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伏将至，朝臣们正自忙着处置政务，岂料太学祭酒卫绾在长安周报的一篇撰文，彻底震撼了大汉朝野。
卫绾身为帝师，本就地位超然，加之担任太学祭酒二十载，执名士之牛耳，深受天下士人敬仰，其影响力何其之大。
在皇帝刘彻的刻意引导下，卫绾多年来皆在太学试着推行海纳百川的所谓“汉学”，而卫绾此篇撰文，正是意图彻底奠定汉学地位，名为《汉学当立》。
何为汉学？
汲百家之涵养，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之汉室新学。
汉初数朝皆采休养生息的国策，故崇尚“无为而治”的黄老之学，“无为”倒非一味消极，立意主旨乃是“无为则无不可为”，故学风和政风都颇为开明，尤是文坛风气隐有恢复先秦百家争鸣的趋势。
若非史上汉武帝出于“大一统”的需求，搞出“儒皮法骨”的独尊儒术，且后世汉人不了解其真实本意，将武帝借助儒家的手段扭曲为最终目的崇儒，使得儒家借机做大，玩命的打压诸子百家，华夏历史或许会有另一番风貌。
后世儒吹多是叫嚣“若无儒家，何来华夏文明数千年传承”，岂不可笑？
刘彻穿越后，也曾想过要改变儒生“孔子独圣”的傲慢心态，然不肯变通的腐儒太多，他没精力也没心情与腐儒们耗下去，索性大力扶持儒家中最为识趣的公羊学派，以此裂解儒家。
胡毋生为首的公羊理论派宗师大量进入太学，将公羊春秋与韩非子中的刑名之学加以糅合，求同易异，并以韩非子为根基，公羊春秋为佐辅，撰写了诸多主次分明的学理著作。
随着诸子百家的学说逐渐复起，非但儒家发生了裂变，以黄老学说为根基的大汉道家学派也渐渐发生了转变。
太史令司马谈耗去十载光阴，重新编撰了阴阳、儒、墨、名、法各家的典籍，并为先秦诸子作传，且撰写了《论六家之要旨》，认为各家思想互有短长，唯道家思想最能综合各派之长，“立俗施事，无所不宜”。
饶是有皇帝刘彻的支持，然想要以兼容并蓄的道学将诸子百家的精髓融汇贯通，成为整个民族的思想主干，仍是面临着极大的困难。
刘彻也想保持开明学风，既不打算独尊道学，更不可能独尊儒术，禁锢臣民乃至后世子孙的思维，实在是遗祸千古。
然哲学乃是文明的底层架构，成体系且得到绝大多数族人认同的哲学思维，是民族凝聚的基础，也是文明延续所必须的承载物。
也正因如此，后世华夏虽多有批判腐儒遗毒，但也不可完全抹杀儒家对华夏传承的贡献，若勉强要类比，就好似咱们华夏老祖宗原本做了煎饼、馒头、包子和水饺，最后馒头阴差阳错的成为主食，且摆了大半个餐桌，后人不得不多吃馒头，以此繁衍了两千年。
馒头本身没什么错，摆桌的人却是错了。
现今轮到刘彻摆桌，自然要为后世子孙留下满座丰富菜色，不再没得选择。
在现今的情势下，无论是继续崇尚道学，还是改革和扶持所谓的新儒学，都不免会排挤到其余百家学说的生存空间。
汉学的概念，就此孕育而生，以为中庸，不偏不倚，可居中调和。
华夏民族，这个概念在汉代其实是不存在的，是后世华夏面对亡国灭种的大难时，为团结所有力量，不得不提出的宽泛概念。
汉人，汉民族，才是汉代的概念，是华夏百姓在经历了先秦数百年战乱后，对天下一统的渴望，以及对强汉的肯定和自豪，从而自然催生出的概念，真正延续两千多年的概念。
若非如此，后世华夏人为何多为汉族，国外有唐人街没错，但有“唐族”概念么？
没有的！
我们汉民族体内流淌着炎黄骨血和汉室传承，要自信，要自爱，要自重！
