆。主要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后，较早承认新中国并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第二使馆区又称为北使馆区，由周恩来制定区域并建设于196o年代初期，西方达国家使馆云集此处，环境幽静。虽然198o年，北京规划设计研究院按上级指示将亮马河下游过三环路的区域规划成“北京第三使馆区”。但是那里至今还没有国家建立使领馆。
北京使馆区是在北京的外国驻中国的大使馆所在区域，由于领使馆所在地的特殊性，因此这里又被称为“第二国境线”。领使馆区警卫部队诞生于5o年代初期，组建以来，先后进行过18次编制体制的调整或改编。时至今日，已从当初的营级单位展壮大为团级规模的编制。
1962年5月26日，根据国际斗争形势的需要，外事大队恢复军队建制。随后又改编为中国人民公安部队第五团。第二师命令，中国人民公安部队北京市总队第五团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警卫第二师第九团。这个团虽然其后又改称为警卫第二师第十五团。1983年改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北京市总队第九支队。但是其规模和装备却始终保持着全军前列的特殊性。
先是作战编制上不是不同于普通步兵团的9个连的编制序列，而是扩编为12个连。除了普通的步兵分队之外，团警通排扩建为通信连。还组建有独立的高射机枪连。可以说除了缺乏重型机械化装备之外，完全是一个强化的北方甲种步兵师主力团。可见中国政府一贯秉承着“外交无小事”的认真态度对待着各领使馆区域的安全保卫工作。但是今天领使馆区警卫部队迅进入一级戒备封锁这一地区内外进出道路的目的却并不仅仅是防备苏联空降部队的进攻。毕竟大使馆是一国在建交国都派驻的常设外交代表机关，苏联军队还不至于丧心病狂到攻击第三国的使领馆。但是出于同样的原因，这些使领馆也极有可能成为苏联及其卫星国在这次奇袭之中最佳的“第五纵队”。
此时苏联驻华大使馆位于老北京城的东北角的东正教堂旧址上，占地16公顷，甚至过了总面积7公顷的联合国纽约总部，因此曾以“世界最大的驻外大使馆”入选世界吉尼斯记录。出现这一情况的原因是因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天，苏联政府即成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外国政府。中国政府也极为慷慨地大面积为其提供使馆地皮。
据说早在17世纪初，俄罗斯政府就作出决定，向明帝国派驻第一个大使馆。于是，第一批俄罗斯人1618年来到了北京。由伊万.佩特林率领的哥萨克代表团在北京总共逗留了第一个外交使团，但下给它一封诏书，允许俄罗斯人前来建使馆、在中国做买卖。
17世纪中后期，到北京做买卖的俄国商队逐渐增多。清政府对他们非常慷慨，包吃包住，还管回程路费和护送。渐渐地，北京形成了两个俄罗斯人聚居地：一是商人和宗教团体集中的“北关”，在东直门一座东正教教堂附近；另一个是外交使团居留的“南关”，即现在的东交民巷。1955年，北京市政府决定将外国使馆迁出东交民巷，不知道是考虑到“北关”的传统，还是迎合斯大林这个东正教神学院学生的喜好，中国政府将经历了近3oo年的风雨变迁的“北关教堂”划给苏联做使馆用地。
在中苏蜜月期内，气势恢弘的苏联大使馆俨然成了一个巨大的驿站，大批的援中苏联专家从这里奔赴新中国建设的第一线，5o年代，许多苏联专家来到北京，有些年总数多达数千人。而这其中就有包括苏联当时最著名的科学家：阿里克哈洛夫、维诺格拉多夫、布洛克钦契夫和弗拉迪米尔契夫在内的111名核物理学家。
