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广州事变，表面上起因是因为潮州人被贩猪仔，但是究其内里，也是在革命党统治区域里劳资矛盾已经激化到一定程度的结果”情调局政治处的戴耀戴参谋站在讲台上给台下的众位大佬分析着。请大家看最全！台下的这些总长、司令之类的大佬没有人插嘴，包括总座都认真的听着记录着，其他人也都或者若有所思或者埋头笔记，自己的老大贺敏寒贺局长也在最后一排坐着，戴耀见诸位老大没有提问，就赶紧继续下面的分析。
“这是我们从上海天纶纺织厂采录的当地工人的薪酬调查表，一般非技术工人的收入都在10-15元大洋，而中高级技术工人的薪酬已经到了18-25元的水平，在正常的市场环境下是完全可以承担一家三到五口人的生活支出。”戴耀翻开了另一份调查表继续讲解“访谈中某位同济医科毕业生陈存仁则毫无顾忌地说自己在上海当见习医生，每月薪资虽只8元，但袋中常有铿锵的银元撞击声，使他气概为之一壮，外表飘飘然，“第一个月，吃过用过，口袋中还剩下五块钱。”
“我自治政府新成立的上海市公安局，巡警月薪10至13元，巡长16至18元。有趣的是，这种连纺织女工都不如的工资水平，其实也比革命党时期的淞沪警察厅还要高1至2元钱。要知道同期的上海卫生局的一名科长，月薪也不过30元。”
台下的大佬很多长期居住在山东，而且对于普通民众的事情并不太了解，所以都有些不太敢相信，一个纺纱女工的工资，竟然高过巡长和科长！要知道这一时期的物价水平相对稳定：就算是共和初年的上海，大米1担3到4个银元，老刀牌烟一包3个铜板，剃头8个铜板，绍兴酒1斤1角钱，臭豆腐干1个铜板买两块。拿了1块钱稿酬，请六七个同学去吃茶，茶资8个铜板，生煎馒头、蟹壳黄等各种小吃也才花去20多个铜板。江浙商会的同仁经常往来，大佬们都知道，现在上海每块银元可以兑换两三百个铜板，一两个铜板可以换一只鸡蛋。
其他城市，大抵如此。比如在相对已经很发达的济南府，1银元可买6斤好猪肉，40个猪肉饺子、两碗小米粥、外加一盘白糖，两毛二分钱。在重庆，大米1斤2分5，100斤两块五角钱。即使是在西北的甘肃农村，百斤小麦5至3元。汉口方面，每百斤麻油和鸡蛋的价格约为20元，每斤棉花和猪肉约为3角钱，1斤鲤鱼不到5分钱，1斤煤油的零售价则长期保持在0.10～0.15元之间。
至于地价和住房，除租界和商业区以外都不算昂贵。就算是上海近郊的高行、陈行、江湾和杨行的每亩地售价分别为150-100、100-60、1000-70、100-300元。1933年，汉口第六区的最低地价为84元1亩，第七区的最低地价为90元1亩。
房租价格：上海的石库门一层楼，有电灯、自来水，月租10块钱；住客栈，每一铺位3角5至6角；纱厂宿舍，月租2到5元不等，两层楼可住10人，自来水由厂方提供，有的还供电，带家眷者，两家分租一层，费用不过1元多；最好的宿舍，为砖瓦结构，铺地板，长宽500平方尺，容积5000立方尺，有厨房、路灯和下水道，月租6至9元；此外，工人也可租地，结庐而住，半亩地年租金200元，21户人家分摊，平均下来每户每月8毛钱，当然，环境极差。
又如在北京：“四合院，房租每月仅20元左右；一间20平米的单身宿舍，月租金4―5元，连鲁迅所购买的西三条胡同21号四合院有好几间房屋和一个小花园，售价也不过是法币1000元。”
从自治政府统一了全国大多数省份后，全国物价大体平稳，因粮食丰收，部分农产品还有所下降。工业品方面，因为欧战的原因，远东地区滞销的棉布和石油等洋货还曾经降价促销。如在汉口市场上，100斤麻油分别只有17.90和14.50元，1斤猪肉分别只有0.29和0.198元，鸡蛋跌幅最大，几乎跌了一半，而100斤大米也从1926年的7.55元跌倒1933年的4.66元，100斤煤球的零售价，也从过去的1块钱跌到8毛钱左右。如此同时，地价也随之回落。江苏镇海县亩产400斤的农田，售价从1928年的140元跌到70元，亩产300斤的农田则从100元跌到40元。如果不是有广州事变和随后云贵四川的工人运动，大家还觉得在这太平盛世里，工人应该算是个稳定的既得利益阶层呢。
