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需，如此，如此……”恐隔墙有耳。二人耳语，渐不可闻。
大汉十三州，天下皆知。话说，天下九州，乃大禹所分。两汉增至十三，足证继往开来，拓土有功。正因如此，两汉才为人津津乐道。蓟王先前，虽分河西四郡并西海郡，增立雍州为大汉十四州。却非拓土之功。
然，今攻灭北天竺，增立丰州。为大汉十五州。比起重开苍海、真番，复立前汉边郡，“功薄蝉翼”。如今辟土万里，堪称“功高盖世”。且与海外荒洲，蛮荒之地迥异。
北天竺，东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千五百万民。二江对流，土地沃壤。稼穑时播，一季三登。于农耕文明而言，可谓风水宝地，世外桃源。
蓟王厥功甚伟，势必青史留名。
便当幕府大行令虞良，奉命出使甄都。楼船校尉郭祖，亦押运北天竺国库积金，抵达南港。可想而知，必万人空巷。
除金银珠宝，还有天竺诗人、学者、巫医、工匠、乐师、舞姬，各色人等，林林总总，不一而足，计数万人，随船抵达。
由九译令，全程陪同。皆登名造册，入蓟国署寺。领食君俸。比起北天竺王亲国戚，蓟王更诊视这些“文明的传承者”。
此非北天竺专属。先前，亦有西陆文明承者，举家自西域迁入蓟国。今已安居乐业，与蓟人无异。正因兼容并济，包罗万种，方有怏怏上邦之风。
世人皆知。蓟国立国之本，乃大儒学。出自《荀子》。正如诸多儒家先贤，各有所见，各有所长。荀子亦不例外。然不可否认，其义理一脉相承，皆出孔孟圣人之道。
此处可有定论。蓟王大儒学，与天下名经，皆出一家。
通常而言。儒经，分为《四书》、《五经》。
《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
《五经》：《诗经》、《书经》、《礼经》、《易经》、《春秋经》。
除此之外，又依次细分为。
《六经》：《诗》、《书》、《礼》、《易》、《乐》、《春秋》。
《九经》：《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周礼》、《仪礼》、《礼记》、《易》、《书》、《诗》。
《十三经》：《诗经》、《尚书》、《周礼》、《仪礼》、《礼记》、《周易》、《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论语》、《尔雅》、《孝经》、《孟子》。
自蓟王立大儒学。《荀子》风靡蓟国。
《蓟国大百科全书》收录《荀子》于《书》。称《五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荀子》。
将荀子与孔孟并列。
谓“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诚；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
须知。《书》、《经》，虽常并用。然其意，却大有不同。若以诸夏儒家文明而论。《书》乃灵魂骨架，《经》乃血肉填充。《书》与《经》，共同构建，儒家世界。
可大略认为：《书》架构儒家三观之世界观，《经》规范儒者三观之价值观。
于是乎，各门各派，对儒经领会，集“校”、“疏”、“注”、“解”，合并成“一家之言”称《学》，各塑三观之人生观。
时下，《书》、《经》、《学》，构成儒家三观。
荀子，承素王孔子“内圣外王之道”。去伪存精，集诸子百家之精要。立“明于天人之分”之自然观，“化性起伪”之道德观，“礼仪之治”之历史观。乃大儒学之奠基人。
儒宗将《荀子》，用于塑造蓟人世界观。与《孟子》并列。
足见持重。
尤其。荀子所创，制天命、性本恶、法后王。无时无刻，不影响蓟人，处世为人。
司马光言：“自三代（夏、商、周）既亡，风化之美，未有若东汉之盛者也。”
后世亦有人言：“尝谓三代（国传三帝）以下之天下，非孟子治之，乃荀卿治之。”
换言之，蓟王所行大儒学。于汉家儒学治天下，一脉相承。即便与别家迥异，亦不过是门派之争。同出“独尊儒术”。
正因蓟王行事，从未离经叛道。故才有今日之盛。
君可不尊荀卿，然不可不遵孔孟。
最大程度，助蓟国站稳道义高地。
之所以，蓟国诸多新政，看似惊世骇俗。然天下大儒，皆处变不惊：非是蓟王一意孤行，只因《荀子》先前不为人所用也。
谓“根深本固”。蓟王尊《荀子》，为立国之本。王道治国，无可指摘。
积重难返，又不死社稷，唯变法图强。
然自先秦以来，历代变法者，少有善终。变法革新，必遭既得利者，誓死抵抗。即便有王权护佑，保得一时。待先王驾崩，变法者骤失依靠，“兔死狗烹”，常祸及满门，难保一世。
少时，恩师谆谆善诱，豪门、寒门，皆是百姓。便是要蓟王行事，面面俱到，兼顾各方。亦是要蓟王，善保千金之躯。毋轻易与人结仇。
变法图强：革旧弊，除顽疾、清阻力。为除种种弊端，所耗费人力、物力，付出社会撕裂、新旧对立等，代价总和，后世唤做“切换成本”。
试想，蓟王以《荀子》为立国之本。独尊儒术，王道治国。庖丁解牛，顺势而为。真可谓，无级变速。一脚油门，风驰电掣，纵享丝滑。
又谓“杀敌一千，自损八百”。试想，若蓟王大刀阔斧，快刀斩乱麻。将后世治国之策，悉数照搬照抄。不管国情民生，时代风貌。一味强推，其阻力可想而知。
故孙子曰：“百战百胜，非善之善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一言蔽之。《荀子》，便是蓟王治国，上善之选。
与时代契合，又极具前瞻。
甚至，蓟王窃以为。《荀子》乃首开，唯物论之先河。
诚然。无论何种理论，必有其时代局限。如何实施，当因地制宜，不可拘泥。
