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面夜色浓如墨，四月的夜晚一片清凉。
书房内虽烛火通明，一群少年都如外边的夜色般没有一点声音。
等大家基本消化完甘棠所言，坐在甘硕旁边的甘虎这才抬起头来，对甘棠说道：“内舍生中我不是太了解，但据说有个叫石醉的是太学内舍生的领袖。外舍生这边却是以卢梦雅为首，据我这半年观察，推崇《华轩周报》学说的大约有两成，赞成变法的连卢梦雅等人在内的倒是占了大部分。”
甘棠点了点头，道：“有两成就很不错了，毕竟太学绝大部分都是官宦子弟。等过几日带我去认识认识这个叫卢梦雅的太学领袖。”
“反对变法的也并不是铁板一块，一部分是真正反对变法的，还有一部分倒是赞成变法，但他们却不赞成王丞相式的变法，他们以教渝孔瑾为首，倡导恢复‘井田制’。 两个派别虽然反对变法的理由不同，但针对的目标却是一样，故而同气连枝，一起唱响反变法的大合唱。”甘虎补充道。
听到这里甘棠几乎想笑，居然是井田制！
“也不看看现在什么时代了.虽然复古制、从周礼，是每一个真正的儒门子弟毕生的心愿——所谓‘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但时代毕竟不同了，上古时一里之地九百亩，是如‘井’字一般分割土地，按照公田有无，平均分给八户或九户人家。而以如今的形势，哪里有那么多地皮再划分给平民充作井田，能做到清查隐田，平均赋税已经很不错了。”
甘棠笑着说道。
“如孔瑾这般的理想主义者，看不透潜藏在暗流下的利益纷争，只知道为了自己的理念而冲杀在前。像他们这样的人物，往往名望甚高，又为人甚正，没人会怀疑他们是为自己的利益争斗，很容易就相信了他们的话。而利益阶层则是乘势而为，站在后面掀起冲击变法的一波波巨浪。”
“利益之争是没法调和的，他不可能指望贾儒、谢言、曹磊他们会为王鸣之变法说好话，因为这件事不可能给他们任何利益，只能损害他们的利益，反而会让王鸣之在士林中的地位更加稳固。相反地，孔瑾等人却能用道理加以说服。”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对于此，甘棠并不惊讶。孔瑾是儒学宗师，天文地理并有涉猎，但不代表他精于财计和治国。就像孔瑾和其众弟子们还正儿八经的讨论要如何恢复周时的井田制，以抑制如今愈演愈烈的土地兼并，而还有相当一些儒学大师，虽然与孔瑾学派有别，观点相异，但也是一般的把周制顶礼膜拜，同样想着要恢复井田。
甘棠调侃道：“他们这些人，不过是读书烧坏了脑子，完全脱离现实。但他们是君子。所以可以让王丞相用事实去和他们讲明白，争取一下。这时候王丞相需要这样的盟友，我们也需要。”
就在王鸣之提出变革以来，建康周围各县已经两个多月没有下雨了，对于江南以稻米为主的农户而言，这是致命的，种下的秧苗就有可能绝收。
今年是咸亨元年，其他地方遇到天灾还罢了，若是天子脚下闹出这些，可实在是打了‘一代名臣’贾儒一个大大的耳光。毕竟此时人们认知有限，并不知道雨水风云都是自然变化，非外力所能干预。
在人们的认知里，自古都是因朝廷政事有违天和，才会得到老天爷的惩戒，引来天灾。当然没有人敢指责高高再上的皇帝，皇帝也不会拉下脸来认为自己哪里做错了。
从太祖开始，每逢大范围的水灾、旱灾等自然灾难时，宰相就要成为“替罪羊”，被罢免或者贬到地方，用来平息老天爷的怒气。
当然，现在掌权的是摄政太师贾儒，既然‘咸亨’皇帝不能背锅，那贾儒就更不会背这个锅了。
