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逆的条件卷第0章
否则，人便会一点点地失去活着的自由，成为活着的奴隶。好死不如赖活，是活地狱里的生灵们的信条，如果活着成为纯粹的受难，又何必活着？
如果这受难会等价的带来幸福，也许还说得通，其实哪怕如此，也没必要活着。不如死了算了。
我忘了是哪个女人的话了，当我将这个意思的一番话吐露以后，她说：“依你这么说，还活着干什么，不如死了算了”
她的话很对。人生在世，利益二字。人不为我，天诛地灭。这些都没什么错，只要这个人不害人，不把别人的当成自己的，不欠别人什么，也就没什么好苛责的。
我承认这些是对的，可是我却不能任由自己去这样。十几年所受的大公无私的教育，使我习惯性的认定，人活着不应该仅仅为了这些。这是一种痛苦，如此想的多了，会得忧郁症。忧郁症者，就是没事找不乐者，而且不仅不喜欢自己不快乐，还要看到别人不快乐他才高兴。
所以我有轻度忧郁症倾向，这是胸怀理想者的通病。如果这理想越了界，成了幻想，并且把幻想当真实，就是精神分裂。有时候我也有点精神分裂。比如自作多情的想，谁谁爱上了我。我知道自己是在幻想，是精神分裂，可无法克服这想法。就像忘不掉我的理想。
如果理想注定不能实现，不如还是没有的好吧。可惜这却是不能选择的。就像我们出生在二十世纪的中国，而不是更早或更晚一样。更早的话，我们就处在快要憋死的铁屋子里；更晚的话，就可能已经没有什么铁屋子了。
利益二字，实质上概括了人生在世的一切。用这两个字去衡量，人生不过就成了一个数学题，和几堆数字。比如一个人的寿命，他的所得，所失，都会是一个常量。聪明的，是将这个常量最大化。
我一直不喜欢这种哲学，虽然我承认这是一个真理。这就是我忧郁症或精神分裂的根源，也就是我的理想。
其实我的理想也就是全无理想，就像阿q精神就是全没精神一样。我的理想并不是当国家主席，做统帅，做科学家，做教师之类的，这些名目如果立即就加在我头上，只会令我厌倦，因为那样我虽然得到了一定帽子，却也失去了自由。
我的理想也许就是一种状态，这状态的本质就是找不自在。换句话说，我极力的避免的是，不使自己陷入任何一种被限定的境地。我要是自由的，拒绝一切奴役。我害怕平庸，厌恶正常，总想跳出一切罗网，不愿演戏。因为那样的话，人生就成了所演的角色的祭品。
存在主义哲人说，你不去演戏本身，就是一种演戏。你是什么，取决于你做了什么。如果你什么都不作，那么你什么都不是。好吧，我什么都不是，我只是我，谢天谢地，幸好我本来就不想是别的什么。
我，这个字很奇妙。世界上有多少具有自我意识的生物，便有多少个我。而这每个我都不同，却又偏偏都是我。我只想做我自己，哪怕我是丑的，愚蠢的，堕落的，不可理喻的，不可救药的，格格不入的，但这是我。要么接受这样的我，要么滚蛋。我就是我。
我不是别人所定义的，我的定义只能由我自己去下。
所以，去你的，曾经用爱情之网来奴役我的所谓爱人，你只是你，你不能确定我是什么，应该如何。“我是我自己的。”雪妃说得对，她是她自己的，这虽然令我不高兴，却是聪明的事实。她是曾委屈自己，连名字都改了，做我的小老婆，“雪的妃子”嘛，那又怎样，拥有她自己的只能是她自身，现在，她不就已经解脱了吗？她再也不属于我了。任何形式的属于。
这自然令我痛不欲生，可是那又怎样？sowhat？
难道我自己不也是恢复了自由了吗？为什么就要沉浸在失去的悲哀之梦里，不再醒来。
“红尘多可笑，痴情最无聊。”耳边传来这样的歌声，我打开了qq，输入了雪妃的号码，这号码本是我送她的，如今她已不用，我正好拿回来还给自己。
只是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不忍将她的任何信息改了，以便在自己的qq可以仍然对着她那一头蓝发凭吊我那逝去的爱情。
我就用雪妃这个名这个号，开始了网上的崭新的泡妞大业。
第3章幻灭人生
曾经有一位老师,初中时的第一个班主任,吃的肥头大耳,大眼阔嘴,能说善道,善于钻营,据说后来当了什么官的,说过这么意思的一段话:一个人一生的作为,要看他的叛逆期.越叛逆,也就越有成就.老实人干不了大事.