“劳资矛盾的主要原因有三个，首先是就业稳定性的问题，现在工商业发展迅猛，投资者众多，但是大多只有资本而没有相应的人力培训的投入，技工等熟练工人都要依靠社会上的招聘，说白了就是挖角。这样一来工人们的工钱看似有了增长，但是一旦投资不顺利，或者投产后期资方觉得工人要价虚高，往往导致解约解聘，工人流离失所也在所难免。再者现在土地流转加剧了，自耕农民和雇农大量的失去土地涌入城市，他们没有在工厂生产的技术，只能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这部分工人往往处于极不稳定的底层，报酬低保障少，一旦有个疾病或者意外就容易导致一家人陷入绝境。最后就是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很多原来的行会和黑道组织都把工人当成了压榨的对象，包揽招工用工，从中扒皮甚至哄抬工人雇佣价格，牟取暴利，这也是工人阶层看起来收入尚可，但是真正到手的收入不高而且很不稳定的原因。”戴耀放下教鞭，向诸位大佬鞠躬后退下，白板上投射的图表清楚的标明了现在工人收入构成的饼状图，其中被行会黑道盘剥的那一部分和失业后不得不借贷的那一大块收入，这些几乎占了全部收入的一半有余，工人哪个还能保持温饱啊。
“看来我们还是光重视了工商业者们的利益，而忽视了普通民众的利益。”吴宸轩坐在沙发上，他对于这些情况其实已经有所耳闻，但是并没有预料到会变得如此的来势汹汹“不知道诸位有什么看法？如果有涉足包揽招工的，可以回避啊。”
吴宸轩说的这个冷笑话，几位政府大佬都是笑笑，他们这班已经到了社会顶层的，自然不会贪图那些小钱，反而时刻关注整个国计民生的健康，毕竟他们是这个国家的掌舵人，国家利益与他们息息相关。
“总座，《最低薪酬保障制度》、《就业促进法》、《雇主雇员权利义务法》这三大*法条虽然颁行了，但是也就是山东和江浙部分地区还算依法办事，连上海、天津、武汉、重庆这些商埠，都是干打雷不下雨，更别说其他省份了。”吴运程先开了腔，他早就对下面省份不认真执行法律法规的散漫作风很是恼火，有此机会当然不会放过了“我觉得应该调集各部门进行执法监察，对于各省顶风违法乱纪的要严肃查办，把这三个劳资关系调和的法条推办下去。嗯，对于那些会道门的社会渣滓就请警察部门进行清剿，恢复社会秩序。”
“吴监察长所说的我也赞同，我看普法宣传也要跟上，劳工们只知道罢工、甚至打砸机器来对抗，却不知道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我看普法的力度还要加大”黄鑫培也跟着说道。看来法律战线的两位大佬是打算依法解决此问题了，不过吴宸轩知道不要说刚刚从俺大清才解放了不到十年，就算是后世经历了几十年的现代化建设，这血汗工厂在中国的土地上也没有绝迹，一句话，法律不是万能的。
“苗兄，商会的工厂企业没有这种情况吧？”吴宸轩突然想到自己的基本盘是山东商会和江浙商会，如果这两个地方出了问题，那可是直接打脸了。
“山东这边自然是遵章守纪，断不会出现什么问题。”苗海南对于山东商会非常有信心，大家都是跟着吴老大打天下的，虽然是一介商旅，但是也都明白现在违反吴老大订的法条那就是拆自家的台基，没有那个混蛋敢这么干。再说山东商会自己也有监察科，都是贺敏寒贺局长那边退下来的人手，平日里神出鬼没，商会里的大事小情根本瞒不过他们。而且若有违法的，逐出商会都是轻的，谁家不是祖上积德才能进了这山东商会，为了几个小钱就被逐出商会，以后连商界都没得混，自然不会有人蠢到这种地步。“江浙方面应该也不至于，他们的盈利水平都不低，工业化程度都在全国前列，工人薪资也占不了多大比例，而且顾老、朱总和荣家兄弟在江浙商会也都引进了稽查办，对于这方面要求一点不比山东商会差。”
“这就好，对了苗二哥，兄弟我想委托你和孟老联合顾老他们一起给各地的大商户们吹吹风，就说我们对于苛待员工，违反劳资法条的事情要一查到底，到时候希望各位能多多配合一下，免得日后不好见面。”
“总座，这是要真的对工商业动手查办？”徐菊人徐老觉得此事虽然可恶，但是此时还不是查办这帮人的最佳时机，等一战结束了，大家赚钱赚的差不多了，杀鸡儆猴的搞一下也无伤大雅，现在动手必然引起工商业的不稳定，似乎有些得不偿失。
