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零七章大事不妙
与此同时，在盟国原先的计划(与它们梦想给予芬兰援助以对付苏联有关)由于芬兰停止抵抗而遭受挫折和不值得再考虑以后，德国和盟国正在分别制订时间相同而内容类似的对付挪威的计划。(手打小说)
3月21日雷诺一当上法国内阁总理，就立刻开始催促英国政府再次采取侵入斯堪的纳维亚的政策。
这时决定，开始用原来的方法，就是在航道上布雷把敌人的船只赶出挪威领海的方法……来解决从纳尔维克以南运输铁矿砂这个老问题。在这以后，再在挪威领海内设下布雷区，不预先通知挪威政府。预料随后德国可能对挪威领土采取反措施；而盟国接着就可得到挪威的同意占领纳尔维克和南部的三个港口。……关于瑞典，前景不那么清楚，但是希望形势将使在纳尔维克登陆的部队能以卫护端典反抗侵略的战士的身份——不论是真实的还是假设的——抵达矿区。
另一方面，德国人一直在加速推行占领挪威的计划。他们的行动原来打算在3月20日开始；英国的计划在3月28日得到最高作战会议的同意，要求在4月1日或2日向挪威和瑞典发出“辩解”的照会，接着在4月5日布雷。由于波罗的海的冰封久久不化，使德国人把日期推迟到4月9日，而英国的日期，也由于法国反对英国一项与此有关的在莱茵河布雷的计划而延迟了几天。英国给挪威和瑞典政府的照会于4月5日递交，那时在这两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首都，报纸已经对预料中的盟国的意图加以非难。布雷应当接着在4月8日进行。于是，就出现了德国海军和英、法海军同时集中到挪威去执行各自的计划的情况。不过，德国的计划是要在4月9日破晓以前同时对许多不同的地点进行一系列决定性的打击，而英国的计划则是“一连串有条件的登陆，并且只是在证明德国对布雷相应地作出敌意的反应时方才进行，而在那种情况下也要隔一天至四天半以后再进行”。
当挪威遭到1940年4月的危机时，它只动员了一小部分防守力量。它没有布雷，沿海的要塞只有一部分配备了兵力，陆军只有一小部分处于备战状态。尽管4月以前事态的演变令人不安，可是挪威的防务措施自始至终保持着一种“中立警戒”的性质。科特认为——莫温凯尔、汉布罗和科特有同样的看法——局势没有1914-1918年时那么危险，汉布罗还认为，盟国的空中优势和德国的石油匮乏，将使德国无法采取任何有效的行动。因此政府无意屈服于它的军事顾问们要求加强挪威战备的压力，特别是因为，按照挪威白皮书所说，汉布罗、莫温凯尔、延斯?洪德塞德在那时也施加了一些压力，要求限制军事部署。不过，这种说法为汉布罗所否认。国防大臣——按照陆军司令官洛克将军的说法——通常把这种事情让内阁的其他阁员或让外交政治司去决定，同时，军界对政治形势和军事政治形势的情报也掌握得不够。海军司令官迪埃森将军在战后说，他当时认为敌军很不可能在挪威登陆，因此没有建议全部动用沿海要塞，甚至准备把这些要塞的大部分驻军复员回家。挪威议会在战后成立的调查委员会认为，就缺乏主动性而言，迪埃森将军比洛克将军应负更大的责任，因为领海显然比陆上防区更处在危险区域内。4月9日，科特在议会于哈马尔召开的会议上所作的声明，确凿地证明了他当时对防务情况没有感到任何忧虑。
战后对外交部档案所作的调查，发现当时有许多警告说明德国对挪威的军事行动正迫在眉睫。“四月九日政府”在伦敦的成员否认知道这些警告。但是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在4月5日至8日间，奥斯陆从挪威驻柏林公使馆连续接到了关于局势的权威报告，科特、扬伯格上校以及陆军和海军司令官都知道这些报告，但是政府的其他成员并未得到通知。第一个汇报局势严重的警告是挪威驻柏林公使阿尔内?谢尔在3月29日发出的。警告的措词一般，指出危险来自法国和英国而不是来自德国。