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了杨度心灰意冷的回答，梁启超有些吃惊，一时竟然语塞。
梁启超和杨度本是极相熟的好友，二人初识于“公车上书”，后杨度自费留学日本，与梁启超在横滨相遇，杨度感于“国事伤心不可知”，和梁启超《少年中国说》，做《湖南少年歌》，内有“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之句，让梁启超感佩不已，由是杨梁遂结为天下至好。
虽然因为“弘宪帝制”的关系，一同追随袁世凯的杨度和梁启超一度分道扬镳，但主义之争并不影响二人的私谊。
“杨瀚之止兵柳州，这是要开始专心的经营两广了。”杨度翻过报纸看了看，苦笑了一声，“他还是真的想做这个‘高科技军阀’啊”
“无论是高科技军阀也好，低能儿军阀也罢，只要想做军阀，国家就不会安宁。”梁启超叹息道。
“项城公故去，再无人能主我中华，以后军阀遍地，狼烟四起，两广能得一高科技军阀，总比那些低能儿要好得多。”杨度说着，目光落在了另外一条消息上，“他段芝泉派傅良佐督湘，说是为了响应‘湘人治湘’之民意，用心虽好，只怕效果会适得其反。”
听到杨度随口剖析时局，无不切中要害，梁启超不由得在心里暗暗佩服。
“皙子为何如此说？”
“张敬尧和唐天喜已经把湖南祸害得够厉害的了，他老段要是真心想要为湖南民众结束战乱，就不该再派一添乱的主儿过去，让水更混。”杨度叹息道，“可惜项城公不听我言，没有及早给杨瀚之以军事全权，以至于我三湘之地兵祸连结，民众苦不堪言。”
听了杨度的话，梁启超也禁不住扼腕叹息起来。
自张敬尧进入湖南出任湘南镇守使以来，张氏兄弟在湖南广植私产，大扩私军，滥发纸币，横征暴敛，搜刮民财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不但祸及草根民众，连缙绅富商也苦不堪言。而在唐天喜进入湖南之后，其胡作非为的程度较张敬尧又有过之而无不及。唐天喜为了和张敬尧抢夺地盘和财源，在湖南展开了大规模的混战。
张敬尧一直有段祺瑞的支持，他平日根本不把唐天喜赵恒惕等人放在眼里，一心等着在南方诸省平定之后，捡杨朔铭的现成便宜，当一下湖南督军。但他小看了唐赵二人的野心。在中华民国恢复后，唐天喜立刻通电全国，表示自己当初加入南方军阀行列里的目的是为了“反对帝制”，如今“恢复共和”了，他宣布重新接受北京政府管辖，请北京政府不要派兵进攻他。段祺瑞当然对唐天喜的态度表示了欢迎，特意指示杨朔铭不必进攻唐天喜。唐天喜在解除了后顾之忧之后，大喜过望之余，也做起了督军湖南的美梦，他联合赵恒惕处处和张敬尧作对，最终导致双方兵戎相见。
张敬尧和唐天喜之间的混战给湖南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在张唐两军杀伐之下，“……七十余县之地，无地不灾，三千万人之家，无家不毁……”，“唐军先去，张军踵来，唐军既掠而过，张军且掠、且yin、且杀而后。”尤其是张敬尧所部在株洲、醴陵烧杀抢掠，无辜民众死者10余万人，“此次兵灾，尤以醴陵、株洲两地最为惨烈，醴陵历经火劫，最烈之时，大火由城镇延烧至乡村，历半月不息，环其地百余里不见人迹者二十余日，战事结束，醴陵县城仅遗二十八人”。“株洲几经巷战之后，已无一户人家，自株洲至萍乡铁路，男女老幼，尸积如山，火车竟不能过……”，“岳阳南关外一带，唐军纵火烧毁民居一千余家……凡唐军所驻之地，门窗，板壁，梁角，堂榭无不拆毁……”
