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中旬，段云和赵希友，以及沈阳市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刘东海在北京大饭店碰头之后，随即一起坐上飞机，前往了去瑞典考察的路途。
段云和赵希友是比较熟悉的，但却是第1次和刘东海打交道，见面后，刘东海对段云表现的也非常热情，几人在酒店最后一晚吃饭的时候，段云和刘东海聊了很多的事情。
刘东海在沈阳市政府里算是一个少壮派，年龄还不到40，为人精明能干，而且据说他的父亲是黑龙江抗战的老红军，曾经担任过某部队的团长，家风比较严格，所以刘东海本人作风比较勤俭，由于工作出色，只用了10多年时间，就从一个黑龙江某某县的办事员，调任到了沈阳市政府，做出了很多值得称道的政绩。
而且让段云感到意外的是，这个刘东海外语水平很高，完全是他自学的，除了英语，俄语的水平也不错，达到了完全可以和外国人无障碍交流的程度。
在两人见面之前，刘东海就对段云的事迹有了很多的了解，甚至以前在市委会议上，他还专门以段云的天音集团为例，主张加大扶持沈阳当地的民营企业发展，认为民营经济将来会成为沈阳经济的一个支柱，在政府制定相关政策上，必须要有所倾斜。
除此之外，刘东海还提出要对国营企业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对本市的一些重点国企进行“松绑”，允许他们实行承包制，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走市场化公司制的道路。
能提出这样的建议，是需要很大勇气的，毕竟东北是全国的重工业基地，光沈阳这边，就有上百万的国企职工，在这样一个计划体制根深蒂固的城市，敢于提出加大扶持民营企业的口号，这是要冒很大政治风险的。
但实际上在90年代的时候，国企改革的呼声是越来越高，很多地方国营企业的经营状况与外部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国企改革走向新的方向。概括地讲，这个时期国营企业产权改革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抓大放小”。
20世纪80年代推行的“放权让利”“经营承包制”等渐进式改革的红利释放殆尽，国营企业的经营绩效从90年代初出现了恶化倾向。
80年代的时候，很多国企通过实行“承包制”，获得了丰厚的市场回报，涌现出了诸如像马胜利，步鑫生这样的传奇人物。
1984年，马胜利迈出“国企承包”第一步，他带领石家庄造纸厂扭亏为盈、利润翻番。到上世纪80年代末，连年亏损的工厂已经摇身一变，成了效益大户，石家庄造纸厂也借改革之势成为了全国明星企业。人们称厂长马胜利缔造了“一包就灵”神话。全国各地纷纷提出“向马胜利学习”的口号，荣誉如雪片般飞来，马胜利的声音也响彻全中国。
不过到了80年代末的时候，“企业承包”的红利逐渐丧失殆尽，包括马胜利的造纸集团破产倒闭，4年后，马胜利被上级领导的一个口头命令提前免职退休，国营企业的承包神话也彻底被打破。
对于这件事刘东海也进行过深入分析，在他看来，马胜利的失败主要源于他的盲目扩张，管理存在漏洞，以及缺乏持续性的创新，也正是因为如此，刘东海才提出了国有企业公司化的改革。
所谓的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革，主要是指将传统国企改组为符合现代企业制度要求、规范的公司制企业。
在刘东海看来，这一改革有利于明确国企的所有权归属问题，推动了股份制改革、混合所有制改革等一系列后续改革的进行，帮助国企真正成为市场经济主体并极大提升了国企的内部治理水平。
事实上在国家层面，也已经意识到了国有企业公司化改革的必要性，并且进行了相关讨论和试点。
就在今年的时候，国家经贸委、国家体改委首先确定了100家大中型国有企业和3家控股公司进行现代企业制度试点。
其中国家体改委分管30家国有企业和1家控股公司的试点，国家经贸委分管70家国有企业和两家控股公司的试点。
可以说，能在这个年代提出这样改革创举的人是非常超前而大胆的，也正是因为如此，在和刘东海交谈一番后，得知他对国有企业进行公司改革化的想法后，内心也是感到了震惊，不由得对他多了几分敬佩。
而同样的，对天音集团的发展和事迹颇有研究的刘东海见到段云后，表现的也非常兴奋和尊敬，俩人虽然是第1次见面，但很快就有了几分相见恨晚的感觉。
在去瑞典考察沃尔沃的事情上，刘东海主张和外国企业合资，在他看来，虽然相比起引进国外生产线，国外企业要分出一半的利润，但是考虑到国内目前的汽车生产技术落后，研发能力上，所以如果能够得到沃尔沃公司的扶持的话，就不用投入大量的资金进行产品研发，是最符合当前实际情况，也是最稳妥的一个办法。
在这一点上，段云和刘东海的意见一致，他也认为如果能够说服沃尔沃来华合资办厂，是最优选择，那实在不行，段云也可以选择购买他们厂的一些设备和生产线，这也是个备选方案。
经过20多个小时的飞行，飞机最终降落在了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机场。
瑞典奉行科教立国政策，政府和企业对科研的投入始终位居世界前列。
瑞典每年对科研的投入都达到政府总支出的百分之3~5，这个比例是相当高的，在整个欧洲都算是名列前茅。
爱立信、沃尔沃、abb等著名跨国企业用于研发的费用均占企业利润的20%以上。
