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蔡伯俙看来谢文运的想法相当独特，但在赵祯看来却是超前的，这个年轻的知州居然能够想到如此高效有利的办法。
以州府衙门出资开办的商会主要目的类似于后世地方政府开办的培训学校，这不光是独特那么简单，时间而是超前，大大的超前！
谢文运的办法就是把更多的百姓变得富裕起来，虽然不一定在泸州城，但在大宋各地富裕都是一样的，百姓们富裕，地方州府也跟着富裕起来。
毕竟在外打拼的人终究是会回到家乡的，每年创业成功给泸州商会的抽成都是一笔可观的收入。
这让赵祯想到了后世某个开满全国各地的面条，两者之间几乎是一样的，眼下谢文运开办的商会其实就是行业协会一样，只不过火锅商会更加具体，可以说是地方州府帮助百姓创业的一条龙活动。
要知道州府衙门为百姓做担保向钱庄借贷，这在大宋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朝廷的衙门怎么能为百姓担保？凭什么要为百姓担保？
而谢文运的想法很简单，他就是为了让泸州百姓过的更好，发家致富带动整个泸州成为大宋数一数二的城池。
这样的人才时难得的，在赵祯看来他要比那些把治下百姓管理的井井有条的官员更好，更加符合百姓以及整个大宋的需要。
对于地方官来说，州府的繁荣只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但对于整个大宋以及赵祯来说，州府的繁荣是不断提升大宋实力的基础。
每个地方州府都是大宋的组成部分，越是繁荣对大宋越有利，大宋也会愈发的强大。
赵祯重视这样的人才，而对于地方州府的建设，赵祯一刻也未曾怠慢，王安石便是一个极好的例子，赵祯把他安置在了三司州府务中，为的就是让他给地方州府提出规划。
泸州漕运发达，赵祯在倌驿睡到半夜便已经听到外面人群来来往往的声音，大抵是倌驿靠近码头，所以这里的黎明来的特别早。
虽然倌驿附近早已被重兵把守，可喧闹声依旧传到了这里，大军已经在劳役的帮助下开始登船，只需经验有条不紊，蔡伯俙早早就出去忙活了。
作为后勤官这也是他的分内之事，谢文运同样配合着蔡伯俙的指挥，安排劳力把码头上的大量辎重搬运到硕大的官船上。
赵祯本来就有早起的习惯，在倌驿的庭院中稍稍活动一下便准备登船，早一些登船就意味着可以早一些回到神都城。
从泸州乘船到江陵府可不近，一路上最少需要**天的时间，漕运不必陆路，速度是没有太大变化的。
虽然速度慢，但胜在稳当和运载量大，岷江水波涛汹涌，水量巨大，单单是有史料记载的便达数十次之多。
汉武帝元封三年岷江“溢”出，“漂流万家”。汉成帝时，岷山发生地震山崩，上游河道溃决。晋武帝期间，同样的祸患重演。唐代，有记录的岷江大洪水就有八次之多。
到了五代时期的后蜀广政十五年，岷江洪水淹没当时都城延秋门，城墙冲垮，百姓流离失所。
到了大宋，岷江洪水愈发频繁，从太祖朝第四年起，就发生了“西山积霖，江水腾涨，汹汹趋下，尾向横决”的事件，见于朝廷的水患录中。
其后的几十年间岷江仿佛时故意和大宋王朝过不去，不是上中游泛滥，就是中下游成灾，一直是朝廷的心腹之患。
若非情不得已，赵祯也不想让大军乘坐官船从岷江上经过，但好在上游的都江堰经过朝廷的投入已经颇见成效。
历朝历代对都江堰都有修缮，这已经称为汉家王朝不可缺少的岁修制度。
竹笼结构的堰体在岷江急流冲击之下并不稳固，而且内江河道尽管有排沙机制但仍不能避免淤积。因此需要定期对都江堰进行整修，以使其有效运作。
到了大宋，因岷江之患，朝廷订立了在每年冬春枯水、农闲时断流岁修的制度，称为“穿淘”。