但是随着1959年苏中关系恶化，几乎所有苏联专家都被召回国内。在“**”年代和随后的几年，双方使馆的工作受到前所未有的影响，除了有限的经贸往来，其他交往都停止了。使馆的部分工作就是抗议照会，人数更是降到最低限度。在北京的苏联人也只剩下为数不多的使馆工作人员商务处工作人员、塔斯社和新闻社的记者。曾经热闹一时的苏联大使馆也是“门前冷落车马稀”。在这个期间除了热血沸腾的红卫兵“小将”之外，是鲜有人问津这位于闹市的这片建筑群落的。
在中苏关系彻底破裂后，尤其在1966、1967年间，苏联驻华大使馆成了“红卫兵”长期的冲击对象，通向苏联大使馆的那条街道也被命名为“反修街”。1967年1月，中国驻苏联大使馆遭到了苏联警方的“清洗”，在当年中国政府的一个声明中称：“16o至17o名便衣警察进入中国大使馆场地，用暴力清除了陈列品并殴打31名使馆工作人员，其中3人严重受伤。”1月27日，《人民日报》表了题为《痛击苏修混蛋们的疯狂挑衅》的文章，将红卫兵的情绪又一次调动起来。2月2日，苏联外交官员被红卫兵围困在车里达16小时。
中苏大使馆成为两国的外交冲突焦点的情况，一直延续到1969年。当年3月，周恩来在他修改的《关于抗议苏修武装挑畔组织群众游行示威的通知》中要求：各地军民在游行中要严格遵守中央关于“五不”、“一划”的指示，即不冲、不砸、不烧、不抓及不打苏联驻华使馆、机构和苏联在华人员，群众队伍同外国驻华使馆之间要划一道线。如此一来苏联等华约组织成员国的驻华使馆这才很少受到来自红卫兵的围攻和冲击。
但是少了红卫兵的游行却并不意味着就是风平浪静，敌意日益明显的中苏两国之间都希望通过情报战获取对方最高决策机关的战略意图，以求在围绕着漫长边境线的大博弈之中占据上风。为此克格勃在世界范围内开展对中国的情报工作，不过苏联情报部门的主要精力不是在中国国内招募情报人员，而是其他国家招募中国留学生。
克格勃之所以要在世界范围内招募中国间谍，主要是因为中国在国内拥有极强的反间谍能力。在苏联当局的感觉之中在中国每座城市里的苏联情报人员都被至少上百名中国反间谍人员跟踪监视，克格勃根本就不可能摆脱中国的盯梢。因此，克格勃主席的曾下令克格勃在中国以外的国家开展针对中国的情报工作。
不过这种做法在全世界通行的作法，在中国身上实施起来却效果极差。比如说，一名苏联情报人员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的大街上接近一名中国留学生，并跟他说汉语。这名中国学生就会立刻明白他成了被克格勃招募的对象，然后就会逃之夭夭。
当然，也有一些人会同意合作。他们会和苏联情报人员一同返回旅馆，接受克格勃的资助，还会提供一些其实毫无价值的信息。在海外出差或学校交流项目结束后，这些中国人就会回到中国，然后就消失的无影无踪，克格勃无法联系他们。有时候，克格勃能在参加国际会议的与会人员名单中找到以前曾经接触过的一些中国学者。不过，结果令人失望。这些中国人一点都不愿意再见到克格勃的老朋友。他们非常冷漠和谨慎。他们还经常索要克格勃官员的电话号码，这次轮到克格勃官员因为害怕泄漏身份而逃之夭夭了。
不过中国对苏联国内也没有什么影响力。两国关系紧张，几乎中断了双边的文化经济交流，主要交流渠道就是外交和新闻。除了使馆，双方还有一些记者派驻在对方都。当时，双方的反间谍机构都很紧张，对对方人员密切监视。当时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均派有记者常驻莫斯科，克格勃对中国记者也是严密防范。克格勃当时的监控方式也是多种多样，包括人盯人方式。中国记者去哪，他们就跟着去哪，你去看电影，他也买张票坐在你身边。由于克格勃对盯梢不忌讳，所以，有时中国记者就和他们混熟了。走累了，中国记者和克格勃人员会坐在一起聊会儿天。接下来，中国记者再走，克格勃再跟着。
克格勃也在苏联自己领土上对中国实施间谍行动。克格勃在远东、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相关情报机构负责这一行动。克格勃在中国周边地区从事的情报活动主要是征召偷越国境的中国人。当时，由于多种原因，有不少中国人偷偷逃到苏联境内。于是，克格勃对这其中一些人下手，征召他们作为克格勃间谍，并将他们派遣回中国。在克格勃边防情报部门人员的帮助下，这些中国人会偷偷越过苏中边界，回到中国。他们当中有些人在中国境内了解到一些情况之后，会在数日内返回苏联，另有一些人则花费数月时间留在中国，甚至前往北京，并在那里从事间谍活动。
