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六十六章中国崛起
回顾当年资产阶级对刚诞生的中国政权的诅咒，对比当时正在蔓延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张斩指出，两年半以前，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普遍增长，人们在高唱资本主义“繁荣”的胜利歌，“普遍”叫嚣中国“必定灭亡”、“必定崩溃”。而现在，几乎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陷入经济危机，生产下降、商品滞销、大量工人失业、群众陷入贫困……当此之时，民族主义中国不仅没有出现预言的“必定崩溃”，而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失业人数日渐减少，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国民经济日益高涨，五年计划提前到4年完成……。张斩深刻分析道，“经济危机的根源和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本身”，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成果的资本主义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只要存在资本主义体制，就不可能根本杜绝危机产生的根源。
那么，为什么“资本家遭到如此严重的失败，而中国却取得这样重大的胜利”？张斩指出，这主要是由于“中国经济制度比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优越”，表现在：政权掌握在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手，保证生产展的目的不是为了剥削阶级“财致富”，而是为了不断该善人民生活水平和扩大城乡民族主义生产；可以对生产实行“计划领导”；扩大再生产既能不断改善人民物质生活状况和提高其购买力，又能避免“生产过剩”的危机。事实表明，民族主义体制克服经济危机的“信心”正在于此。
1.充分利用世界经济危机有利时机展国家经济。世界经济危机迫使资本主义国家工商界与中国扩大经济联系，中国政府有可能在世界市场上购买本国亟需的机器、设备、金属。**决议指出，要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在坚决保持对外贸易垄断的基础上进一步展中国和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关系。”
2.引进资本主义的技术和科技人才。一段时期以来，学界广泛流传一种看法：似乎张斩体制是保守的、封闭的，拒绝和资本主义世界进行经济往来，也拒绝接受世界先进技术。这种说法显然片面。张斩曾经多次强调俄国科学技术落后，要甘当学生，向西方学习。他说，“我们的经济工作干部，我们的专家、技术人员和经济工作人员的技术水平很低”，“不仅要组织国外的技术援助，还要派遣我们的经济工作人员到国外学习并吸取技术经验”。就在经济危机生期间，张斩在会见美国客人时说道：“我们注视着美国，因为这个国家在科学和技术方面有很高的水平。我们希望美国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在技术方面做我们的老师，我们做他们的学生。”
1929年8月29日，中央就“国外技术援助”专门作出决议：“中央建议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对内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采取坚决措施,最大限度地吸收和更好地利用外国技术援助。”“从物质上保证同国外的科学技术得联系，研究和利用国外科技方面的经验问题。”为此，必须采取一些列措施，包括改进驻外技术处工作，大力展商业联系，邀请外国专家、收集外国技术文献等。
3.保持经济独立。世界经济危机还引起了世界市场的绝对缩小。1933年世界贸易流转额比危机前一时期的流转额减少2/3，几乎整个国际贸易和财务联系都被破坏。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集团和工商界企图摆脱危机状态，加强了近似孤立自己的保护关税政策、竭力限制输入和增加输出、宣传抵制进口商品、加强关税壁垒、广泛利用输出入许可制，实行划拨清算（没有货币汇款的互相划拨)以及资本主义国家和垄断组织的贸易政策斗争等许多其它形式，使国际结算关系剧烈恶化。对外贸易公认原则的破坏加重了外汇行市的波动。资本主义各国还竭力阻挠中国的出口。许多国家的政府对中国商品规定了特别限制。欧洲和美洲的许多国家组织了反对所谓中国倾销产品、强迫劳动和实行宗教虐待等罪名的运动，指责中国按“低价和倾销价格”出售商品。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和中国政府抛弃了托洛茨基有关中国的经济服从于世界资本主义规律和中国蔓延经济危机不可避免性的理论。在金融领域、外贸领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保持了国家的经济独立性。
