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是单单论心计，赵祯和赵旭这对父子并没有多少，但若是说手段和权谋，这两样东西在大宋别人就是拍马也追不上的。
原因很简单，这对父子掌握了大宋最强大的资源，无论是情报还是执行力都没人能和他们相提并论。
之所以从容不迫，之所以胜券在握，是因为这对父子掌握了绝对的主动，一切都仿佛在他们的眼皮底下“表演”。
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发现问题，再强大的情报机构若是不能发现问题，那将和摆设没有区别。
赵祯能发现的问题，赵旭同样能够发现，只不过这对父子所看的地方不一样而已，赵旭是从政治上发现了问题的所在，而赵祯则是从更为根本的地方发现了问题。
赵祯把赵旭留在神都城自然是有深意的，能发现问题最好，若是不能发现也没有什么关系，只要他把大政处理好，也没有太多的问题。
至于范仲淹这位宰执相公，自然是知晓事情的真相，当初赵祯特意寻他说了这件事，以范仲淹的才学只要一点便会透彻。
而另一个知道真相的人则是身为三司使的包拯！
别小看这老倌，几乎一辈子和钱财打交道的他最为敏感，尤其是对大宋最大规模的钱财流动更是如此，“鼠须”一般敏感的触觉很快就发现了问题所在。
在朝堂上包拯是第一个向赵祯上疏的，而范仲淹这位宰执相公反而是第二个，这两人心中都清楚一件事，太子监国的这段时间最为重要。
原因便在于考察太子的能力，包拯和范仲淹两人早就商量过，若是太子能发现问题所在，那自然是最好，若是不能也要旁交侧击的提醒。
谁都希望自己的皇帝是个明君，明君就要明察秋毫，就像官家所说，要对自己的王朝了若指掌。
事实上包括欧阳修在内，所有的六部相公都在小心的呵护或是帮助赵旭在成长，他们每日的上疏内容和之前大为不同，更多的不是在阐述事实，而是在阐述事实之后附上自己的意见以及请求赵旭给出储君的意见。
这其实算得上是一种考校，也是一种观察和教育，赵旭在这一点上做得很好，他看得出这些相公们是在帮助自己成为一个更为合格的君王。
所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每日的奏疏也是极尽详细的在对答，如此一来君臣之间配合的越来越好。
要知道眼下的六部相公都是赵祯所挑选的，每一个都是跟随赵祯多年的老臣，甚至有从小就和赵祯在一起的伴读之臣晏殊。
晏殊是赵祯的伴读之臣，再加上他的性格本就沉稳，不愿攀附皇权，赵祯虽然有些不喜欢他，但这样的人作为吏部尚书最为稳妥。
吏部执掌天下官吏的筛选勘磨，甚至是调任勘察，权柄之中关乎江山社稷，而只有挑选一个公正独立的人，赵祯才能放心。
晏殊这个人越来越适合做孤臣了，他不喜权贵，不喜皇权，一切的特权在眼中都是鄙夷的存在，还有比这样的人更适合的吏部尚书吗？
即便是范仲淹都佩服晏殊的固执和知人善用，晏殊这个人最大的好处便是唯贤是举，朝堂之上有许多能臣干吏都是通过他的举荐而出任要职的。
事实也证明晏殊的举荐极少出现错误，便是身在宰执的范仲淹自己也是通过晏殊的举荐而获得如今的地位。
但这样一个人却从未获得任何被他举荐之人的好处，一点也没有，而且严厉拒绝和那些被他举荐的人来往。
真正做到了“六亲不认”，朝堂上下对他的评价无不是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子！因为他的女婿富弼就是他向赵祯推荐的。
虽然晏殊和赵祯之间越走越远，但却没有影响他在赵祯心中的地位，作为臣子他是合格的，而臣子就是臣子，永远不可能和皇帝成为朋友。
要想做到这一点，就要放弃原本的友谊，赵祯明白这一点，晏殊同样明白这一点。
