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光刺激下瞳孔收缩，我不由自主地闭上了眼睛，耳听震天动地一声巨响，睁眼一看，原来他将我面前的桌子一掌拍裂，眼珠通红开始咆哮：“你当你是什么？热血青年？爱国志士？我实话告诉你吧！你没杀成日本人，你把我们徐处给害了！你把中国人给杀了！你丫有种绑架袭警，就应该有种认……”
有人上来制止了京城的年轻刑警，把他劝了出去，印象中这人以后再没出现在审讯当中。我当时悔恨难当热泪盈眶，接下来我面对的，不光是电泡的烤射，严厉的审讯，还有自己心灵的拷问。我终于悲哀的知道：十万火急下的判断失误，已经让我变成一个杀害警察的凶手，仅仅十几分钟的生死惊魂，已经令我从受害者变身恶魔，我追悔莫及苦不堪言。
究竟是谁，打开了我生命中的这只潘多拉盒子？
在**和精神的双重煎熬下，我渡过了有生以来最艰难的二十四小时。
我开始虽然痛悔，但并不绝望。我当时还很理解他们的愤怒，我想自己虽然暂时说不清楚，但事情经过并不复杂，很快就会水落石出。真正让我丧失信心的，是专案组主审义正辞严的一番话，他那时刚刚接过一份材料，翻看后对我说：“我明确告诉你，施慧！从昨夜开始，你已经落入我们的侦查视线之内。昨夜十一时左右，不止一个证人目击你用出租车拉载着害人；在受害人身上，也不止一处地发现你的血迹和指纹。现在我们已经掌握了你的报复绑架的做案动机，而你自己交待的所谓强尼酒吧受害现场，经遇火灾根本无从考证，而你指控的东辰公司的郑子良，刚刚被证实在火灾中丧生……”
我惊呆了，郑子良死了？他死了？我那时已经彻底糊涂，只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我肯定是掉进一个精心设计的圈套了，看来即便我和吉田双双死于那场大火，我也难逃绑架罪名。我百口莫辩心乱如麻中，绝望发问，我问：“郑子良死了？他真的死了吗？……”
没有人回答我，只有冷冷的声音在房中回荡：“施慧，你当过特警，也当过狱警，我们也不想对你搞什么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攻心。你既然有胆子绑架日本人报仇，有胆子与警车同归于尽，现在让你说出个真相来，不应该这么费劲吧！”
我在绝望中沉默……
后来我知道，吉田绑架案的发生并不偶然，而且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随着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和教科书事件的越演越烈，国内的反日情绪日益高涨，我所在的省城，因为商家率先将日货下架，而成为抵制日货的急先锋。随着游行抗议这些民间行为在全国各大中城市风起云涌，中日两国外交已经脆弱敏感到了一定程度。在日的中国留学生被害或者日本驻华大使馆被砸、外交官受到威胁这样的新闻，经常见诸报章，继而为国际社会瞩目。
在这种时候，出现这样的绑架案，无论是日本方面，还是中国政府，要求尽快破案给予外交解释的心情都异常迫切，给公安部门施加的压力也是前所未有。命令和压力层层下达，公安部要求专案组限期破案的时间也是以秒计算。在这种情况下，种种不利证据又都指向我，所以我首当其冲地成了唯一的突破口。专案组断定绑架是我所为，他们夜以继日，进行了长达二十小时的突击审讯。
在这种情况下，第一个出来为我鸣冤叫屈的，是市公安局刑警队。为此，他们与顶头上司省公安厅刑警大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冲突。这是我后来得知的。