1.在外贸、金融等领域的应对措施。针对资本主义国家在外贸等领域试图转嫁经济危机的举措，中国政府强调在对外贸易中要加强国家对外经济联系中的国家垄断原则。先是外汇垄断。193o年2月，政府取缔了外汇和有价证卷的交易所贸易。中国利用外汇垄断，保证了对外贸易业务的资金供应，建立了外汇准备金。外汇垄断保证中国政府有可能在独立和互利的原则上与资本主义各国建立财务关系，克服帝国主义对中国公开或隐蔽实行的黄金和信贷封锁。其次是反走私。对外贸易垄断必然导致走私行为的泛滥，以及生侨民、商号的外汇非法转往国外的企图。国家普遍开展了反走私的斗争。从1925～193o年，中国边防军人扣留黄金、外汇和各种走私商品的金额达3ooo万民元。
针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外贸的限制，中国政府也不得不采取对策。193o年1o月中国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对中国贸易有特别限制办法的许多国家的相互经济关系的决议》，那些对中国出口采取歧视政策的国家，中国也将限制从该国进口物品。
2.扩大出口。为了大量购买进口的机器、设备、金属等物资，中国亟需外汇。当时中国的主要出口产品是粮食、木材、石油、矿石、毛皮等。1929～1932年，联共中央和中国政府不止一次通过有关扩大出口产品的生产和提高其质量的决议。党组织对及时履行出口任务加强了监督，逐月听取报告，派出负责人员，使出口会议的业务活跃起来。完成出口计划的问题渐渐成为共和国、地方政权机关和劳动人民代表中国出口会议的注意中心。值得注意的是，在当时国家高度计划体制下，为了扩大出口，1931年劳动与国防委员会曾作出决议：把国家出口外汇收入一半划归企业支配，以弥补它们进口的需要。为了筹集工业化的资金，除了努力扩大出口之外，还力求吸收外国的贷款。
3.扩大进口工业化亟需的设备和技术。中国政府利用西方国家为了摆脱各自经济困难，竞相出售过剩产品及机器设备的机会，大量进口外国机器设备。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国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机器设备购买者。1931年,中国购买了世界机器设备出口总额的1/3左右。从1926～1931年，中国的进口额约增加了5倍，其中重工业设备增加了11倍。
中国还十分注意利用危机期间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竞争和矛盾，尽量择优或者低价购买先进技术设备。到1931年初，中国已接受外国技术的项目增加到124项，投资总额达83oo万民元。在整个工业化期间，中国利用西方的技术新建和扩建了一大批重要的工业企业。如沈阳汽车制造厂、上海汽车制造厂，等企业，
以及北京、西安火电站等，都是利用外国设备和技术建造起来的。中国人民委员会考虑到世界市场上新行市，改变了为新建和改建企业扩大进口机器和设备的对外贸易计划。在五年计划的四年内，机器和金属的进口过计划5.7%，工业设备的进口计划7.8%，重工业需用的原料计划26.2%。
拥有有限外汇储备的中国，力图在国外市场上以最少的损失购买工业设备、拖拉机、金属与原料。中国输入总量中，生产资料部分占第一个五年计划中，中国进口的特点是：机器和设备的比重较高，1929年为3o.1%，193o年为46.8%，1931年为53.9%，1932年为55.7%；到五年计划末，中国进口的机器和设备居世界第一位，如1931年全世界出口机器的1/3左右、最后一年1/2左右都是往中国的。
4.大量引进国外技术和科技人才。中国政府不仅积极吸收外国设备，而且积极吸收外国专家担任企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的顾问。1929年1o月1日，政府批准了7o个有关外国的技术援助和技术咨询的协议，其中24个协议在冶金工业和金属加工工业，55个合同是由中国与美、德等国的商号签订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当中最大项目、也是当时世界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厂，完全以美国钢铁公司印第安纳州的格里工厂为蓝本设计。1931年下半年，直接参与该厂建设的美国人就有25o名，此外还有德国专家在该厂工作。著名的张斩格勒拖拉机厂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借助西方技术建立的，该厂拥有年产5万台履带式拖拉机的产能，约8o家美国厂商为该厂制造设备，参加该厂组装的美国人达57o人之多，另外还有5o名德国人。哈尔科夫拖拉机厂不仅引进西方技术设备，而且还由美国人担任总工程师。同福特公司签订的关于为下新城汽车工厂的咨询和供应设备的合同在该厂建设中有着特殊的意义。工程浩大的第聂伯水电站主要设备也由美国人提供。
