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台主要是用来传递情报的，同时，还兼有防御的作用，在整个长城上，烽火台是防御力最高的部分，可以为防守此处的士兵提供强大的防御力，从而保护士兵的安全。
“夫人见过烽火台燃起烟火的样子吗？”
李安开口问道。
这个场景，李安是没有见过，或者说，只是在后世的电视剧里看过，而李寒露长期生活在长城北面，或许她看到过也说不定。
“自然是见过的，十多年前，我与父亲南下的时候，只要靠近长城，就会有烽火燃起，那烟火可真是够大的，隔着几十里都能看到。”
李寒露开口说道。
她所说的南下，自然就是南下到大唐的境内来抢劫财物了，少数民族在草原上生活的很苦，遇到没有粮食的时候，就只能南下劫掠了，而他们南下所要面对的第一个拦路虎就是长城了，所以，经常性的无功而返。
“经常看到烽火，看来夫人以前没少到大唐打劫啊！收获如何，是不是每次都满载而归？”
李安笑着问道。
李寒露笑着摇头道：“大唐强盛，我们部落哪里会有太多的机会，多数情况就是见好就收，甚至什么都得不到，都是很久之前的事情了，说它干什么。”
李安笑了笑，没有继续说下去，不过，烽火台的情况，李安还是很清楚的，按照后世对文献材料的记载，长城沿线烽燧数量众多且一直延伸到长城以外很远的地方。
按烽燧配置的位置和功能，可以分为四组：设在大漠深处的烽火台是发出警讯的最前线，沿长城两侧设置的烽火台向沿线传递情报，由长城通往京师的系列烽火台与王朝中央联系，还有一组烽火台与长城所在地附近的地方政府和驻军联系。
之前的历史文献丢失的比较多，就以大明朝的制度来举例，比如举一烟鸣一炮表示来敌一百人左右；举二烟鸣二炮，来敌五百人左右；一千人以上举三烟鸣三炮，在五十千米的长城沿线上，共发现烽火台八十余座，间隔距离平均约三千米，最远的不超过五千米。
大明朝拥有大量的火炮，所以，除了放烟雾之外，还会用鸣炮的方式来传递情报，在大明朝之前的朝代，肯定就不是这种情况了，在没有炮的情况下，就只能采取白天放烟，晚上点火的办法了。
其实烽火台的建筑早于长城，是一种比长城出现还要早的防御建筑，但自长城出现后，长城沿线的烽火台便与长城密切结为一体，成为长城防御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的甚至就建在长城上，特别是汉代，朝廷非常重视烽火台的建筑。
烽火也叫烽燧，是古代军情报警的一种措施，即敌人白天侵犯时就燃烟（烽），夜间来犯就点火（燧）以可见的烟气和光亮向各方与上级报警，烽火台在汉代称作烽候、亭燧，唐宋称作烽台，并把烽燧一词也引申为烽火台，明代则一般称作烟墩或墩台，西北明代墩台，大的还有御敌之功能，小的则只有观察作用而无点烽火之功能，烽火台一般相距十里左右，明代也有距离五里左右的，守台士兵发现敌人来犯时，立即于台上燃起烽火，邻台见到后依样随之，这样敌情便可迅速传递到军事中枢部门。
长城并不是胡乱建造的，而是要根据地形进行建造，利用险要的地形来达到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效果，也就是所谓的‘因地形，用险制塞。’这个原则是修筑长城的一条重要经验，在秦始皇的时候已经肯定了它，接着司马迁又把它写入《史记》之中，之后的每一个朝代修筑长城都是按照这一原则进行的，凡是修筑关城隘口都是选择在两山峡谷之间，或是河流转折之处，或是平川往来必经之地，这样既能控制险要，又可节约人力和材料，以达“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效果。
修筑城堡或烽火台也是选择在险要之处，至于修筑城墙，更是充分地利用地形，如像后世的居庸关、八达岭的长城都是沿着山岭的脊背修筑，有的地段从城墙外侧看去非常险峻，内侧则甚是平缓，有易守难攻的效果，在辽宁境内，明代辽东镇的长城有一种叫山险墙、劈山墙的，就是利用悬崖陡壁，稍微地把崖壁劈削一下就成为长城了，还有一些地方完全利用危崖绝壁，江河湖泊作为天然屏障，真可以说是巧夺天工。
“夫人，你知道中原人为什么要修筑长城吗？”
李安开口问道。
李寒露回答道：“自然是为了防御北方游牧骑兵的南下。”
李安点头道：“夫人说的非常正确，游牧骑兵来无影去无踪，非常难以对付，除了修筑长城之外，实在找不到别的办法来应对了，毕竟，在野外作战，游牧骑兵优势极大，而若是防守城池，中原步兵的优势就更大了，游牧骑兵的优势将荡然无存。”
