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永成和他的师傅孙刚、师兄李雷，第二天一大早就乘车离开了hn省，踏上了回乡的路程。第三天早晨就赶到了j省的省会l市。
火车上，孙刚就把鱼湾大队的社员们遇到的情况，详细地向李雷说了一遍。李雷又问了腌制卤蛋用的容器大小，便断定不是在研制的用料和其他方面出了问题。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腌制时放的鸡蛋太多，而容器太小，没有使所有的鸡蛋，充分泡在料内而引起的。这是个小问题。回去只要重换个大一点的容器，把原来的鸡蛋上下翻个个儿就行了。
孙师傅恍然大悟：“怪不得我只腌了七、八个鸡蛋的时候，还是一点问题也没有；样品也是只做了少量的几个，那也很正常。到大批量开始做，就出了事！原来还是腌鸡蛋的家伙太小了。”
怪味的根子找到了，吴永成他们几个心里特别高兴。车上谈话的兴趣也大增，天南地北、海阔天空，各种有趣的事说了一路。一天一夜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下了火车才早晨六点多。几个人商量了一下，决定在省城先逛一上午，中午再乘车直达鱼湾大队。
孙刚师傅和李雷，都是第一次来到j省的省城。吴永成便临时充作向导，带他们在l市城区游览。
一九八一年的l市。城市建设比去年已经有了不少变化，新添了几座二十几层地高楼。立刻就有些大城市的味道了。
因为临近正月十五，省城的大街上多了几个彩楼，光秃秃的树枝丫子上，挂起了几串串彩灯；大街两旁的商店里，不时传出绵软的流行歌曲，给省城增添了许多节日的喜庆气氛。
当他们一行三人逛到省城有名的五一广场时，已经到了八点钟了。这个六、七十年代很有名气地阅兵大广场。原来的阅兵主席台已经被拆除，失去了它昔日的辉煌。而被代之以一座标志性的雕塑一对昂挺胸、奋向上的男女青年。
吴永成看着这座雕塑，突感想：城市的标志性建筑，也在随着时代地变化而改变。记得他前世一九八四年来这上学的时候，这个雕塑已换成了一对半裸的男女。至于其中蕴涵的什么意义，那就不得而知了。反正因为当时的那个雕塑。市民们反响很大。省报也因此展开了一个月的辩论，最后以第二年拆除了那个雕塑而告一段落。
八点半的时候，坐落在五一广场的全省有名的大商场五一大楼开门了。等候在商场外的不少顾客纷纷拥了进去。
吴永成对师傅和师兄说：“这个商场在我们省也是很有名地。既然咱们到了这里，就进去看一如果有什么好东西，咱也买一点。”
他们两个点点头，表示同意。反正是闲逛，逛哪不是逛？！
他们随着人流走进了五一大楼。大楼内的人并不显得哪么拥挤。
三个人进去后，先逛到五金交电柜台。就见一个三十多岁、农民打扮地一个人，指着一台12英寸春笋牌黑白电视机，对售货员志。那台电视机怎么卖？”
那个女售货员正忙着收货架，不知是没听见。还是怎么着，没搭茬。
这个农民连续又问了两次。那个售货员才不耐烦地回头说了一句：“你先别的东西吧。这电视机贵着呢你买不起！”
那个农民气得涨红了脸。想说什么。想了想，又强忍住了。
那个售货员还不罢休，接着说：“你还别不服气，电视机是好东西，谁也想要，可连我们都买不起，你们农民能买得起？”
吴永成实在看不下去了，指着那个售货员说：“你这是什么态度？连价钱都没告他。你怎么知道他买不起？再说了，有问必答。不也是你们地职责吗？！”
那个售货员轻蔑地看了吴永成一眼：“吆哈，出他怎么着！就算告了他，他也买不起！这东西贵着呢！除非他一年不吃不喝，挣的那几个工分才能买得起这么一台！真的不是吓唬他，这电视机要三百多块钱呢！”
那个农民气得从兜里掏出一把十元的人民币，甩在了柜台上：“好！不就是三百多块钱嘛，我买了。你给我开票！这台电视机我买定了！！没见过你这么小瞧人的！农民怎么了？农民就该连一台电视机，也买不起吗？就连问问都不行？有你这样的服务态度吗？！”
那个售货员吃了一惊：“那是三百五十块钱哪！不是三十五块！你可别为了和我呕一口气，就什么也不管了！虽说你们农民这两年可以，但也不是这么糟蹋钱吧！”
“你别管那么多！快点钱、开票吧！这台电视机我就买了！”那个农民口气一点也不软。
吴永成和他的师傅、师兄，饶有兴趣地看着这一幕。
那个售货员的窘态，他们看在眼里，痛快在心上！活该！再让你狗眼看人低，瞧不起农民！
那个售货员只好拿起扔在柜台上地钱，点了起来。随即脸上又露出嘲弄的表情：“你地钱不够！老乡，你带足钱，以后再来充阔，好不好？”
“钱不够？”那个农民脸上显出迷惘的表情，“我记得带了四百块钱呀，来的路上只花了一块五的路费。我再找找！”说着，又在身上的口袋里翻腾起来。最后，也只找出了一张五块的和几张一块的。
“还差多少？”那个农民问售货员。
“这是三百四，你说还差多少？总不会你连钱也数不清吧？”那个售货员开始讽刺那个农民。
那个农民涨红着脸回忆了一下：“不好意思，到了l市，一个同乡缺点钱。给他放了五十。我就忘了这茬。同志，对不起啊！”