对于克格勃来说，最难做的工作就是：如何确认这些返回苏联的中国人的真实目的：他们是针对中国而从事情报工作？还是针对苏联而从事情报工作？他们属于克格勃的情报机关？还是属于中国情报机构。当然，克格勃也会使用测谎仪和其他技术手段来测试这些中国人说话的真实性。当然，他们中的很多人被最终证明是双面间谍。
总的来说，克格勃对华开展工作是最为困难的行动之一。这不仅是因为要让中国公民充当间谍基本无望，更因为中苏两国情报机构和情报作业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它们就像一对孪生兄弟，几乎每样事情都是一致的——方法、思维，甚至连部门序号都是一样的。这让苏联方面很难欺骗他们。
不过这一点伴随着196第四任主席得以改变。在柯尔莫哥洛夫的推动之下，克格勃组建了第16局，其所主要执行的任务，就是从外国驻苏机构的通信线路上截取有关信息以及对境内外的外交使馆及代表处实施技术渗透。
虽然克格勃第16局主要针对的对象是美国，但是借助安装在苏联驻北京大使馆内的先进的无线电截收设备和被称为“大马士革钢”的苏联第一代电子计算机，克格勃总算改变在中国只能依靠去翻找民用信箱获取情报的尴尬状态。在克格勃代号为“创举”和“试样”的无线电截收站在美国本土的华盛顿和纽约先后建立的同时，其同类的机构“蟹”站也在中国的都被秘密的建立。除了能够截获其他驻华外交机构拍的电报之外，苏联大使馆还可以窃听到通过中**用通信线路传送的一些信息。
而从1983年开始，为了配合莫斯科的战略欺骗所释放的烟雾，苏联和中国才开始重新互派留学生，中国又开始出现俄语教师、科学文化界人士。但是这些在中国的苏联公民毕竟数量有限—在战争爆之前不过千余人，而且对于莫斯科而言他们的存在也并足以阻止一场战争。因此在苏联伞兵空降在北京之前，在中国的苏联人大多并没有接到来自自己祖国的任何警报，更无从象逃离沉船那样提前躲避战火。但是至少有一个人是个例外的，他就是苏联驻华大使—谢尔巴科夫。
和他的前辈一样，谢尔巴科夫既是一个外交官，同时也一位情报人员。当然更是一位莫斯科眼中的中国通。在苏联驻华大使的位置上已经工作了6年之久的谢尔巴科夫虽然一直在为苏联政府和军队收集着中国的各方面情报，但是他从没有想过战争竟然会在自己的任内爆。虽然在依旧滞留在中国的其他同胞相比，他更早获得了战争已经到来的消息，但却也仅仅是提前了不到2个小时而已。
离开苏联大使馆之时，谢尔巴科夫看着车窗外全神戒备，但面无表情的中国武警，这位苏联大使不禁长叹一声。他还记得就在中苏关系异常敏感的时候，1976年4月，一名男子试图带炸药闯入苏联驻华使馆，负责警卫的一名中国战士为保卫使馆当场牺牲。得知事件真相后，苏联外交官们从使馆内走出来，对着烈士牺牲的地方鞠躬默哀，说：“感谢你保卫了我们的安全，对于牺牲的烈士，我们很敬佩。”
在苏联远程航空兵对北京的空袭开始了1个半小时，苏联伞兵已经在北京城区和中**队交火近1个小时之后，谢尔巴科夫大使才按照莫斯科的指令前往会见中国外交部长。虽然知道中国有句成语叫：两国交兵，不斩来使。但是在整个宣战的过程之中，谢尔巴科夫大使还是强忍着内心的不安，强作出平静的样子照本宣科：
由于中国政府长期以来对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所采取的敌视态度，并一直以来推行的破坏、恐怖、间谍活动，并且反对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在亚洲乃至整个世界建立稳定**新秩序的努力，还将庞大的军事力量集中于中苏及中蒙边境地区，因此对中国加紧破坏苏联和亚洲，违反其所承担的国际义务的行为深感不满的苏联政府，决心命令苏联武装部队动用他们所拥有的全部力量以消除中国的威胁。