4月3日，就是盟国向挪威政府预告英国海军将在挪威领海布雷前五天，当时驻伦敦的挪威公使埃里克?科尔班电告，他从工党的一个主要党员菲利普?诺埃尔-贝克处获得确切消息，英国人正准备对德国在挪威领海内的铁矿砂运输采取直接行动。4月1日以及4月4日又有警告，这次指出德国打算侵略。这些警告同发到丹麦的警告是一致的，实际上都是根据同样的情报。但是，直到4月5日，方才提到挪威本身肯定正在受到德国的威胁。在那一天，奥斯陆收到从哥本哈根、柏林、斯德哥尔摩发出的警告，哥本哈根发来的警告是根据丹麦政府从其驻柏林公使萨黑处收到的情报。4月4日，在议会外事委员会的会议上，曾提出要科特就这些“谣言”在柏林采取措施，科特拒不接受。他指出，这些谣言不是没有根据，从而不成其为危险的信号，便是确有其事。假使确有事，他也不会得到对方的答复。在战后受到质问时，他解释说，1939年12月和1940年也流传过这类谣言，但是后来没有成为事实。他不愿把这些新的谣言看得更严重。他不承认曾经从瑞典方面接到警告，特别是一则据称由瑞典国防参谋部电告挪威参谋总部的消息。
4月7日，挪威驻哥本哈根公使奥古斯特?埃斯马尔希发出了明确的警告，称德国将立即对挪威采取行动，德国舰队已经出发，向西驶去，显然开往一个比较远的地点。科特确信它是开往大西洋。奥斯陆方面之所以有无视这些警告的倾向，一个原因是政府和外事委员会当时都全神贯注地在考虑英国布雷可能造成的后果。不过，在4月8日下午3时，挪威驻伦敦公使馆在电话报告中宣读了一份紧急电报稿，报告德国舰队显然在向纳尔维克调动，科特立即把这个消息转告了海军部。消息说，当天上午曾在北海挪威海岸外发现德国舰艇，正在向北行驶，“非常可疑是企图对纳尔维克采取行动，能在午夜以前抵达纳尔维克”。几个小时后，传来了更为严重的消息。扬伯格上校在秘密会议上向议会报告说，据克里斯蒂安桑的指挥官报告，从“里约热内卢”号(当天上午在利勒散港外中了鱼雷)轮船上来了约一百名身穿绿灰色制服的德国人；他们承认船上有马匹和枪炮，并说听到谣言，他们是“应挪威政府的请求”前往卑尔根去帮助挪威人的。但这位国防大臣认为这件事只是另一次侵犯中立的行为，而不是即将发动攻击的警告。他也不理会参谋总长哈特莱达尔上校在4月5日、6日和8日再三敦促他考虑局势的严重性和挪威在南方兵力薄弱的情况。4月8日，哈特莱达尔上校的这些请求得到了洛克将军的支持，这两位军官出席了当天外事委员会的会议。哈特莱达尔在晚上催促扬伯格对他已提出的许多建议作出答复，扬伯格告诉他，将于次日上午给回音。当天晚上确是对事态进行了讨论，并起草了总动员的建议。扬伯格指出，动员工作需要三天时间，因此政府提出折衷方案，决定在厄斯特福尔动员两个营，这样可以调集得快一些。尼加德斯沃尔德曾明确地征询过国防大臣的意见，问他对这种不符合哈特莱达尔建议的做法是否有理由，并在得到保证两营兵力将足够使用以后，这个决定被采纳了。
4月8日午夜，海军参谋部报告，奥斯陆峡湾外有外国舰艇，正试图夺取防御工事，外事委员会召集会议，并于4月9日凌晨1时30分举行了会议，全体委员出席。这时接到报告，德国的进攻正向卑尔根扩展，于是政府决定动员军队。清晨5时，拒绝了由布罗尔递交的德国最后通牒，并决定总动员。在国王不在场的情况下，这个决定并不是正式的或书面的，但是认为，扬伯格上校应通知所有的军事当局。洛克将军后来证明，直到凌晨2时30分他才能同扬伯格通电活，说服扬伯格重新采纳他自己的动员建议，直到清晨4时至6时之间总动员的命令方始发出。国防大臣一直到最后都固执地企图把这个命令保持秘密，而保持秘密自然会大大延误它生效的时间。战后的调查委员会发现，总动员命令根本没有发出过，因为已经查明总动员工作肯定从未开始过，而参谋总部既然这样迫切地要求有这个决定，那就毫无理由认为，如果接到这样一道命令，它居然会不执行。对于这一事关重大的疑点，文件记录本身并未予以澄清。调查委员会对哈特莱达尔上校面临严重困难时的主动积极性深为赞许。他努力由自己负责来扩大动员令的范围。由于令人遗憾的疏忽，在德国人进入奥斯陆以前，没有把挪威广播电台破坏掉，尽管官员们曾要求下令加以破坏。结果使吉斯林(挪威纳粹党的党魁)和德国人能把电台接收，并在4月9日下午用以宣布成立吉斯林政府，撤销动员令和召回在海外的挪威船只。