“就你，还给别人放了五十？蒙谁呢！快走吧！以后记住，出来摆阔气，要带足钱！”女售货员还是一副不依不饶的样子。
“永成，你去帮他一把！”孙刚师傅实在看不过眼去了，对吴永成说。
差不多就行了。人家也给道了歉，再说，这不是你一个售货员应该做的事情吗？
吴永成也看得早就忍不住了。师傅一开口，他上前一步，对那个农“大哥你慢点走！你真想买这台电视机？我
你！”
他转身对那个女售货员说：“麻烦你给开两张票，我也要一台”出来的时候，他身上带了五百块钱。路上也没花多少。还剩四百多呢。
自从村里通了电，吴永成早就想给家里买一台电视机，一直也不得空。
“这可不行！小兄弟，你我素不相识，我哪能要你的钱呢！我下次来再买吧！”那个农民按住吴永成掏钱的手，怎么也不肯让他这么干。
“不是给你，是借你！”吴永成边给他圆面子，边拨开他的手说：“别说什么素不相识！咱们都是农民，不能让人小瞧了！”
一席话说得那个农民放开手，点了点头。
“说得好，做的也漂亮！”不知什么时候，我们的周围已站了不少人瞧热闹。其中一个年龄在六十岁左右的老人，大声叫好。
“老头，你瞎起什么哄！该干么你干么去！捣什么乱！老不正经的！”那个女售货员面子上挂不住了，恼羞成怒，涨红着脸斥骂。
“你这个同志什么态度呀？你们经理呢？给我叫去！”老人旁边站的一位中年妇女，马上指责售货员。
吴永成一看，呀！这不是郭勇的母亲渠月连、渠阿姨嘛！她怎么在这？他也没多想，连忙上前，恭恭敬敬打了个招呼：“渠阿姨，你好。我是郭勇地同学。吴永成。您还认识我吗？”
渠月连细细看了他一眼：“是小吴呀，认识、认识。你怎么不到家里来玩了？”
“怎么，小渠你们认识？”那位老人问渠月连。
“罗省长，他是我家儿子郭勇大学的同学。叫吴永成。”渠月连恭敬地给老人回答。
罗省长？不会吧？难道他就是那位在战争年间出生入死、号称罗疯子的j省省长？吴永成的头有些大了。感到一阵阵眩晕。
虽然他也见过不少高级领导，像冯霞的父亲，职位也不次于这位眼前的省长。可那毕竟是同学的父亲。和这感觉就不一样！
前世他当县委秘书的时候，虽然也参加过一些接待工高地也只是一位副省长。那也是长没来之前。他们跑前跑后准备着；长们来了之后，警车开道，前护后拥的。保卫人员有一堆，新闻记者围一圈。
他们这种小秘书，别说想跟长近距离接触了。三百米以内，你也进不去。就连他们县的县委副书记、政府副县长们。也只能远远的陪着人家傻笑。级别不够呀！
当然，那时侯也一直喊着：领导们下来视察，要轻车简行，不准搞层层陪同！闲杂人员，你该干么就干么去！
可下面的那级领导，敢这么干呀？即使人家不认识你，可还有其他的领导、比如说他地直接领导，就会挑理：“这么大的领导下来，你也不欢迎，我们到了你那儿。你还能放在眼里吗？”
况且，对常年在基层的他们而言。这也是接近领导的最好机会。人家没有机会，还创造机会。更何况这种送上门的好事呢面。不一定就能博得领导的好感。但这也是个机遇，不抓住就是傻子了！
所以你上面三令五申，下面依旧如此！
作为省一级以上的领导，你总不能因为这些小事，见面就对基层的同志大雷霆人家也是对你领导的尊敬嘛，不能不识人抬举嘛！
于是有的基层领导，听从上面“不准迎送”地指示，反倒成了另类！被打入了下次“提拔”的黑名单。
“小同志。你是咱们省哪地人哪？”就在吴永成同学头大如鼓、心里忐忑不安时，罗省长开口问他话了
“我是、我是、我是鱼湾大队的。”吴永成结结巴巴回答了这么几句。
“鱼湾大队？鱼湾大队是哪个地区哪个县地？”对吴永成的回答。罗省长感到有些莫名其妙。转头问渠月连。
这个鱼湾大队，别说省长不知道。就是渠月连，也不知道在哪个方位。她也奇怪，这个小吴平时挺精干的。怎么今天能这么回答省长的话呢？
吴永成回答完省长的问话，才觉得自己说的有些太荒唐。连忙定了定神，咽了口唾沫，马上抢在渠月连回答之前补充：“对不起，我太紧张了。我家是梁州地区永明县玉平公社鱼湾大队的。”
“哈哈哈，紧张什么？就为了我这个糟老头子？刚才你的举动，颇有些古代大侠行侠仗义地风范嘛！怎么见了我，反倒紧张呢！来，小伙子，咱们聊聊！”
正在这时，大楼的经理听说罗省长来了，还遇见了他地售货员和顾客耍态度。急忙赶来。
“罗省长，我们不知道您要来。我们的工作没做好。”经理也不认识那位是罗省长，老远就一个劲地做自我批评。也难怪！那时的电视还不普及。罗省长又是军人出身，见不得老在电视上露面。总认为那样高高在上、脱离了地气，和人民群众的距离拉大了。他时不时的爱搞个微服私行，深入基层，倾听群众的呼声。
“你知道我来，就可以弄虚作假了吗？工作要平时扎扎实实地做，不能老搞突击、应付领导。玩虚架子，害了的是你们自己！”
“是、是、是，我们回头一定很抓思想教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那个经理的头一个劲地点，连声答应。
“小伙子，你家在农村，该知道农民现在最关心什么问题吗？”罗省长回过头，又和吴永成攀谈起来。
这个问题，倒不用怎么考虑。这也是吴永成时时刻刻在想的问题。不同的是，他早就知道以后的路该怎么走，只是想：怎么才能提前让那个时候早些到来！