本来审讯开始处于保密状态，可市局的黄姐首先发现我成为嫌疑犯。她是做为省内数得上的女刑警，被专门抽调省厅协助办案的。凌晨抓捕现场异常混乱，她当时并没认出我来。等解救人质任务告捷，因为重感冒她在省厅招待所睡了一觉，下午又被召回专案组，加入审讯的轮值记录排班中。当她听说嫌犯是个女的，把北京刑警撞死了一直冥顽不供，也非常好奇地也想看看这个恶贯满盈的女魔头是什么样。就以身份之便先去了趟监控录像室，开始都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连揉了好几下才反过味来，忍不住大叫：“哎呀，不对！这不是施慧吗？怎么把她抓来了？！”
她清楚地看出我头肿手伤，断定我挨打吃亏，当场就认定抓错了，她说这人我太了解了，绝对不可能是嫌疑犯，她不是这种性格！她非常孝顺母亲重视亲情，不可能不顾身家性命地去报复绑票，这绝对有悖常理。但是，做为一个基层协助办案的警察，她自然人微言轻，呼吁根本没有引起任何重视。于是她拒绝参加审讯，却一次次地去看录像，到了停晚见审讯还不终止，气不过就给徐亮偷偷打了个电话，说小施快叫北京这帮混蛋给整死了，你赶紧跟省厅说说去！
徐亮当时正载着远道归来的妻子和儿子，行驶在从机场回城的高速公路上，闻讯立即调头赶到省公安厅。他申诉说施慧是我们市局携警，不管在部队还是在地方都当过英雄，去年为破获抢劫出租车大案立功时，你们厅领导还亲自到医院看过她呢。以她的思想境界，根本不会做出绑架这种事情。
省厅领导当时的态度也很犹豫，说这些我们全知道，但功是功过是过，这次她的嫌疑担大，还开车撞死了北京专家组的一位领导，现在的专案组是公安部主持的，他们又掌握了许多证据和线索，认定是她我们也没辙。
于是徐亮领着自己一伙人开始调查取证，首先到交警部门，拿到了昨夜主要交通路口录像，回省厅说肯定抓错了，你们看这个录像回放，清楚表明施慧的捷达车确实是在逃避追杀的路上，后面曾经跟过两辆不同牌号的4500；再说，要判定绑架杀人，除了动机外，至少还得有作案条件吧，施慧一个开出租车的，上哪知道吉田百合子的行踪？
省厅开始置若罔闻，后来被他逼急，就实话告诉他说公安部和省厅的刑警也不是吃素的，你说的这些都早就调查过了，现在又有许多新线索陆续浮出水面。但因为公安部要求立刻破案，所以对施慧的审讯肯定不能停止。然后省厅的人说了句不负责任的话，说你要找就找公安部的人去。
因为当时还出了另一件大事，徐亮他们开始有了义愤，都说为了一个日本娘们弄出好几条人命来，北京的刑警还疲劳战术行刑逼供，分明是仗着在天子脚下狐假虎威，拿鸡毛当令箭，咱们跟他们讲理去。徐亮也是倒霉，那一阵他调查东辰公司案件受阻，一口气横着正不顺，从黄姐那问清了羁押审讯地点，就真的领人过去了。
因为平时就是上下级关系，省城的刑警们都脸熟，开始基本没遇到什么阻碍，等晃过两道岗靠近审讯室，他们提出要见公安部专案组时，就与守卫警察发生了冲突。公安部专案组成员损兵折将都正在窝火当中，尤其是到东北来办这样涉及日商的案子，双重压力在身难免心情紧张。当听说来了这么一帮人，还以为是冒充刑警的劫犯，就都推枪上膛。徐亮他们没带枪，可仗了坐地户血气旺，拉扯冲突中把外边一道门给踢坏了，公安部的人冲天放了一枪。这事件的最终结果是，省厅出面领人交给市局，徐亮立刻被停职，大年三十还关了一天禁闭。
徐亮他们的夜闯，虽然没有起到什么直接的作用，但也让专案组有所冷静，经省厅建议，他们重新研究又请示了公安部，从邻省用专机紧急调来了国内有名的公安心理测试专家。
是夜十一时，我从审讯室带了出来。长达二十多小时的车轮讯问、疲劳攻势，已经让我困倦不堪如行尸走肉，我几乎是在梦游状态被带入一间房内。有人推我在一张桌边坐下，手铐暂时摘了下来，喝令我听从指挥不准乱动。
