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段云来说，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机会，意味着终于可以有机会收购一些各地的国营企业，完成自己下一步的布局。
尽管在1993年，国家还没有开始大规模的将国有企业私有化，然而在民营企业最为活跃的浙江地区，却已经悄然发生了一场集体企业的量化改革运动，这也是企业史上第1次大规模的产权变革。
所谓的量化改革，指的是某些乡镇集体企业的资产通过“土法”评估之后，将集体资本全数或部分退出，经营者以赎卖的方式获得企业的主要股份。
这项改革最早是在浙江台州的玉环和温岭两县出现的，他很快蔓延到了附近的温州地区，进而浙江全境的集体企业中被广泛实验。
这是一场没有严格规范的产权改革运动，在具体的资产评估上，由于缺乏量化的标准和评估体系，各县市的量化手法千奇百怪。
大多数企业采取的是“毛估值”的做法，有些县硬性规定，集体资产一律按账面数增值40%计算，而事实上相当多的企业经过多年的发展，其资产早已增值了几倍几十倍。
举一个例子来说，浙江绍兴一家纺织企业的量化方案，是将企业的资产量化出10%，折算成50万元作为集体股，全场200多名职工每人出资5000元，经营者出资100万元组成一个资本额为250万元的股份制企业。
其后新企业无偿的使用原有企业的机器设备，一切开支则由老企业承担，经过这一年的运作，新企业产生惊人的利润，原来的集体企业则毫无悬念的陷入亏损境地。
又一年新企业，以10分低廉的价格将老企业“并购”，并最终完全实现私有化。
一直到后世的1996年前后，浙江80%的中小企业都完成了产权量化的改造，成批量的出现了千万富翁和亿万富翁。
发生在浙江的这种产权改革，在随后的几年里一直处在地下运作的阶段，全国性的集体企业产权改革从1998年才正式开始，也就是说现在的浙江集体产权改革从来没有得到政府的公开肯定，这其中出现了很大的漏洞和负面影响，但是走到这一步，所有的一切已经变得势不可挡。
段云之所以会有收购国企股份的想法，一方面是集团公司现在业务发展越来越快，他需要短时间内迅速加大产能，并且出于物流的考虑，他也需要在别的地方新建工厂，但如果新建工厂的话，土地的审批，厂房的建设，工人的培训所需的周期太长，如果能够直接控股一些当地的国营电子厂，可以极大的节省时间和金钱。
另外一方面就是段云的产品销售也需要得到其他省份的政府支持，本着双赢的原则，段云也必须要给当地提供一些税收和就业岗位，以此来换取政策上的扶持，至少的对待天音集团以及本地企业的产品销售方面，地方政府不至于政策倾斜力度太大，造成天音集团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正是出于这些方面的考虑，段云很快就成立了一个评估团队，让这是团队到全国各大省市的一二线城市等一些电子企业进行摸底和评估，如果这家企业各方面都能够达到段云制定的标准，那么他下一步将会运作对该公司入股或收购的事宜。
可以说，在这个时候，段云已经开始对国内的电子市场进行更为深入的布局。
如果放在几年前，段云的这种计划是万万不可能成功的，但是到了1993年的时候，种种迹象表明，当前的中国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计划经济国家了。
中央政府针对新的经济形势，对一些管制概念采取进行全新的诠释，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刘敏学对“投机倒把”这个名词进行了新的解读。
他认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几乎把带有盈利性的经商活动都视为投机倒把，做违法处罚，这显然是受左的思想影响，是不对的，某些过去认为是投机倒把的行为，现在看来是商品流通不可缺少的环节，他的这番话一登报全国的贸易商人都大大松了一口气，在过去的10多年里数以10万计的商贩，因投机倒把罪名而入狱，导致倾家荡产，有人甚至丧命-该罪名最高可判死刑，随着刘敏学局长的一番讲话，一柄长剑终于从头顶移走了。
最具象征意义的是，就在今年2月初的两全国两会上，代表们就餐，第1次不再需要缴纳粮票，随后不久，北京市政府正式宣布取消粮票，从1955年开始，全国居民购买粮食都需要这种定额分配的票证，从此以后，各种带有明显计划经济色彩的票据，从人们的生活中一一消失了。
今年对于段云来说，确实可以称得上是充满机遇的一年，但与此同时，也是一个充满挑战的年头。
这其中最大的挑战，就是外资企业的蜂拥而入。
其实从1992年开始，跨国公司在华大规模投资就已经开始出现跨越式的增长。
去年一年，合同外资就已经达到了577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是135亿美元，这几乎是前年的4倍还多。
在市场的诱惑和政府的鼓励下，跨国公司开始狂热的梦想中国，最经典的表述出自科达公司的总裁裴学德，他曾经说过：“只要中国有一半人口，每年拍一个35片装胶卷，已经足以将全球影像市场扩大25%，中国每秒多拍摄500张照片，便相当于多了一个规模，等同于日本和美国的市场。”
用人口乘以某一商品，从而计算出中国市场的规模，这几乎是所有跨国公司进入这个东方国家时最常用的一个算式，不过事实将很快告诉他们，这是一个玫瑰色的幻觉。
而这一年也是日本企业在华投资增长的转折点，去年被批准的投资项目多达3414个，是1991年的三倍，而在这其中，家用电子产品和汽车是美国和日本厂商投资最多的项目，而这也对天音集团的电子和汽车产业形成了巨大的竞争压力，前几年仅靠价格而取得对进口电子产品和汽车碾压性的优势在未来一两年将会荡然无存，如果这个时候天音集团出现决策性的失误，等待段云的局面将会是凶多吉少……