苏联的宣战，所得到的反应后来在有着无数个迥然不同的版本。但是无论是暴跳如雷还是静如止水，有一点却是所有传说之**同会出现的。那就是“我希望莫斯科方面了解一点，那就是：战争才刚刚开始……。”中国如是回答道。
的确副总参谋长的此刻的心情是可以理解，北京作为中国的都，本应是人民解放军防守最为严密的城市。此刻却被苏联伞兵部队成功着陆。向来武器装备和训练水准都冠于全军的两个警卫师奋战了近一个小时，非但没有将对方成功的围歼在登陆场内，竟然连中心城区都进不去。至今中央警卫团、警卫第一师和武警部队方面还在遭遇着苏联伞兵部队的围攻。而翘以盼的增援却迟迟还没有到来位置。
“警卫第一师方面已经连续三次告急了，说部队缺乏重装备，面对着老毛子的重装空降部队伤亡很大。你们让我怎么说？除了要求他们坚持再坚持，我能告诉他们什么？说他们的兄弟部队还在城外压马路吗？”总参谋长焦急的声线在位于地下的指挥中心内显得格外的洪亮和刺耳。
事实上警卫第一师虽然名义是解放军编制，但是其前身毕竟是由以中国人民公安中央纵队第二师为前身的公安部队改编而成的。虽然在编制上原比一般的野战师庞大—不是传统的三三制、也不是加强编制的四四制。而是编制有8个团之多。但是这个8个团的部队却非都是实战部队，因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大队在绝大多数的时间内，均在警卫一师的建制内。
而且出于内卫的要求，警卫第一师基本上全是轻武器，有些部队配有班用机枪和手榴弹，是标准的步兵连队，有些部队却只有手枪和自动步枪。虽然警卫第一师的战士所配备手枪和自动步枪是人民解放军装备序列之中最为先进的。但是此刻面对着拥有重型武器的苏联伞兵部队却终究难免吃亏。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在公主坟，与海军司令部北墙隔着西长安街对望的北京卫戍区第一师师部在苏联空军的第一轮远程打击之中倒是没有被巡航导弹直接命中，在警卫第一师师部的直接领导和指挥之下，所属各部队均迅进入了临战状态，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住处以及以**南北为轴线的天门以西的机关单位外筑起了一道钢铁长城。
与警卫第一师相比，已经改编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北京市总队的警卫第二师，虽然前身是1949年1o月份成立的北京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公安总队。但倒是野战军的老底子。因为成立之初，该部由华北军区补训兵团第四旅第十三、十四、十五3个团及华北公安部部分工勤人员编成。警卫第二师长期以来都是外事保卫为主。除了负责保卫**南北为轴线的天门以东的机关单位之外，使领馆区、外交活动场所（国际俱乐部、友谊商店、外交部等等）此刻也是由警卫第二师改编的北京武警总队此刻的战场。
“警卫第二师在使馆区的行动倒是值得肯定的！但是老毛子不是义和团、也不是红卫兵，不会上演什么攻打东交民巷的闹剧。因此警卫第二师在使馆区主要的任务还是防止出现使馆区内生异动，避免出现有损我国国际形象的事情。”虽然警卫第二师已经改编成了武装警察部队，但是显然李副参谋长还是没有改口的习惯。东交民巷原名东江米巷，是老北京城米的集散地。19o1年清朝政府的《北京各国使馆界址四至》和《辛丑和约》中，此巷划成为中国第一个“使馆区”。
但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新使馆区渐渐形成于北京建国门外和朝阳门外，它们分别称为“北京第一使馆区”和“北京第二使馆区”。其中第一使馆区主要是一些亲社会主义的国家使馆。主要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后，较早承认新中国并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第二使馆区又称为北使馆区，由周恩来制定区域并建设于196o年代初期，西方达国家使馆云集此处，环境幽静。虽然198o年，北京规划设计研究院按上级指示将亮马河下游过三环路的区域规划成“北京第三使馆区”。但是那里至今还没有国家建立使领馆。