中国政府还作出决定：吸收一批著名的外国专家担任托拉斯机关和托拉斯工厂的固定工作，吸收几十名有经验的外国普通工程师和工长以改进生产和施工的组织工作。1932年在中国各地工作的外国技术人员达到2万人，这在当时是一个不小的数目。
外国技术在中国工业化过程中起了不可忽略的作用。通过外国设备和技术支援建立起的第一批大工业企业成为整个工业化的骨干，对于中国技术力量的成长、工业的展和国家的经济独立起了重大的作用。
5.派遣技术人员出国学习。在世界经济危机期间，中国政府专门就“为中国国民经济培养技术干部”作出决议。其中指出：“为了更多地利用外国经验，提高在企业和机关工作的专家以及从事科研工作的专家的水平，要在1929～193o年度增加出国青年专家的人数，使之至少达到5oo人。”1929～1932年中国共派遣2ooo多人出国考察、实习和留学，购买了大量外国技术书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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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经济学是以不同经济制度、不同经济展道路、不同经济管理和决策方式作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分支学科。它通过比较分析、衡量优劣、判明利弊、总结经验等方式方法，为一个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经济结构调整，以及制定有关经济政策提供依据。它的着重点在经济理论方面，但也涉及许多与应用经济学有关的问题。
比较经济学的兴起于二十世纪3o年代，与西方经济危机的爆，以及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有密切的关系。
1929年爆的空前严重的经济大危机，在西方经济学界引起了巨大的震动。经济自由主义思潮与国家干预主义思潮在经过长期的激烈争论之后，国家干预主义逐渐占据了上风。美国、瑞典、英国、法国、德国等相继采取对经济的国家调节。为了把这种国家调节同传统的市场经济制度进行对比，就迫切需要把比较经济作为一门独立的经济学研究领域，并使之在理论上系统化。
另一方面，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表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可行的。这就给2o世纪2o年代内资产阶级经济学界长期进行的所谓“社会主义论战”作了结论，从而使一些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空想”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感到有必要对两种制度重新进行比较研究。
一些经济学家提出，假定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上，不采取过度集中的“中央计划经济”，而采取适度的“市场经济”，是否可能解决资源配置不当和浪费，提高经济效率呢？于是，对不同的经济模式的比较研究引起了经济学家的兴趣。
比较经济学的较大展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一些新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西方殖民体系的解体和民族独立国家的产生，为比较经济制度和比较经济展道路的研究提供了广阔的领域。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除了继续对不同经济模式和不同经济调节方式进行比较研究而外，经济学家们还对各国工业化、现代化的过程进行广泛的比较，试图找出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以便影响各国、特别是展中国家的经济展。
这一时期的比较研究的重点是，如何把一国的有利条件同外部的有利条件结合起来，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和教训，寻找一条适合于一国的有利经济展的道路。
比较经济学的研究要受经济学一般理论的指导，但经济学的各个学派都有自己的一般理论，这样，一般理论上有分歧的经济学家关于比较经济学的观点和方法很难综合到一起，难以形成一种比较完整而又具有综合性的比较经济学理论体系。