那个时候,我还是一个老实巴交的懵懂少年,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叛逆期,也不理解人为什么要有叛逆期.不过作为一个记性很好的优秀学生,老师的这番话倒是记得烂熟,并且时时实践,曾经得到过这样的人生座右铭:宁作坏蛋,不作老实人!
具体实践这句座右铭，是在高中的时期。那个时候，表面上的我依然老老实实不越雷池，私底下则作过许多不合道德的事，简直可以说不择手段。也就是那个时候，收获了我人生第一份爱情，如果初三的那次无声的暗恋不算的话。
但是归根结底，我的个人的所谓叛逆期，并没有做出什么说得出的花样。除了初三时带领一群学生反抗**的校长，被一巴掌掴的销声匿迹之外，几乎没出过什么风头。高中时，学习成绩忽上忽下，热衷于违反校规谈情说爱，当同学们秘密组织起来弹劾不称职的班主任时，我不仅不是领导者，而且几乎等于没参加，联名单上我的态度也是“中立”的。因为我个人觉得，一个人学习的好坏，老师的作用实在有限，关键是自己是否动脑，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再好的老师也是枉然。相反，如果真的能够靠有诀窍的老师将一个资质平庸的学生提升到很高的分数，实际上只能认定是高考本身的失败。因为所谓高考本质上不过就是一个智商测试，让头脑足够好用的那部分学生踏上继续深造的路。如果非要赶鸭子上架，违反自然条件，不符合比较优势的硬将智商低下的学生送进高智商游戏的殿堂，就如同让一个身材衰弱的人去练体操一样，对谁都没有好处，只能带来悲剧。
这种思维方式很符合辩证法，但是毫无用处。因为不能因为这个论断就去劝止天下父母们望子成龙的**。悲剧依然会上演。
实际上，智商太高，知道太多，根本就不是什么好事。因为痛苦。痛苦是聪明的代价。不太聪明反而更容易快乐
虽然功利主义大师断言痛苦的哲人即便再痛苦也比快乐的猪强，但这只是一面之词，不足为信。
我的痛苦，更多的倒不是因为我的聪明，而是因为我的性格。
我的性格充满着悲剧的矛盾。有时候根本无法调和，仿佛只有死路一条，才是解脱的根本。
比如在大庭广众之下，哪怕是并没有犯什么错，或做什么蠢事，我的意识里都回莫名其妙的冒出诸如此类的念头：“我为什么不去死”“我是一个白痴，所有人都知道这一点”“……”
这深入骨髓的自卑自责，也许是遗传来的，也许是后天养成的，不过不管哪一种，都跟我从小所受的待遇分不开关系。
精神分析学家们可能会说，这种反应很正常，因为人人都是这样的，这种念头就是每个人的超我。
一个超我过于强大的人，就是一个毫无用处的废物，因为他什么都不敢干。而我简直就是这么一个废物。
超我的产生和发展，取决于这个人所接受的社会规范教育，说白了，就是他的父母，老师以及朋友们自他幼年时所给予的各种警告和劝勉。如果这些东西让他完全相信，且无所不遵守，那么一个木偶或者稻草人似的家伙就会出现。这样的人深深的压抑着自己的本我，什么都不敢去追求，只能被动的挨打受辱，活着简直就是纯粹的受罪。
心理学的这些东西，是我上了大学在图书馆看到的。也许这已经太晚了。因为这个时候我已经成年。成年后，一个人的各种观念就基本上定型了，没有太多变化的空间。
可我当然不能就此任命。我要反抗。我要叛逆。没错，虽然是推迟了的叛逆期，但不能错过。
作为一个成绩优异的呆子，我时常困惑，为什么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不停的有同伴目光中开始展现一种睿智狡黠的光，然后这人就消失不见了。我甚至还会学着老家伙们的调子感叹他们的命运，也许实际上值得感叹地倒是我自己。
因为他们都从一个构造精美但虚假透顶的迷梦中醒来了，他们开始了自己堕落但是真实的人生。
