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峰，你说一说，为什么中央、省委和地委三令五申，反复强调减轻农民负担的工作，可我们下面基层的一些同志，为什么就不能引起足够的重视，而且还要变着法子来欺上瞒下呢？！”吴永成有点困乏地靠在车子的后排座上，困惑地问前排副驾驶座上的刘晓峰。
在南沁县他们已经走了两个乡镇的三个村庄，可从这里得到的信息，与他们之前在门源县看到的却是大相径庭，这不由得吴永成心里不恼火。
原以为自己在桓毕地区这两年的工作也算是有点成绩了，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南沁县的领导们居然敢在他大会小会多次严厉强调的情况下，还出现了这样的情况，难道说减轻农民负担即使是靠铁腕手段也无法执行下去了吗？！
这还是仅仅只在桓毕地区这么一个小范围之内啊——他在前几天的大会上可是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再生变相地向农民们乱摊派、乱收费的情况，县里主要领导一律给予严处，难道这些县的领导们，就真的不顾及自己头上的乌纱帽了？！
刘晓峰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吴永成的这个问题，他知道或许吴书记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早已经心里有数了，也根本不需要自己来回答，他只是在极度苦闷之下，忍不住向自己一牢骚而已。
果然，就在吴永成提出这个.问题之后，还没有等到刘晓峰开口，就挥了挥手：“唉，看来还是我把这个问题想得有点太过于简单了啊！掉头，回地委。”
“吴书记，咱们不是去南沁县县委.吗？！”刘晓峰听到吴永成的这个指示，不禁有点愣了。
他原以为吴永成在南沁县.现这样严重的问题之后，必定会到南沁县县委，对南沁县县委书记安国福和县长石五清大雷霆，责令他们就目前出现的问题说个明明白白，然后马上纠正这种违反中央政策的事情，可哪想到吴永成竟然会命令掉头回返。
这可不像这位年轻地委书记一贯的工作作风啊！
在刘晓峰和吴永成这两年的工作接触中，吴永成.就是一位眼里容不得半点沙子的领导干部，他最见不得的就是群众们的利益遭受到无端的侵犯。
“哼，要是我们下面的干部们从思想上不能认识到.减轻农民负担这项工作的重要意义，光凭我们几个人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把我们累得瘫了，那也解决不了多少问题。”吴永成很少见地和刘晓峰表露了自己心里的一点想法。
刘晓峰好像有点明白似的，，点点头，不再吭气了。
车子径自冲着来时的方向扬长而去
“成声同志，分赴各县市检查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工作组，是不是以及分别完成了各自的任务了？”
吴永成坐在自.己的办公室，抬起头缓缓地问站在自己面前的地委委员、地委秘书长杜成声。他也是负责减轻农民负担检查这项工作的领导之一。
杜成声点点头：“吴书记，经过一个月的努力，到各县检查减轻农民负担的同志们，现在基本上结束了各自的工作，我和行署那边的刘海涛专员前天就听了他们的一些汇报，总体来说，各县市在执行地委、省委减轻农民负担方面还是做得可以的，特别是门源县和丹阳市的工作做得尤为扎实。”
吴永成默默地点点头。
门源县的情况他自己就掌握了不少，而丹阳市的市委书记刘庆国是他吴永成到任之后一手提拔到地委委员这个领导岗位的，只要他不是一个糊涂人，不是有意为之的话，但凡是吴永成安排下去的工作，即使难度再大，他也不会出现一点错的，这点自信心吴永成还是有的。
“那其他的县是不是都不存在问题呢？！”吴永成继续问下去。
