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说什么？？”吴永成的四姐吴永丽对吴永成的这句明显的不满，好像这一句话，就不应该由吴永成的嘴里说出来似的，她非常诧异地反问他：“你这个县长是怎么当的？连自己所处的重要地位，也不清楚了？下来基层工作几年，是不是也变得懒得多了、不爱学习了？”
“哪有你说得那么严重啊！”吴永成尴尬地摸了一下自己的鼻子，坐到他四姐的对面，他刚才随随便便说的那句话，其实也是因为一下子在故乡见到好久不见的四姐，大脑一时出现了暂时的短路，基本上没有经过大脑、就直接脱口而出了。
不过，他为了检验一下他的四姐这几年在中央机关工作的理论水平的提高，还是继续问她：“四姐，那你给我说一说，我们这些县级编制一级，在咱们共和国的组成中、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呀？”
“哼，你不知道就不知道呗，还假装什么呀？在四姐面前，这也不算什么丢人的事情！你还想考我呀”四姐吴永丽不屑地撇了撇嘴，伸出手指头在吴永成凑过去的额头上一点，说：“你听好了，四姐今天就给你这个大县长再上一课。县级行政单位是中国地方二级行政区域，是地方政权的基础。县级行政单位包括县、自治县、旗、自治旗、特区、工农区、林区等。
县作为中国基础行政区域，始于春秋时代。秦统一六国后确立了郡县制，至今已有两千多年历史。县下辖乡、镇。
目前我国有一千六百九十六个这样的行政编制，你这个永明县的县长。也就算这一千九百九十六个中的一员。怎么样，这个结果还算比较满意吧！”
“嗯，还算能凑乎。你知道地还不算少嘛！”吴永成此时在他的四姐面前，也恢复了两个人以前在家时斗嘴的样子，变得无拘无束地，和吴永丽开着玩笑。
也不知怎么的，在自己的这几个亲人面前，吴永成也只有在自己的四姐面前，才会这么亲昵地瞎逗笑着，对于自己的三姐吴永霞和大姐、二姐，却是敬畏多于亲近了。也可能是因为到了这个世界上，在这个家里。他们两个人的年龄最相近的缘故吧。或许也可能四姐吴永丽的性格，更能引起吴永成的尊敬。
“我们政研室这次下来，就是准备采取解剖麻雀的办法，对全国地经济社会做一个比较全面的抽样调查。”吴永丽没有理会吴永成的调侃，继续对他说：“在咱们中国。县级单位是一个比较相当完整的社会，是国家大社会的缩影，是了解国家打社会运行和展地基点。要真正做到调查的实事求是。是很辛苦的事情，也是一项很重要地工作。”
“那是肯定的事情。”吴永成表示赞同吴永丽的这个观点。
作为一个在前世里乡镇工作十几年的干部，吴永成知道，他们的这些调查数据，有不少是不太准确的。
就拿改革以来衡量农民生活水平的评价标准来当时通常以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来计算的，包括到了一直以后的二三十年中。可是只有经过在乡镇工作多年地老乡镇基层人员才知道，这么计算在各个方面还是有着很大的出入的。这个指标地衡量，只能是适应农村生产承包责任制初级，把它与改革前人民公社制度下‘人均分配’制度下进行比较时。尽管二者在形式上比较一致，都市总收入扣除经营费用、国家税收、集体提留和和生产性固定资产折旧后参与分配人口的比值，但‘人均分配收入’没有包括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地收入（尽管改革前还是很少的）。但是‘人均纯收入’实际上有一大部分要用来上交集体提留以外的乱收费，这一部分乱收费。在很大程度上，数目还要远远地大于应该上交的正常费用。还有那个最让人头疼的高价婚姻，娶一个媳妇，就可能使一个刚刚脱贫的中等种地的庄户人家，一下子再回到以前的赤贫时代。