而我却一直沉浸在被规定好的那个糖衣包裹的玻璃房子里。离真实的世界以及真实的自己非常遥远。
老实人无用，老实人吃亏，这些谚语经常在耳边响起，沉痛的刺激着我的耳膜，却警醒不了我被蒙蔽的心。
从很小的时候起，往往说不了几句话后，父母的亲戚朋友们总会不约而同地给我这么个评价：老实。
老师们也不例外，他们总是隔三差五的提醒我：老实人干不了大事，老实人没有前途，要锻炼自己的社交能力，多跟活泼开朗的同学学习。
而那些所谓的活泼开朗者，无一不是课堂上的兴风作浪，课堂下打架斗殴的痞子流氓们。跟他们有什么好学的呢？
我的困惑并不足以使自己惊醒，我哪里知道，这社会只属于那些兴风作浪的痞子流氓们，历来如此，并仍将如此
因为老实巴交不声不响的人们，虽然被民国时期的鲁圣人封成民族的脊梁，可他们却也总是被侮辱和被损害者，他们唯一的价值是高尚而无用的道德，他们唯一的命运是一辈子被盘剥被奴役被压迫被征服。
而我所走过的道路，很明显的，将来踏上社会，不可能不是向老实人耻辱的坟墓策马狂奔。
因为我那强大的超我明显的已经形成了一种道德洁癖，使我不可能任由自己去堕落去吸血，可这世界的规则很明确：不是你站起来统治别人，就是你跪下去被别人统治。没有第三条路可走。这就是宇宙的铁则：让最强者胜，征服其他。
我当然不满这被设定的命运，我要清算这超我的根源，我要打破这道德的樊篱，我要做一个自由的主人，而不仅仅甘于做一个合格的奴隶。
叛逆是危险的，陷阱和火焰在前面等待着，稍有不慎就会心身俱焚。但是无所谓，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圣人能做的，我就能做。
鲁迅确实伟大，因为他甘冒生命之险，永远做一个当时政府的反对派。北洋时，他是政府官员，如果说还有一个护身符的话，到了国民政府，他简直就是在自杀。当听说自己即将成为下一个被暗杀的目标，他竟然出门不带钥匙，做好了必死的准备。
在我们这个国度，好人不做官，做官非好人。政府这个怪兽从来就是最卑鄙无耻最残忍歹毒的土匪流氓们所充任的，正因为此，草民们只能战战兢兢听天由命，丝毫大气不敢出一声。正是因为如此，方见鲁迅精神的可贵，那股置自己生死于度外，甘于与黑恶势力同归于尽的豪气，不亚于古时仗剑刺秦的荆轲，这样的中国人，远胜于对当时的统治者摇尾乞怜凑趣帮闲的豢养奴才们。
做一个坚决地反对派，绝不妥协，叛逆无极限，纵焚身碎骨也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于谦的那首石灰吟第一次被我所阅读是初中时，当时就无师自通的写进了自己的作文里，以至于被不大敢相信自己学生的老师在课堂上公开怀疑我是抄袭之作。不过思想开通的他当时也补充说：“如果这文章真的是出自独创，连我也不得不表示佩服了，了不起。”
大概因为一直都是这么“了不起”的一个学生，我习惯了被称赞，自作聪明的我反而会认为这些称赞带有嘲讽的成分，并因此脸红，而这也大概坐实我在老师眼中抄袭者的嫌疑。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我自然只能默认自己的君子之行，所以不生气，谁让我是一个老实的好学生呢，我可没有勇气当堂反驳自己的老师说自己绝对没有抄袭，那样的话我会更脸红以至于说不出话。
“我是一个无能之辈。”很多时候，我的心理活动会不由自主地陷入这句话所表述的陷阱
第一次得到这种类型的评价，是出自我那喜怒无常的父亲之口。作为一个青年时代的文革受害者，他愤世嫉俗以至于几乎是得了狂躁型忧郁症，谁也不能预测他的心情和脾气转化，这要比世界上最难测的天气预报还难。作为在如此暴风骤雨下长大的小孩，完全可以理解我的性格中的某些成分，比如消极，不主动，不好说话。因为当顶头上司是一个阴晴不定，喜怒无常的人时，做下属的会发现自己总是无所适从的，既然不管怎么做都是错，索性就不如什么都不作。为什么我总是沉默，因为历史上的每一次开口带来的都是灾难。
