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从家里拿出两个白面馍，李凡喜笑颜开地接过来。
这年头，白面在谁家都是稀罕东西.只有在过年，大队才给每人几斤。给讨吃的白面馍，说明是把他当上客待了。老妈和他说笑了几句，就把打他走了。
回到窑里，我好奇地问爹：“这李凡是个什么人，听他的秧歌很有水平，像个有文化的人。怎么出来讨吃？”
爹吸了一口旱烟，慢腾腾地说：“李凡这人不简单，是个奇人哪！别看他是个讨吃的，人们谁也不小看他。上了谁家的门，有好的不给赖的（土语不好的）。”
“那他家原来是干什么的？看他还像念过几天书。”我继续问。
“他家原来在他们李家村村里，也算个好庄户人家，小时侯他还读过几年私塾，肚肚里很有些墨水。土改时他家的成份给划成富农，几年折腾下来，家业就败了。爹妈死得早，家里就只剩下他，地里活又干不了，穷的只能讨吃，到了三十几也没寻下个婆姨。后来有人见他秧歌唱得好，人又欷惶（可怜），就给他说了一个带孩子的寡妇，后来又生了四个小孩，日子就更难过了。前几年不缺劳力的，一年下来都吃不饱，更不用说他家七口人、一个半劳力，你说他不讨吃，又能有甚办法？！”
“说谁家讨吃呢？吆，咱家的大学生回来了。”四姐风风火火从外面跑进来。
“正说讨吃的李凡呢。四姐，刚才李凡来唱了几个秧歌，妈给了两个白面蒸馍打走了。那李凡唱的秧歌挺好的。”
“妈，你可真大气，用白面蒸馍打讨吃的。今年白面多的吃不了了？”四姐讽刺老妈。
“四女子，还真让你说对了。今年过年大队给每个社员分了三十斤白面、十斤白菜，猪肉让随便买，比前几年过年，真是天上和地下了，简直不能比。李凡家里有五个小孩，最小的还在炕上爬。他们大队今年，每个社员才了三斤白面，只够看的，能管什么用。真是遭罪呀。苦了几个小孩。给他两个馍馍，也让他回去哄哄几个小的。”
“奥，李凡呀，今年我刚到公社上班，就听过他的秧歌。可有意思了。”
“他还到公社去唱秧歌？”我有些奇怪：“你刚上班，五、六月份不逢年、不过节的，他去唱什么秧歌呀？”
“那段时间，他家里面没吃的了。跑到公社去要救济。人们一边起哄说：‘唱个秧歌吧，唱得好就给你。’他问唱什么秧歌。众人说就唱你穷吧。李凡一点也不考虑，张口就来：‘炕上不铺个席片片，睡觉枕的是半块砖，灶里不流一点点烟，抬起头就能看见天。’唱得人们心里也酸。旁边有个人说那天看见他和老婆在灰渣堆里拣兰碳，就再唱一下拣兰碳吧，他接口就来：‘因为没烧的做不熟饭，引上老婆拣兰碳，虽然现象不好看，世上的穷人千千万。’正唱着，任书记进来了，有人就给他出主意，书记爱听你唱秧歌，把你的困难编成秧歌唱了，肯定给你救济。他走到任书记跟前就唱：‘眼看见天暖换不转季，家里无粮缓不过气，老婆得病又没钱治，没办法才求你任书记。’，书记一高兴就给他批了二十块钱。”
我感叹地说：“这李凡真是个急才，农村里也有大文才。”
“这算啥哩，”四姐继续绘声绘色给我讲：“这李凡有了钱，立马就到粮站去买粮。他老婆有病，想吃点小米饭，可咱们现在只供应高粱，只有几个需要特殊照顾的才能买到谷子。李凡知道自己的身份，不敢开口。正碰上站长上厕所，一见就要他唱个秧歌，他赶忙给站长鞠了一个躬，唱：‘五黄六月天气热，高粱糁糁解不了渴，你对穷人不眼黑，照顾让我买成谷。’站长马上领他买了几十斤谷子。这真是给了他天大的面子。”