言归正传，汉民族的概念无须刘彻定义，现今的大汉强绝于世，华夏百姓皆以汉人自居，以身为汉人而自傲，民族凝聚力是毋庸置疑的。
卫绾之所以要奠定所谓的汉学根基，正式提出“汉学当立”，将汉学定为大汉国学，自是出于刘彻的授意。
汉民族，不再受限于甚么儒道之争，百家互斗，所谓的百家争鸣，必须居于汉学的大框架下，所谓的诸子百家，也只能视为汉学流派。
汉学，必须拔高到顶层架构。
汉室学说，对内可百家争鸣，对外却唯有一个声音。
内施王道，礼义廉耻，崇尚德行；
外行霸道，剑戟斧钺，慑服四夷！
士族反弹？
道家，儒家，旁的诸子百家仍不知变通，抵死不从？
不存在的！
饶是各家各派的宗师们心有疑忌，唯恐自家学派被所谓的“汉学”拆吞入腹，成为养分，但无人敢跳出了批驳卫绾。
不止是忌惮于帝师卫绾在士族的威望，也非单纯畏惧皇帝刘彻杀伐果决的铁腕，而是不敢与民意为敌，遭受万民唾骂。
或许有不怕死的士人，但在极重声名的汉代，所谓的风骨，并不是“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孤傲和执拗。
有民意支撑时，诤臣敢与帝皇争辩，苦谏不听则当殿撞柱，是为死谏，则万民称颂之。
若无民意支撑，大臣惹以死要挟帝皇，则是故意往天家头上泼粪，大汉臣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传扬出去，名声是要臭大街的。
民意如川，无人敢逆。
汉人，尊崇汉学有何不妥？
道家和儒家底蕴再厚，信众再多，难不成还妄图独立于汉学之外？
莫非对汉室社稷有甚不满，想另起炉灶，祈盼出现个纯粹的道家皇朝或儒家皇朝？
不敢的，没人敢！
大汉立朝七十八载，愈发国富民强，尤是刘彻登基后的十余年间，大汉迸发出前所未有的勃勃生机，汉室声望已然攀上了亘古未见的高点。
毫不夸张的说，即便刘彻现今说他是神，绝大多数老百姓也会深信不疑的，较为清醒的王侯权贵们或许不以为然，却也绝不敢说出口，否则那些“愚昧百姓”是会将他们活活撕碎的。
帝师撰文，主张“汉学当立”，皇帝当殿说了两个字，“大善”！
于是乎，汉学得立！
太学即刻重整规制，并举两院，是为汉学院与科学院。
汉学院辖下，重划系所，纳百家学说及不同流派，诸如道学研究所，儒学研究所，法学研究所，墨学研究所……
各学派宗师皆称院士，其座下弟子学业专精者，可为博士，博士弟子则为学士。
今后凡太学诸官撰写著作，著作名称及署名头衔皆不以百家划分，而以学派为别，以道学代道家，以儒学代儒家，以百学代百家。
以儒学为例子，儒学研究所又分六大学系，是为左氏、公羊、梁、邹氏、夹氏和旁博，所谓旁博者，取旁征博引之意，亦为不同与主流学派者。
汉学为主干，儒学为分支，六大学系则为细项。
经过二十载的努力，刘彻终是达成了目的，将儒家彻底裂解打散，而多年来占据主导地位的道家，亦是如此，不得不顺应时局，化为养分，滋养日渐成型的汉学体系。
太史令司马谈则改任汉学院的院监，官秩同于科学院院监刘乘，负责巩固和完善汉学体系。
世人皆是看得清楚明白，帝师卫绾年事已高，近年除却偶尔到宫邸学舍教授课业，多半时候都是深居简出，在府中著书立说，鲜少露面了。
司马谈此时入太学任官，且执掌两院中的汉学院，无疑是要为日后继任太学祭酒做准备，毕竟科学院诸官向来鲜少过问太学具体事务，院监刘乘更是醉心于所谓的科研项目，又身为亲王，压根无意太学祭酒之位。
现今朝中掌文教者，一为太常府，一为太学。
