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武举’恩科,选智勇将帅之才。
这就是李修远目前想到的最快解决自己有兵无将的方法。
武举制度始创于唐朝武则天时期,完善于宋朝,元朝废止,兴盛于明清,尤其是满清时期,但随着满清的衰弱,武举制度也随之衰弱,直至灭亡。
在宋朝以前,并没有武状元一说,直到宋神宗时期,才真正有了历史上的第一个‘武状元’。
明初时期,朱元璋在灭了元朝之后,虽有恢复过武举,却没有形成制度,直到成化年间,才终于正式确定了武举制度。
遗憾的是,历朝历代以来,武举皆不受重视,时而被废,时而恢复,且武举出身的地位亦低于文科出身的进士。
最让李修远为难的问题有三个:一是明朝的军事职位多半由世荫承袭,小部分由行伍逐步提拔,尤其是军户籍等制度的制定,使的武举出身的地位必然无法与世袭或行伍出身的武将相提并论。
二是,历朝历代以来,文武各成畛域而壁垒森严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文人不武,武人不文,文武兼长的人材越来越少,文武分途的考试制度虽然培养了大批专门人材,却很难造就出能文能武的文武全才,可谓是科举制度的一大弊端。
三是,‘武举’的考核内容到底该以什么为主。
对于李修远而言,无论是有智无勇之才,还是有勇无谋之人,两者都不是他所期待的。因此,如何解决以上三个问题就成了李修远当前最迫切的问题。
明代的户口分为军、民、灶、匠四大类,其中民籍户种是平民百姓拥有的户籍,是主体户种,包括民户、匠户、灶户和铺户等。这些人是国家赋役的重要承担者,其社会地位基本相同。而贱籍户种的社会地位低于平民,包括军户、录户、杂户、乐户和丐户等。
这些户口基本都是属于世袭制,如列入军户的人,不但本人终身为兵,而且子孙后代都有服军役的义务,不准改业,甚至婚嫁也限制在同类户籍中进行。这样的户籍制度虽然使国家秩序和社会治安得以比较稳定,却大大制约了人才的流动与展,也限制了社会经济的展。
李修远要想改变这种户籍制度,就等于是违背朱元璋的祖制,承受的压力不小。而且李修远暂时也不敢保证一旦自己对这种户籍制度进行改革,是否会造成对整个封建王朝统治系统的冲击,至少他可以预见,在短期内,必然会使社会处于一个相对比较混乱的时期。
只是在经过长久考虑后,李修远认为,这种混乱是值得的,每一种制度都需要有一个过渡适应的过程,尤其是这种制度的改变,必然更能适应历史的展规律。
而此次‘武举’恩科的举行,可说是李修远在替自己招收武将网罗人才的同时,对户籍制度进行一个尝试性的试点改革,一旦确定可行,便可以将次方法推而广之。
“拟旨。”李修远坐在乾清宫正殿上,深呼吸了一口气,对一旁早已备好圣旨的翰林院编撰王叔英说道。
“朕闻武之道凭经纬而开国,春秋之功,借生杀而成岁。故朕兹欲上稽古制而求天下贤,特旨‘武举’恩科,着天下秀士及智勇之人,但凡无不良劣迹身家清白年龄不足六十者,不分户籍,不分贵贱,皆可参加武举,其科目等第各有出身,并特许更改户籍,授以官职。时允许文武生员交叉考试,武科可改考文科进士,文科举人亦可改考武科进士。如此则各得展其所学,文武两途,皆得真才矣。”
“令礼部于京师设置武学,凡民间有志之士,经核查检验合格者,皆可入学,习的三月满,则可参举。令兵部主管武举,设‘将材武科’,初场试武艺,内容包括马步箭及枪、刀、剑、戟、拳搏、击刺等法;二场试营阵、地雷、火药、战车等项;三场各就其兵法、天文、地理所熟悉者言之。朕亲自督之。此武举‘恩科’之后,定其制,三年一科,省、府、州、县,开科应试,令民间秀士及智勇之人,以时勉学,俟开举之岁,充贡京师,以报国恩。”
朱元璋虽历来重武轻文,但军户地位却普遍低下,必然使得当兵的人意愿不高。兵、将无出路,便是造成宋、明、清三朝逃兵极多的主要原因之一。
正所谓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李修远要想让天下人改变对武人的看法,就必须要改变武人的地位,而要改变武人的地位,则先要给社会民众画一副美好的未来憧憬图,让他们得到部分实质的利益,而改变其地位和户籍,无疑能大力激他们习武参武的动力。
至于武举考核的内容,李修远斟酌了一遍又一遍,才最终确定。火药及其他火器的使用,以及李修远将来在军事与兵器的大力改革,必将使热兵器取代冷兵器,成为战场上的主角。李修远来自后世,自是知道热兵器在未来战场上所能起到的作用。
虽然自己的武举恩科举行的有些过于仓促,而且现在火器还未大面积普及,民间能接触并使用火器的人不多,而且营地、地雷、火药、战车等,对于没有受过系统教育的人来说,难度更是要大上许多,甚至于李修远可以预见,自己此次武举恩科,可能根本就网罗不到这样的人才。但李修远明白,自己要先把规矩定下来,这样才能给参加武举之人一个更加明确的学习方向和目标。
而兵法、天文、地理对于行军打战部署整个战争计划的统帅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历史上有名的‘火烧赤壁’与‘草船借箭’便深刻的体现了这点。