“人穷志短！没办法呀，走到哪，都得给人家说好话。没办法，总要活下去呀！”我不禁替李凡唏嘘不已。
“他也不是见谁都说好话的人。”爹插话了，“李凡人穷志不短。他出门讨吃碰上不给的人，他也不麻缠，但话还是要说的，他就唱：‘有的人家太小气，见我一来就把门闭，打我说明咱有情意，不打也把你讹不地（讹不住）’。有的人笑话李凡秧歌唱得满有才华，为啥还要讨吃要饭？难道这营生洋气（赶时髦）？他马上反驳：‘你说这话太荒唐，秧歌哪能顶口粮，讨吃不是为取洋，要着总比饿着强。’有人说他讨吃丢人，他却说：‘落盘菜、摇壶酒，天南地北到处走，盘龙大棍挽在手，打遍天下咬人狗。’、‘一无愁、二无忧，沿门乞讨度春秋，韩信孤母要过粥，康熙王吃过‘到口酥’（用米糠做的窝窝头）.’。有一年，他的小孩得病死了一个，人们安慰他不要伤心。他反倒唱了个秧歌，自我安慰：‘养的个孩子很聪明，如今也比大人能，李凡虽然家贫穷，我孩是贵人生寒门。干一口、湿一口，一家人家手倒手，拖上转、背上走，亲着亲着喂了狗。时不顺、运不通，我没本事婆姨疯，抓屎弄尿一场空，命薄福不住（土语容不下）文曲星’。”
我默默不语。还是一个“穷”字，把老百姓整成这样。像李凡这样一个本来很有才华的民间歌手，为了全家七口人的生存，把自己的才华沦为乞讨的工具。可悲呀！！
现在的农村是越生的多，越穷！越穷，就越生的多，成了恶性循环。不过，也难怪，当时人们只顾肚子了，也没有别的娱乐活动。白天动弹一天累得要命，晚上一吹灯，成年男女也只剩下那点乐趣了，不生孩子再干啥？就像他们自己总结的：“耕地靠牛（没机械），叫人靠吼（没电话），照明靠油（没电灯），娱乐靠球（别的娱乐活动也没有啊）。”
这年头，白面在谁家都是稀罕东西.只有在过年，大队才给每人几斤。给讨吃的白面馍，说明是把他当上客待了。老妈和他说笑了几句，就把打他走了。
回到窑里，我好奇地问爹：“这李凡是个什么人，听他的秧歌很有水平，像个有文化的人。怎么出来讨吃？”
爹吸了一口旱烟，慢腾腾地说：“李凡这人不简单，是个奇人哪！别看他是个讨吃的，人们谁也不小看他。上了谁家的门，有好的不给赖的（土语不好的）。”
“那他家原来是干什么的？看他还像念过几天书。”我继续问。
“他家原来在他们李家村村里，也算个好庄户人家，小时侯他还读过几年私塾，肚肚里很有些墨水。土改时他家的成份给划成富农，几年折腾下来，家业就败了。爹妈死得早，家里就只剩下他，地里活又干不了，穷的只能讨吃，到了三十几也没寻下个婆姨。后来有人见他秧歌唱得好，人又欷惶（可怜），就给他说了一个带孩子的寡妇，后来又生了四个小孩，日子就更难过了。前几年不缺劳力的，一年下来都吃不饱，更不用说他家七口人、一个半劳力，你说他不讨吃，又能有甚办法？！”
“说谁家讨吃呢？吆，咱家的大学生回来了。”四姐风风火火从外面跑进来。
“正说讨吃的李凡呢。四姐，刚才李凡来唱了几个秧歌，妈给了两个白面蒸馍打走了。那李凡唱的秧歌挺好的。”
“妈，你可真大气，用白面蒸馍打讨吃的。今年白面多的吃不了了？”四姐讽刺老妈。
“四女子，还真让你说对了。今年过年大队给每个社员分了三十斤白面、十斤白菜，猪肉让随便买，比前几年过年，真是天上和地下了，简直不能比。李凡家里有五个小孩，最小的还在炕上爬。他们大队今年，每个社员才了三斤白面，只够看的，能管什么用。真是遭罪呀。苦了几个小孩。给他两个馍馍，也让他回去哄哄几个小的。”