“农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国家现在的政策，会不会变？他们刚吃了几天饱饭，希望国家的政策，会越来越对农民有利。日子过的更好一点；社会地位能更高一点；走在大街上，腰板能挺得更直一点；买个东西，像刚才生的事能更少一点
吴永成的师兄李雷在鱼湾大队住了三天，就匆匆匆忙忙地赶回了h省。
卤蛋出现怪味的问题，正如李雷在火车上分析的那样，就是鱼湾大队的社员们，在腌制卤蛋时，所用的容器太小，而导致的。
当时村里的社员们，为了省钱，也没有因为腌制鸡蛋，而专门买大一点的缸。都是就地选材，把家里原来腌咸菜的小坛子拿出来，倒进所需要的调料，就开始了小家庭作坊式的生产了。
李雷来了以后，指导他们把原来的小坛子，都换作了大一号的水缸，并从其它工艺方面作了进一步的完善。这样，原来的怪味卤蛋就再只需要腌制几天，怪味也没有了，完全可以和市场上正规国营厂家生产的卤蛋，一争高低了。
原来社员们担心要扔掉的臭鸡蛋，现在又都变成了“金疙瘩”。高兴得全村的社员们，抢着请孙刚师傅、李雷和吴永成上门吃饭！
虽说现在的老百姓家里，也没有什么太好的东西，无非也就是猪肉、鸡蛋。但再怎么说，也是大家的一点心情。
由于上门来请的社员们太多，而大功臣吴永成的师兄李雷，又只能这鱼湾大队呆两、三天，人家也是有单位、要上班的人！没抢到请客的社员们，心里都有老大的情绪。
农村地社员们虽然没有多少文化。素质也不高，但比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还要懂得人与一滴水，必还一桶水朴素的感恩道理。
马柳平看见这种情景，实在也不是个办法。干脆把孙刚师傅、李雷和吴永成他们几个人分开，一个人每顿饭、去一家。农村一贯的早晨、晌午两顿饭，也被临时应急，给改成了三顿饭。这样也可以多安排几家。李雷则由马柳平专职陪同。
李雷原来计划在这住两天，再给他们利用时间，讲一些在制作卤蛋的过程中，应该注意的一些其它事项。有两天的时间就足够了。结果每天被热情的社员们，灌得醉生梦死。只好又多留了一天，才把应该讲地内容。都教给了社员们。
临走的那天，李雷几乎是偷跑出了鱼湾大队。实在是社员们的盛情款待，把他给吓坏了。用他的话说：再住几天，他自己也要变成酒桶了。这儿的社员们真是太实在了。他们的劝酒也不会怎么说，只是一个劲地陪你喝，到了后来，就几乎变成硬给你往进灌了。
吴永成、孙刚、马柳平在送李雷上车地时候，邀请他有时间，再来帮他们指导一下。李雷摇摇头：“什么时候，你们的社员们不再灌我酒了。我什么时候再来！都说我们hn人能喝酒，到了你们这里。我才知道什么叫海量！”
吴永成自从hn省回到鱼湾后，几乎没有在家里吃的爹妈也以“他还是一个学生。不能喝酒”作过推托。
可开始的几顿，因为有他的师兄李雷，大老远的从hn省，赶来帮助鱼湾的社员们。虽说主要是师傅孙刚的面子，可他们毕竟是师兄弟俩。到了自家的地盘，不去陪人家李雷，也实在说不过去。
于是从第一顿陪酒开始，就沾在身上了。再也推辞不掉。不去吃人家上门的请吃。对方意见还挺大地：“某某家的请你吃饭，你还去。为什么就不吃我家地？平时我也没得罪过你吧，五儿，你不能不给大哥（叔）这个面子。”于是手，一连串的请吃，便如滔滔之黄河之水，绵绵不绝而来……
刚开始，村里地社员们请客的时候，是只请远道而来的、技术指导师傅李雷，作陪的是孙刚师傅、吴永成、马柳平。
过了一、两天，有的一些社员家，干脆就把平时关系较好的一些大队干部、公司里负责质量检验的工作人员，也列入了请客的范围内。慢慢地就像一种传染病似的，请客之风迅蔓延到了全村。
一些没请吃那些人过地社员家，见其它的社员们，都请大队的干部和公司的工作人员吃饭，自己不这样干，就显得有太不近人情了。也让人家说小气。就是以后，再有个什么事去找人家，也不好意思开口了。只能也硬着头皮跟上。
李雷已经走了两天了。村里的请客吃饭之风，不但没有就此打住，反倒有愈演愈烈之势。
原来请客的范围又扩大到了大队的会计、保管、各队的小队长们，甚至给大队和公司看大门的，也每天跟着蹭饭……就连公社的副书记胡云珍，也被列入了被请的范围。
吴永成的妈妈看见全大队的社员们，都在请大队的干部和公司的有关人员。就和吴永成他爹商量：“咱们家是不是也把大队的那些干部们，请的吃一顿。反正谁家现在也不缺哪么一点吃的。要不，人家村里的社员们，会说咱是大队支书的亲戚，搞特殊化！”家里老是些文化人，把她也感染得学会了一些时髦词，连“特殊化”这个词也会用了。虽然用的并不是那么很准确。
“不请，糟蹋粮食！”吴永成老爹的话平时不多，却是说一句顶一句，份量不轻。他转头对吴永成说：“你去，把你三姐夫叫来。我有些话要对他说！”
吴永成答应着去叫马柳平了。
对于村里这阵刮起的吃喝风，吴永成刚开始的时候，还不对为然。认为这不过是大队的社员们淳朴、好客，以这种方式感激远道而来的李雷。结果李雷走后，这种情况还在继续延续，由几家开始，甚至慢慢在全村的社员们中间都盛传开了。