尽管在1993年，国家还没有开始大规模的将国有企业私有化，然而在民营企业最为活跃的浙江地区，却已经悄然发生了一场集体企业的量化改革运动，这也是企业史上第1次大规模的产权变革。
所谓的量化改革，指的是某些乡镇集体企业的资产通过“土法”评估之后，将集体资本全数或部分退出，经营者以赎卖的方式获得企业的主要股份。
这项改革最早是在浙江台州的玉环和温岭两县出现的，他很快蔓延到了附近的温州地区，进而浙江全境的集体企业中被广泛实验。
这是一场没有严格规范的产权改革运动，在具体的资产评估上，由于缺乏量化的标准和评估体系，各县市的量化手法千奇百怪。
大多数企业采取的是“毛估值”的做法，有些县硬性规定，集体资产一律按账面数增值40%计算，而事实上相当多的企业经过多年的发展，其资产早已增值了几倍几十倍。
举一个例子来说，浙江绍兴一家纺织企业的量化方案，是将企业的资产量化出10%，折算成50万元作为集体股，全场200多名职工每人出资5000元，经营者出资100万元组成一个资本额为250万元的股份制企业。
其后新企业无偿的使用原有企业的机器设备，一切开支则由老企业承担，经过这一年的运作，新企业产生惊人的利润，原来的集体企业则毫无悬念的陷入亏损境地。
又一年新企业，以10分低廉的价格将老企业“并购”，并最终完全实现私有化。
一直到后世的1996年前后，浙江80%的中小企业都完成了产权量化的改造，成批量的出现了千万富翁和亿万富翁。
发生在浙江的这种产权改革，在随后的几年里一直处在地下运作的阶段，全国性的集体企业产权改革从1998年才正式开始，也就是说现在的浙江集体产权改革从来没有得到政府的公开肯定，这其中出现了很大的漏洞和负面影响，但是走到这一步，所有的一切已经变得势不可挡。
段云之所以会有收购国企股份的想法，一方面是集团公司现在业务发展越来越快，他需要短时间内迅速加大产能，并且出于物流的考虑，他也需要在别的地方新建工厂，但如果新建工厂的话，土地的审批，厂房的建设，工人的培训所需的周期太长，如果能够直接控股一些当地的国营电子厂，可以极大的节省时间和金钱。
另外一方面就是段云的产品销售也需要得到其他省份的政府支持，本着双赢的原则，段云也必须要给当地提供一些税收和就业岗位，以此来换取政策上的扶持，至少的对待天音集团以及本地企业的产品销售方面，地方政府不至于政策倾斜力度太大，造成天音集团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正是出于这些方面的考虑，段云很快就成立了一个评估团队，让这是团队到全国各大省市的一二线城市等一些电子企业进行摸底和评估，如果这家企业各方面都能够达到段云制定的标准，那么他下一步将会运作对该公司入股或收购的事宜。
可以说，在这个时候，段云已经开始对国内的电子市场进行更为深入的布局。
如果放在几年前，段云的这种计划是万万不可能成功的，但是到了1993年的时候，种种迹象表明，当前的中国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计划经济国家了。
中央政府针对新的经济形势，对一些管制概念采取进行全新的诠释，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刘敏学对“投机倒把”这个名词进行了新的解读。
他认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几乎把带有盈利性的经商活动都视为投机倒把，做违法处罚，这显然是受左的思想影响，是不对的，某些过去认为是投机倒把的行为，现在看来是商品流通不可缺少的环节，他的这番话一登报全国的贸易商人都大大松了一口气，在过去的10多年里数以10万计的商贩，因投机倒把罪名而入狱，导致倾家荡产，有人甚至丧命-该罪名最高可判死刑，随着刘敏学局长的一番讲话，一柄长剑终于从头顶移走了。
最具象征意义的是，就在今年2月初的两全国两会上，代表们就餐，第1次不再需要缴纳粮票，随后不久，北京市政府正式宣布取消粮票，从1955年开始，全国居民购买粮食都需要这种定额分配的票证，从此以后，各种带有明显计划经济色彩的票据，从人们的生活中一一消失了。
今年对于段云来说，确实可以称得上是充满机遇的一年，但与此同时，也是一个充满挑战的年头。
这其中最大的挑战，就是外资企业的蜂拥而入。
其实从1992年开始，跨国公司在华大规模投资就已经开始出现跨越式的增长。
去年一年，合同外资就已经达到了577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是135亿美元，这几乎是前年的4倍还多。
在市场的诱惑和政府的鼓励下，跨国公司开始狂热的梦想中国，最经典的表述出自科达公司的总裁裴学德，他曾经说过：“只要中国有一半人口，每年拍一个35片装胶卷，已经足以将全球影像市场扩大25%，中国每秒多拍摄500张照片，便相当于多了一个规模，等同于日本和美国的市场。”
用人口乘以某一商品，从而计算出中国市场的规模，这几乎是所有跨国公司进入这个东方国家时最常用的一个算式，不过事实将很快告诉他们，这是一个玫瑰色的幻觉。
而这一年也是日本企业在华投资增长的转折点，去年被批准的投资项目多达3414个，是1991年的三倍，而在这其中，家用电子产品和汽车是美国和日本厂商投资最多的项目，而这也对天音集团的电子和汽车产业形成了巨大的竞争压力，前几年仅靠价格而取得对进口电子产品和汽车碾压性的优势在未来一两年将会荡然无存，如果这个时候天音集团出现决策性的失误，等待段云的局面将会是凶多吉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