1918年湖南《民国日报》如此形容本省的惨况：“……湖南人死了若干还不算，还要赔上若干财产，战来战去，战到如今，从前金装玉琢的湖南，就变成如今土焦人槁的局面。目下除了高高在上的湖南人，还能享有些微闲福外，其余的湖南人，有槁死在山腰湖畔的，有流亡在异国他乡的，无处不见焦土的颜色，无处可觅完全的住宅。焦土上面立着的人，不是号寒，也是呼饥，住宅里头藏着的人，不是数米为炊，也要折骸以爨，更有那离妇，望秋风而泣，老母倚斜闾而望子。种种惨状更是不胜枚举。”
湖南人民切齿痛恨张敬尧和唐天喜的暴行，时有民谣称：“白脸唐，白脸唐（指做过戏子的唐天喜），杀了我的鸡，吃了我的鹅，还糟蹋了我的老外婆。”“堂堂乎张，尧舜禹汤（均是张敬尧兄弟的名字），一二三四，虎豹豺狼”
“张唐不除，湖南无望”，为了结束这可怕的苦难，湖南人民开始了轰轰烈烈的“驱除张唐”运动，湖南省内外所有的开明势力全都联合了起来。有社会地位的湘籍士绅，利用一切机会，向各种政治团体、在各种政治场合控诉张敬尧唐天喜等人的罪恶，并且努力发行各种刊物（如《湖南》、《湘声》、《天问》），将张唐在湖南的种种暴行广而告之于全体国人；湘籍学子则联合罢课，并选派代表分赴北京、上海、广州等地请愿；长沙省城的教职员工也加入到请愿大军之中。不到一个月，张敬尧唐天喜的恶名已然举国皆知，全国各界联合会、全国学生联合会以及海外留学生团体纷纷声援，要求北京政府顺应民意，驱除张敬尧和唐天喜。
但令人感到意外的是，由段祺瑞控制的北京政府在汹涌的民意面前，竟然摆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态度，对张敬尧和唐天喜在湖南的混战毫无作为
北京政府的行为让湘籍士绅、学子乃至普通民众对北京政府极为失望，湖南人民不甘于被蹂躏的命运，选择了“武力驱除张唐”的道路，自行组织武装进攻张敬尧和唐天喜，本土一些湘军也加入了进来。在张敬尧唐天喜部所到之处，广大农民以锄头扁担为武器，截断交通，夺取辎重，湘军所至，民众主动供应补给者络绎不绝，“输卒纠聚自如，给养望屋而得”，使张唐匪军遭到了沉重的打击，不得不龟缩在几座主要的城市里。
在驱逐张敬尧唐天喜的武装斗争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湖南人民自发提出来的“湘人治湘”，也提上了日程。新任湖南省长谭延凯发表全国通电，公开提出“湘人治湘”：“各省自治，为吾民共同之心理，……湘人此次用兵，纯本湘人救湘，湘人治湘一致决心……凯及全体人民，……爰本湘民公意，决定参合国会讨论之地方制度，采用民选省长及参事制，分别制定暂行条例，公布实行。”
谭延闿稍后又多次全国通电，宣布“湖南自治”，并提倡全国“联省自治”；并邀请湖南各界名流及各社会团体代表以及新闻记者，举行联席会议，共商“湖南自治”的大计。
谭延凯之所以这么做，也是迫不得已，湘军假始能够驱除张敬尧和唐天喜，但并无保全湖南全省的实力，张敬尧属于段祺瑞皖系的老人，而唐天喜已经表明了效忠皖系，驱除张唐无疑已经得罪了皖系，因此谭延凯不得不以“联省自治”的办法来抵御，并打算用全体湘民的公意，将皖系的武力阻止在省门之外；再者，杨朔铭的赣军已经平定两广云南，成为国内新兴的一支强大的可以和皖系叫板的军阀势力，谭延凯想借“联省自治”之名，吸引杨朔铭加入，借杨朔铭的军力抵抗段祺瑞。谭延凯认为，杨朔铭如欲北上和段祺瑞争锋，必然取道湖南，以杨朔铭平定两广期间的所作所为看，和段祺瑞相比，杨朔铭显然要开通得多，因而能够阻止皖系势力侵入湖南的，也唯有诉诸湖南全体民意的“湖南自治”了。
面对谭延凯祭出的“湖南自治”法宝，段祺瑞很快便意识到了危险，他一方面下令北京政府“申斥”张敬尧和唐天喜，承认谭延凯的省长地位，一方面将计就计地接过了谭延凯“湘人治湘”的口号，下令派湖南乾城人的傅良佐（段祺瑞的内弟）率军入湘，出任湖南督军。
而一直对家乡湖南极为关注的杨度，当然知道段祺瑞的用意是什么。