游牧骑兵到处乱窜，打的是游击战，而中原以步兵为主，想要追击围歼游牧民族的骑兵，难度实在是太大了，甚至，根本就不能完成这样的任务，而只有修筑防御性质的长城，才能完成这个任务。
另外，长城也是中国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分界线，要知道整个华夏的地理位置主要分为东西两大区和南北三带，东西两大区即北起兴安岭，经燕山、阴山、贺兰山、岷山至横断山脉一线，以东为农业经济发展地区，其西是畜牧业经济发展地区。
三带即秦岭、淮河以南为水田农业经济发展带；秦岭、淮河以北至阴山、燕山以南和东北平原是旱作物农业经济发展带，阴山以北，贺兰山以西为畜牧业经济发展带。
两区三带的天然布局，构成华夏大陆古代农、牧两大经济、文化类型。长城带包含了整个旱作农业经济发展带和畜牧业经济发展带的大部，构成一个完整独立的经济体系，经济上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畜牧业是农业的重要补充，两种经济相互依存，互相补充。文化上以农耕文化为主导，农、牧两种文化相互渗透和吸收，不断汇聚与辐射。
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农业首先在黄河中下游发展起来，成为整个中国农业经济、文化的腹心，并成为全国经济、文化交流汇聚的中心。在整个畜牧业经济区，自兴安岭以西、阴山以北的内蒙古大草原，凭借得天独厚的条件，发展成为畜牧业经济、文化的腹心。长城就坐落在这两个经济、文化腹心的自然交汇处，它是一定的经济发展基础的产物，长城既将两种经济、文化隔开，又将两种经济、文化联结在一起。
长城带古代的经济、文化结构与古代民族的构成格局，决定了华夏古代农业经济地区与畜牧业经济地区的关系集中表现于长城一线，其农业经济、文化与畜牧业经济、文化的对立统一也沿长城一线展开，与此相适应的中国古代的民族问题也集中于长城一线，表现得异常突出，无论是民族间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联合与交流，还是民族间军事、政治上的斗争，都沿长城一线展开，它对于主体民族的形成与发展，主体民族与长城带各民族的关系，以至整个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都曾起过重要作用，这是由于中国古代经济体系一分为二、农业经济与畜牧业经济的对立统一所决定的。
这么复杂的理论，李安自然无法告诉李寒露，因为这个女子是一个头脑相对简单的人，如此专业的知识，不是她所能够听得懂的。
“夫人，你知道为何游牧骑兵总是南下劫掠，是吃喝不够吗？还是别的什么缘故？”
李安开口问道。
李寒露开口道：“自然是填不报肚子才南下的，若是吃饱喝足，谁也不会闲着没事干，去南下劫掠，夫君应该知道，只要是南下打仗，就没有不死人的，冒着生命危险去抢夺粮食，自然是饿肚子了之后才会这样的。”
李安点了点头，表示认可。
游牧民族南下的主要原因，确实是因为饿肚子的缘故，而饿肚子的原因，就是因为游牧民族所拥有的畜牧业，是一种生产单一的行业，具有很强的不稳定性，如此一来，就对农业有了很强的依赖，进而造成两种经济，文化的失衡，甚至出现严重的对抗，进而引发大规模的战争。
畜牧业的单一和不稳定是与生俱来的，只要草原出现大旱，或着冬季的时候遇到极寒天气，甚至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瘟疫，这些都有可能会畜牧业造成极大的打击，让牛羊死伤惨重，而游牧民族的主要粮食就是牛羊，若是牛羊大规模的死亡，游牧民族自然也就要饿肚子了。
而这样的天灾是会经常出现的，而每次只要出现这样的天灾，缺少粮食的游牧民族，就会把目光瞄向富庶的中原，然后就是南下抢夺的戏码了。
其实，农耕民族也是会遇到各种天灾**的，比如大旱，水灾，蝗灾等等灾害，这些灾害的数量，有可能比游牧民族所能遇到的灾害还要多得多，但农耕的粮食与游牧民族的粮食是不同的，游牧民族的牛羊一旦死了，短时间内吃不完就烂掉了，而农耕的粮食却可以保存很多年。
