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此篇论文，仅为说明司马迁颂扬文帝实乃报复武帝之故，所谓的文帝如何如何完美，其实正如武帝如何如何不堪一样。
—————————论《史记》对汉初最高统治者的贬斥——————其中一段————————
三、纪文帝,喻刺武帝于其中
李长之在《司马迁之体验与创作(下)——〈史记〉各篇著作先后之可能的推测》一文中,先指出《孝文本纪》约写于司马迁“做了郎中,奉使西南,参加封禅,塞河,中间丧父,初为太史令时,约二十二岁至二十八岁,书中有荐士思想”。随后又云:《孝文本纪》赞称:“汉兴,至孝文四十有余载,德至盛也。廪廪乡改正服封禅矣,谦让未成于今,呜呼!岂不仁哉?”言外是武帝就不谦让而封禅了,所以可能也是此时讥武帝不度德量力之作。
后一个观点笔者是赞同的,但两种观点承接起来,似乎就矛盾了:既然有“荐士思想”,岂能作“讥武帝”之篇?从现实意义上完全说不通。
细读《孝文本纪》,可见其文字中除“讥武帝不度德量力”之外,更蕴含了多方面明里称颂文帝而暗中讽喻武帝的内容。司马迁在《五帝本纪》中歌颂禅让、德政,集中塑造了尧、舜等理想的帝王形象。三代以后,秦汉以来,汉文帝无疑是司马迁心目中唯一所欣赏、所向往的“仁君”,以“功莫大于高帝,德莫大于孝文皇帝”一语作为断定,精确正大,穆然高古。
《孝文本纪》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记录了许多文帝的诏书来表现文帝的贤德。如废除连坐法和肉刑的两个诏令,就体现了文帝不诛连无辜、不摧残**的人道精神。齐国太仓令淳于公之女缇萦上书救父,文帝见后取消修建露台并由此下诏废除肉刑,诏书中说:“今人有过,教未施而刑加焉,或欲改行为善而道毋由也。朕甚怜之。夫刑至断支体,刻肌肤,终身不息,何其楚痛而不德也,岂称为民父母之意哉!”这一段“诏书”显然吐露的是司马迁的心声。
《酷吏列传》开篇曰:“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而吏治,不至于奸,黎民艾安。由是观之,在彼不在此。”阐明了司马迁的观点。
因切身受刑的哀伤,司马迁深恶痛绝地否定了这些酷吏的为人,以及由他们和他们的支持者汉武帝所推行的这种祸国殃民的制度,其愤漏*点绪显而易见。所以前面提到李长之对《文帝本纪》写作时间的推断不太符合,应该是写于受腐刑(司马迁37岁至38岁)以后。如果还不能够说明,再看下面一段:
孝景帝元年十月,制诏御史:“孝文皇帝临天下,通关梁,不异远方。除诽谤,去肉刑,赏赐长老,收恤孤独,以育群生。减嗜欲,不受献,不私其利也。罪人不帑,不诛无罪。除(肉)〔宫〕刑,出美人,重绝人之世”“除(肉)〔宫〕刑,出美人,重绝人之世”,简直就是在说司马迁自己了。
《孝文本纪》中写到,孝文帝已逐渐走向更改历法、服色和进行封禅了,可是由于他的谦让,至今尚未完成。这不就是仁吗?反之,汉武帝“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史记·太史公自序》),堪比文帝就是不仁了。司马迁歌颂文帝,处处显露着对比、批判汉代其他诸帝的意义,尤其对武帝政治,则明显地更是一种指桑骂槐。
文帝遗诏说:“万物都有生死,是天地间的自然现象,人死也是如此,不必过于悲痛。”作为一代帝王,其认识的高无疑是对那些千方百计祈求“长生不死”的人的辛辣批判。与此类比,司马迁写《武帝本纪》,用大量的篇幅写武帝对方士深信不疑,或尊之礼之,或封之赏之,并且言听计从,直接地嘲讽了方士的伪诈和武帝的愚昧。