杜成声稍微沉吟了一下，斟酌着合适的字眼汇报道：“吴书记，根据各个检查组汇报的情况来看，各个县在近年来收取农民‘三提五统’的时候，基本上是按照中央的有关文件精神，没有突破上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百分之五，也没有现什么向农民乱收费、乱摊派的问题。”
“哼哼，情况真的是这样吗？！”吴永成站了起来，从自己办公桌的后面踱了出来，冷笑道：“我看情况也不尽然都是这样吧！我对工作组同志们这次的工作可不怎么满意啊，老杜，你认为在全区十五个县市中，就真的不存在一些乱收费、乱摊派的问题吗？！”
吴永成对于现在的这个结果，可以说早在意料之中了。
他知道有的时候，尽管上面喊破了嗓子，可具体到下面的具体执行人的时候，出现这样那样的偏差，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别说你现在只是组织了地直机关的一些干部们下去了，就是古代带着尚方宝剑下去代天巡视的那些钦差大臣们下去，回来之后也未必能向皇帝老儿如实地反馈见到的一切呢！
更何况现在的人们精得跟猴似的，又哪会为了下面不相干的一些农民们的利益，去得罪各县市的主要领导们呢？！——谁知道人家什么时候，就会成了自己的顶头上司呢！
再说了，这些工作组到各县之后，肯定会受到各县最隆重的接待，说不准在临走的时候，又会带上丰厚的土特产，在这双管齐下的攻略之下，又有谁会不懂事地当真跑到农村一户一户地去查询事情的真相呢？！
在他们看来，吴永成书记代表的地委作出这样的决定，也只不过是为了应付省委、省政府的任务罢了，只要上上下下都能交代得过去，大家岂不是皆大欢喜吗？！
对于那些干部们的心态，这一点吴永成心里是非常清楚的hi，他甚至都能猜测出来，那些工作组的干部们，到了下面县市之后，虽然呆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可真在乡镇、村这些基层查账的时间，还不知道够不够半个月呢！其余的时间不是呆在县里的宾馆里，接受县里安排的各种宴席，就是被他们安排到当地的风景名胜区去旅游度假了，这些花呼哨，吴永成前世的时候，早已经见得够多的了。
杜成声听到吴永成如此问，不禁有点尴尬地苦笑着说：“呵呵，吴，下面基层的事情都是冰冻非一日之寒，哪是一朝一夕可以彻底解决的了呢？！不过，我相信，只要有了这个好的开头，事情总会向好的趋势展的。”
吴永成却不想满足于眼前的这一点点效果，他严肃地杜成声说道：“成声同志，地委在布置这项工作的时候，我在大会上就明确地提出，凡是在这次检查中现重大问题的，县市的主要领导同志必须要付出沉重的代价，这不是说说而因的，解决向农民乱收费、乱摊派的问题，我们也不能等闲视之。
这样吧，你组织一个会议，把各县市的主要领导召集回来，让他们在各自检查验收的总结上签字，你和他们明确地说清楚，只要他们敢承认他们县里不存在任何乱收费、乱摊派的问题，地委在抽查出与cha他们所说不符的话，不仅是到他们县市检查工作的同志要受到严格的处分，他们也要接受地委给予的严厉处分，这也是地委给他们的最后一次机会。”
杜成声答应了一声，转身出去了。
之后的几天中，马上就有几个县主动向地委有关领导汇报了他们县存在的一些乱收费、乱摊派的问题，估计这也是杜成声在传达了吴永成的最后“通牒”之后，有的检查组的干部们坐不住了，怕责任落到自己的头上，与下面县里的领导们经过反复的“斗争”之后得出的这个结果吧，这其中也包括桓毕地区经济比较落后的一个县兰羌县。
当然了，这些县在提出自己县所存在的这些问题的同时，也信誓旦旦地保证：这些现象都是生在极为个别的乡村，并不是普遍存在的问题，而且也早就得到了改正。
不过，令吴永成气结的是，他亲自跑去调查过的南沁县，却没有丝毫的反应，也就是说，南沁县的领导们根本就没有珍惜吴永成给予他们的这最后的一次机会。
好，既然你们不见棺材不落泪，那我也只好让你们这个南沁县成为这项专项工作中的活靶子了！