在父亲情绪低落的时候，他曾不遗余力地自罪自责：“我是一个真正的无能之辈……”
在他脾气爆发的时候，我们经常被辱骂诸如“一点用没有”，“活腻了，要死了”，“跟个死人一样”，“……”
凡是有一个脾气暴戾的父亲，就必然会有一个忧郁怯懦的儿子。这是我自己的切身体会，也是对许多同龄人观察的结果。
小孩的心灵就如同脆弱的树芽，如果在很小的时候受了巨大的创伤，长大便必然呈现不可修正的畸形。
心理学上的这些独断论令我非常懊恼，因为这意味着我已经形成的这严重残缺不全的性格几乎无法复原成正常。
初中毕业那年，需要去七八十里地外的县城上高中。县城里我们毫无亲戚们路可走，吃住就成了一个迫在眉睫的大问题。日夜忙碌的父亲只会每天催促着我自己去县城联系租房的事。我虽答应着，却毫无头绪可想。终于一天忍受不了父亲的训斥，那个上午，骑着一辆借来的已经报废的极老的自行车，带着两个馒头，十块钱，我独自一人上路了。
之前只有两三次坐汽车去县城的经历，这次只能凭记忆摸索着走去，骑车所走的那条路是故意绕了许多弯子以便多拉人的，我生怕迷路也只能按那些弯子去走。
出发的时候是上午九点多，等太阳正中的时候，早已累得口干舌苦双腿酸疼，不得已停下车子，问不愿地里正在干活的老农要了一碗水喝过，问到县城还有多远，说：“还有四十多里。”
“这么说我才走了三十里地”心理如此嘀咕着上路，极想打退堂鼓，怕还走不到目的地就被累死。回头又想到不能半途而废之类的名言，便只好跨上了笨车继续前行。
屋漏偏逢连阴雨，没走多久，平坦的水泥路消失了，取而代之的只有坑洼崎岖的土路，老车也愈见的沉重难登。
否则，人便会一点点地失去活着的自由，成为活着的奴隶。好死不如赖活，是活地狱里的生灵们的信条，如果活着成为纯粹的受难，又何必活着？
如果这受难会等价的带来幸福，也许还说得通，其实哪怕如此，也没必要活着。不如死了算了。
我忘了是哪个女人的话了，当我将这个意思的一番话吐露以后，她说：“依你这么说，还活着干什么，不如死了算了”
她的话很对。人生在世，利益二字。人不为我，天诛地灭。这些都没什么错，只要这个人不害人，不把别人的当成自己的，不欠别人什么，也就没什么好苛责的。
我承认这些是对的，可是我却不能任由自己去这样。十几年所受的大公无私的教育，使我习惯性的认定，人活着不应该仅仅为了这些。这是一种痛苦，如此想的多了，会得忧郁症。忧郁症者，就是没事找不乐者，而且不仅不喜欢自己不快乐，还要看到别人不快乐他才高兴。
所以我有轻度忧郁症倾向，这是胸怀理想者的通病。如果这理想越了界，成了幻想，并且把幻想当真实，就是精神分裂。有时候我也有点精神分裂。比如自作多情的想，谁谁爱上了我。我知道自己是在幻想，是精神分裂，可无法克服这想法。就像忘不掉我的理想。
如果理想注定不能实现，不如还是没有的好吧。可惜这却是不能选择的。就像我们出生在二十世纪的中国，而不是更早或更晚一样。更早的话，我们就处在快要憋死的铁屋子里；更晚的话，就可能已经没有什么铁屋子了。
利益二字，实质上概括了人生在世的一切。用这两个字去衡量，人生不过就成了一个数学题，和几堆数字。比如一个人的寿命，他的所得，所失，都会是一个常量。聪明的，是将这个常量最大化。
我一直不喜欢这种哲学，虽然我承认这是一个真理。这就是我忧郁症或精神分裂的根源，也就是我的理想。
其实我的理想也就是全无理想，就像阿q精神就是全没精神一样。我的理想并不是当国家主席，做统帅，做科学家，做教师之类的，这些名目如果立即就加在我头上，只会令我厌倦，因为那样我虽然得到了一定帽子，却也失去了自由。