对于目前担任两广巡阅使并且拥有海军支持的杨朔铭，段祺瑞一直极为担心，杨朔铭虽然已经同意了二人联手的建议，但段祺瑞并不放心，在杨朔铭的赣军平定两广后并没有进军云南的原因，段祺瑞也猜到了是赣军连续作战需要休整的缘故。而此时湖南的战乱势必影响到杨朔铭的后方，正好可以用来牵制杨朔铭的军力，使其无暇分心。
而在张敬尧和唐天喜打得两败俱伤之后，傅良佐便可入湘一举平定，这样湖南便可成为皖系的势力范围，同时也成了皖系南下的跳板和阻挡杨朔铭北上的屏障。
“其实杨瀚之有力量结束湖南的战乱，但他却在两广按兵不动，”梁启超说道，“莫不是真的对老谭的那个‘联省自治’的提议感兴趣？”
“‘联省自治’又怎么了？所谓‘联省自治’，不外乎两个层面的涵义，即各省自行制定省宪法，依照省宪法自行组织省政府治理本省；再就是在各省自治的基础上，由各省选派代表，制定联省宪法，以实现国家的统一。”杨度答道，“其实这是一种很现实的选择，也好过这样的军阀混战。他杨瀚之如果选择联省自治，眼下正当其时。”
听了杨度的回答，梁启超竟然不自觉的点了点头。
对后世的很多中国人来说，他们光知道“中央集权”，对于“联省自治”这个词一直相当陌生，而他们不知道的是，这个国家制度因为与**领袖的“北伐统一”路线存在尖锐冲突，一度被简单粗暴地冠以“地方军阀粉饰其割据阴谋的遮羞布”的标签，打入了十八层地狱，永世不得翻身。
而事实上，中国人有这种“联邦制”的国家理想，由来已久，非止一日。在辛亥**成功，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曾明确表示：“美利坚合众国之制，当为吾国他日之模范。”在袁世凯以大总统身份统一南北后，进步党人掌控舆论，高举中央集权的旗帜；**党人忧惧袁世凯实施**统治，遂在“临时约法”中没有对中央政府与各级省政府之间的关系作任何具体的规定，“二次**”期间，更是明确的倡议国家应改行联邦制。在袁世凯解散国会后，进步党人也转而开始鼓吹扩大各省自治权。在民国建立后，联邦制的国家理想已经在中国的知识分子当中颇有影响力，如章士钊即屡言“吾国之各省尽可邦而联之，而无碍于国家之统一”。
自辛亥**以来，联邦自治论已经成为中国知识界最为流行的政治思潮之一。袁世凯称帝后，联邦自治论一度沉寂，此后**党人在日本人的支持下卷土重来，在南方举旗反袁，明确表示建立的也是中央集权制的共和国。由共和到帝制让人们看到了过度中央集权的危险，而“弘宪帝国”覆灭后出现的军阀混战危险，更将联邦自治论推上了前所未有的**。
在地方中小军阀层面，大大小小的军头们希望依靠“自治”，能够将北洋系大军阀的“武力统一”挡在省门之外；在民众层面，希望依靠“自治”，结束国家持续动荡带来的灾难和军阀混战的危险；在知识分子层面，上层救国路线已经走了多年，一无所成，反而有造成天下大乱局面的危险，中国的知识分子希望依靠“自治”，尝试着去走另一条中层救国路线。
作为一个对中国政治现状有着深刻理解的优秀政治家，杨度当然清楚这当中的利弊。
“国会重开在即，他段芝泉却出了这么一招昏棋，只怕要有好果子吃了。”杨度说道。
“国会重开，皙子怎么看？”梁启超听到杨度提到国会重开的事，立刻问道。
“国会开不开，对我来说，已经没有意义了。”杨度看着梁启超，笑了笑，说道，“倒是你梁任公可以大显一番身手了。”
梁启超听出了杨度话里的讽刺之意，他只是笑了笑，没有说什么，但他的眼中，却不由自主的闪过一丝得意和自信之色。
他没有告诉杨度，国会之所以能够重开，和他的研究系和段祺瑞之间的合作，是有着很大的关系的。
段祺瑞虽然是军人出身，但也知道文人的重要，而且段祺瑞留学德国，对西方的代议制也甚是推崇。段祺瑞也希望能够在中国推行代议制，因此在很早以前，就和梁启超、汤化龙为首的研究系展开了密切的合作。