也正是因为如此，瑞典人口不到1000万，但，就是这么一个小国，却拥有诸多享誉全球的制造企业，并且长期在全球最有创造力国家排行榜中名列前茅。
段云和赵希友是比较熟悉的，但却是第1次和刘东海打交道，见面后，刘东海对段云表现的也非常热情，几人在酒店最后一晚吃饭的时候，段云和刘东海聊了很多的事情。
刘东海在沈阳市政府里算是一个少壮派，年龄还不到40，为人精明能干，而且据说他的父亲是黑龙江抗战的老红军，曾经担任过某部队的团长，家风比较严格，所以刘东海本人作风比较勤俭，由于工作出色，只用了10多年时间，就从一个黑龙江某某县的办事员，调任到了沈阳市政府，做出了很多值得称道的政绩。
而且让段云感到意外的是，这个刘东海外语水平很高，完全是他自学的，除了英语，俄语的水平也不错，达到了完全可以和外国人无障碍交流的程度。
在两人见面之前，刘东海就对段云的事迹有了很多的了解，甚至以前在市委会议上，他还专门以段云的天音集团为例，主张加大扶持沈阳当地的民营企业发展，认为民营经济将来会成为沈阳经济的一个支柱，在政府制定相关政策上，必须要有所倾斜。
除此之外，刘东海还提出要对国营企业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对本市的一些重点国企进行“松绑”，允许他们实行承包制，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走市场化公司制的道路。
能提出这样的建议，是需要很大勇气的，毕竟东北是全国的重工业基地，光沈阳这边，就有上百万的国企职工，在这样一个计划体制根深蒂固的城市，敢于提出加大扶持民营企业的口号，这是要冒很大政治风险的。
但实际上在90年代的时候，国企改革的呼声是越来越高，很多地方国营企业的经营状况与外部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国企改革走向新的方向。概括地讲，这个时期国营企业产权改革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抓大放小”。
20世纪80年代推行的“放权让利”“经营承包制”等渐进式改革的红利释放殆尽，国营企业的经营绩效从90年代初出现了恶化倾向。
80年代的时候，很多国企通过实行“承包制”，获得了丰厚的市场回报，涌现出了诸如像马胜利，步鑫生这样的传奇人物。
1984年，马胜利迈出“国企承包”第一步，他带领石家庄造纸厂扭亏为盈、利润翻番。到上世纪80年代末，连年亏损的工厂已经摇身一变，成了效益大户，石家庄造纸厂也借改革之势成为了全国明星企业。人们称厂长马胜利缔造了“一包就灵”神话。全国各地纷纷提出“向马胜利学习”的口号，荣誉如雪片般飞来，马胜利的声音也响彻全中国。
不过到了80年代末的时候，“企业承包”的红利逐渐丧失殆尽，包括马胜利的造纸集团破产倒闭，4年后，马胜利被上级领导的一个口头命令提前免职退休，国营企业的承包神话也彻底被打破。
对于这件事刘东海也进行过深入分析，在他看来，马胜利的失败主要源于他的盲目扩张，管理存在漏洞，以及缺乏持续性的创新，也正是因为如此，刘东海才提出了国有企业公司化的改革。
所谓的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革，主要是指将传统国企改组为符合现代企业制度要求、规范的公司制企业。
在刘东海看来，这一改革有利于明确国企的所有权归属问题，推动了股份制改革、混合所有制改革等一系列后续改革的进行，帮助国企真正成为市场经济主体并极大提升了国企的内部治理水平。
事实上在国家层面，也已经意识到了国有企业公司化改革的必要性，并且进行了相关讨论和试点。
就在今年的时候，国家经贸委、国家体改委首先确定了100家大中型国有企业和3家控股公司进行现代企业制度试点。
其中国家体改委分管30家国有企业和1家控股公司的试点，国家经贸委分管70家国有企业和两家控股公司的试点。
可以说，能在这个年代提出这样改革创举的人是非常超前而大胆的，也正是因为如此，在和刘东海交谈一番后，得知他对国有企业进行公司改革化的想法后，内心也是感到了震惊，不由得对他多了几分敬佩。
而同样的，对天音集团的发展和事迹颇有研究的刘东海见到段云后，表现的也非常兴奋和尊敬，俩人虽然是第1次见面，但很快就有了几分相见恨晚的感觉。
在去瑞典考察沃尔沃的事情上，刘东海主张和外国企业合资，在他看来，虽然相比起引进国外生产线，国外企业要分出一半的利润，但是考虑到国内目前的汽车生产技术落后，研发能力上，所以如果能够得到沃尔沃公司的扶持的话，就不用投入大量的资金进行产品研发，是最符合当前实际情况，也是最稳妥的一个办法。
在这一点上，段云和刘东海的意见一致，他也认为如果能够说服沃尔沃来华合资办厂，是最优选择，那实在不行，段云也可以选择购买他们厂的一些设备和生产线，这也是个备选方案。
经过20多个小时的飞行，飞机最终降落在了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机场。
瑞典奉行科教立国政策，政府和企业对科研的投入始终位居世界前列。
瑞典每年对科研的投入都达到政府总支出的百分之3~5，这个比例是相当高的，在整个欧洲都算是名列前茅。
爱立信、沃尔沃、abb等著名跨国企业用于研发的费用均占企业利润的20%以上。
也正是因为如此，瑞典人口不到1000万，但，就是这么一个小国，却拥有诸多享誉全球的制造企业，并且长期在全球最有创造力国家排行榜中名列前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