房门开处匆匆走入一男一女，白袍的领口处露出警服来，样子有些象法医。他们从皮箱取出一只盒状仪器，又拎出一本笔记本电脑，迅速插上了各种连结导线，女警手持仪器向我走过来，上下打量我：“放松啊，别紧张，做深呼吸，要放松意念！”
在催眠般的告诫声中，我左手两根手指肚绕上尼龙搭扣，右手脉搏处固定了护腕，胸腹处也各用尼龙搭扣固定了呼吸传感器。我被固定在椅上，象木偶一样听任摆布。他们调试机器调试我，足足忙活了二十多分钟，等一切准备就绪，就都坐在我面前，开始了提问。
先是几个很放松的问题：“知道今天是几号吗？”
我那时好久不说话，被掴过的嘴已经高高肿起，艰难开口：“农历二十九。”
“知道咱们要做什么吗？”
“测谎。”
那女警已经在看手中的一份提纲，闻言抬头：“你怎么知道？”
我知道自己的呼吸、血液流量和心跳这些生理指标已经被记录在案，必须讲真话才行，就用下巴努了努面前那台机器，实话实说：“当兵时见过，那时是g型，现在发展到7型了。”
他们同时对望，然后又把目光齐齐向我移来。面对审视，我开始回答单调乏味的提问，基本都是问了一天半宿的陈词滥调，但编排巧妙，而且规定我只准答是或不是。
问：“你说，你从来没见过吉田百合子？”
思考半天，答：“是。”
“你救了她吗？”
“是！”
“你绑架了她吗？”
“不是！”
“你是否想过绑架她？”
“不是！”
……
对这次心理测试，我采取了积极配合的态度。我知道这个过程虽然耻辱无奈，但却是解脱嫌疑的最好机会。但意想不到的是，最开始的对话内容，让这两位经验丰富心理测试专家，有了不同看法。他们认为我是特警出身，反侦查能力超人，意志力也不同于普通人，所以测谎的结果，参考意义不大。
于是，我再度被押入审讯室。
头上，仍然是那只明晃晃的大支电泡；面前，仍然坐着精神抖擞的专案组成员。他们轮班上阵，各色面孔呈叠影状在我眼中来回飘移，我的意念也时不时飘浮出去，与头顶一只黄色的小太阳交战，渐渐地，我与它融为一体，居高临下地俯瞰那个叫施慧的嫌疑犯，我百般不解既而恨意丛生，她显然作恶多端却坚辞不供，谁知就在这时她开始喃喃自语，说出的话令我羞愧难当不敢置信，她居然在说：“让我睡觉，我承认，我绑架、我杀人……，我困……”
这是我一生中最丢人的时刻，我从此不得不痛苦地承认，自己远远不是一个坚强的人。我意志是如此薄弱，薄弱到了不堪一击的程度，为求一觉就走火入魔胡说八道。不知道是不是我的服软认输，还是其它什么原因，这场马拉松审讯戛然而止。
我已经混沌痴呆，管不上那么多了，在羁押室里一头栽向通铺就昏睡了过去。
这一觉酣畅淋漓，没出现任何梦境，让我后来百思不得其解。
有人上来制止了京城的年轻刑警，把他劝了出去，印象中这人以后再没出现在审讯当中。我当时悔恨难当热泪盈眶，接下来我面对的，不光是电泡的烤射，严厉的审讯，还有自己心灵的拷问。我终于悲哀的知道：十万火急下的判断失误，已经让我变成一个杀害警察的凶手，仅仅十几分钟的生死惊魂，已经令我从受害者变身恶魔，我追悔莫及苦不堪言。
究竟是谁，打开了我生命中的这只潘多拉盒子？
在**和精神的双重煎熬下，我渡过了有生以来最艰难的二十四小时。
我开始虽然痛悔，但并不绝望。我当时还很理解他们的愤怒，我想自己虽然暂时说不清楚，但事情经过并不复杂，很快就会水落石出。真正让我丧失信心的，是专案组主审义正辞严的一番话，他那时刚刚接过一份材料，翻看后对我说：“我明确告诉你，施慧！从昨夜开始，你已经落入我们的侦查视线之内。昨夜十一时左右，不止一个证人目击你用出租车拉载着害人；在受害人身上，也不止一处地发现你的血迹和指纹。现在我们已经掌握了你的报复绑架的做案动机，而你自己交待的所谓强尼酒吧受害现场，经遇火灾根本无从考证，而你指控的东辰公司的郑子良，刚刚被证实在火灾中丧生……”