对于这种请吃，起初群众是怀着朴素的感恩心理，真情实意地表达自己内心的谢意。到了后来，就变成一种被迫的应酬，以至于一种负担。
有的社员现在家里的日子，虽然比过去好一点了。但还是不那么宽裕。请人吃饭一顿、半顿的，还能勉强招架得住。三顿、五顿过来，就觉得撑不住了。别的不说，光是那些瓶装酒（别人家请客都是瓶装酒。散装酒便宜，但太次，拿不出手），一顿就得三、四瓶。几顿饭过来，光那些酒钱，就得花几。实在担心：这个正月熬过去了，家里又会像以前i洗！可有苦也不敢说。村里不少和自己家境差不多的人家，也都在苦苦支撑着！只好白天强作笑脸，请人吃饭；晚上关门，再暗骂这些人乱吃、乱喝，瞎作践百姓！
社员们的这些议论，也渐渐传到了吴永成的耳朵里。
吴永成有几次想和他的三姐夫马柳平，谈一谈这些事情，让他出面制止一下。可马柳平最近就根本就没有时间，上他们家来。
吴永成去了他的三姐家几次，也没有见到马柳平同志。听他的三姐说：从正月初八开始，马柳平就没有在家里吃过一顿饭。hn省来的李雷在的时候，一天三顿是陪李雷在外面吃请；李雷走后，原先的一天三顿，就变成了一天两顿。可喝的比以前更厉害了。常常是早晨九点多被人请午十二点多，喝得胡言乱语让人扶回来；晌午还在醉睡，请客的人又等在了家里。直到晚上十点多，才能摸着门，跌跌撞撞地上炕睡觉。
吴永霞担忧地对吴永成说：“以前胡云珍在大队当支书的时候，也在正月里有人请吃。可那都是人们求他办过一些事，乘过年的时候，请他吃一顿，也算是个酬谢！谁也没有见过，在今年的这个正月里，咱大队咋就闹成个这样子。就是那些在大队挂个名地人。也是每天跟着，吃的嘴上油腻腻的、喝的醉醺醺的。有些人家，一年挣的那几个辛苦钱，有一半被他们就这么吃进去、再吐出来了！五儿，你说，这不是瞎糟害老百姓吗？我几次想和他说一说，可每次他回来，就醉得倒头便睡。连个插话的机会也没有。你说该怎么办？要不。你去劝劝他！他平时就愿意听你的话！”
吴永成苦笑了一下，他就哪么愿意听自已地话吗？那一次的谈话，隐约觉得他就有些不乐意听，忠言逆耳啊！
要是不相干的外人，他才懒得管呢！要是你干得实在太出格，让鱼湾的老百姓受苦。那就找个机会、想点办法，把你整下这个鱼湾大队支部书记和大队长的宝座！作为个穿越之人，奇功异能他吴永成没有，移山填海他也不能。可凭前世十来年的乡镇工作地经验，和五年多县委秘书的敏感，就是在鸡蛋里挑骨头、让一个大队干部下台，那倒也不是什么难事！
更何况这颗鸡蛋，还正在慢慢地往外长骨头呢！
大不了，他吴永成再在大队重找一个代言人。只要晓以利害关系，胡云珍又何尝不是可担大任之人呢？
可难办的偏偏是……他马柳平是最疼爱吴永成的三姐吴永霞的丈夫。是他吴永成的三姐夫！
吴永成可不想因为马柳平有什么偏差。而让最疼爱他的三姐吴永霞伤心！这是让吴永成最为难的！
现在老爹让吴永成去叫他三姐夫马柳平，估计要给这位鱼湾大队支书训话。正合了吴永成的心思。
如果乘此机会。能再给他敲敲边鼓，实在不行。就用重给他来个警钟长鸣，让他猛回头。
目前能使他走上正道的，也就只有这么几招。如果还能不见效，那就只能等以后慢慢再说了。
今天是正月十四、上午九点多钟，应该马柳平还在家里吧！要是再被谁家给请去吃饭。在桌子上就难叫人了！吴永成一边走一边想。
刚走进他家地院子，就听见屋里三姐吴永霞和马柳平两人说话的声音。三姐地嗓门有点高。
“你今天就不能不出去吗？都六、七天了，你就没在家里呆着，陪过我一天。老是回来得哪么晚。身上臭哄哄的一身酒味。”这是他三姐吴永霞地声音。”没办法，人家社员们抬举咱。咱总不能不你没听老人们常说一句话：‘请客不到羞主家。’咱不能做出那种不通人情的事来吧！要是我不去，人家反倒要多心，认为以前在什么地方得罪了我！？闹得人家社员们大过年的，心里也乱糟糟的。那就是咱做的不对了！”马柳平说得振振有词。
“你一天老是东家进、西家出的，就不知道人家社员们，背后在说你们大队干部什么？有些话说得太难听了。你就别出去了，今天在家陪陪我！喝酒太多了，也伤身子！你从前喝酒，也不是这个样子呀！”吴永霞继续若口婆心劝他。
“你管人家背后说什么？人家背后还骂朝廷呢，咱能封了人家的嘴。再说，你不知道，现在出去办事有多难！好多的事，都是在酒桌上办成地。你要是不会喝酒，事办不成不用说，还要让人小瞧你三分：当个干部，连个喝酒都不行，哪还算什么干部呀！你成天坐在家里，懂什么呀？”
“那我现在的身子，也不怎么方便。有地时候肚子也疼得厉害，老一个照应着点、陪我说说话，也比出去瞎吃好啊，”
“你娘家就在咱们的隔壁，有什么事，喊他们一声不就行了。现在肚子里这么简单的常识也不懂！真是没有一点文化！再说了，你女人家生孩子，我一个大男人，留在家里能帮上什么忙？”马柳平有些蛮不讲理了。
吴永霞被马柳平的这一番话，说得心里隐隐作痛，一着急，竟嘤嘤地低声哭了起来：“你怎么能这样啊，还讲不讲理？生孩子，是我们女人一个人的事吗？柳平，你以前不是这个样子啊！半年多的时间，你怎么会变得这么快呢？”
吴永成心里一惊：三姐和他说话，效果还是这样！那老丈人、小舅子的话，他就更不一定听了。
