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选择卫双龙而不是跟随杨昆时间久的邵兵来办这件事，一来是因为邵兵正在甘、陕、等地奔波，为飞速扩张的喜羊羊连锁店寻找优质肉源，二来在上次私下里调查邺河市卫生局长严顺开的过程中，卫双龙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其性格也灵活多变一些，比邵兵适合干这种私活。
再有一点，在被杨昆着重培养了一段时间之后，邵兵在管理方面的才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已经由一个单纯的生活、安助理上升到了可以独挡一面的将才，再抓他来搞这种台面下的勾当就有点大材小用的意思了。
对于自家这位老板有事没事就爱兴师动众，专门损人、从不利已的特殊“癖好”，卫双龙早已习以为常，接到通知以后，二话不说，带了几个眼皮子活心眼也活的年轻人，连夜驾车赶到了京城。
不得不承认的是，在信息采集以及针对性调查等方面，卫双龙的确拥有旁人难以企及的天赋和能力，短短的一天半时间里，就把沈家的大致情况摸了个差不多。
就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除借助沈父工作上的便利，承揽了一部分中、小学的校服订制、文具供应等业务外，沈家的生意主要还是集中在体育服装、器械方面，其中在前门、西单和海淀学院区各开有一家规模不小的精品专卖店，主营耐克、阿迪、卡帕等进口名牌运动服装、鞋袜及球类、护具等体育用品。
卫双龙的工作做得很细致，不但摸清了沈家每处店面的地址、经营范围、负责人等基本情况，还将其名下经营的各个品牌的主打产品各买了几件回来以供参考。
以杨昆的经验之丰富，一眼就能看出这堆名牌运动服装、鞋袜中掺杂了不少山寨货。
就当前国内常见的山寨名牌运动服装来看，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改头换面，在商标、品牌名称上稍作改动，和名牌货的相似程度达到七、八、成左右，以起到鱼目混珠的目的；另一种干脆就是红果果地假冒，直接在自己的产品上打上人家的牌子以牟取暴利，从沈家的店面里买来的这批货则明显属于后者。
客观地说，手头这批山赛货的质量还算过得去，一看就知道不是那种小手工作坊能仿出来的，其用料、做工方面也都比较考究，唬弄唬弄喜欢追求名牌又不够内行的学生党绝对不成问题。
据杨昆推测，这些冒牌阿迪、耐克很可能是出自于南方那些稍微上些规模的服装加工企业，事实上为了进一步压缩生产、运输成本，提高利润率，耐克、阿迪等国际品牌厂商销往国内的服装基本上也都是从江浙一带找服装厂贴牌代工的，那么从相同的渠道中采购货源，再贴上这些名牌厂商的标签自行销售，形中便可以省去被其盘剥的这部分高昂的品牌附加价值，从而赚取到数倍于正规品牌代理行为的利润。
从商人逐利的角度来说，这么做倒也可厚非，换成杨昆自己，为了追求利润大化，也不排斥采用这种手段，但那是在创业初期，为了迅速完成资本积累，像沈家的生意已经达到了一定规模，再像这么贪心不足，不知珍惜羽毛的话，落到他这样的有心人眼里，不就成了可供利用的把柄。
卫双龙是个识趣的妙人，看杨昆眼中露出阴谋得逞的狡黠神色，便恰到好处地问道：“怎么办，到工商部门举报他们？”
杨昆微微一笑，摆手道：“咱们是正经商人，像这种背后捅刀子的缺德事，当然要找专业人士去做。”
卫双龙愣了一下，“专业人士？”
杨昆从昨天的报纸中随手抽出一份来，翻开头版，拍拍头条闻的标题，“这位不就是了？”
卫双龙接过去瞅了一眼，“汪海，消者打假维权第一人！”
提到这位汪海，可能很多80、90后的人都不熟悉，但在整个90年代中后期，这位的名字可是响彻国，特别是在消者维权手段还比较单一，打假也未能步入常态化、职业化的今天，当其从两副假冒索尼耳机的索赔起步，以“打假第一人”的形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时，顿时引起国一片热议，几乎国内的每一家报社、电台、电视台都报道过其打假事迹，由此引发的关于消者权益保护的讨论之深度和广度，搁十几年后都属罕见。
敢为天下先的“创之举”，带给汪海的不只是丰厚的索赔回报，有数不清的光环加身，像是第一位中国保护消者基金会设立的“消者打假奖”获得者、央视《实话实说》第一期节目任特邀嘉宾、被媒体评为年度国内风云人物，并曾接受克林顿等外国元首的接见、褒扬等，可谓风头一时两，所到之处，往往比那些当红歌星、影星能牵动媒体工作者的眼球。
借这位职业打假人的刀，对付制假、售假的沈氏企业，疑比杨昆亲自出马来得加行之有效，杀伤力也大。
虽然此前和汪海素未谋面，特殊的职业性质也决定了其行事低调、行踪不定，不过要联系上他也不难，随便翻开哪份刊登着相关闻的报纸，上面都有随题公布的“汪海打假007”热线，一个电话过去，很容易就和这位打假英雄取得了联系。
杨昆提出的合作方式，是由他出资购买沈家的假冒名牌运动服，再由汪海的打假公司出面索赔，后索得的赔偿金由双方平分。
汪海锐利的视线透过他那从不离身的墨镜，在杨昆脸上扫来扫去，“你能拿出多少钱？”
杨昆竖起右手食指，“一百万。”