四、纪武帝,道“成败兴衰之理”
《史记》对武帝一代历史记载比较详尽,独《孝武本纪》奇怪——它截取了《封禅书》中关于武帝的一段,赞也竟是《封禅书》之赞,一字不差。
多数学者认为原版《孝武本纪》早已不存,后人截取《史记·封禅书》并在开头补写六十字而成,以补所缺的《今上本纪》。李长之说:可知假若要作《武纪》的话,原重在他的封禅(改朔易服是随着而来的),所以我疑心:焉知道司马迁不是故意地重钞一份《封禅书》,做一个最大的讽刺的?意思是:“瞧吧,你自以为武功了不得,其实你一生也不过只是被一些方士所愚弄罢了。”试想,除了司马迁之外,谁敢在同一部书里把同一篇文章再钞一遍?除了大讽刺家司马迁之外,谁又会这样幽默而痛快?补书的法子尽多,哪有在同一书里找一篇现存的东西来顶替的?这个定论大胆而有趣,虽然证据不足,却也不无道理。
司马迁著《史记》最初目的并不在于讥谤当世。而是遵父亲临终遗命,以六义为归依,上继《春秋》,做第二个孔子。《史记》尚未著成,因“李陵之祸”,汉武帝对司马迁施了宫刑。从司马迁受刑到《史记》著成,间隔了整整十六年时间。这十六年里,司马迁留下的文字已“背《春秋》之义”。而《史记》,也从司马迁父亲理想中的第二部“拨乱世反诸正,令乱臣贼子惧”的“《春秋》”涅为以“贬天子”触犯龙颜的“谤书”。
历史对后世的作用不外乎“以史明道”、“以史言志”。一部优秀的史书必然以“纯史实录”作为其衡量的唯一标准。
事实上,一部史书中使人读了无不酣畅淋漓、激愤鼓舞、对修史者顶礼膜拜的,仍是那些揭露、批判性的文字。尤其是在这些文字的剑锋直指汉代最高统治阶层的时候,更是显露出其独一无二的锋芒和气魄。纵观古今史书,也只有在《史记》中才能看到这样充满战斗力的文字。从这个意义上,汉武帝成就了司马迁,成就了《太史公书》。
《太史公自序》对作《孝武本纪》交代道:汉兴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内脩法度,封禅,改正朔,易服色。作《今上本纪》第十二。先有“文景之治”后有“隆在建元”,司马迁生活在武帝时期,述史之时正值汉家隆盛时期,按理司马迁也应大唱赞歌。然而,司马迁的受刑,使他从自身切肤之痛中加深了人与人之间、君与臣之间关系的认识,于是他的思想生了巨大的变化,撰写《史记》不再是像从前一样歌颂皇帝的“圣明盛德”,记载“功臣世家大夫之业”,而是处处加深了对统治者的批判。
以司马迁这样的大史学家、大文学家、大讽刺家必定能够巧妙地处理这两方面的矛盾,于是,他给我们留下了一篇不痛不痒的《今上本纪》,再以“互见”的方式,在其他篇章中逐一批判武帝时期统治阶级的荒淫无道,逐层披露潜伏着的严重危机。比如《平淮书》中,司马迁针砭时弊,直接大胆地揭露和批判“今上”武帝的扰民政策:指责武帝连年用兵,挥霍无度,不得不搜刮民财的财经政策,显露出一副贪得无厌的嘴脸。
司马迁出于个人悲愤的情怀,很难客观公正评价汉武帝,这是历代史学家早有定论的。
然则,司马迁能够看清人类社会展的一个个里程是因果相连、循环往复的过程;治乱世兴衰有规律可循,所以给自己提出“稽成败兴坏之理”（《报任安书》）的任务。从而，“物盛而衰,固其变也”（《平淮出汉武帝统治后期是汉代由盛到衰的转折点。这样的史学与史识也足以令后世叹为观止。
《汉书·艺文志》曰:“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中国从远古王朝开始,“书君举”对每一个王朝、每一个帝王都具有重大的意义。所以,无论是汉武帝还是司马迁,都深知这部《史记》的力量。于是才有司马迁“奋著书”而汉武帝“怒而削之”。