太常府文教司掌天下官学，太学则为诸学之首，文教司虽可掌控大批师资，可批复大笔文教预算，包括太学的赀财拨付，然太学祭酒却是不受太常卿辖制的。
且不论现任太学祭酒卫绾乃是帝师，位同三公，即便日后继任之人不似卫绾般地位超然，至少也会位列诸卿，可直达天听，非是太常卿能擅自指派的。
司马谈未入不惑之年，却力压诸多皓首穷经的学派宗师，出任汉学院院监，可见皇帝对他的信重，亦可知他执掌汉学院后的诸般作为，必是代表着皇帝陛下的意志。
想要自家学说想要不被摒弃在汉学体系之外，想要自身及弟子门人不被士族孤立，就要懂得观风向，闻弦知意。
习得文武艺，卖予帝皇家。
在皇权时代，非主流学说是没有前途的，自命清高的孤立治学更是不切实际，先不谈甚么理想，饿着肚子追求自身认定的真理和大道，这类人肯定有，但毕竟不多。
孔子弟子三千，饶是不怎的受诸侯待见，可仍是四处求官，说好听的是想实现胸中抱负，说难听的也只是想混口饭吃。
这有甚么好讳言的，不吹不黑，衡平视之罢了。
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后世华夏的公知精英和圣母表们，若非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他们焉能吃饱了撑得去宣扬甚么博爱和普世价值？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仓廪足方可知礼仪，各派宗师及其弟子门人也是要吃饭的，在现今的大汉，文人想吃饱肚子，最好的途径就是入仕，捧上朝廷和各地官府的铁饭碗。
不为五斗米折腰？
真若家中无米，饿上数日，半碗米饭你都要折腰的，真就是人性，谈不上甚么高尚还是丑陋，现实就是如此。
卫绾身为帝师，本就地位超然，加之担任太学祭酒二十载，执名士之牛耳，深受天下士人敬仰，其影响力何其之大。
在皇帝刘彻的刻意引导下，卫绾多年来皆在太学试着推行海纳百川的所谓“汉学”，而卫绾此篇撰文，正是意图彻底奠定汉学地位，名为《汉学当立》。
何为汉学？
汲百家之涵养，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之汉室新学。
汉初数朝皆采休养生息的国策，故崇尚“无为而治”的黄老之学，“无为”倒非一味消极，立意主旨乃是“无为则无不可为”，故学风和政风都颇为开明，尤是文坛风气隐有恢复先秦百家争鸣的趋势。
若非史上汉武帝出于“大一统”的需求，搞出“儒皮法骨”的独尊儒术，且后世汉人不了解其真实本意，将武帝借助儒家的手段扭曲为最终目的崇儒，使得儒家借机做大，玩命的打压诸子百家，华夏历史或许会有另一番风貌。
后世儒吹多是叫嚣“若无儒家，何来华夏文明数千年传承”，岂不可笑？
刘彻穿越后，也曾想过要改变儒生“孔子独圣”的傲慢心态，然不肯变通的腐儒太多，他没精力也没心情与腐儒们耗下去，索性大力扶持儒家中最为识趣的公羊学派，以此裂解儒家。
胡毋生为首的公羊理论派宗师大量进入太学，将公羊春秋与韩非子中的刑名之学加以糅合，求同易异，并以韩非子为根基，公羊春秋为佐辅，撰写了诸多主次分明的学理著作。
随着诸子百家的学说逐渐复起，非但儒家发生了裂变，以黄老学说为根基的大汉道家学派也渐渐发生了转变。
太史令司马谈耗去十载光阴，重新编撰了阴阳、儒、墨、名、法各家的典籍，并为先秦诸子作传，且撰写了《论六家之要旨》，认为各家思想互有短长，唯道家思想最能综合各派之长，“立俗施事，无所不宜”。
