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门位于北京西城,南坊则在新华门往东南方向的大道走出五、六里的距离。角滨茶楼是南坊老字号茶楼,四平八稳的座落在巷子外面三岔口处,历经风霜的木头结构八角小楼,颇有老北京的古风古色。茶楼门框两侧挂着两副牌联,上联写的是“处处通途何去何从居两间分清邪正”,下联是“头头是道谁宾谁主吃一碗各自西东”。

    牌联的漆还是新近刚刷上去的,可见这副对联也是最近才添加。

    不过有不少上了年纪的茶楼熟客,还能清晰的记得之前一副用了足足三十年的对联。那上联是“春风解恼诗人鼻”,下联则是“非花非叶自是香”,取自宋朝大文豪杨万里之笔。

    这个两幅对联的更替,足见世道人心的变迁,茶楼的老熟客见了,无一不自叹自息。

    岑春渲曾经出任朝官时,闲暇之余就很喜欢到角滨楼饮茶,不过阔别几年再次到此时,已经物是人非,老掌柜一年前去世,新掌柜只是一个不谙世事的青年后生。能维系这座茶楼,完全是靠上一辈积累下来的客源。

    昨天傍晚在新华门晚宴散去后,岑春渲特意用招待所的电话与几个旧友联络,相约今日一早来角宾楼一会。虽然约定的时间是九点钟,而他七点钟过后就带了两个随动身来此,倒不是为了表示尊重,只是想抽空感受一下昔日的故地。

    两盏茶过后,已经是八点过半,茶楼吃早茶的客人依然闲情逸致相聚玩耍,虽然初春的天气较冷,那些昔日的遗老各个拧着饲养名鸟的笼子,小心翼翼把围在上面的绸布锊出一道缝,相互调侃玩耍。

    岑春渲百无聊赖,一直在看着这些老人逗鸟,偶尔还笑呵呵的跟这些老京片子闲聊两句。

    跟着岑春渲的两个随从其中一人是广东都督府特勤处的特工,他的心思一直不在喝茶上面,而是警惕的巡视着四周。在从新华门招待所出来时,他就已经发现有人在跟踪岑春渲,不过一开始并没有急着告诉岑春渲这一点。直到快到九点时,他多了一个心思担心岑春渲这次相约的几个旧友会有秘事交谈,所以提前支会了岑春渲一声。

    “先生,咱们肯定让人落下尾巴了。”他压低了声音,装作若无其事向门口瞥了一眼。

    岑春渲听到这句话时,表情依然十分淡定,甚至连回头想门口看一眼都没有。他轻松的笑了笑,手里把玩着青瓷茶碗,自若的说道:“咱们的袁大总统可不是愚蠢的人,这点手段我早料到了。”

    “先生,难道不需要注意一下吗?”

    “这里是北京,就算我们想要注意又能如何?始终是别人的地盘,既然大总统有这个心思,就由得他去好了,我们按照原计划一步一步的来,目的就是要引起大总统的关注,毋须太过多虑。”岑春渲说完,慢条斯理端起茶碗抿了一口,接着又专心致志看着邻座的老人们逗鸟玩耍。

    九点钟过后,岑春渲相约的客人陆续到场。

    两个随从起初是陪同岑出现坐在一张桌子,这个时候自然识趣的起身挪到了大堂一侧落座,好让岑春渲的友人能坐在一起。今日的相约的友人不算多,一共只有五位,年纪都与岑春渲相仿。这些人昔日都与岑春渲有过厚的交情,要么是欠下人情,要么是被欠人情,总之这层关系算得上牢靠。

    整个上午岑春渲与这些昔日老友只是絮叨一番这些年的近况,并没有说到什么要紧事。唯一算得上正经事的,还是他拜托这些旧友,希望通过他们的关系尽快与京城乃至北方的文化人建立联系。

    大家一直料到晌午时分,才越好了下次见面的时间,之后便各自告辞。

    岑春渲等人返回新华门是十一点过一刻,刚好赶上了午饭准备停妥,吃过午饭之后稍适休息了两个小时,下午接到代理国务总理熊希龄的电话,熊希龄已经在国政办公厅的贵宾室等候会见。

