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肖胃赶到清漏阁时,才知道皇帝正在与几个参知政事争吵。

    秦桧奉命之后,历数月时间,终于以王安石当日上仁宗皇帝书的精义,上《议立学校札子》,建议在全国各地开设学校,县设小学,教授以六艺,其中包括学习经义,算术,朝廷典章制度,律法,甚至骑射剑,术。

    而州府,则再分门别类,加设中学,小学毕业的学生,再至中学深造学习,毕业之后,便可以选为吏员,甚至为官。

    学业更精深者,则可以入京师太学,待遇同比官员,毕业后便可以在中央部门任官,或是到地方为官。

    这一系列的办法,其实王安石在学校改革办法中早就提出,当年改革科举制度,不试诗词改为经义,已经是一大变革,而改革之后的效果却并不好,考诗词则考生专习诗词歌赋,考经义,则专背经义,一样的死记硬背,而百多年之后,更被设定八股,科举彻底走到了死胡同里。

    而王安石的本意,改革考试办法只是一个开始。在各地兴办学校,教授以专门知识,然后以学校制度来取代科举,才是他的改革中的精髓。

    可惜在他身处的时代,受到的掣肘太多,而且以他的身份地位,也没有办法在考试及学习的内容上做太多的变革,尽管如此,这种改革办法都受到了太多的抵触。

    赵桓原也有意要复方田均税、青苗、农田水利诸法,不过他花费在军事上的精力太多,此时也不可能拿出大量的精力与时间,来和满朝的士大夫做斗争。仅是方田均税一法,其实和后世的一条鞭法与摊丁入亩类似,触犯的全是士大夫的利益。青苗法,更在二十世纪被处于经济困境中的美国政府借用,成为农业小规模贷款的模板,触犯得罪地。却是能有资格放贷的豪门富绅。

    至于农田水利,赵桓不以法度,而是以行政命令的方式颁布施行,算是不行而行。

    若不得借用考成法,还有诸多法门办法约束,以宋朝官员的惰性,根本就想在任内百无一事的好,几年功夫下来。不少冗官贪官纷纷落马,而今上的利害官员们也多办知晓,在政事上绝无阻碍,象神宗朝那些元老重臣敢在任地里公然抗法不遵的情形,还没有出现在赵桓治下。

    饶是如此,赵桓仍然深切感觉,纯以科举办法取得的中下层官员,其中当然有相当一部份勤劳任事公忠廉能地,然后大多数官员虽然不敢贪墨,却也不喜多事。象改革成法。辛苦劳累却又不能多得好处的事。交在这些官员手中,却是事倍功半。他们能力不足,思维僵化。

    甚至好好的法令颁布下去,为了省事敷衍了事的,或是干脆搞一刀切的,比比皆是。

    所谓变法首要得人,也是当年王安石与宋神宗越次奏对时首先提出来的最重要的一点。

    赵桓的变法经历了几年的时间,也已经到了准备从根本上改革制度的阶段,而要想从根本上改革制度,则必须首清吏治,而清吏治,则不能仅仅从肃贪和任用能臣这个角度出发。所谓得人,便是要大批量地培养可用地人才。

    秦桧身为佞臣,对“圣意”自然是揣摩的清清楚楚。自回长安奏对过几次后,便在家里安心研习王安石的著述,而更多地细节,则其实是赵桓每天用手札向他说明,旁人以为他这个参知政事待罪无事,哪里知道他躲在家中,炮制了学校改革这样一篇大文章。

    现今的参知政事。不过是张所、谢亮、赵开、秦桧四人。前两人,都是靖康二年之前便宣抚一路的大臣,又是赫赫有名的主战派,其实观其德才,不过是一路专任局限,在参知政事的位置上,才能便嫌不足。好在赵桓不大需要有作为敢担当的宰相,两人便也随班就列几年,于政务上多半承命而行。而赵开则是理财能臣,手掌三司,实为计相,除财赋转运外,一无所闻,秦桧奉命出外,裁撤地方,考核官员,为推广减免州县和考成法在地方上的实施,立下了诺大功劳。

    整个中央机枢,多半仰仗皇帝决断行事,在整个宋朝的历史上,可称绝无仅有。一者是赵桓声望大涨,比开国帝王不惶多让,二者是赵桓这几年的精力全数用在军务上,对政事的改革也只是以俭省财赋,杜绝浪费为主旨,对原本地政体较少触动。