我的理想也许就是一种状态，这状态的本质就是找不自在。换句话说，我极力的避免的是，不使自己陷入任何一种被限定的境地。我要是自由的，拒绝一切奴役。我害怕平庸，厌恶正常，总想跳出一切罗网，不愿演戏。因为那样的话，人生就成了所演的角色的祭品。
存在主义哲人说，你不去演戏本身，就是一种演戏。你是什么，取决于你做了什么。如果你什么都不作，那么你什么都不是。好吧，我什么都不是，我只是我，谢天谢地，幸好我本来就不想是别的什么。
我，这个字很奇妙。世界上有多少具有自我意识的生物，便有多少个我。而这每个我都不同，却又偏偏都是我。我只想做我自己，哪怕我是丑的，愚蠢的，堕落的，不可理喻的，不可救药的，格格不入的，但这是我。要么接受这样的我，要么滚蛋。我就是我。
我不是别人所定义的，我的定义只能由我自己去下。
所以，去你的，曾经用爱情之网来奴役我的所谓爱人，你只是你，你不能确定我是什么，应该如何。“我是我自己的。”雪妃说得对，她是她自己的，这虽然令我不高兴，却是聪明的事实。她是曾委屈自己，连名字都改了，做我的小老婆，“雪的妃子”嘛，那又怎样，拥有她自己的只能是她自身，现在，她不就已经解脱了吗？她再也不属于我了。任何形式的属于。
这自然令我痛不欲生，可是那又怎样？sowhat？
难道我自己不也是恢复了自由了吗？为什么就要沉浸在失去的悲哀之梦里，不再醒来。
“红尘多可笑，痴情最无聊。”耳边传来这样的歌声，我打开了qq，输入了雪妃的号码，这号码本是我送她的，如今她已不用，我正好拿回来还给自己。
只是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不忍将她的任何信息改了，以便在自己的qq可以仍然对着她那一头蓝发凭吊我那逝去的爱情。
我就用雪妃这个名这个号，开始了网上的崭新的泡妞大业。
第3章幻灭人生
曾经有一位老师,初中时的第一个班主任,吃的肥头大耳,大眼阔嘴,能说善道,善于钻营,据说后来当了什么官的,说过这么意思的一段话:一个人一生的作为,要看他的叛逆期.越叛逆,也就越有成就.老实人干不了大事.
那个时候,我还是一个老实巴交的懵懂少年,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叛逆期,也不理解人为什么要有叛逆期.不过作为一个记性很好的优秀学生,老师的这番话倒是记得烂熟,并且时时实践,曾经得到过这样的人生座右铭:宁作坏蛋,不作老实人!
具体实践这句座右铭，是在高中的时期。那个时候，表面上的我依然老老实实不越雷池，私底下则作过许多不合道德的事，简直可以说不择手段。也就是那个时候，收获了我人生第一份爱情，如果初三的那次无声的暗恋不算的话。
但是归根结底，我的个人的所谓叛逆期，并没有做出什么说得出的花样。除了初三时带领一群学生反抗**的校长，被一巴掌掴的销声匿迹之外，几乎没出过什么风头。高中时，学习成绩忽上忽下，热衷于违反校规谈情说爱，当同学们秘密组织起来弹劾不称职的班主任时，我不仅不是领导者，而且几乎等于没参加，联名单上我的态度也是“中立”的。因为我个人觉得，一个人学习的好坏，老师的作用实在有限，关键是自己是否动脑，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再好的老师也是枉然。相反，如果真的能够靠有诀窍的老师将一个资质平庸的学生提升到很高的分数，实际上只能认定是高考本身的失败。因为所谓高考本质上不过就是一个智商测试，让头脑足够好用的那部分学生踏上继续深造的路。如果非要赶鸭子上架，违反自然条件，不符合比较优势的硬将智商低下的学生送进高智商游戏的殿堂，就如同让一个身材衰弱的人去练体操一样，对谁都没有好处，只能带来悲剧。
这种思维方式很符合辩证法，但是毫无用处。因为不能因为这个论断就去劝止天下父母们望子成龙的**。悲剧依然会上演。
实际上，智商太高，知道太多，根本就不是什么好事。因为痛苦。痛苦是聪明的代价。不太聪明反而更容易快乐