而吴永丽他们下来调查的这些数据，直接影响到国家对于农业政策的指导和制定，可以说，那是一点也不能马虎的。
此外，在调查的过程中，还要考虑到计算时农作物实物的折价标准，同时农民们当时的消费水平、消费结构、食品结构等诸多因素，也是其中必须要考虑的对象，否
，你总拿粗糠拌野菜之类的代食品、来作为他们的填话，那他们的人均纯收入是肯定低不了的。这样的调查，不仅仅其不到一点的正面作用，反倒会给国家制定关于农业方面的政策，带来很大的危害，到时候，吃苦、受罪的，还不是这些生活在最底层的农民老百姓们
吴永成把自己的这些忧虑，对他的四姐吴永丽详细地说了一遍，最后又补充道：“四姐，没有详细细致的调查和测算，就无法掌握这种差异，而仅凭省力的、统计部门的那些统计数据的比较，不仅仅在学术上有较大的风险，更有可能直接给农民们带来无法估算的损失啊！”
“五儿，你说的这些，也就是我们这次为什么要在每一个省、抽取一个县作为我们政研室长期的调查点的意义。”吴永丽的表情也变得有些严肃起来：“据我们研究室的一些老同志讲，建国以后，我们国家也曾经进行过很多细致的、名目不一的社会调查，但是往往容易为了证明某种理念，而丧失了学术上的实事求是，真正的学术应该是社会的良知、社会的良心。
这次我们到咱们永明县这个调查点，是由一个从法国留学回来的博士带队的，他以前也是从农村出去的，也深深地知道农村老百姓们的酸甜苦辣。在北京临行前，他就一再嘱咐我们，在使用统计数据进行宏观分析时，要非常谨慎，尽量地力求弄清楚每一个数据的口径、来源和可比性、可靠性，做到最大程度的万无一失。”
“是啊，就是一些从咱们各个地方政府部门出来的一些统计数字，也不一定就是非常准确的呀。”吴永成深有感触地说。
现在的年报统计数字水分有多少，他还不是太清楚，毕竟他这个县长上任还不到二十天，还没有对那些摆放在桌子上的表表册册，进行打假摸底。可是在他的前世里的时候，不少地方的政府官员们，往往为了自己政绩的需要，把十分严肃的统计数据，作为自己捞取政治利益的工具。当需要突出政绩往上爬的时候，即使农民们的人均纯收入只有年均五百元，他也可以脸不红、心不跳地大笔一挥，在前面加个数字，变成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一千五百元、或者二千五百元；当自己的目的达到以后，第二年又需要降低人均纯收入标准、以套取国家给予扶贫县的经济援助时，他马上又如法炮制，笔头子上做一年之间，就让农民们又都返回到赤贫年代。吴永成有时也想，是不是后来出现的网络语言中的“灌水”这个词，也是从这里延用、引申而来的。
“对了，四姐，你现在也是你们研究室里的副研究员了吧？在工作上，你现在倒是很有一定的成就了，颗为什么你的婚姻大事总是不见进展呢？前一段日子我工作也比较忙，也没有抽时间专门和你谈一谈这个事情，你和郭勇两个到底关系处得怎么样了？要是差不多的话，干脆也在今年国庆节把事情办了
郭勇和他的家里人，我都挺熟悉的，蛮不错的。我看你们两个也挺合适的。要不然我这个当弟弟的，成家反倒跑到你这个当姐姐的前面，你让我心里怎么落忍呀！！我可是准备过几天就和文丽到她家去一趟，要是没有什么意外的话，我们准备在十一国庆的时候，就举办仪式。”严肃的话题过后，吴永成马上又想起了四姐吴永丽的婚事问题。四姐吴永丽的个人大事，还真成了吴永成的一块心病，他可不想看着自己心爱的四姐的青春，就这么一天一天地悄悄地逝去。女人三十以前还是一朵花的，三十以后嘛，对不起，那就有些日落黄花的味道了，特别是那些有高学历、高职位的女人。