比较经济学是一个十分广泛的研究领域。各种不同的经济运行方式和经济展道路、各种不同的国民经济管理和调节手段的比较，属于宏观的比较经济学研究范围；各种不同的资源配置和收入再分配方式、各种不同条件下的厂商活动和消费行为的比较，属于微观的比较经济学研究范围；各种不同的社会文化传统及其对经济的影响、各种不同的权力分配形式和价值判断准则的比较，则又属于制度-结构的比较经济学研究范围。要从理论上把宏观的、微观的、制度-结构的比较经济学研究综合到一起，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比较经济学是一个跨学科的边缘性的研究领域，它不仅涉及经济学各个方面的研究，而且涉及经济学以外的其他许多学科的研究。例如，关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展过程的比较研究，就与考古学、历史学、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研究有关。
比较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目前仍存在较多的困难。其一是在国民经济核算方面，不同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如何进行比较的问题至今并未解决。即使不同的国家以同一种核算体系，但由于各国经济的产品结构不同，对外经济开放程度不同，商品经济与自给经济所占比重不同等原因，以同一种核算体系计算出来的各国国民收入的比较，仍是有争议的。在对各国经济中所遵循的价值判断准则、各国生活方式和福利水平进行比较时，所遇到的困难就更大了。
从西方经济学家关于不同国家的经济展过程的比较研究中可以了解到，一个国家要加本国的工业化，引进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是完全必要的，但有的国家在资本引进和技术引进方面取得的效果较为显著，并以此提高了本国的经济增长率和平均收入水平。而有的国家在这些方面不仅没有多大的成效，甚至反受其害。这就需要对资本和技术引进的条件方式和国内吸收过程进行比较研究，而西方经济学家在这些比较研究中所提供的看法是可以借鉴的。
西方经济学家关于不同国家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积累与消费之间的比例关系的研究，也具有启性。根据他们的比较研究的结果，积累率的高低只不过是影响一国经济增长率的因素之一。对经济增长率起着重要作用的，还有投资经济效果的大小和投资的构成情况。
世界各国工业化、现代化的历史表明，既有高积累率而低增长率的例证，也有稍低的积累率但经济持续而稳定增长的例证。由于不同国家在实践中提供了这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因而比较经济学对此所进行的某些综合比较分析是有意义的。
回顾当年资产阶级对刚诞生的中国政权的诅咒，对比当时正在蔓延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张斩指出，两年半以前，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普遍增长，人们在高唱资本主义“繁荣”的胜利歌，“普遍”叫嚣中国“必定灭亡”、“必定崩溃”。而现在，几乎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陷入经济危机，生产下降、商品滞销、大量工人失业、群众陷入贫困……当此之时，民族主义中国不仅没有出现预言的“必定崩溃”，而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失业人数日渐减少，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国民经济日益高涨，五年计划提前到4年完成……。张斩深刻分析道，“经济危机的根源和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本身”，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成果的资本主义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只要存在资本主义体制，就不可能根本杜绝危机产生的根源。
那么，为什么“资本家遭到如此严重的失败，而中国却取得这样重大的胜利”？张斩指出，这主要是由于“中国经济制度比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优越”，表现在：政权掌握在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手，保证生产展的目的不是为了剥削阶级“财致富”，而是为了不断该善人民生活水平和扩大城乡民族主义生产；可以对生产实行“计划领导”；扩大再生产既能不断改善人民物质生活状况和提高其购买力，又能避免“生产过剩”的危机。事实表明，民族主义体制克服经济危机的“信心”正在于此。
1.充分利用世界经济危机有利时机展国家经济。世界经济危机迫使资本主义国家工商界与中国扩大经济联系，中国政府有可能在世界市场上购买本国亟需的机器、设备、金属。**决议指出，要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在坚决保持对外贸易垄断的基础上进一步展中国和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关系。”