尽管，牛羊的肉类也可以制作成干肉，但保存期还是比不上粮食，另外，中原面积广阔，一个地区受灾缺粮了，另外几个地区还可以进行支援，从而让这个地区渡过难关，但游牧民族一旦受灾，很多时候都是全部受灾，根本无法得到临近部落的支援，不落井下石就不错了，所以，南下抢夺中原边民的粮食就成了一个很好的办法。
而古代游牧民族保留的部落亦兵亦民的集群组织，以及游牧民族的老百姓从小练习骑射，很容易形成军事优势，在进入农业区掠夺的时候，会给农业区造成极大破坏。
而长城的修筑与存在，便起到了把农、牧两个民族隔离开来，借以增强对畜牧业民族掠扰的抗御能力，使之不能轻易得逞，从而有利于保护中原地区的农业经济和先进的生产方式，有益于社会生产力和封建文明的发展与积累。
另外，农业和牧业也是相互依存、相互需要、相互促进的，农业经济既需要畜牧业为自己提供农耕、运输用的畜力和战马、牲畜、皮毛、珍贵药材等畜力和物力，也需要不断向畜牧经济区出卖农副业及手工业产品等，使畜牧业经济地区成为农业经济地区的重要商品市场，而畜牧业经济不仅需要农业经济地区提供粮食、布匹和铁、金、银、陶器等各种手工业品，而且也需要出卖自己的皮毛、药材等产品，这样便促使了两种经济的贸易交换沿长城一线不断展开。
自秦汉至明清，长城沿线的许多关口，在历史上成为农、牧两大经济、文化系统民族交易的场所或中心，加之特殊情况下的民族之间的抢掠，使农、牧业产品沿长城一线集散，长城一线也就成了国内最大的贸易市场和物资供求、集散基地，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许多关口逐渐发展成为长城沿线的重要城镇，由此可见，长城既保证了农业经济、文化与畜牧业经济、文化的正常发展，又为二者的交流和相互补充提供了场所和方便；又起着调解两种经济，使农、牧业经济朝着主辅相互配合的方向发展的重要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长城又是农、牧经济的汇聚线，因此，长城不单纯是曾起过将两种经济、文化分割开来的作用，还曾担负着将两种经济、文化紧紧系在一起的重任。
一道长长的城墙，原本看着是为了将农业民族和畜牧业民族给分开，可实际上，却也起到了连接农业民族和畜牧业民族的纽带作用，这不得不让人感叹不已。
“夫人见过烽火台燃起烟火的样子吗？”
李安开口问道。
这个场景，李安是没有见过，或者说，只是在后世的电视剧里看过，而李寒露长期生活在长城北面，或许她看到过也说不定。
“自然是见过的，十多年前，我与父亲南下的时候，只要靠近长城，就会有烽火燃起，那烟火可真是够大的，隔着几十里都能看到。”
李寒露开口说道。
她所说的南下，自然就是南下到大唐的境内来抢劫财物了，少数民族在草原上生活的很苦，遇到没有粮食的时候，就只能南下劫掠了，而他们南下所要面对的第一个拦路虎就是长城了，所以，经常性的无功而返。
“经常看到烽火，看来夫人以前没少到大唐打劫啊！收获如何，是不是每次都满载而归？”
李安笑着问道。
李寒露笑着摇头道：“大唐强盛，我们部落哪里会有太多的机会，多数情况就是见好就收，甚至什么都得不到，都是很久之前的事情了，说它干什么。”
李安笑了笑，没有继续说下去，不过，烽火台的情况，李安还是很清楚的，按照后世对文献材料的记载，长城沿线烽燧数量众多且一直延伸到长城以外很远的地方。
按烽燧配置的位置和功能，可以分为四组：设在大漠深处的烽火台是发出警讯的最前线，沿长城两侧设置的烽火台向沿线传递情报，由长城通往京师的系列烽火台与王朝中央联系，还有一组烽火台与长城所在地附近的地方政府和驻军联系。
之前的历史文献丢失的比较多，就以大明朝的制度来举例，比如举一烟鸣一炮表示来敌一百人左右；举二烟鸣二炮，来敌五百人左右；一千人以上举三烟鸣三炮，在五十千米的长城沿线上，共发现烽火台八十余座，间隔距离平均约三千米，最远的不超过五千米。
大明朝拥有大量的火炮，所以，除了放烟雾之外，还会用鸣炮的方式来传递情报，在大明朝之前的朝代，肯定就不是这种情况了，在没有炮的情况下，就只能采取白天放烟，晚上点火的办法了。
其实烽火台的建筑早于长城，是一种比长城出现还要早的防御建筑，但自长城出现后，长城沿线的烽火台便与长城密切结为一体，成为长城防御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的甚至就建在长城上，特别是汉代，朝廷非常重视烽火台的建筑。