到第三周，德苏两国对东北欧的瓜分事实上已经完成。就在德军与红军在波兰国土上会师的那天，波兰对这两个侵略国最后的有效抵抗在这一地带已被击溃。波兰既已经覆灭，当时依然幸存的东北欧国家就统统只好任凭苏联和德国摆布了。波罗的海三国是不设防的小国，只要何时夺取它们方便，随时都可以把它们置于苏联统治之下，就象后来很快做到的那样。至于芬兰，结果证明，苏联不经过战斗就不能使它就范，尽管如此，芬兰在“冬季战争”中由于得不到西方的有效支援，最终被迫接受苏联政府的条件，这一结局早在1939年9月底以前就已在意料之中。
因此，在这一阶段，希特勒在东北欧的直接战略目标已经达到。波兰已从欧洲的政治地图上被抹掉，这完全符合希特勒直到那时为止的策略，而在这个当口，他却需要把和平的触角伸向他的对手，已被消灭的波兰的两个西欧盟国法国和英国。
我们可以肯定，对波兰闪电战的胜利，在希特勒心目中是一个得意的杰作。在慕尼黑时，他固然由于吓唬得英、法和他勾结起来使捷克斯洛伐克听他摆布而自鸣得意，但这种得意的心情，也许因为对这场不够劲的胜利感到失望而有所冲淡，因为在这场胜利中他的吸血的愿望没有得到满足。这一贪欲在对波兰的战役中如愿以偿。在作战中，德国武装部队的新式装备和战术之高明得到了辉煌的证明。德国机械化部队在摧毁波兰军队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威力和速度，使全世界不寒而栗。波军虽然英勇，终因武器陈旧这一致命弱点而无济于事。对波作战无疑是希特勒和德军参谋总部一致的意见。将领们和希特勒都肯定这一局部战争必然胜利，但是将领们是凭他们的专门军事知识来判断的，而希特勒却凭他那不可思议的直觉。美中不足的是，对波兰的袭击带来了一个不想有的、讨厌的结果：和英、法处于战争状态。希特勒可能比德军参谋总部更轻率地冒险把德军的机动兵力都投入了波兰战役。而使第三帝国面临只有最薄弱的兵力守卫西壁的险境。但是，希特勒曾根据法国和英国的作战心理作了估计，推测这两个西欧盟国当德军精锐在东线作战的时候，不敢趁机正面进攻西壁；而德军参谋总部则大概是从理论上而不是从个人感情上根据德国在波兰作战时西线双方潜力的对比来进行估计的。在这一点上，事实再次证明希特勒的大胆比德军参谋总部的小心要正确。可是，在波兰被消灭后德国应付西欧对手时下一步该如何行动这个问题上，希特勒和他的将领们的看法却又完全一致。他们都希望能诱使英、法接受东北欧的既成事实，尽管在这一点上，他们又是根据不同的考虑而这样决定的。
德国的将领们之所以希望与英、法媾和，是因为他们正确地认识到，对西欧的袭击若与这时已胜利结束的对波兰的袭击相比，乃是一项严峻得多的军事任务。而希特勒面对在西线有可能遭遇一场积极的进攻战这件事，态度却要沉着得多，在这一点上，从短时期来看，由于不久以后在1940年春季和初夏德国进攻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低地国家和法国取得了惊人的胜利，再次证明他是正确的。不过，尽管希特勒为他的军事直觉这最后一次的闪现所鼓舞，他在1939年秋季仍然为了自己独特的理由也想同英、法媾和。在原则上，他反对德国在两条战线上作战。这一直是他指控德皇威廉二世使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遭到失败的主要罪状之一。