2.引进资本主义的技术和科技人才。一段时期以来，学界广泛流传一种看法：似乎张斩体制是保守的、封闭的，拒绝和资本主义世界进行经济往来，也拒绝接受世界先进技术。这种说法显然片面。张斩曾经多次强调俄国科学技术落后，要甘当学生，向西方学习。他说，“我们的经济工作干部，我们的专家、技术人员和经济工作人员的技术水平很低”，“不仅要组织国外的技术援助，还要派遣我们的经济工作人员到国外学习并吸取技术经验”。就在经济危机生期间，张斩在会见美国客人时说道：“我们注视着美国，因为这个国家在科学和技术方面有很高的水平。我们希望美国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在技术方面做我们的老师，我们做他们的学生。”
1929年8月29日，中央就“国外技术援助”专门作出决议：“中央建议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对内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采取坚决措施,最大限度地吸收和更好地利用外国技术援助。”“从物质上保证同国外的科学技术得联系，研究和利用国外科技方面的经验问题。”为此，必须采取一些列措施，包括改进驻外技术处工作，大力展商业联系，邀请外国专家、收集外国技术文献等。
3.保持经济独立。世界经济危机还引起了世界市场的绝对缩小。1933年世界贸易流转额比危机前一时期的流转额减少2/3，几乎整个国际贸易和财务联系都被破坏。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集团和工商界企图摆脱危机状态，加强了近似孤立自己的保护关税政策、竭力限制输入和增加输出、宣传抵制进口商品、加强关税壁垒、广泛利用输出入许可制，实行划拨清算（没有货币汇款的互相划拨)以及资本主义国家和垄断组织的贸易政策斗争等许多其它形式，使国际结算关系剧烈恶化。对外贸易公认原则的破坏加重了外汇行市的波动。资本主义各国还竭力阻挠中国的出口。许多国家的政府对中国商品规定了特别限制。欧洲和美洲的许多国家组织了反对所谓中国倾销产品、强迫劳动和实行宗教虐待等罪名的运动，指责中国按“低价和倾销价格”出售商品。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和中国政府抛弃了托洛茨基有关中国的经济服从于世界资本主义规律和中国蔓延经济危机不可避免性的理论。在金融领域、外贸领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保持了国家的经济独立性。
1.在外贸、金融等领域的应对措施。针对资本主义国家在外贸等领域试图转嫁经济危机的举措，中国政府强调在对外贸易中要加强国家对外经济联系中的国家垄断原则。先是外汇垄断。193o年2月，政府取缔了外汇和有价证卷的交易所贸易。中国利用外汇垄断，保证了对外贸易业务的资金供应，建立了外汇准备金。外汇垄断保证中国政府有可能在独立和互利的原则上与资本主义各国建立财务关系，克服帝国主义对中国公开或隐蔽实行的黄金和信贷封锁。其次是反走私。对外贸易垄断必然导致走私行为的泛滥，以及生侨民、商号的外汇非法转往国外的企图。国家普遍开展了反走私的斗争。从1925～193o年，中国边防军人扣留黄金、外汇和各种走私商品的金额达3ooo万民元。
针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外贸的限制，中国政府也不得不采取对策。193o年1o月中国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对中国贸易有特别限制办法的许多国家的相互经济关系的决议》，那些对中国出口采取歧视政策的国家，中国也将限制从该国进口物品。
2.扩大出口。为了大量购买进口的机器、设备、金属等物资，中国亟需外汇。当时中国的主要出口产品是粮食、木材、石油、矿石、毛皮等。1929～1932年，联共中央和中国政府不止一次通过有关扩大出口产品的生产和提高其质量的决议。党组织对及时履行出口任务加强了监督，逐月听取报告，派出负责人员，使出口会议的业务活跃起来。完成出口计划的问题渐渐成为共和国、地方政权机关和劳动人民代表中国出口会议的注意中心。值得注意的是，在当时国家高度计划体制下，为了扩大出口，1931年劳动与国防委员会曾作出决议：把国家出口外汇收入一半划归企业支配，以弥补它们进口的需要。为了筹集工业化的资金，除了努力扩大出口之外，还力求吸收外国的贷款。
3.扩大进口工业化亟需的设备和技术。中国政府利用西方国家为了摆脱各自经济困难，竞相出售过剩产品及机器设备的机会，大量进口外国机器设备。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国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机器设备购买者。1931年,中国购买了世界机器设备出口总额的1/3左右。从1926～1931年，中国的进口额约增加了5倍，其中重工业设备增加了11倍。