吏治与法制，不可缺一。
大汉十三州，天下皆知。话说，天下九州，乃大禹所分。两汉增至十三，足证继往开来，拓土有功。正因如此，两汉才为人津津乐道。蓟王先前，虽分河西四郡并西海郡，增立雍州为大汉十四州。却非拓土之功。
然，今攻灭北天竺，增立丰州。为大汉十五州。比起重开苍海、真番，复立前汉边郡，“功薄蝉翼”。如今辟土万里，堪称“功高盖世”。且与海外荒洲，蛮荒之地迥异。
北天竺，东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千五百万民。二江对流，土地沃壤。稼穑时播，一季三登。于农耕文明而言，可谓风水宝地，世外桃源。
蓟王厥功甚伟，势必青史留名。
便当幕府大行令虞良，奉命出使甄都。楼船校尉郭祖，亦押运北天竺国库积金，抵达南港。可想而知，必万人空巷。
除金银珠宝，还有天竺诗人、学者、巫医、工匠、乐师、舞姬，各色人等，林林总总，不一而足，计数万人，随船抵达。
由九译令，全程陪同。皆登名造册，入蓟国署寺。领食君俸。比起北天竺王亲国戚，蓟王更诊视这些“文明的传承者”。
此非北天竺专属。先前，亦有西陆文明承者，举家自西域迁入蓟国。今已安居乐业，与蓟人无异。正因兼容并济，包罗万种，方有怏怏上邦之风。
世人皆知。蓟国立国之本，乃大儒学。出自《荀子》。正如诸多儒家先贤，各有所见，各有所长。荀子亦不例外。然不可否认，其义理一脉相承，皆出孔孟圣人之道。
此处可有定论。蓟王大儒学，与天下名经，皆出一家。
通常而言。儒经，分为《四书》、《五经》。
《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
《五经》：《诗经》、《书经》、《礼经》、《易经》、《春秋经》。
除此之外，又依次细分为。
《六经》：《诗》、《书》、《礼》、《易》、《乐》、《春秋》。
《九经》：《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周礼》、《仪礼》、《礼记》、《易》、《书》、《诗》。
《十三经》：《诗经》、《尚书》、《周礼》、《仪礼》、《礼记》、《周易》、《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论语》、《尔雅》、《孝经》、《孟子》。
自蓟王立大儒学。《荀子》风靡蓟国。
《蓟国大百科全书》收录《荀子》于《书》。称《五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荀子》。
将荀子与孔孟并列。
谓“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诚；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
须知。《书》、《经》，虽常并用。然其意，却大有不同。若以诸夏儒家文明而论。《书》乃灵魂骨架，《经》乃血肉填充。《书》与《经》，共同构建，儒家世界。
可大略认为：《书》架构儒家三观之世界观，《经》规范儒者三观之价值观。
于是乎，各门各派，对儒经领会，集“校”、“疏”、“注”、“解”，合并成“一家之言”称《学》，各塑三观之人生观。
时下，《书》、《经》、《学》，构成儒家三观。
荀子，承素王孔子“内圣外王之道”。去伪存精，集诸子百家之精要。立“明于天人之分”之自然观，“化性起伪”之道德观，“礼仪之治”之历史观。乃大儒学之奠基人。
儒宗将《荀子》，用于塑造蓟人世界观。与《孟子》并列。
足见持重。
尤其。荀子所创，制天命、性本恶、法后王。无时无刻，不影响蓟人，处世为人。
司马光言：“自三代（夏、商、周）既亡，风化之美，未有若东汉之盛者也。”
后世亦有人言：“尝谓三代（国传三帝）以下之天下，非孟子治之，乃荀卿治之。”
换言之，蓟王所行大儒学。于汉家儒学治天下，一脉相承。即便与别家迥异，亦不过是门派之争。同出“独尊儒术”。
正因蓟王行事，从未离经叛道。故才有今日之盛。
君可不尊荀卿，然不可不遵孔孟。
最大程度，助蓟国站稳道义高地。
之所以，蓟国诸多新政，看似惊世骇俗。然天下大儒，皆处变不惊：非是蓟王一意孤行，只因《荀子》先前不为人所用也。
谓“根深本固”。蓟王尊《荀子》，为立国之本。王道治国，无可指摘。
积重难返，又不死社稷，唯变法图强。
然自先秦以来，历代变法者，少有善终。变法革新，必遭既得利者，誓死抵抗。即便有王权护佑，保得一时。待先王驾崩，变法者骤失依靠，“兔死狗烹”，常祸及满门，难保一世。
少时，恩师谆谆善诱，豪门、寒门，皆是百姓。便是要蓟王行事，面面俱到，兼顾各方。亦是要蓟王，善保千金之躯。毋轻易与人结仇。
变法图强：革旧弊，除顽疾、清阻力。为除种种弊端，所耗费人力、物力，付出社会撕裂、新旧对立等，代价总和，后世唤做“切换成本”。
试想，蓟王以《荀子》为立国之本。独尊儒术，王道治国。庖丁解牛，顺势而为。真可谓，无级变速。一脚油门，风驰电掣，纵享丝滑。
又谓“杀敌一千，自损八百”。试想，若蓟王大刀阔斧，快刀斩乱麻。将后世治国之策，悉数照搬照抄。不管国情民生，时代风貌。一味强推，其阻力可想而知。
故孙子曰：“百战百胜，非善之善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一言蔽之。《荀子》，便是蓟王治国，上善之选。
与时代契合，又极具前瞻。
甚至，蓟王窃以为。《荀子》乃首开，唯物论之先河。
诚然。无论何种理论，必有其时代局限。如何实施，当因地制宜，不可拘泥。
吏治与法制，不可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