贾儒好像从中找到了一个打击政敌的绝佳机会。
六月初二。皇帝下旨给诸位大学士、九卿。
时值立夏，天气渐热。监禁人犯易于染病致毙，甚为可悯，除情实死罪外，其余刑囚命刑部皆酌量宽宥。这是要大赦了，虽然圣旨没有明说是为了京城大旱，但是大家都心知肚明。
朝廷各部地气氛又紧张起来，因为圣旨明发，言道大旱，或是“政事未尽合宜”，或“用人未能允当”，命内阁大学士会同九卿彻查大小官员，看是否有“暗结党援”、“残忍之人”尚居职位；催促刑部清查监狱，看是否有无辜之人。
圣旨都指明方向，一场自上而下的彻查在六部与其他衙门里轰轰烈烈地展开。高品级的官员，伸手势力交错，岂是轻易能够动得了的？重点目标，就是那些四五六品地小官，拔出萝卜带着泥的，牵出一串来。
折腾了几日，闹剧落幕，大学士与九卿都上了祈罪折子，将“天时稍旱”的原因，归咎为他们“奉职无状”地缘故。自然，皇帝和摄政是半点错都没有的，行政无阙，用人都妥当得紧。他们又痛斥那些结党营私与存心险恶、馋毁嫉妒之人，祈求皇帝严加处分。
最后受到牵连的基本都是响应王鸣之变法的官员。
想到那些因为站错了队，被摘了官帽。一场旱情、因为了维护帝王与摄政体面而断送了前程的各部郎官，众人不仅心有余悸。
十年寒窗苦读又如何，进士出身又如何，若是没有势力倚仗，在权贵眼中不过是草芥而已。
既然对这场旱情有了结论，原先因旱情引起地阴霾仿佛烟消云散，又是清朗世界般。
六月的天气，建康城内逐渐炎热起来一般。建康城外进入农忙的时节。若是身处其间，整片天地给人的感觉都是盎然的活力，对于这个年岁的人来说，夏秋两季大概是最好过的日子，没有春日的绵软，没有冬日的寒冷，阳光正盛，白云如絮，一切都明媚得让人心旷神怡。
但虽然朝廷又是大赦，又是贬谛官员，雨始终没有下下来。
卢梦雄中午从太学下课，偶尔会与他的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去酒楼吃些东西。
卢梦雄这人极懂分寸，几个月来，甘棠大抵也算是了解了这人的性格和经历。他在早几年也曾参加过朝廷科举，但因为策论过于激进，得罪一位吏部大员，没有中举，于是就回到太学继续读书了。虽然外表谦和，但若放到千年后大概还是愤青的类型，闲聊时不说，但若论起学问来，有些想法还是掩盖不住，一目了然。
简单来说，这家伙家境殷实，精通儒学、算学，于射御之道也有些精通，君子六艺皆识。
在这年代已经非常不错了，待人接物、应对进退得体。但因为想得多，基本上讨厌腐儒，喜欢实干但又不离大道的人。
想要为天地立行，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但一时断了门路，一般的儒生得罪了大官，不得升迁恐怕要一生郁。
他也曾苦闷过一段时间，后读《华夏周报》，受此影响，如今便振作起来，思考儒学思考夏朝，思考前面的道路，算是一个拿得起放得下的人。毕竟，还年轻。
太学在夏朝的兴起有着深刻政治、文化因素，一方面是原有的国子学、广文馆和宗学已经培养不出高水平的政治家，它们面对权贵之弟，生源狭窄，完全不能达到新王朝的需要。
尤其夏朝进入平民社会后，朝廷的温和，统治阶层对普通民众权利的重视，这就给了更多寒门士子崛起的机会，庆历兴学后，面向天下民众的太学便逐渐取代了原有的教育机构。
但夏朝读书之风强盛，光靠一个太学还是远远满足了不了大夏读书人的需求，四大书院随之出现，他们成为了太学的一种补充，但四大书院的出现并没有削弱太学的主体地位，反而更加促进了太学的发展。