看来要想干成什么事情，不借助两顶乌纱帽，，还真是不能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的。
吴永成一咬牙，把杜成声找到了自己的办公室，让他带着地委督查室的几个同志，亲自到南沁县再次去做一个详细的调查——他非要把南沁县这个活靶子树起来，以此进一步推动桓毕地区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进一步推开。
事实就是事实，不管南沁县的县委书记安国福和县长石五清是如何操作的，也不管他们是如何应付过地委派下去的检查组的，但在杜成声再次亲自带着一组人马秘密走访了一遭之后，一切猫腻就都显现了出来
“同志们，我们今天召开这个地委委员会议，只有一项议程，那就是专题讨论对南沁县在减轻农民负担这项工作上弄虚作假的问题。”
吴永成坐在地委小会议室中，手中扬起一叠调研文稿，表情严肃地说道。
此时，在与会的各位地委委员们的面前，同样地放着两份报告：一份是由南沁县县委书记安国福和县长石五清签字的减轻农民负担验收检查报告，那份报告中显示出来的数据表明，南沁县在近两年中是严格按照中央有关规定来对农民征收各种费用的；而另外一份报告，则是杜成声带着人下去收集到的情况反馈，从这份报告中显示，在这两年中，南沁县大多数的乡镇、村，对农民们征收的各种费用，不仅仅是过了百分之五的问题，而且不少乡村已经过了百分之二十，这还是开具了乡政府收据的，有不少的费用，根本就没有任何字据，甚至于连一张白纸条度不存在。
“这、这、这简直是触目惊心啊！”先开口的是地区纪检委书记王虎银。
本来，在这种会议上，按照程序，先应该表态的是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路兴民。
可王虎银他是从省纪检委就任桓毕地区纪检委书记的，多年来就一直在省直机关工作，目睹下面基层的一些干部们，居然在农民负担上做出了如此胆大的行径，再也忍不住了，一时不顾不管地就先嚷了起来。
路兴民却叹了一口气说道：“虎银同志刚到下面来工作，有些情况还不太清楚啊，这其中的不少费用也是下面的同志们不得已而为之的啊。就比如说农村教育费用的问题吧，国家要求尽快地实现九年制义务教育，可咱们桓毕地区不少地方经济过于落后，县财政哪有那么多的配套资金呢？！于是一下子就显得负担过重，这九年制义务教育达标的重担，也主要压在了乡村两级机构的身上，下面的干部们工作起来也难啊！”
张晓东马上接着路兴民的话题说道：“路专员说得有道理啊，现在这种情况不仅仅是我们桓毕地区存在，就是全国大多数的地方，也都存在着这样的问题。
前几天，我从《中国经济导报》看到一份全国农村住房抽样调查，上面的结果显示，一九九六年农村居民人均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支出159元，比上年增长7.6％，其中主要是学杂费增加较多，人均增加额占该项支出的73％，这对低收入和贫困地区的农民来讲，增幅就更加突出了。许多地方农民在交‘三提五统’（内含教育费统筹）之外，还要再交人均数十元的教育费附加。
唉，这是一个共性的问题啊，也怨不得南沁县的同志们。”
吴永成冷冷地望了张晓东一眼。
对于导致农民负担过重的因素，吴永成他自己并不是不知道，这其中是牵涉到多种多样的原因，有机构庞大、冗员过多的原因；有管理混乱、贪污**的原因；有监督不力的原因；有政府行为不规范和行为短期化的原因；有分税制改革造成征税不足、地方财政困难的原因；有干部政绩考评制度的原因，还有张晓东刚才提到的那些等等。
但吴永成认为，这些原因都是引起农民负担沉重的外部因素，但并不是问题的要害。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农民没有权利。农民只有遭受剥夺的权利，而无拒绝的权利，这才是问题的本质。