德国进攻波兰，激起了英国和法国对德国宣战，这样，希特勒就违反了自己的政治军事原则；同时，尽管他正确地预见到英法的战争行动将不过是“虚张声势”，尽管他迅速地结束了波兰战事，从而把自己从开头一段短时期内从事两线作战的困境中解脱了出来，他却别有理由——不是理论上的，而是实际上的——希望这时能与两个西欧对手媾和。希特勒的手法，正如丘吉尔所识破并指出的那样，是“一个一个地”对付他的受害者，而在任何时候，都尽可能地使自己腾出一只手来，以便玩弄花招，随机应变。投机取巧乃是他的天性；这时他如果能与法、英媾和，他就能腾出双手来，对看来最有希望成功的下一个目标采取行动。东南欧可能落入他的罗网，那时西欧国家和苏联会袖手旁观，虽然感到不安，但是犹豫不决。接着，在希特勒认为最适宜的时机，在西欧国家默许之下，也许甚至在它们心照不宣的赞同之下，可能对苏联发动进攻。最后，也许兵不血刃就能使法国和英国与一个横跨西壁和乌拉尔山脉这整个空间的德国巨人谈判，求得一个政治解决办法，这个办法尽管表面温和，但是久而久之，将使英法听任这一庞大的第三帝国摆布。
可能正是出于这些主要的考虑，使希特勒在1939年秋季发动了这场“和平攻势”。他的将领们，还有人民，固然也都渴望和平，但这一事实对他的影响可能并不太大。他认为自己比将领们高明；同时，他自信能够驾驭德国人民，也正由于他是一个真正能蛊惑人心的煽动家，知道与群众的关系是自己的生命线，因而对于他们的情绪很敏感。另一方面，在法国，不仅公众，而且接近政权中心的有影响的阶层，也都渴望和平。这种情况，希特勒了解得清清楚楚，这大概是他希望这场即将对西方展开的宣传攻势能象不久前对东方的军事攻势取得同样成功的主要根据之一。在法国，失败主义情绪弥漫全国，这一点为波兰战事结束后十二个月之内的一场军事考验所证实。不过，正因为法国当时的情绪如此消沉，如此漠然，以致除了在军事上惨败以外，没有什么能使法国政府完全改变它公开宣布过的政策，即与英国结成同盟，把战争进行到底，直到推翻纳粹政权，恢复东北欧的原状。
与此同时，在盟国原先的计划(与它们梦想给予芬兰援助以对付苏联有关)由于芬兰停止抵抗而遭受挫折和不值得再考虑以后，德国和盟国正在分别制订时间相同而内容类似的对付挪威的计划。(手打小说)
3月21日雷诺一当上法国内阁总理，就立刻开始催促英国政府再次采取侵入斯堪的纳维亚的政策。
这时决定，开始用原来的方法，就是在航道上布雷把敌人的船只赶出挪威领海的方法……来解决从纳尔维克以南运输铁矿砂这个老问题。在这以后，再在挪威领海内设下布雷区，不预先通知挪威政府。预料随后德国可能对挪威领土采取反措施；而盟国接着就可得到挪威的同意占领纳尔维克和南部的三个港口。……关于瑞典，前景不那么清楚，但是希望形势将使在纳尔维克登陆的部队能以卫护端典反抗侵略的战士的身份——不论是真实的还是假设的——抵达矿区。
另一方面，德国人一直在加速推行占领挪威的计划。他们的行动原来打算在3月20日开始；英国的计划在3月28日得到最高作战会议的同意，要求在4月1日或2日向挪威和瑞典发出“辩解”的照会，接着在4月5日布雷。由于波罗的海的冰封久久不化，使德国人把日期推迟到4月9日，而英国的日期，也由于法国反对英国一项与此有关的在莱茵河布雷的计划而延迟了几天。英国给挪威和瑞典政府的照会于4月5日递交，那时在这两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首都，报纸已经对预料中的盟国的意图加以非难。布雷应当接着在4月8日进行。于是，就出现了德国海军和英、法海军同时集中到挪威去执行各自的计划的情况。不过，德国的计划是要在4月9日破晓以前同时对许多不同的地点进行一系列决定性的打击，而英国的计划则是“一连串有条件的登陆，并且只是在证明德国对布雷相应地作出敌意的反应时方才进行，而在那种情况下也要隔一天至四天半以后再进行”。