这个马柳平啊，你要往哪里走呀？
火车上，孙刚就把鱼湾大队的社员们遇到的情况，详细地向李雷说了一遍。李雷又问了腌制卤蛋用的容器大小，便断定不是在研制的用料和其他方面出了问题。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腌制时放的鸡蛋太多，而容器太小，没有使所有的鸡蛋，充分泡在料内而引起的。这是个小问题。回去只要重换个大一点的容器，把原来的鸡蛋上下翻个个儿就行了。
孙师傅恍然大悟：“怪不得我只腌了七、八个鸡蛋的时候，还是一点问题也没有；样品也是只做了少量的几个，那也很正常。到大批量开始做，就出了事！原来还是腌鸡蛋的家伙太小了。”
怪味的根子找到了，吴永成他们几个心里特别高兴。车上谈话的兴趣也大增，天南地北、海阔天空，各种有趣的事说了一路。一天一夜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下了火车才早晨六点多。几个人商量了一下，决定在省城先逛一上午，中午再乘车直达鱼湾大队。
孙刚师傅和李雷，都是第一次来到j省的省城。吴永成便临时充作向导，带他们在l市城区游览。
一九八一年的l市。城市建设比去年已经有了不少变化，新添了几座二十几层地高楼。立刻就有些大城市的味道了。
因为临近正月十五，省城的大街上多了几个彩楼，光秃秃的树枝丫子上，挂起了几串串彩灯；大街两旁的商店里，不时传出绵软的流行歌曲，给省城增添了许多节日的喜庆气氛。
当他们一行三人逛到省城有名的五一广场时，已经到了八点钟了。这个六、七十年代很有名气地阅兵大广场。原来的阅兵主席台已经被拆除，失去了它昔日的辉煌。而被代之以一座标志性的雕塑一对昂挺胸、奋向上的男女青年。
吴永成看着这座雕塑，突感想：城市的标志性建筑，也在随着时代地变化而改变。记得他前世一九八四年来这上学的时候，这个雕塑已换成了一对半裸的男女。至于其中蕴涵的什么意义，那就不得而知了。反正因为当时的那个雕塑。市民们反响很大。省报也因此展开了一个月的辩论，最后以第二年拆除了那个雕塑而告一段落。
八点半的时候，坐落在五一广场的全省有名的大商场五一大楼开门了。等候在商场外的不少顾客纷纷拥了进去。
吴永成对师傅和师兄说：“这个商场在我们省也是很有名地。既然咱们到了这里，就进去看一如果有什么好东西，咱也买一点。”
他们两个点点头，表示同意。反正是闲逛，逛哪不是逛？！
他们随着人流走进了五一大楼。大楼内的人并不显得哪么拥挤。
三个人进去后，先逛到五金交电柜台。就见一个三十多岁、农民打扮地一个人，指着一台12英寸春笋牌黑白电视机，对售货员志。那台电视机怎么卖？”
那个女售货员正忙着收货架，不知是没听见。还是怎么着，没搭茬。
这个农民连续又问了两次。那个售货员才不耐烦地回头说了一句：“你先别的东西吧。这电视机贵着呢你买不起！”
那个农民气得涨红了脸。想说什么。想了想，又强忍住了。
那个售货员还不罢休，接着说：“你还别不服气，电视机是好东西，谁也想要，可连我们都买不起，你们农民能买得起？”
吴永成实在看不下去了，指着那个售货员说：“你这是什么态度？连价钱都没告他。你怎么知道他买不起？再说了，有问必答。不也是你们地职责吗？！”
那个售货员轻蔑地看了吴永成一眼：“吆哈，出他怎么着！就算告了他，他也买不起！这东西贵着呢！除非他一年不吃不喝，挣的那几个工分才能买得起这么一台！真的不是吓唬他，这电视机要三百多块钱呢！”
那个农民气得从兜里掏出一把十元的人民币，甩在了柜台上：“好！不就是三百多块钱嘛，我买了。你给我开票！这台电视机我买定了！！没见过你这么小瞧人的！农民怎么了？农民就该连一台电视机，也买不起吗？就连问问都不行？有你这样的服务态度吗？！”
那个售货员吃了一惊：“那是三百五十块钱哪！不是三十五块！你可别为了和我呕一口气，就什么也不管了！虽说你们农民这两年可以，但也不是这么糟蹋钱吧！”
“你别管那么多！快点钱、开票吧！这台电视机我就买了！”那个农民口气一点也不软。
吴永成和他的师傅、师兄，饶有兴趣地看着这一幕。
那个售货员的窘态，他们看在眼里，痛快在心上！活该！再让你狗眼看人低，瞧不起农民！
那个售货员只好拿起扔在柜台上地钱，点了起来。随即脸上又露出嘲弄的表情：“你地钱不够！老乡，你带足钱，以后再来充阔，好不好？”
“钱不够？”那个农民脸上显出迷惘的表情，“我记得带了四百块钱呀，来的路上只花了一块五的路费。我再找找！”说着，又在身上的口袋里翻腾起来。最后，也只找出了一张五块的和几张一块的。
“还差多少？”那个农民问售货员。
“这是三百四，你说还差多少？总不会你连钱也数不清吧？”那个售货员开始讽刺那个农民。
那个农民涨红着脸回忆了一下：“不好意思，到了l市，一个同乡缺点钱。给他放了五十。我就忘了这茬。同志，对不起啊！”
“就你，还给别人放了五十？蒙谁呢！快走吧！以后记住，出来摆阔气，要带足钱！”女售货员还是一副不依不饶的样子。
“永成，你去帮他一把！”孙刚师傅实在看不过眼去了，对吴永成说。