中国还十分注意利用危机期间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竞争和矛盾，尽量择优或者低价购买先进技术设备。到1931年初，中国已接受外国技术的项目增加到124项，投资总额达83oo万民元。在整个工业化期间，中国利用西方的技术新建和扩建了一大批重要的工业企业。如沈阳汽车制造厂、上海汽车制造厂，等企业，
以及北京、西安火电站等，都是利用外国设备和技术建造起来的。中国人民委员会考虑到世界市场上新行市，改变了为新建和改建企业扩大进口机器和设备的对外贸易计划。在五年计划的四年内，机器和金属的进口过计划5.7%，工业设备的进口计划7.8%，重工业需用的原料计划26.2%。
拥有有限外汇储备的中国，力图在国外市场上以最少的损失购买工业设备、拖拉机、金属与原料。中国输入总量中，生产资料部分占第一个五年计划中，中国进口的特点是：机器和设备的比重较高，1929年为3o.1%，193o年为46.8%，1931年为53.9%，1932年为55.7%；到五年计划末，中国进口的机器和设备居世界第一位，如1931年全世界出口机器的1/3左右、最后一年1/2左右都是往中国的。
4.大量引进国外技术和科技人才。中国政府不仅积极吸收外国设备，而且积极吸收外国专家担任企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的顾问。1929年1o月1日，政府批准了7o个有关外国的技术援助和技术咨询的协议，其中24个协议在冶金工业和金属加工工业，55个合同是由中国与美、德等国的商号签订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当中最大项目、也是当时世界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厂，完全以美国钢铁公司印第安纳州的格里工厂为蓝本设计。1931年下半年，直接参与该厂建设的美国人就有25o名，此外还有德国专家在该厂工作。著名的张斩格勒拖拉机厂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借助西方技术建立的，该厂拥有年产5万台履带式拖拉机的产能，约8o家美国厂商为该厂制造设备，参加该厂组装的美国人达57o人之多，另外还有5o名德国人。哈尔科夫拖拉机厂不仅引进西方技术设备，而且还由美国人担任总工程师。同福特公司签订的关于为下新城汽车工厂的咨询和供应设备的合同在该厂建设中有着特殊的意义。工程浩大的第聂伯水电站主要设备也由美国人提供。
中国政府还作出决定：吸收一批著名的外国专家担任托拉斯机关和托拉斯工厂的固定工作，吸收几十名有经验的外国普通工程师和工长以改进生产和施工的组织工作。1932年在中国各地工作的外国技术人员达到2万人，这在当时是一个不小的数目。
外国技术在中国工业化过程中起了不可忽略的作用。通过外国设备和技术支援建立起的第一批大工业企业成为整个工业化的骨干，对于中国技术力量的成长、工业的展和国家的经济独立起了重大的作用。
5.派遣技术人员出国学习。在世界经济危机期间，中国政府专门就“为中国国民经济培养技术干部”作出决议。其中指出：“为了更多地利用外国经验，提高在企业和机关工作的专家以及从事科研工作的专家的水平，要在1929～193o年度增加出国青年专家的人数，使之至少达到5oo人。”1929～1932年中国共派遣2ooo多人出国考察、实习和留学，购买了大量外国技术书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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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经济学是以不同经济制度、不同经济展道路、不同经济管理和决策方式作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分支学科。它通过比较分析、衡量优劣、判明利弊、总结经验等方式方法，为一个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经济结构调整，以及制定有关经济政策提供依据。它的着重点在经济理论方面，但也涉及许多与应用经济学有关的问题。
比较经济学的兴起于二十世纪3o年代，与西方经济危机的爆，以及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有密切的关系。
1929年爆的空前严重的经济大危机，在西方经济学界引起了巨大的震动。经济自由主义思潮与国家干预主义思潮在经过长期的激烈争论之后，国家干预主义逐渐占据了上风。美国、瑞典、英国、法国、德国等相继采取对经济的国家调节。为了把这种国家调节同传统的市场经济制度进行对比，就迫切需要把比较经济作为一门独立的经济学研究领域，并使之在理论上系统化。