这也是为何晏殊做不到蔡伯俙那般的原因，他在朝堂之上的公正是评价是蔡伯俙所没有的。
晏殊同样是赵旭的老师，六部尚书都是和他一样的存在，眼下辅佐赵旭就是他们的最根本任务。
范仲淹，欧阳修，晏殊，包拯，曾工亮，丁度，富弼，韩琦，这些人都是赵祯留给赵旭的财富。
现在的朝堂因为这些人的存在非常稳定，赵祯要的就是这样的效果。
苏洵被赵祯带走了，为的是让他操持针对国朝之内的危机，而神都城中自然是以范仲淹为首，有这个老谋深算的宰执存在，神都城不会有什么问题。
包拯依旧是把持三司，三司看似是管理天下财富的地方，但事实上却也在监视天下财富的流动，可以说包拯比谁看的都要清楚。
大宋之内存在的大宗买卖都是在三司的监视下进行的，三司在包拯手中一天，就没有人能够轻松的偷税漏税，只有包拯没工夫处理的小事，绝没有他发现不了的大事。
晏殊掌握了天下官员的上升渠道，包拯掌握了天下财富的渠道，有这两人在，大宋就不会乱，而范仲淹辅佐赵旭处理大政，朝堂稳如泰山。
这时候赵旭发现了问题，恰恰也说明六部相公的能力，欧阳修的倒霉不过是疥癣之疾，若是在往常留中不发就好。
可现在没有办法留中不发，即便是留中不发，被逼到墙角的欧阳修也要自己请辞。
这是大宋文臣的最根本手段，在被泼脏水的时候，没有太多的办法用来自辩，唯一的办法就是请辞，把自己从风口浪尖摘出去，然后等待公正的调查。
如同“莫须有”一样，莫须乃大宋百姓的口语，意思是“大概，也许”之类，而恰恰是这“莫须有”便让一个人的德行受到最大的挑战。
大宋的环境就是这样，谏官就是可以风闻言事，就是可以利用莫须有来揣度别人，朝堂之上这种事情也不是一出两出。
但从来就不会用钱明逸这般的下作手段去攻击别人，扒灰的事情天下人所不齿，于情于理都是极大的亵渎。
用莫须有的扒灰事件来攻击一位朝堂相公，即便最后证明欧阳修是干净的，也会让人诟病，毕竟欧阳修把侄女养在家中那么多年，实在是于礼不合。
原因很简单，这对父子掌握了大宋最强大的资源，无论是情报还是执行力都没人能和他们相提并论。
之所以从容不迫，之所以胜券在握，是因为这对父子掌握了绝对的主动，一切都仿佛在他们的眼皮底下“表演”。
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发现问题，再强大的情报机构若是不能发现问题，那将和摆设没有区别。
赵祯能发现的问题，赵旭同样能够发现，只不过这对父子所看的地方不一样而已，赵旭是从政治上发现了问题的所在，而赵祯则是从更为根本的地方发现了问题。
赵祯把赵旭留在神都城自然是有深意的，能发现问题最好，若是不能发现也没有什么关系，只要他把大政处理好，也没有太多的问题。
至于范仲淹这位宰执相公，自然是知晓事情的真相，当初赵祯特意寻他说了这件事，以范仲淹的才学只要一点便会透彻。
而另一个知道真相的人则是身为三司使的包拯！
别小看这老倌，几乎一辈子和钱财打交道的他最为敏感，尤其是对大宋最大规模的钱财流动更是如此，“鼠须”一般敏感的触觉很快就发现了问题所在。
在朝堂上包拯是第一个向赵祯上疏的，而范仲淹这位宰执相公反而是第二个，这两人心中都清楚一件事，太子监国的这段时间最为重要。
原因便在于考察太子的能力，包拯和范仲淹两人早就商量过，若是太子能发现问题所在，那自然是最好，若是不能也要旁交侧击的提醒。
谁都希望自己的皇帝是个明君，明君就要明察秋毫，就像官家所说，要对自己的王朝了若指掌。
事实上包括欧阳修在内，所有的六部相公都在小心的呵护或是帮助赵旭在成长，他们每日的上疏内容和之前大为不同，更多的不是在阐述事实，而是在阐述事实之后附上自己的意见以及请求赵旭给出储君的意见。
