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喧闹声中，周执笏宣布比赛正式开始：“今天的辩题是‘班马优劣’，比赛首先由正方主将立论，时间为5分钟。”
虽然之前江水源一直表现得自信满满，简直视山阳高中如插标卖首，但个中凶险只有他自己知道。就比如说辩题的“班马优劣”，其实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绝大多数人的共识都是司马迁比班固优秀，无数名人名言可以引为佐证，就凭自己这四五个人、一两条枪想做翻案文章？难！
再比如说数据库的事儿。
自己说得当然没错，分论点、论证很多时候是比论据重要，但那是建立在熟练掌握很多材料的基础上的，才可以尽情鄙弃堆砌材料的笨拙。可事实上高中生能记住多少东西？又能玩出什么花样？还不是颠来倒去折腾那几句谁都知道的熟腻名句？真正到了比赛的时候，绝对妥妥的论据为王，堆材料就可以把对方轻松堆死。就好像去年淮安府中队首战平桥二中，江水源靠背诵《旧唐书》，把那帮小姑娘欺负得毫无脾气！只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如今变成别人拿着一堆材料来虐自己了。
然而士气可鼓不可泄，江水源是不可能在队员面前露怯的。相反，他还要想方设法给全队加油鼓劲，营造出胜利触手可及的感觉。而眼下就是最关键的时刻：立论！
立论，通常来讲就是要对辩题进行辨析、给出定义，引出己方主论点，然后再剖析成三个以上的分论点，解释理由，提出论据，最后总结前文，再次重申己方论点。
立论可以说是一场辩论的灵魂和基础，直接决定以后辩论的走向。如果立论出现差错，基本上属于病入膏肓无药可医。所以在立论的时候一定要严谨，既不能被对方挑出毛病，还得为下一步攻防奠定先手，同时还要注重修辞，最好是一连串排山倒海的排比句、或者妙语连珠的引用名句，来个先声夺人。当然，还必须控制好时间语速，说得太快、匆匆结束，不仅浪费时间，观众和评委也听不清；说得太慢，超时要扣分，还影响士气。
端的是麻烦！
所以大家一般都是利用那两个小时的准备时间写好草稿，上场后直接对着念，免得犯错。江水源却很少拿着纸条照本宣科，一来记忆力好、才思敏捷，根本用不着；二来还能给评委留下好印象，印象分不也是分么？
不过今天江水源的立论任务尤其重，因为不仅要把论点说透，还得提早挖坑堵路，把对方预备的杀手锏扼杀在萌芽状态。怎么叫挖坑堵路呢？举个栗子。
某甲偷拿某乙一百块钱，某乙发现后打算当众揭发。如果某甲提前先说：“不好意思，昨天我临时急用钱，刚巧你不在，我就不告而取了。”某乙再指责某甲说：“你昨天偷了我一百块钱。”正常大家就会认为某甲真的是急用钱，某乙则大题小做，有扣帽子的嫌疑。
如果反过来呢？某乙先说“你昨天偷了我一百块钱”，某甲再解释“不好意思，昨天我临时急用钱，刚巧你又不在，我就不告而取了”，大家肯定会认为某甲偷了钱，被抓之后才临时找借口。
这就叫先入为主。
说时迟，那时快。只见江水源起身朝评委、山阳高中队和台下观众微微鞠躬，然后声音琅琅地说道：“尊敬的评委、对方辩友，亲爱的观众，大家上午好！今天我方的观点是‘班优于马’。班马优劣之争，在《汉书》尚在雏形时已经出现，东汉王充在其著述《论衡》的《超奇篇》中写道：‘班叔皮续《太史公书》百篇以上，记事详悉，义浅理备。观读之者以为甲，而太史公乙。’这时有幸拜读的人已经认为‘班优于马’。唐代刘知几在其所作《史通》的《鉴识篇》中说：‘逮《史》、《汉》继作，踵武相承。王充著书，既甲班而乙马；张辅持论，又劣固而优迁。’可见浑而言之，‘班’应该指班彪、班固父子及其著述，‘马’则对应为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及其著述，因为《史记》、《汉书》都是起于其父而成于其子的。南宋时的《班马异同》，在明代被稍加釐订，直接改名《史汉方驾》，可见析而言之，‘班’‘马’则是指《史记》《汉书》中班马两人所撰述部分。两种说法中以后者最为通行，今天的辩题理当以此为准！”
——这就是破题。首先说清楚什么叫“班马优劣”，厘清概念和范围，让人明白辩论的是什么。
“我们讨论班马优劣，或者说之所以可以讨论班马优劣，原因在于司马谈、司马迁迭为太史公，班彪、班固都专心史籍，班固更是受皇帝之命撰述《汉书》，两者都是史家；《史记》、《汉书》又同在史部的正史之列。这是我们讨论两者优劣的基石。班、马所撰《汉书》《史记》双峰对峙，并称史学巨著，然而两者各有所长。概而言之，以体例论，《史》发凡起例，启百代之先；《汉》完善定型，创千秋之业。以内蕴论，《史》明天人之分，《汉》主天人感应；《史》通古今之变，《汉》调上下融洽；《史》成一家之言，《汉》尽圣人之道。以人物论，《史》明善恶，《汉》辨忠奸；《史》重传情，《汉》重传事；《史》重为人，《汉》重为文；《史》爱奇，《汉》重实。以文章言，《史》神明变化，《汉》严缜绵密；《史》笔端含情，《汉》不甚动情。”