    虽然如此,考成法等诸多举措下来,反对的声浪一波高过一波,宋朝又有家法不得诛杀士大夫,更不以言罪人,不少悍不畏死的中下层官员,包括大量的御史谏官,都对朝政上有着种种非议。若不是赵桓独出心裁,以学习班的名义进行变相的处罚,又有李纲宰执为减压阀,这才勉强支撑下来。而要大改成法,其实还要比当年王安石激进许多,改革的地方更多,则必须在中央官制改起,由宰执们改起。

    赵桓的这种认识,又迅速转化为行动。

    在赵佶当政期间,由蔡京为首的所谓六贼,以实施新法地名义,祸乱天下,使得宋朝越发孱弱,于是新法之名在赵桓即位之后,已经是臭不可当。

    而当秦桧捧出明显是师承王安石的议立学校办法后,先是在政事堂堂馔时,几个参知政事当堂争执,意见不一,而等韩肖胃奉命来见皇帝的时候,几个宰相已经在皇帝驾前吵的不可开交。

    赵开专责财赋,虽然也是进士出身,为人却向来务实,秦桧兴办学校,他只是觉得需得耗费大量的财政支出,因而出声反对,待看到秦桧一则则一例列的举出学校实际作用,而京师兴办太学的费用,还不及金明池饮宴花的更多,赵开又深知此人向来秉承帝命行事,而此时朝中政局明显即将有变,多说不如守拙,于是假装被秦桧驳倒,退在一边默然不语。

    而张所与谢亮二人,正是典型的旧党士大夫出身。一听秦桧的办法出来,便已经是火冒三丈,再加上对此人观感不好,心中便越发抵触。

    若是不然,像宰相这样的官员在皇帝驾前争吵,原本就是很失礼的行为。

    秦桧心中安稳,知道皇帝支持,见张谢二人兀自纠缠不休,心中越发笃定,只道:“二公已经纯是意气了,现下我又没说要罢科举,只是兴建学校,使得天下人皆能读书,这有什么不好?”

    张所见他神情,心里越发的不自在,见赵桓默不作声,便知道最近更换参知的风声并不是空穴来风,既然不能在此位,索性越发放开来说,当下怒斥秦桧道:“相公此举明显是要坏祖宗成法,以妖邪之说惑乱陛下。”

    谢亮亦道:“当今天下尚未平定,相公便要多生事端,太过荒谬!”

    秦桧道:“祖宗成法亦不是不可变,兴建学校如何是多生事端?”

    “司马温公早就有言在先,乱改成法,除了祸乱天下,绝无益处。”

    “司马光说的便全对么?”

    赵桓终究忍耐不住,断然接口道:“司马光在边,被夏人打的灰头土脸,反对变法时固执已见,只知新法害处,不见其利。执政后,尽改新法罢斥不用,行之十余年五天内便全部罢斥,这是意气还是为了天下大局?便是连苏轼也上书反对他,此人心智昏聩,晚年已经是荒唐可笑!”

    司马光一生以德性人望出众于世,凡士大夫皆交口相赞,便是王安石也盛赞他人品高洁,赵桓此时却直斥其非,甚至是如此恶评,不但张所谢亮二人面无人色,便是秦桧与赵开,也是脸上变色。

    赵桓却是余怒未消,顿足又道:“此人沽名钓誉,一生只博名耳。

    为政地方有何建白?居洛阳十五年只知狎故取乐,编资治通鉴每日不过百余字,居然还敢表功。为政则只知党争,坏保甲法,使河北河东边防尽失,重用蔡京,使奸邪之常掌握朝局,坏我大宋天下者,实司马光也!”

    谢亮与张所二人面色惨然,心中明白皇帝这么指责司马光,一方面是帝心实在不喜温公,另一方面却是在向自己二人表明心迹,朝廷变法之意绝不可阻止。

    想到余平与张守二人这一个月间都拜翰林学士,而秦桧与余平二人,都是以逐利和操守低下闻名,皇帝用此二人,显然是要政事堂都追随其后,减少掣肘之意。

    两人对视一眼,便不再说话,只向皇帝一揖而罢。

    赵桓知这两人都求去之意,回去之后辞职的表章便会呈上,而自己依例会加以挽留,不过也是虚应故事罢了。

    想到这两人这数年间也着实辛苦,而且操守过人,过秦桧等人多矣。赵桓不禁换过脸色,向着二人温言道:“卿等好意,朕实知之,现下也没有变法之意,不过是为朝廷多养作人才罢了。”

    皇帝这样表示,已经是给了这两个宰相很大的面子,两人心中感动,知道这一别后很难再见,却又知道皇帝召见到此时,已经耽搁太多,当下也只得拜舞谢过,依次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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