王安石变法中，强烈主张用长期教育取代科举，太学正式进入了全盛时期，三舍法孕育而生，各地兴办州学、县学，配合科举，一层层地培养更高层次的人才，大多数太学生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从一个个普通少年一步步走进了太学的大门。
太学在贾儒主政后进行了一次扩招，人数由原来的一万人增加到四万余人。
其中外舍生三万多人人，内舍生三千多人，而最为能直接受官的内舍上舍生却只有三百多人人，一个普通士子从外舍开始，一步步向上攀登，最后读完上舍，至少要耗费十年时间，加上小学堂五年、县学两年、州学三年，至少要苦读二十年的书才有机会成为大宋官僚机构中的一员。
但这只是理论上的时间，真正的优秀士子根本不用耗费这么长的时间，很多士子在进入太学两三年后就考上了科举，直接授官出仕途。
而且只要考中举人就有资格进入太学读书，并不要求是否读过州学，如果考上解元甚至直接进入内舍，这种宽松灵活的政策便给了很多优秀士子弯道超车的机会，正是这个原因，太学中十五六岁的太学生比比皆是。
虽然太学给了学生们绝对的自由，但太学也要看结果。
不管平时怎么放松，升级考试却是一头谁也别想轻易迈过去的拦路虎，其难度不亚于科举考试，得分必须在上上才能升级，得分中上允许复读一年，中上以下则直接淘汰，这就是外舍有三万学生，到了内舍却陡然变成三千人的原因，十个外舍太学生只能升级一人。
太学一共由三块地盘组成，最早是夫子庙国子监旧地，后来又把朝集院划给了太学，和皇宫连在一起。使教学和太学生住宿条件大大改善。
三年前，贾儒主持太学改革，又在南城外建立占地数千亩的辟雍，作为太学的新校舍，又叫住外学，目前三万多下舍生基本上都住在辟雍。
书房内虽烛火通明，一群少年都如外边的夜色般没有一点声音。
等大家基本消化完甘棠所言，坐在甘硕旁边的甘虎这才抬起头来，对甘棠说道：“内舍生中我不是太了解，但据说有个叫石醉的是太学内舍生的领袖。外舍生这边却是以卢梦雅为首，据我这半年观察，推崇《华轩周报》学说的大约有两成，赞成变法的连卢梦雅等人在内的倒是占了大部分。”
甘棠点了点头，道：“有两成就很不错了，毕竟太学绝大部分都是官宦子弟。等过几日带我去认识认识这个叫卢梦雅的太学领袖。”
“反对变法的也并不是铁板一块，一部分是真正反对变法的，还有一部分倒是赞成变法，但他们却不赞成王丞相式的变法，他们以教渝孔瑾为首，倡导恢复‘井田制’。 两个派别虽然反对变法的理由不同，但针对的目标却是一样，故而同气连枝，一起唱响反变法的大合唱。”甘虎补充道。
听到这里甘棠几乎想笑，居然是井田制！
“也不看看现在什么时代了.虽然复古制、从周礼，是每一个真正的儒门子弟毕生的心愿——所谓‘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但时代毕竟不同了，上古时一里之地九百亩，是如‘井’字一般分割土地，按照公田有无，平均分给八户或九户人家。而以如今的形势，哪里有那么多地皮再划分给平民充作井田，能做到清查隐田，平均赋税已经很不错了。”
甘棠笑着说道。
“如孔瑾这般的理想主义者，看不透潜藏在暗流下的利益纷争，只知道为了自己的理念而冲杀在前。像他们这样的人物，往往名望甚高，又为人甚正，没人会怀疑他们是为自己的利益争斗，很容易就相信了他们的话。而利益阶层则是乘势而为，站在后面掀起冲击变法的一波波巨浪。”