虽然功利主义大师断言痛苦的哲人即便再痛苦也比快乐的猪强，但这只是一面之词，不足为信。
我的痛苦，更多的倒不是因为我的聪明，而是因为我的性格。
我的性格充满着悲剧的矛盾。有时候根本无法调和，仿佛只有死路一条，才是解脱的根本。
比如在大庭广众之下，哪怕是并没有犯什么错，或做什么蠢事，我的意识里都回莫名其妙的冒出诸如此类的念头：“我为什么不去死”“我是一个白痴，所有人都知道这一点”“……”
这深入骨髓的自卑自责，也许是遗传来的，也许是后天养成的，不过不管哪一种，都跟我从小所受的待遇分不开关系。
精神分析学家们可能会说，这种反应很正常，因为人人都是这样的，这种念头就是每个人的超我。
一个超我过于强大的人，就是一个毫无用处的废物，因为他什么都不敢干。而我简直就是这么一个废物。
超我的产生和发展，取决于这个人所接受的社会规范教育，说白了，就是他的父母，老师以及朋友们自他幼年时所给予的各种警告和劝勉。如果这些东西让他完全相信，且无所不遵守，那么一个木偶或者稻草人似的家伙就会出现。这样的人深深的压抑着自己的本我，什么都不敢去追求，只能被动的挨打受辱，活着简直就是纯粹的受罪。
心理学的这些东西，是我上了大学在图书馆看到的。也许这已经太晚了。因为这个时候我已经成年。成年后，一个人的各种观念就基本上定型了，没有太多变化的空间。
可我当然不能就此任命。我要反抗。我要叛逆。没错，虽然是推迟了的叛逆期，但不能错过。
作为一个成绩优异的呆子，我时常困惑，为什么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不停的有同伴目光中开始展现一种睿智狡黠的光，然后这人就消失不见了。我甚至还会学着老家伙们的调子感叹他们的命运，也许实际上值得感叹地倒是我自己。
因为他们都从一个构造精美但虚假透顶的迷梦中醒来了，他们开始了自己堕落但是真实的人生。
而我却一直沉浸在被规定好的那个糖衣包裹的玻璃房子里。离真实的世界以及真实的自己非常遥远。
老实人无用，老实人吃亏，这些谚语经常在耳边响起，沉痛的刺激着我的耳膜，却警醒不了我被蒙蔽的心。
从很小的时候起，往往说不了几句话后，父母的亲戚朋友们总会不约而同地给我这么个评价：老实。
老师们也不例外，他们总是隔三差五的提醒我：老实人干不了大事，老实人没有前途，要锻炼自己的社交能力，多跟活泼开朗的同学学习。
而那些所谓的活泼开朗者，无一不是课堂上的兴风作浪，课堂下打架斗殴的痞子流氓们。跟他们有什么好学的呢？
我的困惑并不足以使自己惊醒，我哪里知道，这社会只属于那些兴风作浪的痞子流氓们，历来如此，并仍将如此
因为老实巴交不声不响的人们，虽然被民国时期的鲁圣人封成民族的脊梁，可他们却也总是被侮辱和被损害者，他们唯一的价值是高尚而无用的道德，他们唯一的命运是一辈子被盘剥被奴役被压迫被征服。
而我所走过的道路，很明显的，将来踏上社会，不可能不是向老实人耻辱的坟墓策马狂奔。
因为我那强大的超我明显的已经形成了一种道德洁癖，使我不可能任由自己去堕落去吸血，可这世界的规则很明确：不是你站起来统治别人，就是你跪下去被别人统治。没有第三条路可走。这就是宇宙的铁则：让最强者胜，征服其他。
我当然不满这被设定的命运，我要清算这超我的根源，我要打破这道德的樊篱，我要做一个自由的主人，而不仅仅甘于做一个合格的奴隶。
叛逆是危险的，陷阱和火焰在前面等待着，稍有不慎就会心身俱焚。但是无所谓，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圣人能做的，我就能做。
鲁迅确实伟大，因为他甘冒生命之险，永远做一个当时政府的反对派。北洋时，他是政府官员，如果说还有一个护身符的话，到了国民政府，他简直就是在自杀。当听说自己即将成为下一个被暗杀的目标，他竟然出门不带钥匙，做好了必死的准备。