当挪威遭到1940年4月的危机时，它只动员了一小部分防守力量。它没有布雷，沿海的要塞只有一部分配备了兵力，陆军只有一小部分处于备战状态。尽管4月以前事态的演变令人不安，可是挪威的防务措施自始至终保持着一种“中立警戒”的性质。科特认为——莫温凯尔、汉布罗和科特有同样的看法——局势没有1914-1918年时那么危险，汉布罗还认为，盟国的空中优势和德国的石油匮乏，将使德国无法采取任何有效的行动。因此政府无意屈服于它的军事顾问们要求加强挪威战备的压力，特别是因为，按照挪威白皮书所说，汉布罗、莫温凯尔、延斯?洪德塞德在那时也施加了一些压力，要求限制军事部署。不过，这种说法为汉布罗所否认。国防大臣——按照陆军司令官洛克将军的说法——通常把这种事情让内阁的其他阁员或让外交政治司去决定，同时，军界对政治形势和军事政治形势的情报也掌握得不够。海军司令官迪埃森将军在战后说，他当时认为敌军很不可能在挪威登陆，因此没有建议全部动用沿海要塞，甚至准备把这些要塞的大部分驻军复员回家。挪威议会在战后成立的调查委员会认为，就缺乏主动性而言，迪埃森将军比洛克将军应负更大的责任，因为领海显然比陆上防区更处在危险区域内。4月9日，科特在议会于哈马尔召开的会议上所作的声明，确凿地证明了他当时对防务情况没有感到任何忧虑。
战后对外交部档案所作的调查，发现当时有许多警告说明德国对挪威的军事行动正迫在眉睫。“四月九日政府”在伦敦的成员否认知道这些警告。但是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在4月5日至8日间，奥斯陆从挪威驻柏林公使馆连续接到了关于局势的权威报告，科特、扬伯格上校以及陆军和海军司令官都知道这些报告，但是政府的其他成员并未得到通知。第一个汇报局势严重的警告是挪威驻柏林公使阿尔内?谢尔在3月29日发出的。警告的措词一般，指出危险来自法国和英国而不是来自德国。4月3日，就是盟国向挪威政府预告英国海军将在挪威领海布雷前五天，当时驻伦敦的挪威公使埃里克?科尔班电告，他从工党的一个主要党员菲利普?诺埃尔-贝克处获得确切消息，英国人正准备对德国在挪威领海内的铁矿砂运输采取直接行动。4月1日以及4月4日又有警告，这次指出德国打算侵略。这些警告同发到丹麦的警告是一致的，实际上都是根据同样的情报。但是，直到4月5日，方才提到挪威本身肯定正在受到德国的威胁。在那一天，奥斯陆收到从哥本哈根、柏林、斯德哥尔摩发出的警告，哥本哈根发来的警告是根据丹麦政府从其驻柏林公使萨黑处收到的情报。4月4日，在议会外事委员会的会议上，曾提出要科特就这些“谣言”在柏林采取措施，科特拒不接受。他指出，这些谣言不是没有根据，从而不成其为危险的信号，便是确有其事。假使确有事，他也不会得到对方的答复。在战后受到质问时，他解释说，1939年12月和1940年也流传过这类谣言，但是后来没有成为事实。他不愿把这些新的谣言看得更严重。他不承认曾经从瑞典方面接到警告，特别是一则据称由瑞典国防参谋部电告挪威参谋总部的消息。
4月7日，挪威驻哥本哈根公使奥古斯特?埃斯马尔希发出了明确的警告，称德国将立即对挪威采取行动，德国舰队已经出发，向西驶去，显然开往一个比较远的地点。科特确信它是开往大西洋。奥斯陆方面之所以有无视这些警告的倾向，一个原因是政府和外事委员会当时都全神贯注地在考虑英国布雷可能造成的后果。不过，在4月8日下午3时，挪威驻伦敦公使馆在电话报告中宣读了一份紧急电报稿，报告德国舰队显然在向纳尔维克调动，科特立即把这个消息转告了海军部。消息说，当天上午曾在北海挪威海岸外发现德国舰艇，正在向北行驶，“非常可疑是企图对纳尔维克采取行动，能在午夜以前抵达纳尔维克”。几个小时后，传来了更为严重的消息。扬伯格上校在秘密会议上向议会报告说，据克里斯蒂安桑的指挥官报告，从“里约热内卢”号(当天上午在利勒散港外中了鱼雷)轮船上来了约一百名身穿绿灰色制服的德国人；他们承认船上有马匹和枪炮，并说听到谣言，他们是“应挪威政府的请求”前往卑尔根去帮助挪威人的。