差不多就行了。人家也给道了歉，再说，这不是你一个售货员应该做的事情吗？
吴永成也看得早就忍不住了。师傅一开口，他上前一步，对那个农“大哥你慢点走！你真想买这台电视机？我
你！”
他转身对那个女售货员说：“麻烦你给开两张票，我也要一台”出来的时候，他身上带了五百块钱。路上也没花多少。还剩四百多呢。
自从村里通了电，吴永成早就想给家里买一台电视机，一直也不得空。
“这可不行！小兄弟，你我素不相识，我哪能要你的钱呢！我下次来再买吧！”那个农民按住吴永成掏钱的手，怎么也不肯让他这么干。
“不是给你，是借你！”吴永成边给他圆面子，边拨开他的手说：“别说什么素不相识！咱们都是农民，不能让人小瞧了！”
一席话说得那个农民放开手，点了点头。
“说得好，做的也漂亮！”不知什么时候，我们的周围已站了不少人瞧热闹。其中一个年龄在六十岁左右的老人，大声叫好。
“老头，你瞎起什么哄！该干么你干么去！捣什么乱！老不正经的！”那个女售货员面子上挂不住了，恼羞成怒，涨红着脸斥骂。
“你这个同志什么态度呀？你们经理呢？给我叫去！”老人旁边站的一位中年妇女，马上指责售货员。
吴永成一看，呀！这不是郭勇的母亲渠月连、渠阿姨嘛！她怎么在这？他也没多想，连忙上前，恭恭敬敬打了个招呼：“渠阿姨，你好。我是郭勇地同学。吴永成。您还认识我吗？”
渠月连细细看了他一眼：“是小吴呀，认识、认识。你怎么不到家里来玩了？”
“怎么，小渠你们认识？”那位老人问渠月连。
“罗省长，他是我家儿子郭勇大学的同学。叫吴永成。”渠月连恭敬地给老人回答。
罗省长？不会吧？难道他就是那位在战争年间出生入死、号称罗疯子的j省省长？吴永成的头有些大了。感到一阵阵眩晕。
虽然他也见过不少高级领导，像冯霞的父亲，职位也不次于这位眼前的省长。可那毕竟是同学的父亲。和这感觉就不一样！
前世他当县委秘书的时候，虽然也参加过一些接待工高地也只是一位副省长。那也是长没来之前。他们跑前跑后准备着；长们来了之后，警车开道，前护后拥的。保卫人员有一堆，新闻记者围一圈。
他们这种小秘书，别说想跟长近距离接触了。三百米以内，你也进不去。就连他们县的县委副书记、政府副县长们。也只能远远的陪着人家傻笑。级别不够呀！
当然，那时侯也一直喊着：领导们下来视察，要轻车简行，不准搞层层陪同！闲杂人员，你该干么就干么去！
可下面的那级领导，敢这么干呀？即使人家不认识你，可还有其他的领导、比如说他地直接领导，就会挑理：“这么大的领导下来，你也不欢迎，我们到了你那儿。你还能放在眼里吗？”
况且，对常年在基层的他们而言。这也是接近领导的最好机会。人家没有机会，还创造机会。更何况这种送上门的好事呢面。不一定就能博得领导的好感。但这也是个机遇，不抓住就是傻子了！
所以你上面三令五申，下面依旧如此！
作为省一级以上的领导，你总不能因为这些小事，见面就对基层的同志大雷霆人家也是对你领导的尊敬嘛，不能不识人抬举嘛！
于是有的基层领导，听从上面“不准迎送”地指示，反倒成了另类！被打入了下次“提拔”的黑名单。
“小同志。你是咱们省哪地人哪？”就在吴永成同学头大如鼓、心里忐忑不安时，罗省长开口问他话了
“我是、我是、我是鱼湾大队的。”吴永成结结巴巴回答了这么几句。
“鱼湾大队？鱼湾大队是哪个地区哪个县地？”对吴永成的回答。罗省长感到有些莫名其妙。转头问渠月连。
这个鱼湾大队，别说省长不知道。就是渠月连，也不知道在哪个方位。她也奇怪，这个小吴平时挺精干的。怎么今天能这么回答省长的话呢？
吴永成回答完省长的问话，才觉得自己说的有些太荒唐。连忙定了定神，咽了口唾沫，马上抢在渠月连回答之前补充：“对不起，我太紧张了。我家是梁州地区永明县玉平公社鱼湾大队的。”
“哈哈哈，紧张什么？就为了我这个糟老头子？刚才你的举动，颇有些古代大侠行侠仗义地风范嘛！怎么见了我，反倒紧张呢！来，小伙子，咱们聊聊！”
正在这时，大楼的经理听说罗省长来了，还遇见了他地售货员和顾客耍态度。急忙赶来。
“罗省长，我们不知道您要来。我们的工作没做好。”经理也不认识那位是罗省长，老远就一个劲地做自我批评。也难怪！那时的电视还不普及。罗省长又是军人出身，见不得老在电视上露面。总认为那样高高在上、脱离了地气，和人民群众的距离拉大了。他时不时的爱搞个微服私行，深入基层，倾听群众的呼声。
“你知道我来，就可以弄虚作假了吗？工作要平时扎扎实实地做，不能老搞突击、应付领导。玩虚架子，害了的是你们自己！”
“是、是、是，我们回头一定很抓思想教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那个经理的头一个劲地点，连声答应。
“小伙子，你家在农村，该知道农民现在最关心什么问题吗？”罗省长回过头，又和吴永成攀谈起来。
这个问题，倒不用怎么考虑。这也是吴永成时时刻刻在想的问题。不同的是，他早就知道以后的路该怎么走，只是想：怎么才能提前让那个时候早些到来！