我惊呆了，郑子良死了？他死了？我那时已经彻底糊涂，只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我肯定是掉进一个精心设计的圈套了，看来即便我和吉田双双死于那场大火，我也难逃绑架罪名。我百口莫辩心乱如麻中，绝望发问，我问：“郑子良死了？他真的死了吗？……”
没有人回答我，只有冷冷的声音在房中回荡：“施慧，你当过特警，也当过狱警，我们也不想对你搞什么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攻心。你既然有胆子绑架日本人报仇，有胆子与警车同归于尽，现在让你说出个真相来，不应该这么费劲吧！”
我在绝望中沉默……
后来我知道，吉田绑架案的发生并不偶然，而且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随着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和教科书事件的越演越烈，国内的反日情绪日益高涨，我所在的省城，因为商家率先将日货下架，而成为抵制日货的急先锋。随着游行抗议这些民间行为在全国各大中城市风起云涌，中日两国外交已经脆弱敏感到了一定程度。在日的中国留学生被害或者日本驻华大使馆被砸、外交官受到威胁这样的新闻，经常见诸报章，继而为国际社会瞩目。
在这种时候，出现这样的绑架案，无论是日本方面，还是中国政府，要求尽快破案给予外交解释的心情都异常迫切，给公安部门施加的压力也是前所未有。命令和压力层层下达，公安部要求专案组限期破案的时间也是以秒计算。在这种情况下，种种不利证据又都指向我，所以我首当其冲地成了唯一的突破口。专案组断定绑架是我所为，他们夜以继日，进行了长达二十小时的突击审讯。
在这种情况下，第一个出来为我鸣冤叫屈的，是市公安局刑警队。为此，他们与顶头上司省公安厅刑警大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冲突。这是我后来得知的。
本来审讯开始处于保密状态，可市局的黄姐首先发现我成为嫌疑犯。她是做为省内数得上的女刑警，被专门抽调省厅协助办案的。凌晨抓捕现场异常混乱，她当时并没认出我来。等解救人质任务告捷，因为重感冒她在省厅招待所睡了一觉，下午又被召回专案组，加入审讯的轮值记录排班中。当她听说嫌犯是个女的，把北京刑警撞死了一直冥顽不供，也非常好奇地也想看看这个恶贯满盈的女魔头是什么样。就以身份之便先去了趟监控录像室，开始都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连揉了好几下才反过味来，忍不住大叫：“哎呀，不对！这不是施慧吗？怎么把她抓来了？！”
她清楚地看出我头肿手伤，断定我挨打吃亏，当场就认定抓错了，她说这人我太了解了，绝对不可能是嫌疑犯，她不是这种性格！她非常孝顺母亲重视亲情，不可能不顾身家性命地去报复绑票，这绝对有悖常理。但是，做为一个基层协助办案的警察，她自然人微言轻，呼吁根本没有引起任何重视。于是她拒绝参加审讯，却一次次地去看录像，到了停晚见审讯还不终止，气不过就给徐亮偷偷打了个电话，说小施快叫北京这帮混蛋给整死了，你赶紧跟省厅说说去！
徐亮当时正载着远道归来的妻子和儿子，行驶在从机场回城的高速公路上，闻讯立即调头赶到省公安厅。他申诉说施慧是我们市局携警，不管在部队还是在地方都当过英雄，去年为破获抢劫出租车大案立功时，你们厅领导还亲自到医院看过她呢。以她的思想境界，根本不会做出绑架这种事情。