在我们这个国度，好人不做官，做官非好人。政府这个怪兽从来就是最卑鄙无耻最残忍歹毒的土匪流氓们所充任的，正因为此，草民们只能战战兢兢听天由命，丝毫大气不敢出一声。正是因为如此，方见鲁迅精神的可贵，那股置自己生死于度外，甘于与黑恶势力同归于尽的豪气，不亚于古时仗剑刺秦的荆轲，这样的中国人，远胜于对当时的统治者摇尾乞怜凑趣帮闲的豢养奴才们。
做一个坚决地反对派，绝不妥协，叛逆无极限，纵焚身碎骨也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于谦的那首石灰吟第一次被我所阅读是初中时，当时就无师自通的写进了自己的作文里，以至于被不大敢相信自己学生的老师在课堂上公开怀疑我是抄袭之作。不过思想开通的他当时也补充说：“如果这文章真的是出自独创，连我也不得不表示佩服了，了不起。”
大概因为一直都是这么“了不起”的一个学生，我习惯了被称赞，自作聪明的我反而会认为这些称赞带有嘲讽的成分，并因此脸红，而这也大概坐实我在老师眼中抄袭者的嫌疑。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我自然只能默认自己的君子之行，所以不生气，谁让我是一个老实的好学生呢，我可没有勇气当堂反驳自己的老师说自己绝对没有抄袭，那样的话我会更脸红以至于说不出话。
“我是一个无能之辈。”很多时候，我的心理活动会不由自主地陷入这句话所表述的陷阱
第一次得到这种类型的评价，是出自我那喜怒无常的父亲之口。作为一个青年时代的文革受害者，他愤世嫉俗以至于几乎是得了狂躁型忧郁症，谁也不能预测他的心情和脾气转化，这要比世界上最难测的天气预报还难。作为在如此暴风骤雨下长大的小孩，完全可以理解我的性格中的某些成分，比如消极，不主动，不好说话。因为当顶头上司是一个阴晴不定，喜怒无常的人时，做下属的会发现自己总是无所适从的，既然不管怎么做都是错，索性就不如什么都不作。为什么我总是沉默，因为历史上的每一次开口带来的都是灾难。
在父亲情绪低落的时候，他曾不遗余力地自罪自责：“我是一个真正的无能之辈……”
在他脾气爆发的时候，我们经常被辱骂诸如“一点用没有”，“活腻了，要死了”，“跟个死人一样”，“……”
凡是有一个脾气暴戾的父亲，就必然会有一个忧郁怯懦的儿子。这是我自己的切身体会，也是对许多同龄人观察的结果。
小孩的心灵就如同脆弱的树芽，如果在很小的时候受了巨大的创伤，长大便必然呈现不可修正的畸形。
心理学上的这些独断论令我非常懊恼，因为这意味着我已经形成的这严重残缺不全的性格几乎无法复原成正常。
初中毕业那年，需要去七八十里地外的县城上高中。县城里我们毫无亲戚们路可走，吃住就成了一个迫在眉睫的大问题。日夜忙碌的父亲只会每天催促着我自己去县城联系租房的事。我虽答应着，却毫无头绪可想。终于一天忍受不了父亲的训斥，那个上午，骑着一辆借来的已经报废的极老的自行车，带着两个馒头，十块钱，我独自一人上路了。
之前只有两三次坐汽车去县城的经历，这次只能凭记忆摸索着走去，骑车所走的那条路是故意绕了许多弯子以便多拉人的，我生怕迷路也只能按那些弯子去走。
出发的时候是上午九点多，等太阳正中的时候，早已累得口干舌苦双腿酸疼，不得已停下车子，问不愿地里正在干活的老农要了一碗水喝过，问到县城还有多远，说：“还有四十多里。”
“这么说我才走了三十里地”心理如此嘀咕着上路，极想打退堂鼓，怕还走不到目的地就被累死。回头又想到不能半途而废之类的名言，便只好跨上了笨车继续前行。
屋漏偏逢连阴雨，没走多久，平坦的水泥路消失了，取而代之的只有坑洼崎岖的土路，老车也愈见的沉重难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