“农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国家现在的政策，会不会变？他们刚吃了几天饱饭，希望国家的政策，会越来越对农民有利。日子过的更好一点；社会地位能更高一点；走在大街上，腰板能挺得更直一点；买个东西，像刚才生的事能更少一点
吴永成的师兄李雷在鱼湾大队住了三天，就匆匆匆忙忙地赶回了h省。
卤蛋出现怪味的问题，正如李雷在火车上分析的那样，就是鱼湾大队的社员们，在腌制卤蛋时，所用的容器太小，而导致的。
当时村里的社员们，为了省钱，也没有因为腌制鸡蛋，而专门买大一点的缸。都是就地选材，把家里原来腌咸菜的小坛子拿出来，倒进所需要的调料，就开始了小家庭作坊式的生产了。
李雷来了以后，指导他们把原来的小坛子，都换作了大一号的水缸，并从其它工艺方面作了进一步的完善。这样，原来的怪味卤蛋就再只需要腌制几天，怪味也没有了，完全可以和市场上正规国营厂家生产的卤蛋，一争高低了。
原来社员们担心要扔掉的臭鸡蛋，现在又都变成了“金疙瘩”。高兴得全村的社员们，抢着请孙刚师傅、李雷和吴永成上门吃饭！
虽说现在的老百姓家里，也没有什么太好的东西，无非也就是猪肉、鸡蛋。但再怎么说，也是大家的一点心情。
由于上门来请的社员们太多，而大功臣吴永成的师兄李雷，又只能这鱼湾大队呆两、三天，人家也是有单位、要上班的人！没抢到请客的社员们，心里都有老大的情绪。
农村地社员们虽然没有多少文化。素质也不高，但比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还要懂得人与一滴水，必还一桶水朴素的感恩道理。
马柳平看见这种情景，实在也不是个办法。干脆把孙刚师傅、李雷和吴永成他们几个人分开，一个人每顿饭、去一家。农村一贯的早晨、晌午两顿饭，也被临时应急，给改成了三顿饭。这样也可以多安排几家。李雷则由马柳平专职陪同。
李雷原来计划在这住两天，再给他们利用时间，讲一些在制作卤蛋的过程中，应该注意的一些其它事项。有两天的时间就足够了。结果每天被热情的社员们，灌得醉生梦死。只好又多留了一天，才把应该讲地内容。都教给了社员们。
临走的那天，李雷几乎是偷跑出了鱼湾大队。实在是社员们的盛情款待，把他给吓坏了。用他的话说：再住几天，他自己也要变成酒桶了。这儿的社员们真是太实在了。他们的劝酒也不会怎么说，只是一个劲地陪你喝，到了后来，就几乎变成硬给你往进灌了。
吴永成、孙刚、马柳平在送李雷上车地时候，邀请他有时间，再来帮他们指导一下。李雷摇摇头：“什么时候，你们的社员们不再灌我酒了。我什么时候再来！都说我们hn人能喝酒，到了你们这里。我才知道什么叫海量！”
吴永成自从hn省回到鱼湾后，几乎没有在家里吃的爹妈也以“他还是一个学生。不能喝酒”作过推托。
可开始的几顿，因为有他的师兄李雷，大老远的从hn省，赶来帮助鱼湾的社员们。虽说主要是师傅孙刚的面子，可他们毕竟是师兄弟俩。到了自家的地盘，不去陪人家李雷，也实在说不过去。
于是从第一顿陪酒开始，就沾在身上了。再也推辞不掉。不去吃人家上门的请吃。对方意见还挺大地：“某某家的请你吃饭，你还去。为什么就不吃我家地？平时我也没得罪过你吧，五儿，你不能不给大哥（叔）这个面子。”于是手，一连串的请吃，便如滔滔之黄河之水，绵绵不绝而来……
刚开始，村里地社员们请客的时候，是只请远道而来的、技术指导师傅李雷，作陪的是孙刚师傅、吴永成、马柳平。
过了一、两天，有的一些社员家，干脆就把平时关系较好的一些大队干部、公司里负责质量检验的工作人员，也列入了请客的范围内。慢慢地就像一种传染病似的，请客之风迅蔓延到了全村。
一些没请吃那些人过地社员家，见其它的社员们，都请大队的干部和公司的工作人员吃饭，自己不这样干，就显得有太不近人情了。也让人家说小气。就是以后，再有个什么事去找人家，也不好意思开口了。只能也硬着头皮跟上。
李雷已经走了两天了。村里的请客吃饭之风，不但没有就此打住，反倒有愈演愈烈之势。
原来请客的范围又扩大到了大队的会计、保管、各队的小队长们，甚至给大队和公司看大门的，也每天跟着蹭饭……就连公社的副书记胡云珍，也被列入了被请的范围。
吴永成的妈妈看见全大队的社员们，都在请大队的干部和公司的有关人员。就和吴永成他爹商量：“咱们家是不是也把大队的那些干部们，请的吃一顿。反正谁家现在也不缺哪么一点吃的。要不，人家村里的社员们，会说咱是大队支书的亲戚，搞特殊化！”家里老是些文化人，把她也感染得学会了一些时髦词，连“特殊化”这个词也会用了。虽然用的并不是那么很准确。
“不请，糟蹋粮食！”吴永成老爹的话平时不多，却是说一句顶一句，份量不轻。他转头对吴永成说：“你去，把你三姐夫叫来。我有些话要对他说！”
吴永成答应着去叫马柳平了。
对于村里这阵刮起的吃喝风，吴永成刚开始的时候，还不对为然。认为这不过是大队的社员们淳朴、好客，以这种方式感激远道而来的李雷。结果李雷走后，这种情况还在继续延续，由几家开始，甚至慢慢在全村的社员们中间都盛传开了。
对于这种请吃，起初群众是怀着朴素的感恩心理，真情实意地表达自己内心的谢意。到了后来，就变成一种被迫的应酬，以至于一种负担。