可惜的是，他并不知道，吴宸轩更担心的是那个在瑞士的秃顶小个子，如果一战真如历史上那样导致了沙俄的倒台，倒也不是坏事，但是红俄上台的话，国内的房门未必能关的严实，面对工人阶级的斗争，他吴宸轩也没有信心必然能逢凶化吉，所以他还是打算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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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们从上海天纶纺织厂采录的当地工人的薪酬调查表，一般非技术工人的收入都在10-15元大洋，而中高级技术工人的薪酬已经到了18-25元的水平，在正常的市场环境下是完全可以承担一家三到五口人的生活支出。”戴耀翻开了另一份调查表继续讲解“访谈中某位同济医科毕业生陈存仁则毫无顾忌地说自己在上海当见习医生，每月薪资虽只8元，但袋中常有铿锵的银元撞击声，使他气概为之一壮，外表飘飘然，“第一个月，吃过用过，口袋中还剩下五块钱。”
“我自治政府新成立的上海市公安局，巡警月薪10至13元，巡长16至18元。有趣的是，这种连纺织女工都不如的工资水平，其实也比革命党时期的淞沪警察厅还要高1至2元钱。要知道同期的上海卫生局的一名科长，月薪也不过30元。”
台下的大佬很多长期居住在山东，而且对于普通民众的事情并不太了解，所以都有些不太敢相信，一个纺纱女工的工资，竟然高过巡长和科长！要知道这一时期的物价水平相对稳定：就算是共和初年的上海，大米1担3到4个银元，老刀牌烟一包3个铜板，剃头8个铜板，绍兴酒1斤1角钱，臭豆腐干1个铜板买两块。拿了1块钱稿酬，请六七个同学去吃茶，茶资8个铜板，生煎馒头、蟹壳黄等各种小吃也才花去20多个铜板。江浙商会的同仁经常往来，大佬们都知道，现在上海每块银元可以兑换两三百个铜板，一两个铜板可以换一只鸡蛋。
其他城市，大抵如此。比如在相对已经很发达的济南府，1银元可买6斤好猪肉，40个猪肉饺子、两碗小米粥、外加一盘白糖，两毛二分钱。在重庆，大米1斤2分5，100斤两块五角钱。即使是在西北的甘肃农村，百斤小麦5至3元。汉口方面，每百斤麻油和鸡蛋的价格约为20元，每斤棉花和猪肉约为3角钱，1斤鲤鱼不到5分钱，1斤煤油的零售价则长期保持在0.10～0.15元之间。
至于地价和住房，除租界和商业区以外都不算昂贵。就算是上海近郊的高行、陈行、江湾和杨行的每亩地售价分别为150-100、100-60、1000-70、100-300元。1933年，汉口第六区的最低地价为84元1亩，第七区的最低地价为90元1亩。
房租价格：上海的石库门一层楼，有电灯、自来水，月租10块钱；住客栈，每一铺位3角5至6角；纱厂宿舍，月租2到5元不等，两层楼可住10人，自来水由厂方提供，有的还供电，带家眷者，两家分租一层，费用不过1元多；最好的宿舍，为砖瓦结构，铺地板，长宽500平方尺，容积5000立方尺，有厨房、路灯和下水道，月租6至9元；此外，工人也可租地，结庐而住，半亩地年租金200元，21户人家分摊，平均下来每户每月8毛钱，当然，环境极差。
又如在北京：“四合院，房租每月仅20元左右；一间20平米的单身宿舍，月租金4―5元，连鲁迅所购买的西三条胡同21号四合院有好几间房屋和一个小花园，售价也不过是法币1000元。”
从自治政府统一了全国大多数省份后，全国物价大体平稳，因粮食丰收，部分农产品还有所下降。工业品方面，因为欧战的原因，远东地区滞销的棉布和石油等洋货还曾经降价促销。如在汉口市场上，100斤麻油分别只有17.90和14.50元，1斤猪肉分别只有0.29和0.198元，鸡蛋跌幅最大，几乎跌了一半，而100斤大米也从1926年的7.55元跌倒1933年的4.66元，100斤煤球的零售价，也从过去的1块钱跌到8毛钱左右。如此同时，地价也随之回落。江苏镇海县亩产400斤的农田，售价从1928年的140元跌到70元，亩产300斤的农田则从100元跌到40元。如果不是有广州事变和随后云贵四川的工人运动，大家还觉得在这太平盛世里，工人应该算是个稳定的既得利益阶层呢。