——这就是挖坑。
我承认《史记》厉害（当然，不承认也不行），什么“发凡起例”“神明变化”“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该说的我都替你说了，你好意思当复读机，把我说过的好话再捡起来重说一遍么？而且你也认识到《汉书》不是摆设，它和《史记》应该是环肥燕瘦，各有风姿，互有长短，而不是《史记》一骑绝尘。你说对吗？
听到江水源的立论，评委席上周执笏等人眼睛一亮，互相对视了几眼，然后微微颔首，一副心有戚戚的样子。台下观众绝大部分都听不懂江水源满嘴的之乎者也，不过不要紧，那一连串气势磅礴、对仗工整的排比就像相声里的贯口、美声中的花腔，让人不明觉厉，忍不住想拍巴掌。
但江水源根本不给观众鼓掌的机会，毕竟鼓掌也是要占时间的，他的时间可不能浪费：“但我们认为班优于马，原因在于司马迁好奇而班固雅平，故《史记》芜杂而《汉书》纯正。具体而言，《史记》尚有战国纵横家习气，多奇谲纵横、权谋之术，类似先秦诸子，为正史与杂记、辞赋的杂糅；而《汉书》则不激不厉，纯然史家笔法，范晔称赞说‘若固之序事，不激诡，不抑亢，赡而不秽，详而有体，使读之者亹亹而不厌’。此其一。
“其二，《史记》体例不纯，用班彪的话说，‘其书刊落不尽，尚有盈辞，多不齐一。若序司马相如，举郡县，著其字。至萧、曹、陈平之属，及董仲舒并时之人，不记其字，或县而不郡’；刘知几也批评说‘其所载，多聚旧记，时插杂言，故使览之者事罕异闻，而语饶重出’。不像《汉书》全书体例统一，‘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兴废，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练，事甚该密’，成为后世历代撰述正史的楷模。
“其三，《史记》有违怨而不怒的圣人之教、中庸平和的尊经之旨，其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道游侠，而贱守节而贵俗功。早在西汉，扬雄即认为司马迁的《史记》‘不与圣人同，是非颇谬于经’；东汉建武四年，范升上书指出‘《太史公》违戾《五经》，谬孔子言’；到三国时，谯周也认为司马迁‘或采俗语百家之书，不专据正经’。而班固的《汉书》则‘综其行事，旁贯五经，上下洽通’，纬《六经》，缀道纲，深合教化之意。”
说《史记》不好，尤其说它不够中庸平和、有违圣人之教，放在别的地方绝对是妥妥的毒点，能被吊打一百八十个姿势不重样！
什么叫不够中庸平和、有违圣人之教？分明是司马迁作为伟大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思想先进，包容并蓄，兼容诸家又自成一家，具有强烈的人文关怀和批评精神，富含以立德、立功、立言为宗旨以求青史留名的积极入世精神，忍辱含垢、历尽艰辛而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舍生取义、赴汤蹈火的勇于牺牲精神，批判暴政酷刑、呼唤世间真情的人道主义精神，立志高远、义不受辱的人格自尊精神。用正义的观察、怀疑的精神，谴责了封建社会的残暴统治，歌颂了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
怎么到了您这儿反倒变成了反面教材？
要是换了别的地方，江水源也不敢这么说，因为绝对会被喷得体无完肤。可到了国学论难赛场上，不仅要说，还要旗帜鲜明地作为分论点。原因就在于这是“国学”论难！
何谓“国学”？一国所固有之学术也。中华传统学术无论你怎么分科分类，都必然以儒家为主、经学为先。舍儒家、五经而谈国学，就好像离开力热声光电而谈物理、离开元素物质而谈化学，绝对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古时候敢这么离经叛道，否认中庸平和、圣人之教的可没几个。更何况这是“国学”论难，刚才那些思想、精神和人文关怀可都属于违规内容，就算你敢这么想，你敢这么说吗？
江水源正是捏准了这一点，才敢大张旗鼓亮明观点：有本事你们就批驳试试，要是能不违规，算你们今早上刷牙刷得干净！