“奥，李凡呀，今年我刚到公社上班，就听过他的秧歌。可有意思了。”
“他还到公社去唱秧歌？”我有些奇怪：“你刚上班，五、六月份不逢年、不过节的，他去唱什么秧歌呀？”
“那段时间，他家里面没吃的了。跑到公社去要救济。人们一边起哄说：‘唱个秧歌吧，唱得好就给你。’他问唱什么秧歌。众人说就唱你穷吧。李凡一点也不考虑，张口就来：‘炕上不铺个席片片，睡觉枕的是半块砖，灶里不流一点点烟，抬起头就能看见天。’唱得人们心里也酸。旁边有个人说那天看见他和老婆在灰渣堆里拣兰碳，就再唱一下拣兰碳吧，他接口就来：‘因为没烧的做不熟饭，引上老婆拣兰碳，虽然现象不好看，世上的穷人千千万。’正唱着，任书记进来了，有人就给他出主意，书记爱听你唱秧歌，把你的困难编成秧歌唱了，肯定给你救济。他走到任书记跟前就唱：‘眼看见天暖换不转季，家里无粮缓不过气，老婆得病又没钱治，没办法才求你任书记。’，书记一高兴就给他批了二十块钱。”
我感叹地说：“这李凡真是个急才，农村里也有大文才。”
“这算啥哩，”四姐继续绘声绘色给我讲：“这李凡有了钱，立马就到粮站去买粮。他老婆有病，想吃点小米饭，可咱们现在只供应高粱，只有几个需要特殊照顾的才能买到谷子。李凡知道自己的身份，不敢开口。正碰上站长上厕所，一见就要他唱个秧歌，他赶忙给站长鞠了一个躬，唱：‘五黄六月天气热，高粱糁糁解不了渴，你对穷人不眼黑，照顾让我买成谷。’站长马上领他买了几十斤谷子。这真是给了他天大的面子。”
“人穷志短！没办法呀，走到哪，都得给人家说好话。没办法，总要活下去呀！”我不禁替李凡唏嘘不已。
“他也不是见谁都说好话的人。”爹插话了，“李凡人穷志不短。他出门讨吃碰上不给的人，他也不麻缠，但话还是要说的，他就唱：‘有的人家太小气，见我一来就把门闭，打我说明咱有情意，不打也把你讹不地（讹不住）’。有的人笑话李凡秧歌唱得满有才华，为啥还要讨吃要饭？难道这营生洋气（赶时髦）？他马上反驳：‘你说这话太荒唐，秧歌哪能顶口粮，讨吃不是为取洋，要着总比饿着强。’有人说他讨吃丢人，他却说：‘落盘菜、摇壶酒，天南地北到处走，盘龙大棍挽在手，打遍天下咬人狗。’、‘一无愁、二无忧，沿门乞讨度春秋，韩信孤母要过粥，康熙王吃过‘到口酥’（用米糠做的窝窝头）.’。有一年，他的小孩得病死了一个，人们安慰他不要伤心。他反倒唱了个秧歌，自我安慰：‘养的个孩子很聪明，如今也比大人能，李凡虽然家贫穷，我孩是贵人生寒门。干一口、湿一口，一家人家手倒手，拖上转、背上走，亲着亲着喂了狗。时不顺、运不通，我没本事婆姨疯，抓屎弄尿一场空，命薄福不住（土语容不下）文曲星’。”
我默默不语。还是一个“穷”字，把老百姓整成这样。像李凡这样一个本来很有才华的民间歌手，为了全家七口人的生存，把自己的才华沦为乞讨的工具。可悲呀！！
现在的农村是越生的多，越穷！越穷，就越生的多，成了恶性循环。不过，也难怪，当时人们只顾肚子了，也没有别的娱乐活动。白天动弹一天累得要命，晚上一吹灯，成年男女也只剩下那点乐趣了，不生孩子再干啥？就像他们自己总结的：“耕地靠牛（没机械），叫人靠吼（没电话），照明靠油（没电灯），娱乐靠球（别的娱乐活动也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