农民没有权利的现实，源自当前的政治体制是一种“压力型体制”——这种“压力型体制”，通过将政府确立的经济展的硬指标分解下达，从县、乡（镇）再到村，村这一级再将每一项指标，都落实到每个农民的身上。
这样，县、乡两级尾连贯的经济承包制演化为“政治承包制”，形成县委（政府）——乡镇党委（政府）——村支书（村长）连坐制。压力型体制从本质上，反映的是中国农村建立起来的牢固的、以行政关系为特征的管理体制。
正是这种体制的存在，确保了对农村的控制，也排除了农民分享政治权利的任何可能性。
显然，这种体制是由可靠的经济基础作后盾的，集体掌握着土地，又有行政权力，完全控制了农民的命根子（土地）。农民对集体组织进而对乡村政权存在经济依附关系。失去经济上的独立性，农民别无选择，只剩下服从的权利了。农民上交负担款，损失的只是部分钱财，而抵制负担款，就要遭受更大的惩罚。分散的农民不具有与有组织的政府机构抗衡的力量。
在这诸多的因素之中，现阶段农村行政体制这方面的原因，也是导致农民负担多年高涨不下的一个主要因素。
先，县市、乡镇各级干部由上级层层任命，这样对各级干部“政绩”的评价，取决于他们对上级所下达的各种任务的完成情况。在自身利益的驱动下，各级干部则片面追求政绩，如提前“普九”达标，村级干部公路建设达标等，大大加重了农民负担。
其次，对于农村基层干部的行为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一些涉及农民的税种，如农业特产税、屠宰税等，地方政府在征收过程中，不按税收法律、法规据实征收，而是扭曲为田亩、人头进行平摊，实际是一项变相收费。某些基层干部行为失范，有的将从农民手中集资的钱挪作他用等。
对于乡村干部的这些行为，县、乡人大的监督制约往往是形式上的多，大部分是在有关干部的问题揭露以后，人大才被动的行使自己的罢免等权力。其结果对干部监督不利而造成的损失，还是最终由农民来承担。
“同志们，我们在这里召开这个会议，目的主要是为了讨论对南沁县弄虚作假的问题，并不是要研究形成农民负担高居不下的原因，我希望有的同志在言的时候，不要离题太远。”
在南沁县他们已经走了两个乡镇的三个村庄，可从这里得到的信息，与他们之前在门源县看到的却是大相径庭，这不由得吴永成心里不恼火。
原以为自己在桓毕地区这两年的工作也算是有点成绩了，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南沁县的领导们居然敢在他大会小会多次严厉强调的情况下，还出现了这样的情况，难道说减轻农民负担即使是靠铁腕手段也无法执行下去了吗？！
这还是仅仅只在桓毕地区这么一个小范围之内啊——他在前几天的大会上可是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再生变相地向农民们乱摊派、乱收费的情况，县里主要领导一律给予严处，难道这些县的领导们，就真的不顾及自己头上的乌纱帽了？！
刘晓峰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吴永成的这个问题，他知道或许吴书记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早已经心里有数了，也根本不需要自己来回答，他只是在极度苦闷之下，忍不住向自己一牢骚而已。
果然，就在吴永成提出这个.问题之后，还没有等到刘晓峰开口，就挥了挥手：“唉，看来还是我把这个问题想得有点太过于简单了啊！掉头，回地委。”
“吴书记，咱们不是去南沁县县委.吗？！”刘晓峰听到吴永成的这个指示，不禁有点愣了。
他原以为吴永成在南沁县.现这样严重的问题之后，必定会到南沁县县委，对南沁县县委书记安国福和县长石五清大雷霆，责令他们就目前出现的问题说个明明白白，然后马上纠正这种违反中央政策的事情，可哪想到吴永成竟然会命令掉头回返。
这可不像这位年轻地委书记一贯的工作作风啊！