—————————论《史记》对汉初最高统治者的贬斥——————其中一段————————
三、纪文帝,喻刺武帝于其中
李长之在《司马迁之体验与创作(下)——〈史记〉各篇著作先后之可能的推测》一文中,先指出《孝文本纪》约写于司马迁“做了郎中,奉使西南,参加封禅,塞河,中间丧父,初为太史令时,约二十二岁至二十八岁,书中有荐士思想”。随后又云:《孝文本纪》赞称:“汉兴,至孝文四十有余载,德至盛也。廪廪乡改正服封禅矣,谦让未成于今,呜呼!岂不仁哉?”言外是武帝就不谦让而封禅了,所以可能也是此时讥武帝不度德量力之作。
后一个观点笔者是赞同的,但两种观点承接起来,似乎就矛盾了:既然有“荐士思想”,岂能作“讥武帝”之篇?从现实意义上完全说不通。
细读《孝文本纪》,可见其文字中除“讥武帝不度德量力”之外,更蕴含了多方面明里称颂文帝而暗中讽喻武帝的内容。司马迁在《五帝本纪》中歌颂禅让、德政,集中塑造了尧、舜等理想的帝王形象。三代以后,秦汉以来,汉文帝无疑是司马迁心目中唯一所欣赏、所向往的“仁君”,以“功莫大于高帝,德莫大于孝文皇帝”一语作为断定,精确正大,穆然高古。
《孝文本纪》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记录了许多文帝的诏书来表现文帝的贤德。如废除连坐法和肉刑的两个诏令,就体现了文帝不诛连无辜、不摧残**的人道精神。齐国太仓令淳于公之女缇萦上书救父,文帝见后取消修建露台并由此下诏废除肉刑,诏书中说:“今人有过,教未施而刑加焉,或欲改行为善而道毋由也。朕甚怜之。夫刑至断支体,刻肌肤,终身不息,何其楚痛而不德也,岂称为民父母之意哉!”这一段“诏书”显然吐露的是司马迁的心声。
《酷吏列传》开篇曰:“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而吏治,不至于奸,黎民艾安。由是观之,在彼不在此。”阐明了司马迁的观点。
因切身受刑的哀伤,司马迁深恶痛绝地否定了这些酷吏的为人,以及由他们和他们的支持者汉武帝所推行的这种祸国殃民的制度,其愤漏*点绪显而易见。所以前面提到李长之对《文帝本纪》写作时间的推断不太符合,应该是写于受腐刑(司马迁37岁至38岁)以后。如果还不能够说明,再看下面一段:
孝景帝元年十月,制诏御史:“孝文皇帝临天下,通关梁,不异远方。除诽谤,去肉刑,赏赐长老,收恤孤独,以育群生。减嗜欲,不受献,不私其利也。罪人不帑,不诛无罪。除(肉)〔宫〕刑,出美人,重绝人之世”“除(肉)〔宫〕刑,出美人,重绝人之世”,简直就是在说司马迁自己了。
《孝文本纪》中写到,孝文帝已逐渐走向更改历法、服色和进行封禅了,可是由于他的谦让,至今尚未完成。这不就是仁吗?反之,汉武帝“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史记·太史公自序》),堪比文帝就是不仁了。司马迁歌颂文帝,处处显露着对比、批判汉代其他诸帝的意义,尤其对武帝政治,则明显地更是一种指桑骂槐。
文帝遗诏说:“万物都有生死,是天地间的自然现象,人死也是如此,不必过于悲痛。”作为一代帝王,其认识的高无疑是对那些千方百计祈求“长生不死”的人的辛辣批判。与此类比,司马迁写《武帝本纪》,用大量的篇幅写武帝对方士深信不疑,或尊之礼之,或封之赏之,并且言听计从,直接地嘲讽了方士的伪诈和武帝的愚昧。
四、纪武帝,道“成败兴衰之理”
《史记》对武帝一代历史记载比较详尽,独《孝武本纪》奇怪——它截取了《封禅书》中关于武帝的一段,赞也竟是《封禅书》之赞,一字不差。