但这位国防大臣认为这件事只是另一次侵犯中立的行为，而不是即将发动攻击的警告。他也不理会参谋总长哈特莱达尔上校在4月5日、6日和8日再三敦促他考虑局势的严重性和挪威在南方兵力薄弱的情况。4月8日，哈特莱达尔上校的这些请求得到了洛克将军的支持，这两位军官出席了当天外事委员会的会议。哈特莱达尔在晚上催促扬伯格对他已提出的许多建议作出答复，扬伯格告诉他，将于次日上午给回音。当天晚上确是对事态进行了讨论，并起草了总动员的建议。扬伯格指出，动员工作需要三天时间，因此政府提出折衷方案，决定在厄斯特福尔动员两个营，这样可以调集得快一些。尼加德斯沃尔德曾明确地征询过国防大臣的意见，问他对这种不符合哈特莱达尔建议的做法是否有理由，并在得到保证两营兵力将足够使用以后，这个决定被采纳了。
4月8日午夜，海军参谋部报告，奥斯陆峡湾外有外国舰艇，正试图夺取防御工事，外事委员会召集会议，并于4月9日凌晨1时30分举行了会议，全体委员出席。这时接到报告，德国的进攻正向卑尔根扩展，于是政府决定动员军队。清晨5时，拒绝了由布罗尔递交的德国最后通牒，并决定总动员。在国王不在场的情况下，这个决定并不是正式的或书面的，但是认为，扬伯格上校应通知所有的军事当局。洛克将军后来证明，直到凌晨2时30分他才能同扬伯格通电活，说服扬伯格重新采纳他自己的动员建议，直到清晨4时至6时之间总动员的命令方始发出。国防大臣一直到最后都固执地企图把这个命令保持秘密，而保持秘密自然会大大延误它生效的时间。战后的调查委员会发现，总动员命令根本没有发出过，因为已经查明总动员工作肯定从未开始过，而参谋总部既然这样迫切地要求有这个决定，那就毫无理由认为，如果接到这样一道命令，它居然会不执行。对于这一事关重大的疑点，文件记录本身并未予以澄清。调查委员会对哈特莱达尔上校面临严重困难时的主动积极性深为赞许。他努力由自己负责来扩大动员令的范围。由于令人遗憾的疏忽，在德国人进入奥斯陆以前，没有把挪威广播电台破坏掉，尽管官员们曾要求下令加以破坏。结果使吉斯林(挪威纳粹党的党魁)和德国人能把电台接收，并在4月9日下午用以宣布成立吉斯林政府，撤销动员令和召回在海外的挪威船只。
到第三周，德苏两国对东北欧的瓜分事实上已经完成。就在德军与红军在波兰国土上会师的那天，波兰对这两个侵略国最后的有效抵抗在这一地带已被击溃。波兰既已经覆灭，当时依然幸存的东北欧国家就统统只好任凭苏联和德国摆布了。波罗的海三国是不设防的小国，只要何时夺取它们方便，随时都可以把它们置于苏联统治之下，就象后来很快做到的那样。至于芬兰，结果证明，苏联不经过战斗就不能使它就范，尽管如此，芬兰在“冬季战争”中由于得不到西方的有效支援，最终被迫接受苏联政府的条件，这一结局早在1939年9月底以前就已在意料之中。
因此，在这一阶段，希特勒在东北欧的直接战略目标已经达到。波兰已从欧洲的政治地图上被抹掉，这完全符合希特勒直到那时为止的策略，而在这个当口，他却需要把和平的触角伸向他的对手，已被消灭的波兰的两个西欧盟国法国和英国。
我们可以肯定，对波兰闪电战的胜利，在希特勒心目中是一个得意的杰作。在慕尼黑时，他固然由于吓唬得英、法和他勾结起来使捷克斯洛伐克听他摆布而自鸣得意，但这种得意的心情，也许因为对这场不够劲的胜利感到失望而有所冲淡，因为在这场胜利中他的吸血的愿望没有得到满足。这一贪欲在对波兰的战役中如愿以偿。在作战中，德国武装部队的新式装备和战术之高明得到了辉煌的证明。德国机械化部队在摧毁波兰军队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威力和速度，使全世界不寒而栗。波军虽然英勇，终因武器陈旧这一致命弱点而无济于事。对波作战无疑是希特勒和德军参谋总部一致的意见。将领们和希特勒都肯定这一局部战争必然胜利，但是将领们是凭他们的专门军事知识来判断的，而希特勒却凭他那不可思议的直觉。