研究系的前身，是进步党，在民元国会时，进步党是除了国民党之外的第二大党，是从晚清时期的立宪派发展而来，在各地颇有根基。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身亡后，梁启超以他的生花妙笔，在引导舆论方面，给了段祺瑞以很大的支持，甚至于连他自己的老师康有为都骂到了。在段祺瑞上台后，研究系和段祺瑞的合作可以说进入了蜜月期。在段祺瑞“平乱”期间成立的临时参议院，就是在研究系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段祺瑞重开国会的意图，也得到了梁启超的大力响应，而新一届国会的体制乃至选举办法，也是梁启超等人一手弄起来的。
梁启超等研究系大佬的如意算盘是这样的：在历经“弘宪帝国”和南方叛乱之后，原来的包括孙氏中华**党在内的属于国民党的势力已经冰消瓦解，不成形了，而交通系虽然财力雄厚，但并不象一个政党，也没有多大的政治抱负，国内目前能够称得上大党的，就剩下研究系了，因此研究系有望在新一届国会当中，独占鳌头，成为第一大党。
作为研究系的首脑人物，梁启超希望能够在国会选举胜利之后，真正的一展自己的政治抱负，洗雪当年激进的“戊戌变法”不成而导致国家动荡所带来的耻辱。
“此次重开国会，有几件事，还需要卓如你多加注意。”杨度看出了梁启超心里在想什么，提醒了他一句。
“愿闻其详。”梁启超收敛了思绪，脸上现出了关注之色。
“段芝泉此人，可为将而不可为相，更不可为帝，”杨度说道，“他虽然倡议重开国会，但他心里想要的，是一个能听他话的国会，这一点，我想卓如心里应该清楚。”
梁启超听了杨度的话，微微一愣，然后显得有些勉强地点了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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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和杨度本是极相熟的好友，二人初识于“公车上书”，后杨度自费留学日本，与梁启超在横滨相遇，杨度感于“国事伤心不可知”，和梁启超《少年中国说》，做《湖南少年歌》，内有“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之句，让梁启超感佩不已，由是杨梁遂结为天下至好。
虽然因为“弘宪帝制”的关系，一同追随袁世凯的杨度和梁启超一度分道扬镳，但主义之争并不影响二人的私谊。
“杨瀚之止兵柳州，这是要开始专心的经营两广了。”杨度翻过报纸看了看，苦笑了一声，“他还是真的想做这个‘高科技军阀’啊”
“无论是高科技军阀也好，低能儿军阀也罢，只要想做军阀，国家就不会安宁。”梁启超叹息道。
“项城公故去，再无人能主我中华，以后军阀遍地，狼烟四起，两广能得一高科技军阀，总比那些低能儿要好得多。”杨度说着，目光落在了另外一条消息上，“他段芝泉派傅良佐督湘，说是为了响应‘湘人治湘’之民意，用心虽好，只怕效果会适得其反。”
听到杨度随口剖析时局，无不切中要害，梁启超不由得在心里暗暗佩服。
“皙子为何如此说？”
“张敬尧和唐天喜已经把湖南祸害得够厉害的了，他老段要是真心想要为湖南民众结束战乱，就不该再派一添乱的主儿过去，让水更混。”杨度叹息道，“可惜项城公不听我言，没有及早给杨瀚之以军事全权，以至于我三湘之地兵祸连结，民众苦不堪言。”
听了杨度的话，梁启超也禁不住扼腕叹息起来。
自张敬尧进入湖南出任湘南镇守使以来，张氏兄弟在湖南广植私产，大扩私军，滥发纸币，横征暴敛，搜刮民财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不但祸及草根民众，连缙绅富商也苦不堪言。而在唐天喜进入湖南之后，其胡作非为的程度较张敬尧又有过之而无不及。唐天喜为了和张敬尧抢夺地盘和财源，在湖南展开了大规模的混战。