北京使馆区是在北京的外国驻中国的大使馆所在区域，由于领使馆所在地的特殊性，因此这里又被称为“第二国境线”。领使馆区警卫部队诞生于5o年代初期，组建以来，先后进行过18次编制体制的调整或改编。时至今日，已从当初的营级单位展壮大为团级规模的编制。
1962年5月26日，根据国际斗争形势的需要，外事大队恢复军队建制。随后又改编为中国人民公安部队第五团。第二师命令，中国人民公安部队北京市总队第五团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警卫第二师第九团。这个团虽然其后又改称为警卫第二师第十五团。1983年改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北京市总队第九支队。但是其规模和装备却始终保持着全军前列的特殊性。
先是作战编制上不是不同于普通步兵团的9个连的编制序列，而是扩编为12个连。除了普通的步兵分队之外，团警通排扩建为通信连。还组建有独立的高射机枪连。可以说除了缺乏重型机械化装备之外，完全是一个强化的北方甲种步兵师主力团。可见中国政府一贯秉承着“外交无小事”的认真态度对待着各领使馆区域的安全保卫工作。但是今天领使馆区警卫部队迅进入一级戒备封锁这一地区内外进出道路的目的却并不仅仅是防备苏联空降部队的进攻。毕竟大使馆是一国在建交国都派驻的常设外交代表机关，苏联军队还不至于丧心病狂到攻击第三国的使领馆。但是出于同样的原因，这些使领馆也极有可能成为苏联及其卫星国在这次奇袭之中最佳的“第五纵队”。
此时苏联驻华大使馆位于老北京城的东北角的东正教堂旧址上，占地16公顷，甚至过了总面积7公顷的联合国纽约总部，因此曾以“世界最大的驻外大使馆”入选世界吉尼斯记录。出现这一情况的原因是因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天，苏联政府即成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外国政府。中国政府也极为慷慨地大面积为其提供使馆地皮。
据说早在17世纪初，俄罗斯政府就作出决定，向明帝国派驻第一个大使馆。于是，第一批俄罗斯人1618年来到了北京。由伊万.佩特林率领的哥萨克代表团在北京总共逗留了第一个外交使团，但下给它一封诏书，允许俄罗斯人前来建使馆、在中国做买卖。
17世纪中后期，到北京做买卖的俄国商队逐渐增多。清政府对他们非常慷慨，包吃包住，还管回程路费和护送。渐渐地，北京形成了两个俄罗斯人聚居地：一是商人和宗教团体集中的“北关”，在东直门一座东正教教堂附近；另一个是外交使团居留的“南关”，即现在的东交民巷。1955年，北京市政府决定将外国使馆迁出东交民巷，不知道是考虑到“北关”的传统，还是迎合斯大林这个东正教神学院学生的喜好，中国政府将经历了近3oo年的风雨变迁的“北关教堂”划给苏联做使馆用地。
在中苏蜜月期内，气势恢弘的苏联大使馆俨然成了一个巨大的驿站，大批的援中苏联专家从这里奔赴新中国建设的第一线，5o年代，许多苏联专家来到北京，有些年总数多达数千人。而这其中就有包括苏联当时最著名的科学家：阿里克哈洛夫、维诺格拉多夫、布洛克钦契夫和弗拉迪米尔契夫在内的111名核物理学家。
但是随着1959年苏中关系恶化，几乎所有苏联专家都被召回国内。在“**”年代和随后的几年，双方使馆的工作受到前所未有的影响，除了有限的经贸往来，其他交往都停止了。使馆的部分工作就是抗议照会，人数更是降到最低限度。在北京的苏联人也只剩下为数不多的使馆工作人员商务处工作人员、塔斯社和新闻社的记者。曾经热闹一时的苏联大使馆也是“门前冷落车马稀”。在这个期间除了热血沸腾的红卫兵“小将”之外，是鲜有人问津这位于闹市的这片建筑群落的。