在刘晓峰和吴永成这两年的工作接触中，吴永成.就是一位眼里容不得半点沙子的领导干部，他最见不得的就是群众们的利益遭受到无端的侵犯。
“哼，要是我们下面的干部们从思想上不能认识到.减轻农民负担这项工作的重要意义，光凭我们几个人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把我们累得瘫了，那也解决不了多少问题。”吴永成很少见地和刘晓峰表露了自己心里的一点想法。
刘晓峰好像有点明白似的，，点点头，不再吭气了。
车子径自冲着来时的方向扬长而去
“成声同志，分赴各县市检查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工作组，是不是以及分别完成了各自的任务了？”
吴永成坐在自.己的办公室，抬起头缓缓地问站在自己面前的地委委员、地委秘书长杜成声。他也是负责减轻农民负担检查这项工作的领导之一。
杜成声点点头：“吴书记，经过一个月的努力，到各县检查减轻农民负担的同志们，现在基本上结束了各自的工作，我和行署那边的刘海涛专员前天就听了他们的一些汇报，总体来说，各县市在执行地委、省委减轻农民负担方面还是做得可以的，特别是门源县和丹阳市的工作做得尤为扎实。”
吴永成默默地点点头。
门源县的情况他自己就掌握了不少，而丹阳市的市委书记刘庆国是他吴永成到任之后一手提拔到地委委员这个领导岗位的，只要他不是一个糊涂人，不是有意为之的话，但凡是吴永成安排下去的工作，即使难度再大，他也不会出现一点错的，这点自信心吴永成还是有的。
“那其他的县是不是都不存在问题呢？！”吴永成继续问下去。
杜成声稍微沉吟了一下，斟酌着合适的字眼汇报道：“吴书记，根据各个检查组汇报的情况来看，各个县在近年来收取农民‘三提五统’的时候，基本上是按照中央的有关文件精神，没有突破上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百分之五，也没有现什么向农民乱收费、乱摊派的问题。”
“哼哼，情况真的是这样吗？！”吴永成站了起来，从自己办公桌的后面踱了出来，冷笑道：“我看情况也不尽然都是这样吧！我对工作组同志们这次的工作可不怎么满意啊，老杜，你认为在全区十五个县市中，就真的不存在一些乱收费、乱摊派的问题吗？！”
吴永成对于现在的这个结果，可以说早在意料之中了。
他知道有的时候，尽管上面喊破了嗓子，可具体到下面的具体执行人的时候，出现这样那样的偏差，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别说你现在只是组织了地直机关的一些干部们下去了，就是古代带着尚方宝剑下去代天巡视的那些钦差大臣们下去，回来之后也未必能向皇帝老儿如实地反馈见到的一切呢！
更何况现在的人们精得跟猴似的，又哪会为了下面不相干的一些农民们的利益，去得罪各县市的主要领导们呢？！——谁知道人家什么时候，就会成了自己的顶头上司呢！
再说了，这些工作组到各县之后，肯定会受到各县最隆重的接待，说不准在临走的时候，又会带上丰厚的土特产，在这双管齐下的攻略之下，又有谁会不懂事地当真跑到农村一户一户地去查询事情的真相呢？！
在他们看来，吴永成书记代表的地委作出这样的决定，也只不过是为了应付省委、省政府的任务罢了，只要上上下下都能交代得过去，大家岂不是皆大欢喜吗？！
对于那些干部们的心态，这一点吴永成心里是非常清楚的hi，他甚至都能猜测出来，那些工作组的干部们，到了下面县市之后，虽然呆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可真在乡镇、村这些基层查账的时间，还不知道够不够半个月呢！其余的时间不是呆在县里的宾馆里，接受县里安排的各种宴席，就是被他们安排到当地的风景名胜区去旅游度假了，这些花呼哨，吴永成前世的时候，早已经见得够多的了。