“利益之争是没法调和的，他不可能指望贾儒、谢言、曹磊他们会为王鸣之变法说好话，因为这件事不可能给他们任何利益，只能损害他们的利益，反而会让王鸣之在士林中的地位更加稳固。相反地，孔瑾等人却能用道理加以说服。”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对于此，甘棠并不惊讶。孔瑾是儒学宗师，天文地理并有涉猎，但不代表他精于财计和治国。就像孔瑾和其众弟子们还正儿八经的讨论要如何恢复周时的井田制，以抑制如今愈演愈烈的土地兼并，而还有相当一些儒学大师，虽然与孔瑾学派有别，观点相异，但也是一般的把周制顶礼膜拜，同样想着要恢复井田。
甘棠调侃道：“他们这些人，不过是读书烧坏了脑子，完全脱离现实。但他们是君子。所以可以让王丞相用事实去和他们讲明白，争取一下。这时候王丞相需要这样的盟友，我们也需要。”
就在王鸣之提出变革以来，建康周围各县已经两个多月没有下雨了，对于江南以稻米为主的农户而言，这是致命的，种下的秧苗就有可能绝收。
今年是咸亨元年，其他地方遇到天灾还罢了，若是天子脚下闹出这些，可实在是打了‘一代名臣’贾儒一个大大的耳光。毕竟此时人们认知有限，并不知道雨水风云都是自然变化，非外力所能干预。
在人们的认知里，自古都是因朝廷政事有违天和，才会得到老天爷的惩戒，引来天灾。当然没有人敢指责高高再上的皇帝，皇帝也不会拉下脸来认为自己哪里做错了。
从太祖开始，每逢大范围的水灾、旱灾等自然灾难时，宰相就要成为“替罪羊”，被罢免或者贬到地方，用来平息老天爷的怒气。
当然，现在掌权的是摄政太师贾儒，既然‘咸亨’皇帝不能背锅，那贾儒就更不会背这个锅了。
贾儒好像从中找到了一个打击政敌的绝佳机会。
六月初二。皇帝下旨给诸位大学士、九卿。
时值立夏，天气渐热。监禁人犯易于染病致毙，甚为可悯，除情实死罪外，其余刑囚命刑部皆酌量宽宥。这是要大赦了，虽然圣旨没有明说是为了京城大旱，但是大家都心知肚明。
朝廷各部地气氛又紧张起来，因为圣旨明发，言道大旱，或是“政事未尽合宜”，或“用人未能允当”，命内阁大学士会同九卿彻查大小官员，看是否有“暗结党援”、“残忍之人”尚居职位；催促刑部清查监狱，看是否有无辜之人。
圣旨都指明方向，一场自上而下的彻查在六部与其他衙门里轰轰烈烈地展开。高品级的官员，伸手势力交错，岂是轻易能够动得了的？重点目标，就是那些四五六品地小官，拔出萝卜带着泥的，牵出一串来。
折腾了几日，闹剧落幕，大学士与九卿都上了祈罪折子，将“天时稍旱”的原因，归咎为他们“奉职无状”地缘故。自然，皇帝和摄政是半点错都没有的，行政无阙，用人都妥当得紧。他们又痛斥那些结党营私与存心险恶、馋毁嫉妒之人，祈求皇帝严加处分。
最后受到牵连的基本都是响应王鸣之变法的官员。
想到那些因为站错了队，被摘了官帽。一场旱情、因为了维护帝王与摄政体面而断送了前程的各部郎官，众人不仅心有余悸。
十年寒窗苦读又如何，进士出身又如何，若是没有势力倚仗，在权贵眼中不过是草芥而已。
既然对这场旱情有了结论，原先因旱情引起地阴霾仿佛烟消云散，又是清朗世界般。
六月的天气，建康城内逐渐炎热起来一般。建康城外进入农忙的时节。若是身处其间，整片天地给人的感觉都是盎然的活力，对于这个年岁的人来说，夏秋两季大概是最好过的日子，没有春日的绵软，没有冬日的寒冷，阳光正盛，白云如絮，一切都明媚得让人心旷神怡。
但虽然朝廷又是大赦，又是贬谛官员，雨始终没有下下来。
卢梦雄中午从太学下课，偶尔会与他的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去酒楼吃些东西。