“去，你这个死五儿，人家和你谈正二八经的工作，你却又把心思操到哪里去了？！不和你说这些没用的了，过去见一见我们相跟的两位同志吧，其中有一位就是我刚才给你提起的从法国留学回来的博士。他们还都在你们县委书记的办公室、和你们的书记谈话着呢！”
“哪有你说得那么严重啊！”吴永成尴尬地摸了一下自己的鼻子，坐到他四姐的对面，他刚才随随便便说的那句话，其实也是因为一下子在故乡见到好久不见的四姐，大脑一时出现了暂时的短路，基本上没有经过大脑、就直接脱口而出了。
不过，他为了检验一下他的四姐这几年在中央机关工作的理论水平的提高，还是继续问她：“四姐，那你给我说一说，我们这些县级编制一级，在咱们共和国的组成中、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呀？”
“哼，你不知道就不知道呗，还假装什么呀？在四姐面前，这也不算什么丢人的事情！你还想考我呀”四姐吴永丽不屑地撇了撇嘴，伸出手指头在吴永成凑过去的额头上一点，说：“你听好了，四姐今天就给你这个大县长再上一课。县级行政单位是中国地方二级行政区域，是地方政权的基础。县级行政单位包括县、自治县、旗、自治旗、特区、工农区、林区等。
县作为中国基础行政区域，始于春秋时代。秦统一六国后确立了郡县制，至今已有两千多年历史。县下辖乡、镇。
目前我国有一千六百九十六个这样的行政编制，你这个永明县的县长。也就算这一千九百九十六个中的一员。怎么样，这个结果还算比较满意吧！”
“嗯，还算能凑乎。你知道地还不算少嘛！”吴永成此时在他的四姐面前，也恢复了两个人以前在家时斗嘴的样子，变得无拘无束地，和吴永丽开着玩笑。
也不知怎么的，在自己的这几个亲人面前，吴永成也只有在自己的四姐面前，才会这么亲昵地瞎逗笑着，对于自己的三姐吴永霞和大姐、二姐，却是敬畏多于亲近了。也可能是因为到了这个世界上，在这个家里。他们两个人的年龄最相近的缘故吧。或许也可能四姐吴永丽的性格，更能引起吴永成的尊敬。
“我们政研室这次下来，就是准备采取解剖麻雀的办法，对全国地经济社会做一个比较全面的抽样调查。”吴永丽没有理会吴永成的调侃，继续对他说：“在咱们中国。县级单位是一个比较相当完整的社会，是国家大社会的缩影，是了解国家打社会运行和展地基点。要真正做到调查的实事求是。是很辛苦的事情，也是一项很重要地工作。”
“那是肯定的事情。”吴永成表示赞同吴永丽的这个观点。
作为一个在前世里乡镇工作十几年的干部，吴永成知道，他们的这些调查数据，有不少是不太准确的。
就拿改革以来衡量农民生活水平的评价标准来当时通常以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来计算的，包括到了一直以后的二三十年中。可是只有经过在乡镇工作多年地老乡镇基层人员才知道，这么计算在各个方面还是有着很大的出入的。这个指标地衡量，只能是适应农村生产承包责任制初级，把它与改革前人民公社制度下‘人均分配’制度下进行比较时。尽管二者在形式上比较一致，都市总收入扣除经营费用、国家税收、集体提留和和生产性固定资产折旧后参与分配人口的比值，但‘人均分配收入’没有包括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地收入（尽管改革前还是很少的）。但是‘人均纯收入’实际上有一大部分要用来上交集体提留以外的乱收费，这一部分乱收费。在很大程度上，数目还要远远地大于应该上交的正常费用。还有那个最让人头疼的高价婚姻，娶一个媳妇，就可能使一个刚刚脱贫的中等种地的庄户人家，一下子再回到以前的赤贫时代。
而吴永丽他们下来调查的这些数据，直接影响到国家对于农业政策的指导和制定，可以说，那是一点也不能马虎的。
此外，在调查的过程中，还要考虑到计算时农作物实物的折价标准，同时农民们当时的消费水平、消费结构、食品结构等诸多因素，也是其中必须要考虑的对象，否