杜成声听到吴永成如此问，不禁有点尴尬地苦笑着说：“呵呵，吴，下面基层的事情都是冰冻非一日之寒，哪是一朝一夕可以彻底解决的了呢？！不过，我相信，只要有了这个好的开头，事情总会向好的趋势展的。”
吴永成却不想满足于眼前的这一点点效果，他严肃地杜成声说道：“成声同志，地委在布置这项工作的时候，我在大会上就明确地提出，凡是在这次检查中现重大问题的，县市的主要领导同志必须要付出沉重的代价，这不是说说而因的，解决向农民乱收费、乱摊派的问题，我们也不能等闲视之。
这样吧，你组织一个会议，把各县市的主要领导召集回来，让他们在各自检查验收的总结上签字，你和他们明确地说清楚，只要他们敢承认他们县里不存在任何乱收费、乱摊派的问题，地委在抽查出与cha他们所说不符的话，不仅是到他们县市检查工作的同志要受到严格的处分，他们也要接受地委给予的严厉处分，这也是地委给他们的最后一次机会。”
杜成声答应了一声，转身出去了。
之后的几天中，马上就有几个县主动向地委有关领导汇报了他们县存在的一些乱收费、乱摊派的问题，估计这也是杜成声在传达了吴永成的最后“通牒”之后，有的检查组的干部们坐不住了，怕责任落到自己的头上，与下面县里的领导们经过反复的“斗争”之后得出的这个结果吧，这其中也包括桓毕地区经济比较落后的一个县兰羌县。
当然了，这些县在提出自己县所存在的这些问题的同时，也信誓旦旦地保证：这些现象都是生在极为个别的乡村，并不是普遍存在的问题，而且也早就得到了改正。
不过，令吴永成气结的是，他亲自跑去调查过的南沁县，却没有丝毫的反应，也就是说，南沁县的领导们根本就没有珍惜吴永成给予他们的这最后的一次机会。
好，既然你们不见棺材不落泪，那我也只好让你们这个南沁县成为这项专项工作中的活靶子了！
看来要想干成什么事情，不借助两顶乌纱帽，，还真是不能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的。
吴永成一咬牙，把杜成声找到了自己的办公室，让他带着地委督查室的几个同志，亲自到南沁县再次去做一个详细的调查——他非要把南沁县这个活靶子树起来，以此进一步推动桓毕地区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进一步推开。
事实就是事实，不管南沁县的县委书记安国福和县长石五清是如何操作的，也不管他们是如何应付过地委派下去的检查组的，但在杜成声再次亲自带着一组人马秘密走访了一遭之后，一切猫腻就都显现了出来
“同志们，我们今天召开这个地委委员会议，只有一项议程，那就是专题讨论对南沁县在减轻农民负担这项工作上弄虚作假的问题。”
吴永成坐在地委小会议室中，手中扬起一叠调研文稿，表情严肃地说道。
此时，在与会的各位地委委员们的面前，同样地放着两份报告：一份是由南沁县县委书记安国福和县长石五清签字的减轻农民负担验收检查报告，那份报告中显示出来的数据表明，南沁县在近两年中是严格按照中央有关规定来对农民征收各种费用的；而另外一份报告，则是杜成声带着人下去收集到的情况反馈，从这份报告中显示，在这两年中，南沁县大多数的乡镇、村，对农民们征收的各种费用，不仅仅是过了百分之五的问题，而且不少乡村已经过了百分之二十，这还是开具了乡政府收据的，有不少的费用，根本就没有任何字据，甚至于连一张白纸条度不存在。
“这、这、这简直是触目惊心啊！”先开口的是地区纪检委书记王虎银。
本来，在这种会议上，按照程序，先应该表态的是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路兴民。
可王虎银他是从省纪检委就任桓毕地区纪检委书记的，多年来就一直在省直机关工作，目睹下面基层的一些干部们，居然在农民负担上做出了如此胆大的行径，再也忍不住了，一时不顾不管地就先嚷了起来。