对于一向自我标榜“以赚钱为手段，以打假为目的”――或者客观一点地形容，应该是以打假为手段，以赚钱为目的汪海来说，这个条件简直不容拒绝。
（这一章是昨天就码完了的，传到后台却忘了发布，抱歉。）
再有一点，在被杨昆着重培养了一段时间之后，邵兵在管理方面的才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已经由一个单纯的生活、安助理上升到了可以独挡一面的将才，再抓他来搞这种台面下的勾当就有点大材小用的意思了。
对于自家这位老板有事没事就爱兴师动众，专门损人、从不利已的特殊“癖好”，卫双龙早已习以为常，接到通知以后，二话不说，带了几个眼皮子活心眼也活的年轻人，连夜驾车赶到了京城。
不得不承认的是，在信息采集以及针对性调查等方面，卫双龙的确拥有旁人难以企及的天赋和能力，短短的一天半时间里，就把沈家的大致情况摸了个差不多。
就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除借助沈父工作上的便利，承揽了一部分中、小学的校服订制、文具供应等业务外，沈家的生意主要还是集中在体育服装、器械方面，其中在前门、西单和海淀学院区各开有一家规模不小的精品专卖店，主营耐克、阿迪、卡帕等进口名牌运动服装、鞋袜及球类、护具等体育用品。
卫双龙的工作做得很细致，不但摸清了沈家每处店面的地址、经营范围、负责人等基本情况，还将其名下经营的各个品牌的主打产品各买了几件回来以供参考。
以杨昆的经验之丰富，一眼就能看出这堆名牌运动服装、鞋袜中掺杂了不少山寨货。
就当前国内常见的山寨名牌运动服装来看，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改头换面，在商标、品牌名称上稍作改动，和名牌货的相似程度达到七、八、成左右，以起到鱼目混珠的目的；另一种干脆就是红果果地假冒，直接在自己的产品上打上人家的牌子以牟取暴利，从沈家的店面里买来的这批货则明显属于后者。
客观地说，手头这批山赛货的质量还算过得去，一看就知道不是那种小手工作坊能仿出来的，其用料、做工方面也都比较考究，唬弄唬弄喜欢追求名牌又不够内行的学生党绝对不成问题。
据杨昆推测，这些冒牌阿迪、耐克很可能是出自于南方那些稍微上些规模的服装加工企业，事实上为了进一步压缩生产、运输成本，提高利润率，耐克、阿迪等国际品牌厂商销往国内的服装基本上也都是从江浙一带找服装厂贴牌代工的，那么从相同的渠道中采购货源，再贴上这些名牌厂商的标签自行销售，形中便可以省去被其盘剥的这部分高昂的品牌附加价值，从而赚取到数倍于正规品牌代理行为的利润。
从商人逐利的角度来说，这么做倒也可厚非，换成杨昆自己，为了追求利润大化，也不排斥采用这种手段，但那是在创业初期，为了迅速完成资本积累，像沈家的生意已经达到了一定规模，再像这么贪心不足，不知珍惜羽毛的话，落到他这样的有心人眼里，不就成了可供利用的把柄。
卫双龙是个识趣的妙人，看杨昆眼中露出阴谋得逞的狡黠神色，便恰到好处地问道：“怎么办，到工商部门举报他们？”
杨昆微微一笑，摆手道：“咱们是正经商人，像这种背后捅刀子的缺德事，当然要找专业人士去做。”
卫双龙愣了一下，“专业人士？”
杨昆从昨天的报纸中随手抽出一份来，翻开头版，拍拍头条闻的标题，“这位不就是了？”
卫双龙接过去瞅了一眼，“汪海，消者打假维权第一人！”
提到这位汪海，可能很多80、90后的人都不熟悉，但在整个90年代中后期，这位的名字可是响彻国，特别是在消者维权手段还比较单一，打假也未能步入常态化、职业化的今天，当其从两副假冒索尼耳机的索赔起步，以“打假第一人”的形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时，顿时引起国一片热议，几乎国内的每一家报社、电台、电视台都报道过其打假事迹，由此引发的关于消者权益保护的讨论之深度和广度，搁十几年后都属罕见。
敢为天下先的“创之举”，带给汪海的不只是丰厚的索赔回报，有数不清的光环加身，像是第一位中国保护消者基金会设立的“消者打假奖”获得者、央视《实话实说》第一期节目任特邀嘉宾、被媒体评为年度国内风云人物，并曾接受克林顿等外国元首的接见、褒扬等，可谓风头一时两，所到之处，往往比那些当红歌星、影星能牵动媒体工作者的眼球。
借这位职业打假人的刀，对付制假、售假的沈氏企业，疑比杨昆亲自出马来得加行之有效，杀伤力也大。
虽然此前和汪海素未谋面，特殊的职业性质也决定了其行事低调、行踪不定，不过要联系上他也不难，随便翻开哪份刊登着相关闻的报纸，上面都有随题公布的“汪海打假007”热线，一个电话过去，很容易就和这位打假英雄取得了联系。
杨昆提出的合作方式，是由他出资购买沈家的假冒名牌运动服，再由汪海的打假公司出面索赔，后索得的赔偿金由双方平分。
汪海锐利的视线透过他那从不离身的墨镜，在杨昆脸上扫来扫去，“你能拿出多少钱？”
杨昆竖起右手食指，“一百万。”
对于一向自我标榜“以赚钱为手段，以打假为目的”――或者客观一点地形容，应该是以打假为手段，以赚钱为目的汪海来说，这个条件简直不容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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