“劳资矛盾的主要原因有三个，首先是就业稳定性的问题，现在工商业发展迅猛，投资者众多，但是大多只有资本而没有相应的人力培训的投入，技工等熟练工人都要依靠社会上的招聘，说白了就是挖角。这样一来工人们的工钱看似有了增长，但是一旦投资不顺利，或者投产后期资方觉得工人要价虚高，往往导致解约解聘，工人流离失所也在所难免。再者现在土地流转加剧了，自耕农民和雇农大量的失去土地涌入城市，他们没有在工厂生产的技术，只能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这部分工人往往处于极不稳定的底层，报酬低保障少，一旦有个疾病或者意外就容易导致一家人陷入绝境。最后就是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很多原来的行会和黑道组织都把工人当成了压榨的对象，包揽招工用工，从中扒皮甚至哄抬工人雇佣价格，牟取暴利，这也是工人阶层看起来收入尚可，但是真正到手的收入不高而且很不稳定的原因。”戴耀放下教鞭，向诸位大佬鞠躬后退下，白板上投射的图表清楚的标明了现在工人收入构成的饼状图，其中被行会黑道盘剥的那一部分和失业后不得不借贷的那一大块收入，这些几乎占了全部收入的一半有余，工人哪个还能保持温饱啊。
“看来我们还是光重视了工商业者们的利益，而忽视了普通民众的利益。”吴宸轩坐在沙发上，他对于这些情况其实已经有所耳闻，但是并没有预料到会变得如此的来势汹汹“不知道诸位有什么看法？如果有涉足包揽招工的，可以回避啊。”
吴宸轩说的这个冷笑话，几位政府大佬都是笑笑，他们这班已经到了社会顶层的，自然不会贪图那些小钱，反而时刻关注整个国计民生的健康，毕竟他们是这个国家的掌舵人，国家利益与他们息息相关。
“总座，《最低薪酬保障制度》、《就业促进法》、《雇主雇员权利义务法》这三大*法条虽然颁行了，但是也就是山东和江浙部分地区还算依法办事，连上海、天津、武汉、重庆这些商埠，都是干打雷不下雨，更别说其他省份了。”吴运程先开了腔，他早就对下面省份不认真执行法律法规的散漫作风很是恼火，有此机会当然不会放过了“我觉得应该调集各部门进行执法监察，对于各省顶风违法乱纪的要严肃查办，把这三个劳资关系调和的法条推办下去。嗯，对于那些会道门的社会渣滓就请警察部门进行清剿，恢复社会秩序。”
“吴监察长所说的我也赞同，我看普法宣传也要跟上，劳工们只知道罢工、甚至打砸机器来对抗，却不知道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我看普法的力度还要加大”黄鑫培也跟着说道。看来法律战线的两位大佬是打算依法解决此问题了，不过吴宸轩知道不要说刚刚从俺大清才解放了不到十年，就算是后世经历了几十年的现代化建设，这血汗工厂在中国的土地上也没有绝迹，一句话，法律不是万能的。
“苗兄，商会的工厂企业没有这种情况吧？”吴宸轩突然想到自己的基本盘是山东商会和江浙商会，如果这两个地方出了问题，那可是直接打脸了。
“山东这边自然是遵章守纪，断不会出现什么问题。”苗海南对于山东商会非常有信心，大家都是跟着吴老大打天下的，虽然是一介商旅，但是也都明白现在违反吴老大订的法条那就是拆自家的台基，没有那个混蛋敢这么干。再说山东商会自己也有监察科，都是贺敏寒贺局长那边退下来的人手，平日里神出鬼没，商会里的大事小情根本瞒不过他们。而且若有违法的，逐出商会都是轻的，谁家不是祖上积德才能进了这山东商会，为了几个小钱就被逐出商会，以后连商界都没得混，自然不会有人蠢到这种地步。“江浙方面应该也不至于，他们的盈利水平都不低，工业化程度都在全国前列，工人薪资也占不了多大比例，而且顾老、朱总和荣家兄弟在江浙商会也都引进了稽查办，对于这方面要求一点不比山东商会差。”
“这就好，对了苗二哥，兄弟我想委托你和孟老联合顾老他们一起给各地的大商户们吹吹风，就说我们对于苛待员工，违反劳资法条的事情要一查到底，到时候希望各位能多多配合一下，免得日后不好见面。”
“总座，这是要真的对工商业动手查办？”徐菊人徐老觉得此事虽然可恶，但是此时还不是查办这帮人的最佳时机，等一战结束了，大家赚钱赚的差不多了，杀鸡儆猴的搞一下也无伤大雅，现在动手必然引起工商业的不稳定，似乎有些得不偿失。
可惜的是，他并不知道，吴宸轩更担心的是那个在瑞士的秃顶小个子，如果一战真如历史上那样导致了沙俄的倒台，倒也不是坏事，但是红俄上台的话，国内的房门未必能关的严实，面对工人阶级的斗争，他吴宸轩也没有信心必然能逢凶化吉，所以他还是打算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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