张敬尧一直有段祺瑞的支持，他平日根本不把唐天喜赵恒惕等人放在眼里，一心等着在南方诸省平定之后，捡杨朔铭的现成便宜，当一下湖南督军。但他小看了唐赵二人的野心。在中华民国恢复后，唐天喜立刻通电全国，表示自己当初加入南方军阀行列里的目的是为了“反对帝制”，如今“恢复共和”了，他宣布重新接受北京政府管辖，请北京政府不要派兵进攻他。段祺瑞当然对唐天喜的态度表示了欢迎，特意指示杨朔铭不必进攻唐天喜。唐天喜在解除了后顾之忧之后，大喜过望之余，也做起了督军湖南的美梦，他联合赵恒惕处处和张敬尧作对，最终导致双方兵戎相见。
张敬尧和唐天喜之间的混战给湖南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在张唐两军杀伐之下，“……七十余县之地，无地不灾，三千万人之家，无家不毁……”，“唐军先去，张军踵来，唐军既掠而过，张军且掠、且yin、且杀而后。”尤其是张敬尧所部在株洲、醴陵烧杀抢掠，无辜民众死者10余万人，“此次兵灾，尤以醴陵、株洲两地最为惨烈，醴陵历经火劫，最烈之时，大火由城镇延烧至乡村，历半月不息，环其地百余里不见人迹者二十余日，战事结束，醴陵县城仅遗二十八人”。“株洲几经巷战之后，已无一户人家，自株洲至萍乡铁路，男女老幼，尸积如山，火车竟不能过……”，“岳阳南关外一带，唐军纵火烧毁民居一千余家……凡唐军所驻之地，门窗，板壁，梁角，堂榭无不拆毁……”
1918年湖南《民国日报》如此形容本省的惨况：“……湖南人死了若干还不算，还要赔上若干财产，战来战去，战到如今，从前金装玉琢的湖南，就变成如今土焦人槁的局面。目下除了高高在上的湖南人，还能享有些微闲福外，其余的湖南人，有槁死在山腰湖畔的，有流亡在异国他乡的，无处不见焦土的颜色，无处可觅完全的住宅。焦土上面立着的人，不是号寒，也是呼饥，住宅里头藏着的人，不是数米为炊，也要折骸以爨，更有那离妇，望秋风而泣，老母倚斜闾而望子。种种惨状更是不胜枚举。”
湖南人民切齿痛恨张敬尧和唐天喜的暴行，时有民谣称：“白脸唐，白脸唐（指做过戏子的唐天喜），杀了我的鸡，吃了我的鹅，还糟蹋了我的老外婆。”“堂堂乎张，尧舜禹汤（均是张敬尧兄弟的名字），一二三四，虎豹豺狼”
“张唐不除，湖南无望”，为了结束这可怕的苦难，湖南人民开始了轰轰烈烈的“驱除张唐”运动，湖南省内外所有的开明势力全都联合了起来。有社会地位的湘籍士绅，利用一切机会，向各种政治团体、在各种政治场合控诉张敬尧唐天喜等人的罪恶，并且努力发行各种刊物（如《湖南》、《湘声》、《天问》），将张唐在湖南的种种暴行广而告之于全体国人；湘籍学子则联合罢课，并选派代表分赴北京、上海、广州等地请愿；长沙省城的教职员工也加入到请愿大军之中。不到一个月，张敬尧唐天喜的恶名已然举国皆知，全国各界联合会、全国学生联合会以及海外留学生团体纷纷声援，要求北京政府顺应民意，驱除张敬尧和唐天喜。
但令人感到意外的是，由段祺瑞控制的北京政府在汹涌的民意面前，竟然摆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态度，对张敬尧和唐天喜在湖南的混战毫无作为
北京政府的行为让湘籍士绅、学子乃至普通民众对北京政府极为失望，湖南人民不甘于被蹂躏的命运，选择了“武力驱除张唐”的道路，自行组织武装进攻张敬尧和唐天喜，本土一些湘军也加入了进来。在张敬尧唐天喜部所到之处，广大农民以锄头扁担为武器，截断交通，夺取辎重，湘军所至，民众主动供应补给者络绎不绝，“输卒纠聚自如，给养望屋而得”，使张唐匪军遭到了沉重的打击，不得不龟缩在几座主要的城市里。