    在北上之前的预知电报里,岑春渲提到这次来北京的目的,并没有直接说明是为广东战事议和而来,而是以“分析南北局势、促进民国团结的请愿”为内容。如果换作普通老百姓来请愿,别说能否进入新华门,北京政府甚至连回应都免了。恰恰是岑春渲在南方的名气,以及他这次是从广州这个敏感的地方前来,其隐射的目的昭然若揭。

    袁世凯虽然不喜欢岑春渲,也不愿意跟岑春渲谈论什么请愿或者议和,可是接任赵秉钧为国务总理的熊希龄并非北洋派,没有必要完全站在袁世凯的立场上。北京政府这次之所以高调的答应接受岑春渲会访,其主要原因还是熊希龄在背后推动。

    熊希龄(1870-1937),字秉三,别号明志阁主人,双清居士。因晚年学佛,又有佛号妙通。湖南省凤凰县镇竿镇(今沱江镇)人。中国资产阶级政治家,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总理。熊希龄幼时天资聪明,勤奋好学,并能举一反三,闻一而知十,少年时就初露锋芒。被誉为湖南“神童”。清光绪年间先中举人,继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受梁启超、唐才常的影响,主张维新立宪。

    袁世凯本意并不甘心让熊希龄来继承赵秉钧的位置,赵秉钧或多或少算是北洋派的人,又是早年跟随自己的老部下。总统府和国务院都由北洋来掌控,这样的中央政府操作起来才得心应手。只可惜赵秉钧太让人失望,偏偏在宋教仁案子里落下口实,不得不提前告老还乡。

    趁着赵秉钧仓促下台之际,进步党人士看准时机立刻造势,将熊希龄推到代理总理的位子上。当时袁世凯要避嫌独裁的风头浪尖,只好顺水人情让熊希龄成为代理总理。

    进步党是在梁启超的主持之下,联合共和党、统一党以及民主党组成的国会第二大党派,而撮合这三党联合幕后力量还是袁世凯。在宋教仁领导下的国民党势力膨胀之时,袁世凯必须扶持国会的小党派来抗衡国民党,于是就有了进步党。

    二次革命爆发之后,袁世凯以北京政府的名义x解散国民党,进步党众人也一起联名附议,蛇鼠一窝的打倒了国民党。可是袁世凯自己也没有料到,国民党被裁定为叛党之后,进步党渐渐有了**,不甘心受北洋派的控制。一个个昔日立宪派的士绅们企图在中央政府获得实权,真正意义上与大总统共同执掌这个国家。

    如果袁世凯真心要建立一个资本主义民主的政权,他早先就选择跟国民党合作,只可惜进步党的人太天真、太理想,没有看透袁世凯的权欲之心。这也是为什么历史上熊希龄上台不到一年的时间,二次革命刚刚结束,袁世凯故意策划新闻界重提热河行宫盗宝案,污蔑熊希龄涉嫌其案,导致熊希龄被迫辞职的原因。

    京城近几天的报纸一直都在报道岑春渲北上的消息,就连市井说书的先生都知道岑春渲这次进京肯定与广东战事有关,更不用说身为代理总理的熊希龄。

    熊希龄之所以要跟岑春渲会谈,是因为进步党人士也认为南方持续七个月之久的战争是时候停止,这场战争打下去不单单劳民伤财,更重要的是让北洋派的军事力量实力越来越壮大。进步党这些政治官员在中央政府唯一的实权,就是微弱的掌控着国家财政,熊希龄、张謇甚至黎元洪一直打算利用国家财政来掌握话语权。

    对于进步党人来说,这场战争北洋派战败的话,对北京政府是一场极大的灾难,不仅权威尽损,还白白浪费了那么多资源;若是北洋派战胜的话,袁世凯的地位会大幅爬升,随之相对应的进步党在中央政府的实权又会缩水。

    所以,无论战胜还是战败对进步党人来说都不是好事,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关键还要看岑春渲此番北上是否带足了诚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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