岁修时修整堰体，深淘河道，淘滩深度以挖到埋设在滩底的石马为准，堰体高度以与对岸岩壁上的水则相齐为准。
而这些都要得益于三国时期的名人“诸葛亮”，诸葛亮北征，以都江堰为农业之根本、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征集兵丁一千两百人加以守护，并设专职堰官进行经常性的管理维护，开以后历代设专职水利官员管理都江堰之先河。
虽然在泸州看不见都江堰，但泸州却因为都江堰的存在而被惠及，岷江的水患得以控制，当然也便与漕运。
站在船上的赵祯看着波涛汹涌的江水不得不感叹这个时代人心中的那股强大，江水再汹涌也阻挡不住泸州人走出去的信心。
谁不知道大宋的漕运乃是黄金水道，但真正能依靠漕运发达起来的城市寥寥无几，大量的官船其实不都是被朝廷调运来的，还有相当一部分数量是原本就停靠在泸州的。
这里漕运发达，所以官船和民船的数量都很多。
此次征调的船只中不光有官船，还有大量的民船，不要小看这些民船，他们的吨位同样惊人，有些甚至超过了官船。
民间商贾总是会不自觉的扩大规模，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样能够获得更大的收益，船舶也是如此。
而每艘船上都有大量的水手和船夫，不同的是，这些人的身份特殊，说他们是百姓也可以，说他们是官府的差人也是可以的。
漕行，原本是独立于政府之外的帮派，也有漕帮这个说法，只不过在大宋不兴这样的叫法，因为和绿林好汉似得，让人觉得类同匪人。
事实上这些人却是应该叫做漕卒，他们都是负责漕运的人员，虽顶着漕卒的叫法，但大多数人却不属于朝廷。
唯有获得朝廷告身的人才算是拿着三司俸禄的官吏，而剩下的都是受雇于漕卒的人，所以这些漕卒的身份有点类似于“包工头”。
以州府衙门出资开办的商会主要目的类似于后世地方政府开办的培训学校，这不光是独特那么简单，时间而是超前，大大的超前！
谢文运的办法就是把更多的百姓变得富裕起来，虽然不一定在泸州城，但在大宋各地富裕都是一样的，百姓们富裕，地方州府也跟着富裕起来。
毕竟在外打拼的人终究是会回到家乡的，每年创业成功给泸州商会的抽成都是一笔可观的收入。
这让赵祯想到了后世某个开满全国各地的面条，两者之间几乎是一样的，眼下谢文运开办的商会其实就是行业协会一样，只不过火锅商会更加具体，可以说是地方州府帮助百姓创业的一条龙活动。
要知道州府衙门为百姓做担保向钱庄借贷，这在大宋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朝廷的衙门怎么能为百姓担保？凭什么要为百姓担保？
而谢文运的想法很简单，他就是为了让泸州百姓过的更好，发家致富带动整个泸州成为大宋数一数二的城池。
这样的人才时难得的，在赵祯看来他要比那些把治下百姓管理的井井有条的官员更好，更加符合百姓以及整个大宋的需要。
对于地方官来说，州府的繁荣只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但对于整个大宋以及赵祯来说，州府的繁荣是不断提升大宋实力的基础。
每个地方州府都是大宋的组成部分，越是繁荣对大宋越有利，大宋也会愈发的强大。
赵祯重视这样的人才，而对于地方州府的建设，赵祯一刻也未曾怠慢，王安石便是一个极好的例子，赵祯把他安置在了三司州府务中，为的就是让他给地方州府提出规划。
泸州漕运发达，赵祯在倌驿睡到半夜便已经听到外面人群来来往往的声音，大抵是倌驿靠近码头，所以这里的黎明来的特别早。