这其实算得上是一种考校，也是一种观察和教育，赵旭在这一点上做得很好，他看得出这些相公们是在帮助自己成为一个更为合格的君王。
所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每日的奏疏也是极尽详细的在对答，如此一来君臣之间配合的越来越好。
要知道眼下的六部相公都是赵祯所挑选的，每一个都是跟随赵祯多年的老臣，甚至有从小就和赵祯在一起的伴读之臣晏殊。
晏殊是赵祯的伴读之臣，再加上他的性格本就沉稳，不愿攀附皇权，赵祯虽然有些不喜欢他，但这样的人作为吏部尚书最为稳妥。
吏部执掌天下官吏的筛选勘磨，甚至是调任勘察，权柄之中关乎江山社稷，而只有挑选一个公正独立的人，赵祯才能放心。
晏殊这个人越来越适合做孤臣了，他不喜权贵，不喜皇权，一切的特权在眼中都是鄙夷的存在，还有比这样的人更适合的吏部尚书吗？
即便是范仲淹都佩服晏殊的固执和知人善用，晏殊这个人最大的好处便是唯贤是举，朝堂之上有许多能臣干吏都是通过他的举荐而出任要职的。
事实也证明晏殊的举荐极少出现错误，便是身在宰执的范仲淹自己也是通过晏殊的举荐而获得如今的地位。
但这样一个人却从未获得任何被他举荐之人的好处，一点也没有，而且严厉拒绝和那些被他举荐的人来往。
真正做到了“六亲不认”，朝堂上下对他的评价无不是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子！因为他的女婿富弼就是他向赵祯推荐的。
虽然晏殊和赵祯之间越走越远，但却没有影响他在赵祯心中的地位，作为臣子他是合格的，而臣子就是臣子，永远不可能和皇帝成为朋友。
要想做到这一点，就要放弃原本的友谊，赵祯明白这一点，晏殊同样明白这一点。
这也是为何晏殊做不到蔡伯俙那般的原因，他在朝堂之上的公正是评价是蔡伯俙所没有的。
晏殊同样是赵旭的老师，六部尚书都是和他一样的存在，眼下辅佐赵旭就是他们的最根本任务。
范仲淹，欧阳修，晏殊，包拯，曾工亮，丁度，富弼，韩琦，这些人都是赵祯留给赵旭的财富。
现在的朝堂因为这些人的存在非常稳定，赵祯要的就是这样的效果。
苏洵被赵祯带走了，为的是让他操持针对国朝之内的危机，而神都城中自然是以范仲淹为首，有这个老谋深算的宰执存在，神都城不会有什么问题。
包拯依旧是把持三司，三司看似是管理天下财富的地方，但事实上却也在监视天下财富的流动，可以说包拯比谁看的都要清楚。
大宋之内存在的大宗买卖都是在三司的监视下进行的，三司在包拯手中一天，就没有人能够轻松的偷税漏税，只有包拯没工夫处理的小事，绝没有他发现不了的大事。
晏殊掌握了天下官员的上升渠道，包拯掌握了天下财富的渠道，有这两人在，大宋就不会乱，而范仲淹辅佐赵旭处理大政，朝堂稳如泰山。
这时候赵旭发现了问题，恰恰也说明六部相公的能力，欧阳修的倒霉不过是疥癣之疾，若是在往常留中不发就好。
可现在没有办法留中不发，即便是留中不发，被逼到墙角的欧阳修也要自己请辞。
这是大宋文臣的最根本手段，在被泼脏水的时候，没有太多的办法用来自辩，唯一的办法就是请辞，把自己从风口浪尖摘出去，然后等待公正的调查。
如同“莫须有”一样，莫须乃大宋百姓的口语，意思是“大概，也许”之类，而恰恰是这“莫须有”便让一个人的德行受到最大的挑战。
大宋的环境就是这样，谏官就是可以风闻言事，就是可以利用莫须有来揣度别人，朝堂之上这种事情也不是一出两出。
但从来就不会用钱明逸这般的下作手段去攻击别人，扒灰的事情天下人所不齿，于情于理都是极大的亵渎。
用莫须有的扒灰事件来攻击一位朝堂相公，即便最后证明欧阳修是干净的，也会让人诟病，毕竟欧阳修把侄女养在家中那么多年，实在是于礼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