在驱逐张敬尧唐天喜的武装斗争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湖南人民自发提出来的“湘人治湘”，也提上了日程。新任湖南省长谭延凯发表全国通电，公开提出“湘人治湘”：“各省自治，为吾民共同之心理，……湘人此次用兵，纯本湘人救湘，湘人治湘一致决心……凯及全体人民，……爰本湘民公意，决定参合国会讨论之地方制度，采用民选省长及参事制，分别制定暂行条例，公布实行。”
谭延闿稍后又多次全国通电，宣布“湖南自治”，并提倡全国“联省自治”；并邀请湖南各界名流及各社会团体代表以及新闻记者，举行联席会议，共商“湖南自治”的大计。
谭延凯之所以这么做，也是迫不得已，湘军假始能够驱除张敬尧和唐天喜，但并无保全湖南全省的实力，张敬尧属于段祺瑞皖系的老人，而唐天喜已经表明了效忠皖系，驱除张唐无疑已经得罪了皖系，因此谭延凯不得不以“联省自治”的办法来抵御，并打算用全体湘民的公意，将皖系的武力阻止在省门之外；再者，杨朔铭的赣军已经平定两广云南，成为国内新兴的一支强大的可以和皖系叫板的军阀势力，谭延凯想借“联省自治”之名，吸引杨朔铭加入，借杨朔铭的军力抵抗段祺瑞。谭延凯认为，杨朔铭如欲北上和段祺瑞争锋，必然取道湖南，以杨朔铭平定两广期间的所作所为看，和段祺瑞相比，杨朔铭显然要开通得多，因而能够阻止皖系势力侵入湖南的，也唯有诉诸湖南全体民意的“湖南自治”了。
面对谭延凯祭出的“湖南自治”法宝，段祺瑞很快便意识到了危险，他一方面下令北京政府“申斥”张敬尧和唐天喜，承认谭延凯的省长地位，一方面将计就计地接过了谭延凯“湘人治湘”的口号，下令派湖南乾城人的傅良佐（段祺瑞的内弟）率军入湘，出任湖南督军。
而一直对家乡湖南极为关注的杨度，当然知道段祺瑞的用意是什么。
对于目前担任两广巡阅使并且拥有海军支持的杨朔铭，段祺瑞一直极为担心，杨朔铭虽然已经同意了二人联手的建议，但段祺瑞并不放心，在杨朔铭的赣军平定两广后并没有进军云南的原因，段祺瑞也猜到了是赣军连续作战需要休整的缘故。而此时湖南的战乱势必影响到杨朔铭的后方，正好可以用来牵制杨朔铭的军力，使其无暇分心。
而在张敬尧和唐天喜打得两败俱伤之后，傅良佐便可入湘一举平定，这样湖南便可成为皖系的势力范围，同时也成了皖系南下的跳板和阻挡杨朔铭北上的屏障。
“其实杨瀚之有力量结束湖南的战乱，但他却在两广按兵不动，”梁启超说道，“莫不是真的对老谭的那个‘联省自治’的提议感兴趣？”
“‘联省自治’又怎么了？所谓‘联省自治’，不外乎两个层面的涵义，即各省自行制定省宪法，依照省宪法自行组织省政府治理本省；再就是在各省自治的基础上，由各省选派代表，制定联省宪法，以实现国家的统一。”杨度答道，“其实这是一种很现实的选择，也好过这样的军阀混战。他杨瀚之如果选择联省自治，眼下正当其时。”
听了杨度的回答，梁启超竟然不自觉的点了点头。
对后世的很多中国人来说，他们光知道“中央集权”，对于“联省自治”这个词一直相当陌生，而他们不知道的是，这个国家制度因为与**领袖的“北伐统一”路线存在尖锐冲突，一度被简单粗暴地冠以“地方军阀粉饰其割据阴谋的遮羞布”的标签，打入了十八层地狱，永世不得翻身。
而事实上，中国人有这种“联邦制”的国家理想，由来已久，非止一日。在辛亥**成功，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曾明确表示：“美利坚合众国之制，当为吾国他日之模范。”在袁世凯以大总统身份统一南北后，进步党人掌控舆论，高举中央集权的旗帜；**党人忧惧袁世凯实施**统治，遂在“临时约法”中没有对中央政府与各级省政府之间的关系作任何具体的规定，“二次**”期间，更是明确的倡议国家应改行联邦制。在袁世凯解散国会后，进步党人也转而开始鼓吹扩大各省自治权。在民国建立后，联邦制的国家理想已经在中国的知识分子当中颇有影响力，如章士钊即屡言“吾国之各省尽可邦而联之，而无碍于国家之统一”。