“正是综合以上三点，所以我方认为班优于马！”
虽然之前江水源一直表现得自信满满，简直视山阳高中如插标卖首，但个中凶险只有他自己知道。就比如说辩题的“班马优劣”，其实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绝大多数人的共识都是司马迁比班固优秀，无数名人名言可以引为佐证，就凭自己这四五个人、一两条枪想做翻案文章？难！
再比如说数据库的事儿。
自己说得当然没错，分论点、论证很多时候是比论据重要，但那是建立在熟练掌握很多材料的基础上的，才可以尽情鄙弃堆砌材料的笨拙。可事实上高中生能记住多少东西？又能玩出什么花样？还不是颠来倒去折腾那几句谁都知道的熟腻名句？真正到了比赛的时候，绝对妥妥的论据为王，堆材料就可以把对方轻松堆死。就好像去年淮安府中队首战平桥二中，江水源靠背诵《旧唐书》，把那帮小姑娘欺负得毫无脾气！只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如今变成别人拿着一堆材料来虐自己了。
然而士气可鼓不可泄，江水源是不可能在队员面前露怯的。相反，他还要想方设法给全队加油鼓劲，营造出胜利触手可及的感觉。而眼下就是最关键的时刻：立论！
立论，通常来讲就是要对辩题进行辨析、给出定义，引出己方主论点，然后再剖析成三个以上的分论点，解释理由，提出论据，最后总结前文，再次重申己方论点。
立论可以说是一场辩论的灵魂和基础，直接决定以后辩论的走向。如果立论出现差错，基本上属于病入膏肓无药可医。所以在立论的时候一定要严谨，既不能被对方挑出毛病，还得为下一步攻防奠定先手，同时还要注重修辞，最好是一连串排山倒海的排比句、或者妙语连珠的引用名句，来个先声夺人。当然，还必须控制好时间语速，说得太快、匆匆结束，不仅浪费时间，观众和评委也听不清；说得太慢，超时要扣分，还影响士气。
端的是麻烦！
所以大家一般都是利用那两个小时的准备时间写好草稿，上场后直接对着念，免得犯错。江水源却很少拿着纸条照本宣科，一来记忆力好、才思敏捷，根本用不着；二来还能给评委留下好印象，印象分不也是分么？
不过今天江水源的立论任务尤其重，因为不仅要把论点说透，还得提早挖坑堵路，把对方预备的杀手锏扼杀在萌芽状态。怎么叫挖坑堵路呢？举个栗子。
某甲偷拿某乙一百块钱，某乙发现后打算当众揭发。如果某甲提前先说：“不好意思，昨天我临时急用钱，刚巧你不在，我就不告而取了。”某乙再指责某甲说：“你昨天偷了我一百块钱。”正常大家就会认为某甲真的是急用钱，某乙则大题小做，有扣帽子的嫌疑。
如果反过来呢？某乙先说“你昨天偷了我一百块钱”，某甲再解释“不好意思，昨天我临时急用钱，刚巧你又不在，我就不告而取了”，大家肯定会认为某甲偷了钱，被抓之后才临时找借口。
这就叫先入为主。
说时迟，那时快。只见江水源起身朝评委、山阳高中队和台下观众微微鞠躬，然后声音琅琅地说道：“尊敬的评委、对方辩友，亲爱的观众，大家上午好！今天我方的观点是‘班优于马’。班马优劣之争，在《汉书》尚在雏形时已经出现，东汉王充在其著述《论衡》的《超奇篇》中写道：‘班叔皮续《太史公书》百篇以上，记事详悉，义浅理备。观读之者以为甲，而太史公乙。’这时有幸拜读的人已经认为‘班优于马’。唐代刘知几在其所作《史通》的《鉴识篇》中说：‘逮《史》、《汉》继作，踵武相承。王充著书，既甲班而乙马；张辅持论，又劣固而优迁。’可见浑而言之，‘班’应该指班彪、班固父子及其著述，‘马’则对应为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及其著述，因为《史记》、《汉书》都是起于其父而成于其子的。南宋时的《班马异同》，在明代被稍加釐订，直接改名《史汉方驾》，可见析而言之，‘班’‘马’则是指《史记》《汉书》中班马两人所撰述部分。两种说法中以后者最为通行，今天的辩题理当以此为准！”
——这就是破题。首先说清楚什么叫“班马优劣”，厘清概念和范围，让人明白辩论的是什么。
“我们讨论班马优劣，或者说之所以可以讨论班马优劣，原因在于司马谈、司马迁迭为太史公，班彪、班固都专心史籍，班固更是受皇帝之命撰述《汉书》，两者都是史家；《史记》、《汉书》又同在史部的正史之列。这是我们讨论两者优劣的基石。班、马所撰《汉书》《史记》双峰对峙，并称史学巨著，然而两者各有所长。概而言之，以体例论，《史》发凡起例，启百代之先；《汉》完善定型，创千秋之业。以内蕴论，《史》明天人之分，《汉》主天人感应；《史》通古今之变，《汉》调上下融洽；《史》成一家之言，《汉》尽圣人之道。以人物论，《史》明善恶，《汉》辨忠奸；《史》重传情，《汉》重传事；《史》重为人，《汉》重为文；《史》爱奇，《汉》重实。以文章言，《史》神明变化，《汉》严缜绵密；《史》笔端含情，《汉》不甚动情。”