卢梦雄这人极懂分寸，几个月来，甘棠大抵也算是了解了这人的性格和经历。他在早几年也曾参加过朝廷科举，但因为策论过于激进，得罪一位吏部大员，没有中举，于是就回到太学继续读书了。虽然外表谦和，但若放到千年后大概还是愤青的类型，闲聊时不说，但若论起学问来，有些想法还是掩盖不住，一目了然。
简单来说，这家伙家境殷实，精通儒学、算学，于射御之道也有些精通，君子六艺皆识。
在这年代已经非常不错了，待人接物、应对进退得体。但因为想得多，基本上讨厌腐儒，喜欢实干但又不离大道的人。
想要为天地立行，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但一时断了门路，一般的儒生得罪了大官，不得升迁恐怕要一生郁。
他也曾苦闷过一段时间，后读《华夏周报》，受此影响，如今便振作起来，思考儒学思考夏朝，思考前面的道路，算是一个拿得起放得下的人。毕竟，还年轻。
太学在夏朝的兴起有着深刻政治、文化因素，一方面是原有的国子学、广文馆和宗学已经培养不出高水平的政治家，它们面对权贵之弟，生源狭窄，完全不能达到新王朝的需要。
尤其夏朝进入平民社会后，朝廷的温和，统治阶层对普通民众权利的重视，这就给了更多寒门士子崛起的机会，庆历兴学后，面向天下民众的太学便逐渐取代了原有的教育机构。
但夏朝读书之风强盛，光靠一个太学还是远远满足了不了大夏读书人的需求，四大书院随之出现，他们成为了太学的一种补充，但四大书院的出现并没有削弱太学的主体地位，反而更加促进了太学的发展。
王安石变法中，强烈主张用长期教育取代科举，太学正式进入了全盛时期，三舍法孕育而生，各地兴办州学、县学，配合科举，一层层地培养更高层次的人才，大多数太学生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从一个个普通少年一步步走进了太学的大门。
太学在贾儒主政后进行了一次扩招，人数由原来的一万人增加到四万余人。
其中外舍生三万多人人，内舍生三千多人，而最为能直接受官的内舍上舍生却只有三百多人人，一个普通士子从外舍开始，一步步向上攀登，最后读完上舍，至少要耗费十年时间，加上小学堂五年、县学两年、州学三年，至少要苦读二十年的书才有机会成为大宋官僚机构中的一员。
但这只是理论上的时间，真正的优秀士子根本不用耗费这么长的时间，很多士子在进入太学两三年后就考上了科举，直接授官出仕途。
而且只要考中举人就有资格进入太学读书，并不要求是否读过州学，如果考上解元甚至直接进入内舍，这种宽松灵活的政策便给了很多优秀士子弯道超车的机会，正是这个原因，太学中十五六岁的太学生比比皆是。
虽然太学给了学生们绝对的自由，但太学也要看结果。
不管平时怎么放松，升级考试却是一头谁也别想轻易迈过去的拦路虎，其难度不亚于科举考试，得分必须在上上才能升级，得分中上允许复读一年，中上以下则直接淘汰，这就是外舍有三万学生，到了内舍却陡然变成三千人的原因，十个外舍太学生只能升级一人。
太学一共由三块地盘组成，最早是夫子庙国子监旧地，后来又把朝集院划给了太学，和皇宫连在一起。使教学和太学生住宿条件大大改善。
三年前，贾儒主持太学改革，又在南城外建立占地数千亩的辟雍，作为太学的新校舍，又叫住外学，目前三万多下舍生基本上都住在辟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