事实上可以说,李修远的目的,绝不仅仅只是重置历史上简单的武举,而是在另一种意义上建立军事人才培养与选拔的制度。
当然,与此同时李修远也必须要预防一旦武人地位得到提高后,对国家安全所产生的威胁,如武将拥兵自重导致封建割据势力的产生,甚至是造反内乱等。
“启奏陛下,微臣以为此举大为不妥啊。”王叔英按照皇帝的意思拟好旨后,看着圣旨上的内容,踌躇半晌,神色迟疑的说道。
李修远听到王叔英的话,转过头,目光上下扫了他一眼,却不说话,只是就这么一语不的盯着他。
王叔英年四十有余,与方孝孺是至交好友,且对建文帝朱允炆忠心不二。
他与方孝孺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王叔英的思想比较开明,注重实际,并善于总结历史经验。他的文章多讲道德修养,其论纲常仁义,源于汉儒,但比较通达切近。如果说方孝孺是迂而不腐,那他就是更不会迂执。
在朱允炆刚即位皇帝时,他曾献过《资治八策》,其中的内容虽然总的来说并未脱离儒家的传统思想,有些观点比较片面保守,如对工商业的歧视和排挤,但也有不少观点比较深刻,并能针对时弊提出切实可行的办法,如关于‘富’、‘庶’、‘教’的论述,提出从经济的角度去鼓励人们从事农业生产等等。
他在《送孙生序》谈到君臣关系时,从现实的利益和人之常情出,劝说读书人忠君报国,比空谈纲常伦理更为入情入理。又如在《与方正学书》中,他反对方孝孺恢复井田制的主张,表现出来的思想具有注重实际,因时制宜的特点。
看着王叔英,李修远忽然觉得自己似乎有些用人不当了,或许《天工开物》交给他比交给方孝孺要更好的多。
对于王叔英此时心中的想法,李修远是明白的。无非是现在文官品秩本就比武官低,五军都督府的指挥使是一品,同知是从一品,而六部尚书却只有正二品。若是在武举恩科上,把武官的地位再度提高,必然会大大影响到文官的地位。
王叔英见皇帝锐利的目光一直盯着自己,老脸不由有些微红,有种自己被赤.裸.裸看透的感觉。
“爱卿所虑,朕心中明白。”李修远微微一笑,走到龙案前,提起笔,在纸上唰唰写了一排字,然后将纸张递给王叔英。
王叔英不知道皇帝在纸上写了什么,心里很是疑惑,待接过纸张好,看着上面赫然写着‘自古以来,武能安邦,文能治国,二者不可偏颇也,故即日起,六部尚书提为一品,扈从者提升一级。’这句话时,先是神色微微一怔,尔后心中大喜,略有些黝黑的面庞上一片涨红激动之色,捧着纸张的双手不停颤抖着,屈膝跪在地上,重重的向皇帝伏拜三礼。
“陛下圣明,陛下圣明啊。”王叔英眼中噙着泪水,声音哽咽着,大声呼道。
自中书省及宰相被废,满朝文官们的地位便从此低人一等。他们日盼夜盼,就期盼着有一天,文官能与武官一般拥有相同的地位,但朱元璋在世时,却无一人敢轻易谏言。如今皇帝终于将他们心中的奢望化为了现实,王叔英又怎能不激动兴奋。他甚至可以想象,一旦把这道旨意传出去,满朝文官乃至天下文人士子必将举国欢腾鸣鞭庆贺。
“不要高兴的太早。”李修远神色凝重的望着王叔英,轻拍着他的肩膀,“武安邦,文治国,二者不可失其一,此乃亘古不变的道理。若重武,则国不兴;若重文,则国不强;唯有文武并重,国家方能国富民强兴盛不衰。尔等切不可忘记。”
“陛下放心,微臣必定谨记陛下教诲。”王叔英用袖子擦去眼泪,如同得到糖果的小孩般,一脸的喜悦之情。
“你办事,朕放心。”李修远微微颔,示意王叔英起身,道,“这两道圣旨就由你重新润笔之后,传到兵部与礼部,并告诫他们,此事不许有半点纰漏。”
“微臣明白。”王叔英点头答道。
“嗯,除此之外,朕还有一事要交由你去办。”李修远考虑了片刻,对王叔英说道,“朕本是将《天工开物》一书交由方爱卿处置,但方爱卿毕竟没有在地方行政的经验,恐有思虑不周之处,因此朕欲派你去协同方爱卿共同负责《天工开物》一事。不知你可愿否。”
“陛下但有所命,微臣无所不从。”王叔英小心翼翼的折好圣旨,身体一正,神色恭敬的答道。
“《天工开物》一书关系百姓民生及我大明将来,凡事需慎之又慎啊。”李修远有些不放心,又再嘱咐了几句。
王叔英领了旨,便躬身告退。
王叔英离开后,李修远感觉一阵困意上涌,便想躺床上休息一下,却不想等他醒来时,已是华灯初上。
在昌盛和几名宫女的服侍下,李修远洗簌一番,正准备去吃晚膳,却看见两道娇小的人影自乾清宫外款款而进,心中不由大为错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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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举制度始创于唐朝武则天时期,完善于宋朝,元朝废止,兴盛于明清,尤其是满清时期,但随着满清的衰弱,武举制度也随之衰弱,直至灭亡。
在宋朝以前,并没有武状元一说,直到宋神宗时期,才真正有了历史上的第一个‘武状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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