烽火也叫烽燧，是古代军情报警的一种措施，即敌人白天侵犯时就燃烟（烽），夜间来犯就点火（燧）以可见的烟气和光亮向各方与上级报警，烽火台在汉代称作烽候、亭燧，唐宋称作烽台，并把烽燧一词也引申为烽火台，明代则一般称作烟墩或墩台，西北明代墩台，大的还有御敌之功能，小的则只有观察作用而无点烽火之功能，烽火台一般相距十里左右，明代也有距离五里左右的，守台士兵发现敌人来犯时，立即于台上燃起烽火，邻台见到后依样随之，这样敌情便可迅速传递到军事中枢部门。
长城并不是胡乱建造的，而是要根据地形进行建造，利用险要的地形来达到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效果，也就是所谓的‘因地形，用险制塞。’这个原则是修筑长城的一条重要经验，在秦始皇的时候已经肯定了它，接着司马迁又把它写入《史记》之中，之后的每一个朝代修筑长城都是按照这一原则进行的，凡是修筑关城隘口都是选择在两山峡谷之间，或是河流转折之处，或是平川往来必经之地，这样既能控制险要，又可节约人力和材料，以达“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效果。
修筑城堡或烽火台也是选择在险要之处，至于修筑城墙，更是充分地利用地形，如像后世的居庸关、八达岭的长城都是沿着山岭的脊背修筑，有的地段从城墙外侧看去非常险峻，内侧则甚是平缓，有易守难攻的效果，在辽宁境内，明代辽东镇的长城有一种叫山险墙、劈山墙的，就是利用悬崖陡壁，稍微地把崖壁劈削一下就成为长城了，还有一些地方完全利用危崖绝壁，江河湖泊作为天然屏障，真可以说是巧夺天工。
“夫人，你知道中原人为什么要修筑长城吗？”
李安开口问道。
李寒露回答道：“自然是为了防御北方游牧骑兵的南下。”
李安点头道：“夫人说的非常正确，游牧骑兵来无影去无踪，非常难以对付，除了修筑长城之外，实在找不到别的办法来应对了，毕竟，在野外作战，游牧骑兵优势极大，而若是防守城池，中原步兵的优势就更大了，游牧骑兵的优势将荡然无存。”
游牧骑兵到处乱窜，打的是游击战，而中原以步兵为主，想要追击围歼游牧民族的骑兵，难度实在是太大了，甚至，根本就不能完成这样的任务，而只有修筑防御性质的长城，才能完成这个任务。
另外，长城也是中国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分界线，要知道整个华夏的地理位置主要分为东西两大区和南北三带，东西两大区即北起兴安岭，经燕山、阴山、贺兰山、岷山至横断山脉一线，以东为农业经济发展地区，其西是畜牧业经济发展地区。
三带即秦岭、淮河以南为水田农业经济发展带；秦岭、淮河以北至阴山、燕山以南和东北平原是旱作物农业经济发展带，阴山以北，贺兰山以西为畜牧业经济发展带。
两区三带的天然布局，构成华夏大陆古代农、牧两大经济、文化类型。长城带包含了整个旱作农业经济发展带和畜牧业经济发展带的大部，构成一个完整独立的经济体系，经济上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畜牧业是农业的重要补充，两种经济相互依存，互相补充。文化上以农耕文化为主导，农、牧两种文化相互渗透和吸收，不断汇聚与辐射。
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农业首先在黄河中下游发展起来，成为整个中国农业经济、文化的腹心，并成为全国经济、文化交流汇聚的中心。在整个畜牧业经济区，自兴安岭以西、阴山以北的内蒙古大草原，凭借得天独厚的条件，发展成为畜牧业经济、文化的腹心。长城就坐落在这两个经济、文化腹心的自然交汇处，它是一定的经济发展基础的产物，长城既将两种经济、文化隔开，又将两种经济、文化联结在一起。
长城带古代的经济、文化结构与古代民族的构成格局，决定了华夏古代农业经济地区与畜牧业经济地区的关系集中表现于长城一线，其农业经济、文化与畜牧业经济、文化的对立统一也沿长城一线展开，与此相适应的中国古代的民族问题也集中于长城一线，表现得异常突出，无论是民族间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联合与交流，还是民族间军事、政治上的斗争，都沿长城一线展开，它对于主体民族的形成与发展，主体民族与长城带各民族的关系，以至整个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都曾起过重要作用，这是由于中国古代经济体系一分为二、农业经济与畜牧业经济的对立统一所决定的。