饶是有皇帝刘彻的支持，然想要以兼容并蓄的道学将诸子百家的精髓融汇贯通，成为整个民族的思想主干，仍是面临着极大的困难。
刘彻也想保持开明学风，既不打算独尊道学，更不可能独尊儒术，禁锢臣民乃至后世子孙的思维，实在是遗祸千古。
然哲学乃是文明的底层架构，成体系且得到绝大多数族人认同的哲学思维，是民族凝聚的基础，也是文明延续所必须的承载物。
也正因如此，后世华夏虽多有批判腐儒遗毒，但也不可完全抹杀儒家对华夏传承的贡献，若勉强要类比，就好似咱们华夏老祖宗原本做了煎饼、馒头、包子和水饺，最后馒头阴差阳错的成为主食，且摆了大半个餐桌，后人不得不多吃馒头，以此繁衍了两千年。
馒头本身没什么错，摆桌的人却是错了。
现今轮到刘彻摆桌，自然要为后世子孙留下满座丰富菜色，不再没得选择。
在现今的情势下，无论是继续崇尚道学，还是改革和扶持所谓的新儒学，都不免会排挤到其余百家学说的生存空间。
汉学的概念，就此孕育而生，以为中庸，不偏不倚，可居中调和。
华夏民族，这个概念在汉代其实是不存在的，是后世华夏面对亡国灭种的大难时，为团结所有力量，不得不提出的宽泛概念。
汉人，汉民族，才是汉代的概念，是华夏百姓在经历了先秦数百年战乱后，对天下一统的渴望，以及对强汉的肯定和自豪，从而自然催生出的概念，真正延续两千多年的概念。
若非如此，后世华夏人为何多为汉族，国外有唐人街没错，但有“唐族”概念么？
没有的！
我们汉民族体内流淌着炎黄骨血和汉室传承，要自信，要自爱，要自重！
言归正传，汉民族的概念无须刘彻定义，现今的大汉强绝于世，华夏百姓皆以汉人自居，以身为汉人而自傲，民族凝聚力是毋庸置疑的。
卫绾之所以要奠定所谓的汉学根基，正式提出“汉学当立”，将汉学定为大汉国学，自是出于刘彻的授意。
汉民族，不再受限于甚么儒道之争，百家互斗，所谓的百家争鸣，必须居于汉学的大框架下，所谓的诸子百家，也只能视为汉学流派。
汉学，必须拔高到顶层架构。
汉室学说，对内可百家争鸣，对外却唯有一个声音。
内施王道，礼义廉耻，崇尚德行；
外行霸道，剑戟斧钺，慑服四夷！
士族反弹？
道家，儒家，旁的诸子百家仍不知变通，抵死不从？
不存在的！
饶是各家各派的宗师们心有疑忌，唯恐自家学派被所谓的“汉学”拆吞入腹，成为养分，但无人敢跳出了批驳卫绾。
不止是忌惮于帝师卫绾在士族的威望，也非单纯畏惧皇帝刘彻杀伐果决的铁腕，而是不敢与民意为敌，遭受万民唾骂。
或许有不怕死的士人，但在极重声名的汉代，所谓的风骨，并不是“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孤傲和执拗。
有民意支撑时，诤臣敢与帝皇争辩，苦谏不听则当殿撞柱，是为死谏，则万民称颂之。
若无民意支撑，大臣惹以死要挟帝皇，则是故意往天家头上泼粪，大汉臣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传扬出去，名声是要臭大街的。
民意如川，无人敢逆。
汉人，尊崇汉学有何不妥？
道家和儒家底蕴再厚，信众再多，难不成还妄图独立于汉学之外？
莫非对汉室社稷有甚不满，想另起炉灶，祈盼出现个纯粹的道家皇朝或儒家皇朝？
不敢的，没人敢！
大汉立朝七十八载，愈发国富民强，尤是刘彻登基后的十余年间，大汉迸发出前所未有的勃勃生机，汉室声望已然攀上了亘古未见的高点。