在中苏关系彻底破裂后，尤其在1966、1967年间，苏联驻华大使馆成了“红卫兵”长期的冲击对象，通向苏联大使馆的那条街道也被命名为“反修街”。1967年1月，中国驻苏联大使馆遭到了苏联警方的“清洗”，在当年中国政府的一个声明中称：“16o至17o名便衣警察进入中国大使馆场地，用暴力清除了陈列品并殴打31名使馆工作人员，其中3人严重受伤。”1月27日，《人民日报》表了题为《痛击苏修混蛋们的疯狂挑衅》的文章，将红卫兵的情绪又一次调动起来。2月2日，苏联外交官员被红卫兵围困在车里达16小时。
中苏大使馆成为两国的外交冲突焦点的情况，一直延续到1969年。当年3月，周恩来在他修改的《关于抗议苏修武装挑畔组织群众游行示威的通知》中要求：各地军民在游行中要严格遵守中央关于“五不”、“一划”的指示，即不冲、不砸、不烧、不抓及不打苏联驻华使馆、机构和苏联在华人员，群众队伍同外国驻华使馆之间要划一道线。如此一来苏联等华约组织成员国的驻华使馆这才很少受到来自红卫兵的围攻和冲击。
但是少了红卫兵的游行却并不意味着就是风平浪静，敌意日益明显的中苏两国之间都希望通过情报战获取对方最高决策机关的战略意图，以求在围绕着漫长边境线的大博弈之中占据上风。为此克格勃在世界范围内开展对中国的情报工作，不过苏联情报部门的主要精力不是在中国国内招募情报人员，而是其他国家招募中国留学生。
克格勃之所以要在世界范围内招募中国间谍，主要是因为中国在国内拥有极强的反间谍能力。在苏联当局的感觉之中在中国每座城市里的苏联情报人员都被至少上百名中国反间谍人员跟踪监视，克格勃根本就不可能摆脱中国的盯梢。因此，克格勃主席的曾下令克格勃在中国以外的国家开展针对中国的情报工作。
不过这种做法在全世界通行的作法，在中国身上实施起来却效果极差。比如说，一名苏联情报人员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的大街上接近一名中国留学生，并跟他说汉语。这名中国学生就会立刻明白他成了被克格勃招募的对象，然后就会逃之夭夭。
当然，也有一些人会同意合作。他们会和苏联情报人员一同返回旅馆，接受克格勃的资助，还会提供一些其实毫无价值的信息。在海外出差或学校交流项目结束后，这些中国人就会回到中国，然后就消失的无影无踪，克格勃无法联系他们。有时候，克格勃能在参加国际会议的与会人员名单中找到以前曾经接触过的一些中国学者。不过，结果令人失望。这些中国人一点都不愿意再见到克格勃的老朋友。他们非常冷漠和谨慎。他们还经常索要克格勃官员的电话号码，这次轮到克格勃官员因为害怕泄漏身份而逃之夭夭了。
不过中国对苏联国内也没有什么影响力。两国关系紧张，几乎中断了双边的文化经济交流，主要交流渠道就是外交和新闻。除了使馆，双方还有一些记者派驻在对方都。当时，双方的反间谍机构都很紧张，对对方人员密切监视。当时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均派有记者常驻莫斯科，克格勃对中国记者也是严密防范。克格勃当时的监控方式也是多种多样，包括人盯人方式。中国记者去哪，他们就跟着去哪，你去看电影，他也买张票坐在你身边。由于克格勃对盯梢不忌讳，所以，有时中国记者就和他们混熟了。走累了，中国记者和克格勃人员会坐在一起聊会儿天。接下来，中国记者再走，克格勃再跟着。
克格勃也在苏联自己领土上对中国实施间谍行动。克格勃在远东、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相关情报机构负责这一行动。克格勃在中国周边地区从事的情报活动主要是征召偷越国境的中国人。当时，由于多种原因，有不少中国人偷偷逃到苏联境内。于是，克格勃对这其中一些人下手，征召他们作为克格勃间谍，并将他们派遣回中国。在克格勃边防情报部门人员的帮助下，这些中国人会偷偷越过苏中边界，回到中国。他们当中有些人在中国境内了解到一些情况之后，会在数日内返回苏联，另有一些人则花费数月时间留在中国，甚至前往北京，并在那里从事间谍活动。