美中不足的是，对波兰的袭击带来了一个不想有的、讨厌的结果：和英、法处于战争状态。希特勒可能比德军参谋总部更轻率地冒险把德军的机动兵力都投入了波兰战役。而使第三帝国面临只有最薄弱的兵力守卫西壁的险境。但是，希特勒曾根据法国和英国的作战心理作了估计，推测这两个西欧盟国当德军精锐在东线作战的时候，不敢趁机正面进攻西壁；而德军参谋总部则大概是从理论上而不是从个人感情上根据德国在波兰作战时西线双方潜力的对比来进行估计的。在这一点上，事实再次证明希特勒的大胆比德军参谋总部的小心要正确。可是，在波兰被消灭后德国应付西欧对手时下一步该如何行动这个问题上，希特勒和他的将领们的看法却又完全一致。他们都希望能诱使英、法接受东北欧的既成事实，尽管在这一点上，他们又是根据不同的考虑而这样决定的。
德国的将领们之所以希望与英、法媾和，是因为他们正确地认识到，对西欧的袭击若与这时已胜利结束的对波兰的袭击相比，乃是一项严峻得多的军事任务。而希特勒面对在西线有可能遭遇一场积极的进攻战这件事，态度却要沉着得多，在这一点上，从短时期来看，由于不久以后在1940年春季和初夏德国进攻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低地国家和法国取得了惊人的胜利，再次证明他是正确的。不过，尽管希特勒为他的军事直觉这最后一次的闪现所鼓舞，他在1939年秋季仍然为了自己独特的理由也想同英、法媾和。在原则上，他反对德国在两条战线上作战。这一直是他指控德皇威廉二世使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遭到失败的主要罪状之一。德国进攻波兰，激起了英国和法国对德国宣战，这样，希特勒就违反了自己的政治军事原则；同时，尽管他正确地预见到英法的战争行动将不过是“虚张声势”，尽管他迅速地结束了波兰战事，从而把自己从开头一段短时期内从事两线作战的困境中解脱了出来，他却别有理由——不是理论上的，而是实际上的——希望这时能与两个西欧对手媾和。希特勒的手法，正如丘吉尔所识破并指出的那样，是“一个一个地”对付他的受害者，而在任何时候，都尽可能地使自己腾出一只手来，以便玩弄花招，随机应变。投机取巧乃是他的天性；这时他如果能与法、英媾和，他就能腾出双手来，对看来最有希望成功的下一个目标采取行动。东南欧可能落入他的罗网，那时西欧国家和苏联会袖手旁观，虽然感到不安，但是犹豫不决。接着，在希特勒认为最适宜的时机，在西欧国家默许之下，也许甚至在它们心照不宣的赞同之下，可能对苏联发动进攻。最后，也许兵不血刃就能使法国和英国与一个横跨西壁和乌拉尔山脉这整个空间的德国巨人谈判，求得一个政治解决办法，这个办法尽管表面温和，但是久而久之，将使英法听任这一庞大的第三帝国摆布。
可能正是出于这些主要的考虑，使希特勒在1939年秋季发动了这场“和平攻势”。他的将领们，还有人民，固然也都渴望和平，但这一事实对他的影响可能并不太大。他认为自己比将领们高明；同时，他自信能够驾驭德国人民，也正由于他是一个真正能蛊惑人心的煽动家，知道与群众的关系是自己的生命线，因而对于他们的情绪很敏感。另一方面，在法国，不仅公众，而且接近政权中心的有影响的阶层，也都渴望和平。这种情况，希特勒了解得清清楚楚，这大概是他希望这场即将对西方展开的宣传攻势能象不久前对东方的军事攻势取得同样成功的主要根据之一。在法国，失败主义情绪弥漫全国，这一点为波兰战事结束后十二个月之内的一场军事考验所证实。不过，正因为法国当时的情绪如此消沉，如此漠然，以致除了在军事上惨败以外，没有什么能使法国政府完全改变它公开宣布过的政策，即与英国结成同盟，把战争进行到底，直到推翻纳粹政权，恢复东北欧的原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