省厅领导当时的态度也很犹豫，说这些我们全知道，但功是功过是过，这次她的嫌疑担大，还开车撞死了北京专家组的一位领导，现在的专案组是公安部主持的，他们又掌握了许多证据和线索，认定是她我们也没辙。
于是徐亮领着自己一伙人开始调查取证，首先到交警部门，拿到了昨夜主要交通路口录像，回省厅说肯定抓错了，你们看这个录像回放，清楚表明施慧的捷达车确实是在逃避追杀的路上，后面曾经跟过两辆不同牌号的4500；再说，要判定绑架杀人，除了动机外，至少还得有作案条件吧，施慧一个开出租车的，上哪知道吉田百合子的行踪？
省厅开始置若罔闻，后来被他逼急，就实话告诉他说公安部和省厅的刑警也不是吃素的，你说的这些都早就调查过了，现在又有许多新线索陆续浮出水面。但因为公安部要求立刻破案，所以对施慧的审讯肯定不能停止。然后省厅的人说了句不负责任的话，说你要找就找公安部的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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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那时好久不说话，被掴过的嘴已经高高肿起，艰难开口：“农历二十九。”
“知道咱们要做什么吗？”
“测谎。”
那女警已经在看手中的一份提纲，闻言抬头：“你怎么知道？”
我知道自己的呼吸、血液流量和心跳这些生理指标已经被记录在案，必须讲真话才行，就用下巴努了努面前那台机器，实话实说：“当兵时见过，那时是g型，现在发展到7型了。”
他们同时对望，然后又把目光齐齐向我移来。面对审视，我开始回答单调乏味的提问，基本都是问了一天半宿的陈词滥调，但编排巧妙，而且规定我只准答是或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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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半天，答：“是。”
“你救了她吗？”
“是！”
“你绑架了她吗？”
“不是！”
“你是否想过绑架她？”
“不是！”
……
对这次心理测试，我采取了积极配合的态度。我知道这个过程虽然耻辱无奈，但却是解脱嫌疑的最好机会。但意想不到的是，最开始的对话内容，让这两位经验丰富心理测试专家，有了不同看法。他们认为我是特警出身，反侦查能力超人，意志力也不同于普通人，所以测谎的结果，参考意义不大。
于是，我再度被押入审讯室。
头上，仍然是那只明晃晃的大支电泡；面前，仍然坐着精神抖擞的专案组成员。他们轮班上阵，各色面孔呈叠影状在我眼中来回飘移，我的意念也时不时飘浮出去，与头顶一只黄色的小太阳交战，渐渐地，我与它融为一体，居高临下地俯瞰那个叫施慧的嫌疑犯，我百般不解既而恨意丛生，她显然作恶多端却坚辞不供，谁知就在这时她开始喃喃自语，说出的话令我羞愧难当不敢置信，她居然在说：“让我睡觉，我承认，我绑架、我杀人……，我困……”
这是我一生中最丢人的时刻，我从此不得不痛苦地承认，自己远远不是一个坚强的人。我意志是如此薄弱，薄弱到了不堪一击的程度，为求一觉就走火入魔胡说八道。不知道是不是我的服软认输，还是其它什么原因，这场马拉松审讯戛然而止。
我已经混沌痴呆，管不上那么多了，在羁押室里一头栽向通铺就昏睡了过去。
这一觉酣畅淋漓，没出现任何梦境，让我后来百思不得其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