毫不夸张的说，即便刘彻现今说他是神，绝大多数老百姓也会深信不疑的，较为清醒的王侯权贵们或许不以为然，却也绝不敢说出口，否则那些“愚昧百姓”是会将他们活活撕碎的。
帝师撰文，主张“汉学当立”，皇帝当殿说了两个字，“大善”！
于是乎，汉学得立！
太学即刻重整规制，并举两院，是为汉学院与科学院。
汉学院辖下，重划系所，纳百家学说及不同流派，诸如道学研究所，儒学研究所，法学研究所，墨学研究所……
各学派宗师皆称院士，其座下弟子学业专精者，可为博士，博士弟子则为学士。
今后凡太学诸官撰写著作，著作名称及署名头衔皆不以百家划分，而以学派为别，以道学代道家，以儒学代儒家，以百学代百家。
以儒学为例子，儒学研究所又分六大学系，是为左氏、公羊、梁、邹氏、夹氏和旁博，所谓旁博者，取旁征博引之意，亦为不同与主流学派者。
汉学为主干，儒学为分支，六大学系则为细项。
经过二十载的努力，刘彻终是达成了目的，将儒家彻底裂解打散，而多年来占据主导地位的道家，亦是如此，不得不顺应时局，化为养分，滋养日渐成型的汉学体系。
太史令司马谈则改任汉学院的院监，官秩同于科学院院监刘乘，负责巩固和完善汉学体系。
世人皆是看得清楚明白，帝师卫绾年事已高，近年除却偶尔到宫邸学舍教授课业，多半时候都是深居简出，在府中著书立说，鲜少露面了。
司马谈此时入太学任官，且执掌两院中的汉学院，无疑是要为日后继任太学祭酒做准备，毕竟科学院诸官向来鲜少过问太学具体事务，院监刘乘更是醉心于所谓的科研项目，又身为亲王，压根无意太学祭酒之位。
现今朝中掌文教者，一为太常府，一为太学。
太常府文教司掌天下官学，太学则为诸学之首，文教司虽可掌控大批师资，可批复大笔文教预算，包括太学的赀财拨付，然太学祭酒却是不受太常卿辖制的。
且不论现任太学祭酒卫绾乃是帝师，位同三公，即便日后继任之人不似卫绾般地位超然，至少也会位列诸卿，可直达天听，非是太常卿能擅自指派的。
司马谈未入不惑之年，却力压诸多皓首穷经的学派宗师，出任汉学院院监，可见皇帝对他的信重，亦可知他执掌汉学院后的诸般作为，必是代表着皇帝陛下的意志。
想要自家学说想要不被摒弃在汉学体系之外，想要自身及弟子门人不被士族孤立，就要懂得观风向，闻弦知意。
习得文武艺，卖予帝皇家。
在皇权时代，非主流学说是没有前途的，自命清高的孤立治学更是不切实际，先不谈甚么理想，饿着肚子追求自身认定的真理和大道，这类人肯定有，但毕竟不多。
孔子弟子三千，饶是不怎的受诸侯待见，可仍是四处求官，说好听的是想实现胸中抱负，说难听的也只是想混口饭吃。
这有甚么好讳言的，不吹不黑，衡平视之罢了。
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后世华夏的公知精英和圣母表们，若非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他们焉能吃饱了撑得去宣扬甚么博爱和普世价值？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仓廪足方可知礼仪，各派宗师及其弟子门人也是要吃饭的，在现今的大汉，文人想吃饱肚子，最好的途径就是入仕，捧上朝廷和各地官府的铁饭碗。
不为五斗米折腰？
真若家中无米，饿上数日，半碗米饭你都要折腰的，真就是人性，谈不上甚么高尚还是丑陋，现实就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