，你总拿粗糠拌野菜之类的代食品、来作为他们的填话，那他们的人均纯收入是肯定低不了的。这样的调查，不仅仅其不到一点的正面作用，反倒会给国家制定关于农业方面的政策，带来很大的危害，到时候，吃苦、受罪的，还不是这些生活在最底层的农民老百姓们
吴永成把自己的这些忧虑，对他的四姐吴永丽详细地说了一遍，最后又补充道：“四姐，没有详细细致的调查和测算，就无法掌握这种差异，而仅凭省力的、统计部门的那些统计数据的比较，不仅仅在学术上有较大的风险，更有可能直接给农民们带来无法估算的损失啊！”
“五儿，你说的这些，也就是我们这次为什么要在每一个省、抽取一个县作为我们政研室长期的调查点的意义。”吴永丽的表情也变得有些严肃起来：“据我们研究室的一些老同志讲，建国以后，我们国家也曾经进行过很多细致的、名目不一的社会调查，但是往往容易为了证明某种理念，而丧失了学术上的实事求是，真正的学术应该是社会的良知、社会的良心。
这次我们到咱们永明县这个调查点，是由一个从法国留学回来的博士带队的，他以前也是从农村出去的，也深深地知道农村老百姓们的酸甜苦辣。在北京临行前，他就一再嘱咐我们，在使用统计数据进行宏观分析时，要非常谨慎，尽量地力求弄清楚每一个数据的口径、来源和可比性、可靠性，做到最大程度的万无一失。”
“是啊，就是一些从咱们各个地方政府部门出来的一些统计数字，也不一定就是非常准确的呀。”吴永成深有感触地说。
现在的年报统计数字水分有多少，他还不是太清楚，毕竟他这个县长上任还不到二十天，还没有对那些摆放在桌子上的表表册册，进行打假摸底。可是在他的前世里的时候，不少地方的政府官员们，往往为了自己政绩的需要，把十分严肃的统计数据，作为自己捞取政治利益的工具。当需要突出政绩往上爬的时候，即使农民们的人均纯收入只有年均五百元，他也可以脸不红、心不跳地大笔一挥，在前面加个数字，变成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一千五百元、或者二千五百元；当自己的目的达到以后，第二年又需要降低人均纯收入标准、以套取国家给予扶贫县的经济援助时，他马上又如法炮制，笔头子上做一年之间，就让农民们又都返回到赤贫年代。吴永成有时也想，是不是后来出现的网络语言中的“灌水”这个词，也是从这里延用、引申而来的。
“对了，四姐，你现在也是你们研究室里的副研究员了吧？在工作上，你现在倒是很有一定的成就了，颗为什么你的婚姻大事总是不见进展呢？前一段日子我工作也比较忙，也没有抽时间专门和你谈一谈这个事情，你和郭勇两个到底关系处得怎么样了？要是差不多的话，干脆也在今年国庆节把事情办了
郭勇和他的家里人，我都挺熟悉的，蛮不错的。我看你们两个也挺合适的。要不然我这个当弟弟的，成家反倒跑到你这个当姐姐的前面，你让我心里怎么落忍呀！！我可是准备过几天就和文丽到她家去一趟，要是没有什么意外的话，我们准备在十一国庆的时候，就举办仪式。”严肃的话题过后，吴永成马上又想起了四姐吴永丽的婚事问题。四姐吴永丽的个人大事，还真成了吴永成的一块心病，他可不想看着自己心爱的四姐的青春，就这么一天一天地悄悄地逝去。女人三十以前还是一朵花的，三十以后嘛，对不起，那就有些日落黄花的味道了，特别是那些有高学历、高职位的女人。
“去，你这个死五儿，人家和你谈正二八经的工作，你却又把心思操到哪里去了？！不和你说这些没用的了，过去见一见我们相跟的两位同志吧，其中有一位就是我刚才给你提起的从法国留学回来的博士。他们还都在你们县委书记的办公室、和你们的书记谈话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