对于克格勃来说，最难做的工作就是：如何确认这些返回苏联的中国人的真实目的：他们是针对中国而从事情报工作？还是针对苏联而从事情报工作？他们属于克格勃的情报机关？还是属于中国情报机构。当然，克格勃也会使用测谎仪和其他技术手段来测试这些中国人说话的真实性。当然，他们中的很多人被最终证明是双面间谍。
总的来说，克格勃对华开展工作是最为困难的行动之一。这不仅是因为要让中国公民充当间谍基本无望，更因为中苏两国情报机构和情报作业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它们就像一对孪生兄弟，几乎每样事情都是一致的——方法、思维，甚至连部门序号都是一样的。这让苏联方面很难欺骗他们。
不过这一点伴随着196第四任主席得以改变。在柯尔莫哥洛夫的推动之下，克格勃组建了第16局，其所主要执行的任务，就是从外国驻苏机构的通信线路上截取有关信息以及对境内外的外交使馆及代表处实施技术渗透。
虽然克格勃第16局主要针对的对象是美国，但是借助安装在苏联驻北京大使馆内的先进的无线电截收设备和被称为“大马士革钢”的苏联第一代电子计算机，克格勃总算改变在中国只能依靠去翻找民用信箱获取情报的尴尬状态。在克格勃代号为“创举”和“试样”的无线电截收站在美国本土的华盛顿和纽约先后建立的同时，其同类的机构“蟹”站也在中国的都被秘密的建立。除了能够截获其他驻华外交机构拍的电报之外，苏联大使馆还可以窃听到通过中**用通信线路传送的一些信息。
而从1983年开始，为了配合莫斯科的战略欺骗所释放的烟雾，苏联和中国才开始重新互派留学生，中国又开始出现俄语教师、科学文化界人士。但是这些在中国的苏联公民毕竟数量有限—在战争爆之前不过千余人，而且对于莫斯科而言他们的存在也并足以阻止一场战争。因此在苏联伞兵空降在北京之前，在中国的苏联人大多并没有接到来自自己祖国的任何警报，更无从象逃离沉船那样提前躲避战火。但是至少有一个人是个例外的，他就是苏联驻华大使—谢尔巴科夫。
和他的前辈一样，谢尔巴科夫既是一个外交官，同时也一位情报人员。当然更是一位莫斯科眼中的中国通。在苏联驻华大使的位置上已经工作了6年之久的谢尔巴科夫虽然一直在为苏联政府和军队收集着中国的各方面情报，但是他从没有想过战争竟然会在自己的任内爆。虽然在依旧滞留在中国的其他同胞相比，他更早获得了战争已经到来的消息，但却也仅仅是提前了不到2个小时而已。
离开苏联大使馆之时，谢尔巴科夫看着车窗外全神戒备，但面无表情的中国武警，这位苏联大使不禁长叹一声。他还记得就在中苏关系异常敏感的时候，1976年4月，一名男子试图带炸药闯入苏联驻华使馆，负责警卫的一名中国战士为保卫使馆当场牺牲。得知事件真相后，苏联外交官们从使馆内走出来，对着烈士牺牲的地方鞠躬默哀，说：“感谢你保卫了我们的安全，对于牺牲的烈士，我们很敬佩。”
在苏联远程航空兵对北京的空袭开始了1个半小时，苏联伞兵已经在北京城区和中**队交火近1个小时之后，谢尔巴科夫大使才按照莫斯科的指令前往会见中国外交部长。虽然知道中国有句成语叫：两国交兵，不斩来使。但是在整个宣战的过程之中，谢尔巴科夫大使还是强忍着内心的不安，强作出平静的样子照本宣科：
由于中国政府长期以来对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所采取的敌视态度，并一直以来推行的破坏、恐怖、间谍活动，并且反对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在亚洲乃至整个世界建立稳定**新秩序的努力，还将庞大的军事力量集中于中苏及中蒙边境地区，因此对中国加紧破坏苏联和亚洲，违反其所承担的国际义务的行为深感不满的苏联政府，决心命令苏联武装部队动用他们所拥有的全部力量以消除中国的威胁。
苏联的宣战，所得到的反应后来在有着无数个迥然不同的版本。但是无论是暴跳如雷还是静如止水，有一点却是所有传说之**同会出现的。那就是“我希望莫斯科方面了解一点，那就是：战争才刚刚开始……。”中国如是回答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