自辛亥**以来，联邦自治论已经成为中国知识界最为流行的政治思潮之一。袁世凯称帝后，联邦自治论一度沉寂，此后**党人在日本人的支持下卷土重来，在南方举旗反袁，明确表示建立的也是中央集权制的共和国。由共和到帝制让人们看到了过度中央集权的危险，而“弘宪帝国”覆灭后出现的军阀混战危险，更将联邦自治论推上了前所未有的**。
在地方中小军阀层面，大大小小的军头们希望依靠“自治”，能够将北洋系大军阀的“武力统一”挡在省门之外；在民众层面，希望依靠“自治”，结束国家持续动荡带来的灾难和军阀混战的危险；在知识分子层面，上层救国路线已经走了多年，一无所成，反而有造成天下大乱局面的危险，中国的知识分子希望依靠“自治”，尝试着去走另一条中层救国路线。
作为一个对中国政治现状有着深刻理解的优秀政治家，杨度当然清楚这当中的利弊。
“国会重开在即，他段芝泉却出了这么一招昏棋，只怕要有好果子吃了。”杨度说道。
“国会重开，皙子怎么看？”梁启超听到杨度提到国会重开的事，立刻问道。
“国会开不开，对我来说，已经没有意义了。”杨度看着梁启超，笑了笑，说道，“倒是你梁任公可以大显一番身手了。”
梁启超听出了杨度话里的讽刺之意，他只是笑了笑，没有说什么，但他的眼中，却不由自主的闪过一丝得意和自信之色。
他没有告诉杨度，国会之所以能够重开，和他的研究系和段祺瑞之间的合作，是有着很大的关系的。
段祺瑞虽然是军人出身，但也知道文人的重要，而且段祺瑞留学德国，对西方的代议制也甚是推崇。段祺瑞也希望能够在中国推行代议制，因此在很早以前，就和梁启超、汤化龙为首的研究系展开了密切的合作。
研究系的前身，是进步党，在民元国会时，进步党是除了国民党之外的第二大党，是从晚清时期的立宪派发展而来，在各地颇有根基。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身亡后，梁启超以他的生花妙笔，在引导舆论方面，给了段祺瑞以很大的支持，甚至于连他自己的老师康有为都骂到了。在段祺瑞上台后，研究系和段祺瑞的合作可以说进入了蜜月期。在段祺瑞“平乱”期间成立的临时参议院，就是在研究系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段祺瑞重开国会的意图，也得到了梁启超的大力响应，而新一届国会的体制乃至选举办法，也是梁启超等人一手弄起来的。
梁启超等研究系大佬的如意算盘是这样的：在历经“弘宪帝国”和南方叛乱之后，原来的包括孙氏中华**党在内的属于国民党的势力已经冰消瓦解，不成形了，而交通系虽然财力雄厚，但并不象一个政党，也没有多大的政治抱负，国内目前能够称得上大党的，就剩下研究系了，因此研究系有望在新一届国会当中，独占鳌头，成为第一大党。
作为研究系的首脑人物，梁启超希望能够在国会选举胜利之后，真正的一展自己的政治抱负，洗雪当年激进的“戊戌变法”不成而导致国家动荡所带来的耻辱。
“此次重开国会，有几件事，还需要卓如你多加注意。”杨度看出了梁启超心里在想什么，提醒了他一句。
“愿闻其详。”梁启超收敛了思绪，脸上现出了关注之色。
“段芝泉此人，可为将而不可为相，更不可为帝，”杨度说道，“他虽然倡议重开国会，但他心里想要的，是一个能听他话的国会，这一点，我想卓如心里应该清楚。”
梁启超听了杨度的话，微微一愣，然后显得有些勉强地点了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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