有的社员现在家里的日子，虽然比过去好一点了。但还是不那么宽裕。请人吃饭一顿、半顿的，还能勉强招架得住。三顿、五顿过来，就觉得撑不住了。别的不说，光是那些瓶装酒（别人家请客都是瓶装酒。散装酒便宜，但太次，拿不出手），一顿就得三、四瓶。几顿饭过来，光那些酒钱，就得花几。实在担心：这个正月熬过去了，家里又会像以前i洗！可有苦也不敢说。村里不少和自己家境差不多的人家，也都在苦苦支撑着！只好白天强作笑脸，请人吃饭；晚上关门，再暗骂这些人乱吃、乱喝，瞎作践百姓！
社员们的这些议论，也渐渐传到了吴永成的耳朵里。
吴永成有几次想和他的三姐夫马柳平，谈一谈这些事情，让他出面制止一下。可马柳平最近就根本就没有时间，上他们家来。
吴永成去了他的三姐家几次，也没有见到马柳平同志。听他的三姐说：从正月初八开始，马柳平就没有在家里吃过一顿饭。hn省来的李雷在的时候，一天三顿是陪李雷在外面吃请；李雷走后，原先的一天三顿，就变成了一天两顿。可喝的比以前更厉害了。常常是早晨九点多被人请午十二点多，喝得胡言乱语让人扶回来；晌午还在醉睡，请客的人又等在了家里。直到晚上十点多，才能摸着门，跌跌撞撞地上炕睡觉。
吴永霞担忧地对吴永成说：“以前胡云珍在大队当支书的时候，也在正月里有人请吃。可那都是人们求他办过一些事，乘过年的时候，请他吃一顿，也算是个酬谢！谁也没有见过，在今年的这个正月里，咱大队咋就闹成个这样子。就是那些在大队挂个名地人。也是每天跟着，吃的嘴上油腻腻的、喝的醉醺醺的。有些人家，一年挣的那几个辛苦钱，有一半被他们就这么吃进去、再吐出来了！五儿，你说，这不是瞎糟害老百姓吗？我几次想和他说一说，可每次他回来，就醉得倒头便睡。连个插话的机会也没有。你说该怎么办？要不。你去劝劝他！他平时就愿意听你的话！”
吴永成苦笑了一下，他就哪么愿意听自已地话吗？那一次的谈话，隐约觉得他就有些不乐意听，忠言逆耳啊！
要是不相干的外人，他才懒得管呢！要是你干得实在太出格，让鱼湾的老百姓受苦。那就找个机会、想点办法，把你整下这个鱼湾大队支部书记和大队长的宝座！作为个穿越之人，奇功异能他吴永成没有，移山填海他也不能。可凭前世十来年的乡镇工作地经验，和五年多县委秘书的敏感，就是在鸡蛋里挑骨头、让一个大队干部下台，那倒也不是什么难事！
更何况这颗鸡蛋，还正在慢慢地往外长骨头呢！
大不了，他吴永成再在大队重找一个代言人。只要晓以利害关系，胡云珍又何尝不是可担大任之人呢？
可难办的偏偏是……他马柳平是最疼爱吴永成的三姐吴永霞的丈夫。是他吴永成的三姐夫！
吴永成可不想因为马柳平有什么偏差。而让最疼爱他的三姐吴永霞伤心！这是让吴永成最为难的！
现在老爹让吴永成去叫他三姐夫马柳平，估计要给这位鱼湾大队支书训话。正合了吴永成的心思。
如果乘此机会。能再给他敲敲边鼓，实在不行。就用重给他来个警钟长鸣，让他猛回头。
目前能使他走上正道的，也就只有这么几招。如果还能不见效，那就只能等以后慢慢再说了。
今天是正月十四、上午九点多钟，应该马柳平还在家里吧！要是再被谁家给请去吃饭。在桌子上就难叫人了！吴永成一边走一边想。
刚走进他家地院子，就听见屋里三姐吴永霞和马柳平两人说话的声音。三姐地嗓门有点高。
“你今天就不能不出去吗？都六、七天了，你就没在家里呆着，陪过我一天。老是回来得哪么晚。身上臭哄哄的一身酒味。”这是他三姐吴永霞地声音。”没办法，人家社员们抬举咱。咱总不能不你没听老人们常说一句话：‘请客不到羞主家。’咱不能做出那种不通人情的事来吧！要是我不去，人家反倒要多心，认为以前在什么地方得罪了我！？闹得人家社员们大过年的，心里也乱糟糟的。那就是咱做的不对了！”马柳平说得振振有词。
“你一天老是东家进、西家出的，就不知道人家社员们，背后在说你们大队干部什么？有些话说得太难听了。你就别出去了，今天在家陪陪我！喝酒太多了，也伤身子！你从前喝酒，也不是这个样子呀！”吴永霞继续若口婆心劝他。
“你管人家背后说什么？人家背后还骂朝廷呢，咱能封了人家的嘴。再说，你不知道，现在出去办事有多难！好多的事，都是在酒桌上办成地。你要是不会喝酒，事办不成不用说，还要让人小瞧你三分：当个干部，连个喝酒都不行，哪还算什么干部呀！你成天坐在家里，懂什么呀？”
“那我现在的身子，也不怎么方便。有地时候肚子也疼得厉害，老一个照应着点、陪我说说话，也比出去瞎吃好啊，”
“你娘家就在咱们的隔壁，有什么事，喊他们一声不就行了。现在肚子里这么简单的常识也不懂！真是没有一点文化！再说了，你女人家生孩子，我一个大男人，留在家里能帮上什么忙？”马柳平有些蛮不讲理了。
吴永霞被马柳平的这一番话，说得心里隐隐作痛，一着急，竟嘤嘤地低声哭了起来：“你怎么能这样啊，还讲不讲理？生孩子，是我们女人一个人的事吗？柳平，你以前不是这个样子啊！半年多的时间，你怎么会变得这么快呢？”
吴永成心里一惊：三姐和他说话，效果还是这样！那老丈人、小舅子的话，他就更不一定听了。
这个马柳平啊，你要往哪里走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