另一方面，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表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可行的。这就给2o世纪2o年代内资产阶级经济学界长期进行的所谓“社会主义论战”作了结论，从而使一些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空想”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感到有必要对两种制度重新进行比较研究。
一些经济学家提出，假定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上，不采取过度集中的“中央计划经济”，而采取适度的“市场经济”，是否可能解决资源配置不当和浪费，提高经济效率呢？于是，对不同的经济模式的比较研究引起了经济学家的兴趣。
比较经济学的较大展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一些新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西方殖民体系的解体和民族独立国家的产生，为比较经济制度和比较经济展道路的研究提供了广阔的领域。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除了继续对不同经济模式和不同经济调节方式进行比较研究而外，经济学家们还对各国工业化、现代化的过程进行广泛的比较，试图找出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以便影响各国、特别是展中国家的经济展。
这一时期的比较研究的重点是，如何把一国的有利条件同外部的有利条件结合起来，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和教训，寻找一条适合于一国的有利经济展的道路。
比较经济学的研究要受经济学一般理论的指导，但经济学的各个学派都有自己的一般理论，这样，一般理论上有分歧的经济学家关于比较经济学的观点和方法很难综合到一起，难以形成一种比较完整而又具有综合性的比较经济学理论体系。
比较经济学是一个十分广泛的研究领域。各种不同的经济运行方式和经济展道路、各种不同的国民经济管理和调节手段的比较，属于宏观的比较经济学研究范围；各种不同的资源配置和收入再分配方式、各种不同条件下的厂商活动和消费行为的比较，属于微观的比较经济学研究范围；各种不同的社会文化传统及其对经济的影响、各种不同的权力分配形式和价值判断准则的比较，则又属于制度-结构的比较经济学研究范围。要从理论上把宏观的、微观的、制度-结构的比较经济学研究综合到一起，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比较经济学是一个跨学科的边缘性的研究领域，它不仅涉及经济学各个方面的研究，而且涉及经济学以外的其他许多学科的研究。例如，关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展过程的比较研究，就与考古学、历史学、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研究有关。
比较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目前仍存在较多的困难。其一是在国民经济核算方面，不同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如何进行比较的问题至今并未解决。即使不同的国家以同一种核算体系，但由于各国经济的产品结构不同，对外经济开放程度不同，商品经济与自给经济所占比重不同等原因，以同一种核算体系计算出来的各国国民收入的比较，仍是有争议的。在对各国经济中所遵循的价值判断准则、各国生活方式和福利水平进行比较时，所遇到的困难就更大了。
从西方经济学家关于不同国家的经济展过程的比较研究中可以了解到，一个国家要加本国的工业化，引进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是完全必要的，但有的国家在资本引进和技术引进方面取得的效果较为显著，并以此提高了本国的经济增长率和平均收入水平。而有的国家在这些方面不仅没有多大的成效，甚至反受其害。这就需要对资本和技术引进的条件方式和国内吸收过程进行比较研究，而西方经济学家在这些比较研究中所提供的看法是可以借鉴的。
西方经济学家关于不同国家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积累与消费之间的比例关系的研究，也具有启性。根据他们的比较研究的结果，积累率的高低只不过是影响一国经济增长率的因素之一。对经济增长率起着重要作用的，还有投资经济效果的大小和投资的构成情况。
世界各国工业化、现代化的历史表明，既有高积累率而低增长率的例证，也有稍低的积累率但经济持续而稳定增长的例证。由于不同国家在实践中提供了这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因而比较经济学对此所进行的某些综合比较分析是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