多数学者认为原版《孝武本纪》早已不存,后人截取《史记·封禅书》并在开头补写六十字而成,以补所缺的《今上本纪》。李长之说:可知假若要作《武纪》的话,原重在他的封禅(改朔易服是随着而来的),所以我疑心:焉知道司马迁不是故意地重钞一份《封禅书》,做一个最大的讽刺的?意思是:“瞧吧,你自以为武功了不得,其实你一生也不过只是被一些方士所愚弄罢了。”试想,除了司马迁之外,谁敢在同一部书里把同一篇文章再钞一遍?除了大讽刺家司马迁之外,谁又会这样幽默而痛快?补书的法子尽多,哪有在同一书里找一篇现存的东西来顶替的?这个定论大胆而有趣,虽然证据不足,却也不无道理。
司马迁著《史记》最初目的并不在于讥谤当世。而是遵父亲临终遗命,以六义为归依,上继《春秋》,做第二个孔子。《史记》尚未著成,因“李陵之祸”,汉武帝对司马迁施了宫刑。从司马迁受刑到《史记》著成,间隔了整整十六年时间。这十六年里,司马迁留下的文字已“背《春秋》之义”。而《史记》,也从司马迁父亲理想中的第二部“拨乱世反诸正,令乱臣贼子惧”的“《春秋》”涅为以“贬天子”触犯龙颜的“谤书”。
历史对后世的作用不外乎“以史明道”、“以史言志”。一部优秀的史书必然以“纯史实录”作为其衡量的唯一标准。
事实上,一部史书中使人读了无不酣畅淋漓、激愤鼓舞、对修史者顶礼膜拜的,仍是那些揭露、批判性的文字。尤其是在这些文字的剑锋直指汉代最高统治阶层的时候,更是显露出其独一无二的锋芒和气魄。纵观古今史书,也只有在《史记》中才能看到这样充满战斗力的文字。从这个意义上,汉武帝成就了司马迁,成就了《太史公书》。
《太史公自序》对作《孝武本纪》交代道:汉兴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内脩法度,封禅,改正朔,易服色。作《今上本纪》第十二。先有“文景之治”后有“隆在建元”,司马迁生活在武帝时期,述史之时正值汉家隆盛时期,按理司马迁也应大唱赞歌。然而,司马迁的受刑,使他从自身切肤之痛中加深了人与人之间、君与臣之间关系的认识,于是他的思想生了巨大的变化,撰写《史记》不再是像从前一样歌颂皇帝的“圣明盛德”,记载“功臣世家大夫之业”,而是处处加深了对统治者的批判。
以司马迁这样的大史学家、大文学家、大讽刺家必定能够巧妙地处理这两方面的矛盾,于是,他给我们留下了一篇不痛不痒的《今上本纪》,再以“互见”的方式,在其他篇章中逐一批判武帝时期统治阶级的荒淫无道,逐层披露潜伏着的严重危机。比如《平淮书》中,司马迁针砭时弊,直接大胆地揭露和批判“今上”武帝的扰民政策:指责武帝连年用兵,挥霍无度,不得不搜刮民财的财经政策,显露出一副贪得无厌的嘴脸。
司马迁出于个人悲愤的情怀,很难客观公正评价汉武帝,这是历代史学家早有定论的。
然则,司马迁能够看清人类社会展的一个个里程是因果相连、循环往复的过程;治乱世兴衰有规律可循,所以给自己提出“稽成败兴坏之理”（《报任安书》）的任务。从而，“物盛而衰,固其变也”（《平淮出汉武帝统治后期是汉代由盛到衰的转折点。这样的史学与史识也足以令后世叹为观止。
《汉书·艺文志》曰:“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中国从远古王朝开始,“书君举”对每一个王朝、每一个帝王都具有重大的意义。所以,无论是汉武帝还是司马迁,都深知这部《史记》的力量。于是才有司马迁“奋著书”而汉武帝“怒而削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