——这就是挖坑。
我承认《史记》厉害（当然，不承认也不行），什么“发凡起例”“神明变化”“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该说的我都替你说了，你好意思当复读机，把我说过的好话再捡起来重说一遍么？而且你也认识到《汉书》不是摆设，它和《史记》应该是环肥燕瘦，各有风姿，互有长短，而不是《史记》一骑绝尘。你说对吗？
听到江水源的立论，评委席上周执笏等人眼睛一亮，互相对视了几眼，然后微微颔首，一副心有戚戚的样子。台下观众绝大部分都听不懂江水源满嘴的之乎者也，不过不要紧，那一连串气势磅礴、对仗工整的排比就像相声里的贯口、美声中的花腔，让人不明觉厉，忍不住想拍巴掌。
但江水源根本不给观众鼓掌的机会，毕竟鼓掌也是要占时间的，他的时间可不能浪费：“但我们认为班优于马，原因在于司马迁好奇而班固雅平，故《史记》芜杂而《汉书》纯正。具体而言，《史记》尚有战国纵横家习气，多奇谲纵横、权谋之术，类似先秦诸子，为正史与杂记、辞赋的杂糅；而《汉书》则不激不厉，纯然史家笔法，范晔称赞说‘若固之序事，不激诡，不抑亢，赡而不秽，详而有体，使读之者亹亹而不厌’。此其一。
“其二，《史记》体例不纯，用班彪的话说，‘其书刊落不尽，尚有盈辞，多不齐一。若序司马相如，举郡县，著其字。至萧、曹、陈平之属，及董仲舒并时之人，不记其字，或县而不郡’；刘知几也批评说‘其所载，多聚旧记，时插杂言，故使览之者事罕异闻，而语饶重出’。不像《汉书》全书体例统一，‘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兴废，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练，事甚该密’，成为后世历代撰述正史的楷模。
“其三，《史记》有违怨而不怒的圣人之教、中庸平和的尊经之旨，其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道游侠，而贱守节而贵俗功。早在西汉，扬雄即认为司马迁的《史记》‘不与圣人同，是非颇谬于经’；东汉建武四年，范升上书指出‘《太史公》违戾《五经》，谬孔子言’；到三国时，谯周也认为司马迁‘或采俗语百家之书，不专据正经’。而班固的《汉书》则‘综其行事，旁贯五经，上下洽通’，纬《六经》，缀道纲，深合教化之意。”
说《史记》不好，尤其说它不够中庸平和、有违圣人之教，放在别的地方绝对是妥妥的毒点，能被吊打一百八十个姿势不重样！
什么叫不够中庸平和、有违圣人之教？分明是司马迁作为伟大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思想先进，包容并蓄，兼容诸家又自成一家，具有强烈的人文关怀和批评精神，富含以立德、立功、立言为宗旨以求青史留名的积极入世精神，忍辱含垢、历尽艰辛而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舍生取义、赴汤蹈火的勇于牺牲精神，批判暴政酷刑、呼唤世间真情的人道主义精神，立志高远、义不受辱的人格自尊精神。用正义的观察、怀疑的精神，谴责了封建社会的残暴统治，歌颂了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
怎么到了您这儿反倒变成了反面教材？
要是换了别的地方，江水源也不敢这么说，因为绝对会被喷得体无完肤。可到了国学论难赛场上，不仅要说，还要旗帜鲜明地作为分论点。原因就在于这是“国学”论难！
何谓“国学”？一国所固有之学术也。中华传统学术无论你怎么分科分类，都必然以儒家为主、经学为先。舍儒家、五经而谈国学，就好像离开力热声光电而谈物理、离开元素物质而谈化学，绝对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古时候敢这么离经叛道，否认中庸平和、圣人之教的可没几个。更何况这是“国学”论难，刚才那些思想、精神和人文关怀可都属于违规内容，就算你敢这么想，你敢这么说吗？
江水源正是捏准了这一点，才敢大张旗鼓亮明观点：有本事你们就批驳试试，要是能不违规，算你们今早上刷牙刷得干净！
“正是综合以上三点，所以我方认为班优于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