路兴民却叹了一口气说道：“虎银同志刚到下面来工作，有些情况还不太清楚啊，这其中的不少费用也是下面的同志们不得已而为之的啊。就比如说农村教育费用的问题吧，国家要求尽快地实现九年制义务教育，可咱们桓毕地区不少地方经济过于落后，县财政哪有那么多的配套资金呢？！于是一下子就显得负担过重，这九年制义务教育达标的重担，也主要压在了乡村两级机构的身上，下面的干部们工作起来也难啊！”
张晓东马上接着路兴民的话题说道：“路专员说得有道理啊，现在这种情况不仅仅是我们桓毕地区存在，就是全国大多数的地方，也都存在着这样的问题。
前几天，我从《中国经济导报》看到一份全国农村住房抽样调查，上面的结果显示，一九九六年农村居民人均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支出159元，比上年增长7.6％，其中主要是学杂费增加较多，人均增加额占该项支出的73％，这对低收入和贫困地区的农民来讲，增幅就更加突出了。许多地方农民在交‘三提五统’（内含教育费统筹）之外，还要再交人均数十元的教育费附加。
唉，这是一个共性的问题啊，也怨不得南沁县的同志们。”
吴永成冷冷地望了张晓东一眼。
对于导致农民负担过重的因素，吴永成他自己并不是不知道，这其中是牵涉到多种多样的原因，有机构庞大、冗员过多的原因；有管理混乱、贪污**的原因；有监督不力的原因；有政府行为不规范和行为短期化的原因；有分税制改革造成征税不足、地方财政困难的原因；有干部政绩考评制度的原因，还有张晓东刚才提到的那些等等。
但吴永成认为，这些原因都是引起农民负担沉重的外部因素，但并不是问题的要害。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农民没有权利。农民只有遭受剥夺的权利，而无拒绝的权利，这才是问题的本质。
农民没有权利的现实，源自当前的政治体制是一种“压力型体制”——这种“压力型体制”，通过将政府确立的经济展的硬指标分解下达，从县、乡（镇）再到村，村这一级再将每一项指标，都落实到每个农民的身上。
这样，县、乡两级尾连贯的经济承包制演化为“政治承包制”，形成县委（政府）——乡镇党委（政府）——村支书（村长）连坐制。压力型体制从本质上，反映的是中国农村建立起来的牢固的、以行政关系为特征的管理体制。
正是这种体制的存在，确保了对农村的控制，也排除了农民分享政治权利的任何可能性。
显然，这种体制是由可靠的经济基础作后盾的，集体掌握着土地，又有行政权力，完全控制了农民的命根子（土地）。农民对集体组织进而对乡村政权存在经济依附关系。失去经济上的独立性，农民别无选择，只剩下服从的权利了。农民上交负担款，损失的只是部分钱财，而抵制负担款，就要遭受更大的惩罚。分散的农民不具有与有组织的政府机构抗衡的力量。
在这诸多的因素之中，现阶段农村行政体制这方面的原因，也是导致农民负担多年高涨不下的一个主要因素。
先，县市、乡镇各级干部由上级层层任命，这样对各级干部“政绩”的评价，取决于他们对上级所下达的各种任务的完成情况。在自身利益的驱动下，各级干部则片面追求政绩，如提前“普九”达标，村级干部公路建设达标等，大大加重了农民负担。
其次，对于农村基层干部的行为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一些涉及农民的税种，如农业特产税、屠宰税等，地方政府在征收过程中，不按税收法律、法规据实征收，而是扭曲为田亩、人头进行平摊，实际是一项变相收费。某些基层干部行为失范，有的将从农民手中集资的钱挪作他用等。
对于乡村干部的这些行为，县、乡人大的监督制约往往是形式上的多，大部分是在有关干部的问题揭露以后，人大才被动的行使自己的罢免等权力。其结果对干部监督不利而造成的损失，还是最终由农民来承担。
“同志们，我们在这里召开这个会议，目的主要是为了讨论对南沁县弄虚作假的问题，并不是要研究形成农民负担高居不下的原因，我希望有的同志在言的时候，不要离题太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