这么复杂的理论，李安自然无法告诉李寒露，因为这个女子是一个头脑相对简单的人，如此专业的知识，不是她所能够听得懂的。
“夫人，你知道为何游牧骑兵总是南下劫掠，是吃喝不够吗？还是别的什么缘故？”
李安开口问道。
李寒露开口道：“自然是填不报肚子才南下的，若是吃饱喝足，谁也不会闲着没事干，去南下劫掠，夫君应该知道，只要是南下打仗，就没有不死人的，冒着生命危险去抢夺粮食，自然是饿肚子了之后才会这样的。”
李安点了点头，表示认可。
游牧民族南下的主要原因，确实是因为饿肚子的缘故，而饿肚子的原因，就是因为游牧民族所拥有的畜牧业，是一种生产单一的行业，具有很强的不稳定性，如此一来，就对农业有了很强的依赖，进而造成两种经济，文化的失衡，甚至出现严重的对抗，进而引发大规模的战争。
畜牧业的单一和不稳定是与生俱来的，只要草原出现大旱，或着冬季的时候遇到极寒天气，甚至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瘟疫，这些都有可能会畜牧业造成极大的打击，让牛羊死伤惨重，而游牧民族的主要粮食就是牛羊，若是牛羊大规模的死亡，游牧民族自然也就要饿肚子了。
而这样的天灾是会经常出现的，而每次只要出现这样的天灾，缺少粮食的游牧民族，就会把目光瞄向富庶的中原，然后就是南下抢夺的戏码了。
其实，农耕民族也是会遇到各种天灾**的，比如大旱，水灾，蝗灾等等灾害，这些灾害的数量，有可能比游牧民族所能遇到的灾害还要多得多，但农耕的粮食与游牧民族的粮食是不同的，游牧民族的牛羊一旦死了，短时间内吃不完就烂掉了，而农耕的粮食却可以保存很多年。
尽管，牛羊的肉类也可以制作成干肉，但保存期还是比不上粮食，另外，中原面积广阔，一个地区受灾缺粮了，另外几个地区还可以进行支援，从而让这个地区渡过难关，但游牧民族一旦受灾，很多时候都是全部受灾，根本无法得到临近部落的支援，不落井下石就不错了，所以，南下抢夺中原边民的粮食就成了一个很好的办法。
而古代游牧民族保留的部落亦兵亦民的集群组织，以及游牧民族的老百姓从小练习骑射，很容易形成军事优势，在进入农业区掠夺的时候，会给农业区造成极大破坏。
而长城的修筑与存在，便起到了把农、牧两个民族隔离开来，借以增强对畜牧业民族掠扰的抗御能力，使之不能轻易得逞，从而有利于保护中原地区的农业经济和先进的生产方式，有益于社会生产力和封建文明的发展与积累。
另外，农业和牧业也是相互依存、相互需要、相互促进的，农业经济既需要畜牧业为自己提供农耕、运输用的畜力和战马、牲畜、皮毛、珍贵药材等畜力和物力，也需要不断向畜牧经济区出卖农副业及手工业产品等，使畜牧业经济地区成为农业经济地区的重要商品市场，而畜牧业经济不仅需要农业经济地区提供粮食、布匹和铁、金、银、陶器等各种手工业品，而且也需要出卖自己的皮毛、药材等产品，这样便促使了两种经济的贸易交换沿长城一线不断展开。
自秦汉至明清，长城沿线的许多关口，在历史上成为农、牧两大经济、文化系统民族交易的场所或中心，加之特殊情况下的民族之间的抢掠，使农、牧业产品沿长城一线集散，长城一线也就成了国内最大的贸易市场和物资供求、集散基地，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许多关口逐渐发展成为长城沿线的重要城镇，由此可见，长城既保证了农业经济、文化与畜牧业经济、文化的正常发展，又为二者的交流和相互补充提供了场所和方便；又起着调解两种经济，使农、牧业经济朝着主辅相互配合的方向发展的重要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长城又是农、牧经济的汇聚线，因此，长城不单纯是曾起过将两种经济、文化分割开来的作用，还曾担负着将两种经济、文化紧紧系在一起的重任。
一道长长的城墙，原本看着是为了将农业民族和畜牧业民族给分开，可实际上，却也起到了连接农业民族和畜牧业民族的纽带作用，这不得不让人感叹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