虽然倌驿附近早已被重兵把守，可喧闹声依旧传到了这里，大军已经在劳役的帮助下开始登船，只需经验有条不紊，蔡伯俙早早就出去忙活了。
作为后勤官这也是他的分内之事，谢文运同样配合着蔡伯俙的指挥，安排劳力把码头上的大量辎重搬运到硕大的官船上。
赵祯本来就有早起的习惯，在倌驿的庭院中稍稍活动一下便准备登船，早一些登船就意味着可以早一些回到神都城。
从泸州乘船到江陵府可不近，一路上最少需要**天的时间，漕运不必陆路，速度是没有太大变化的。
虽然速度慢，但胜在稳当和运载量大，岷江水波涛汹涌，水量巨大，单单是有史料记载的便达数十次之多。
汉武帝元封三年岷江“溢”出，“漂流万家”。汉成帝时，岷山发生地震山崩，上游河道溃决。晋武帝期间，同样的祸患重演。唐代，有记录的岷江大洪水就有八次之多。
到了五代时期的后蜀广政十五年，岷江洪水淹没当时都城延秋门，城墙冲垮，百姓流离失所。
到了大宋，岷江洪水愈发频繁，从太祖朝第四年起，就发生了“西山积霖，江水腾涨，汹汹趋下，尾向横决”的事件，见于朝廷的水患录中。
其后的几十年间岷江仿佛时故意和大宋王朝过不去，不是上中游泛滥，就是中下游成灾，一直是朝廷的心腹之患。
若非情不得已，赵祯也不想让大军乘坐官船从岷江上经过，但好在上游的都江堰经过朝廷的投入已经颇见成效。
历朝历代对都江堰都有修缮，这已经称为汉家王朝不可缺少的岁修制度。
竹笼结构的堰体在岷江急流冲击之下并不稳固，而且内江河道尽管有排沙机制但仍不能避免淤积。因此需要定期对都江堰进行整修，以使其有效运作。
到了大宋，因岷江之患，朝廷订立了在每年冬春枯水、农闲时断流岁修的制度，称为“穿淘”。
岁修时修整堰体，深淘河道，淘滩深度以挖到埋设在滩底的石马为准，堰体高度以与对岸岩壁上的水则相齐为准。
而这些都要得益于三国时期的名人“诸葛亮”，诸葛亮北征，以都江堰为农业之根本、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征集兵丁一千两百人加以守护，并设专职堰官进行经常性的管理维护，开以后历代设专职水利官员管理都江堰之先河。
虽然在泸州看不见都江堰，但泸州却因为都江堰的存在而被惠及，岷江的水患得以控制，当然也便与漕运。
站在船上的赵祯看着波涛汹涌的江水不得不感叹这个时代人心中的那股强大，江水再汹涌也阻挡不住泸州人走出去的信心。
谁不知道大宋的漕运乃是黄金水道，但真正能依靠漕运发达起来的城市寥寥无几，大量的官船其实不都是被朝廷调运来的，还有相当一部分数量是原本就停靠在泸州的。
这里漕运发达，所以官船和民船的数量都很多。
此次征调的船只中不光有官船，还有大量的民船，不要小看这些民船，他们的吨位同样惊人，有些甚至超过了官船。
民间商贾总是会不自觉的扩大规模，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样能够获得更大的收益，船舶也是如此。
而每艘船上都有大量的水手和船夫，不同的是，这些人的身份特殊，说他们是百姓也可以，说他们是官府的差人也是可以的。
漕行，原本是独立于政府之外的帮派，也有漕帮这个说法，只不过在大宋不兴这样的叫法，因为和绿林好汉似得，让人觉得类同匪人。
事实上这些人却是应该叫做漕卒，他们都是负责漕运的人员，虽顶着漕卒的叫法，但大多数人却不属于朝廷。
唯有获得朝廷告身的人才算是拿着三司俸禄的官吏，而剩下的都是受雇于漕卒的人，所以这些漕卒的身份有点类似于“包工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