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百九十五）国家机构的“调整”-蝴蝶效应之穿越甲午精校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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蝴蝶效应之穿越甲午
作者：银刀驸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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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文龙还告诉孙纲，新的国家成立后，大清朝的“捐纳”制度，一定得想办法废掉。(纯手打文字小说站
这个“捐纳”对孙纲来说倒是不陌生，所谓“捐纳”，其实就是花钱买官，即使在后世，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
花钱买官的“捐纳”制度，在明朝就有，满清王朝入关后沿袭晚明体制，准许汉人捐银谷换取贡监功名或亲属封典。但向政府捐钱输谷，便可买到中央政府郎官（正副司长）以下，地方政府道员（地级专员）以下的中低级文官实缺，当始于清康熙十三年（1674年）“平定三藩之乱”开始之际。当时称作“暂行事例”。但因为战争规模不断扩大，军费猛增，黄河淮河决口导致南粮北运中断，而旱涝地震造成的哀鸿遍野如果不采取措施及时救济的话，灾民一旦暴动，将无法收施，在财政困难的情况下，于是清廷开始“广开捐纳”。后来只要每当政府需要“额外收入”时，就临时求助于卖官鬻爵的办法，而太平天国起义被镇压下去之后，这个临时性的制度就演变成了一项长期措施。
这种“权钱交易”的“捐纳”制度，历来为有识之士所痛恨，但因为“现象”过于普遍，有清一代，根本没有人能拿出解决办法来。
从马文龙说的，孙纲这才知道，“捐纳”制度可以说是满清帝国官僚体制的一大资源，到了晚清时期可说是主要资源了。
至迟从康熙中叶起，因为满洲八旗子弟已经成为了地地道道的“寄生族群”，所谓的“科举取士”也难以制造维系满清帝国体制所需的“能员干吏”，因而清廷不得不从世职、科甲以外的“异途”汲取人才。而囿于传统和“祖制”，清廷寻求异途人才，只能乞灵于中世纪的“市场机制”。即“权钱交易”。而清朝地各位皇帝实行“捐纳”，出点和归宿大都是为了缓解天灾**导致的突性财政困难，并非是真的为了寻觅异途人才（或许雍正皇帝是个例外）。而直到晚清，民间学识兼备的人才士子，仍然多半鄙视捐班，不惜耗费生命追求正途出身。
清代的捐纳，包括常捐即捐贡监、虚衔、加级、记录和封典等，大捐即借口赈灾、河工、军需等开例的实官捐（据说珍妃也参与过这种事），出资捐输者主要是土豪富商或在职乃至已革官员。无不把捐资作为交换权力的条件。清代的捐班于是成为**官僚的同义语，即使正途出身而被迫输银补缺地官员，也无不痛诋捐纳体制。
甚至于可以这么说，贯穿全清一代而渐成主流的捐纳制度，到了乾隆晚期其实就已经成为满清王朝的自杀机制孙纲明白马文龙的意思，别人不说，他一开始能进入北洋水师供职。不仅仅是因为自己的才干被李鸿章和丁汝昌所赏识，而是马家帮他花了银子的缘故，再加上李鸿章和丁汝昌的保举，他这才一路“官运亨通扶摇直上”地。
在当时，即使是科举正途出身的官员，上任后也要“输银补捐”，孙纲上任后的“捐”大都是马家帮着补的，所以马老爷子对此事是知道得非常清楚的。
当年为了扶保女婿，才不得已出此下策。而对这个“捐纳”制度马文龙在心里其实是非常痛恨的，现在清朝灭亡，新的国家刚刚建立，他希望，自己的女婿能把这个和“**”划等号的“捐纳”制度埋葬掉。
孙纲明白了老人地心意，表示一定不辜负老人的期望，坚决想办法把这些“积弊”想方设法革除掉。
春节刚过，孙纲就现。自己以后恐怕得在北京上班了。
为了让国家能够尽快的步入正常的展轨道。李鸿章他们在极短的时间内在前清的体制基础上建立了新的行政系统。上任伊始，孙纲就向政务院提出过中国官僚行政系统存在的问题，李鸿章和张之洞等人对此也是所知甚深，认为是当务之急，需要马上解决，于是在政务院进行了集体讨论，又征求了一下各省代表地意见，在此基础上。确定了“华夏共和国”地新行政系统。
根据拟定的新制度。“华夏共和国”的最高行政机构为“政务院”，“政务院”下设的国家行政机构则是在清朝原先的行政机构基础上加以变动形成的。为了让各个官署以及主管官员职责明确，改变原先封建行政系统职权不清，相互掣肘的状态，“使事有专责”，把原来的“吏”、“礼”、“兵”、“刑”、“户”、“工”六部增加到了十六个，并改变了名称，主管国家财政地“户部”变为“度支部”，主管军事地“兵部”变为“军务部”，“工部”变为“工业部”、“农业部”、“商业部”，“刑部”变为“司法部”，“吏部”和“礼部”保留原来的名称不变，“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为“外务部”，新增“铁路部”、“矿务部”、“邮传部”、“交通部”、“民政部”、“监察部”和“警务部”。
在各部成立地同时，合并取消了一些清代重复设置的官署，象取消内阁和军机处，收权力归政务院；太常寺、光禄寺和鸿胪寺等官署都被并入了礼部；原先的兵部、练兵处、太仆寺、全国督办军务处、海军衙门都统统归入了军务部，这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措施。
各省地方的行政机构，也都按照中枢行政机关的设置统一进行了改组，同时又产生了一个划时代的机构，即“议政院”。
为了使国家能够尽快的恢复秩序，李鸿章等“政务院”大佬每有所举措，都事先和各省派来“共商国事”的代表进行广泛磋商，征得大多数人同意之后再施行，“以求稳妥”，也就是各省代表经常列席政务院的会议，为了方便政务院的脑们更广泛的向各省代表征求意见，有的外省代表干脆提出来成立一个专门的机构，由各省代表组成，“凡有事则公决之，交由政务院准行”，这其实已经有些西方国家议会的意思在里面了。
李鸿章出访过英国，曾对英国的议会制度有一定的了解，也十分赞赏，现在既然有人提出来，他立刻就表示了同意。
但张之洞却有些担心，毕竟，曾经是他的“学生”的梁启以前不止一次的向他提出来过，中国“民智”未开，过早的设立“议会”一样的机构，是“取乱之道”，所以他在政务院会议上就提出来了自己的担忧，“任无识之民不明所以，对国之大政横加干议，恐于国有大害”，表示了反对。
张之洞的担心也不是没有道理，但另一位参政陈宝箴则指出，将要成立的“议政院”将由“各省公推之有识之士”组成，这些人大多是各省的地方绅士或民间极有威望的人士，他们的见识及学问是和普通老百姓不同的，他们这些人是联结“上下之情”的纽带，由这些人组成的“议政院”参与到国家政治当中，是不会出现象张之洞所担心的那样的情况的。
陈宝箴的观点得到了刘坤一、谭钟麟和林绍年等人的支持，因为这帮人原先都是总督巡抚一类的封疆大吏，他们多年的从政经验就已经告诉他们，地方督抚的权力再大，也不敢完全忽视地方绅士的意见，他们在行使自己的权力的时候，必须审慎行事，而不能随意冒犯地方绅士，否则就会给自己招来相当大的麻烦（比如说云贵总督林绍年就不敢忽视“滇南王四”的意见），所以如果成立以地方绅士为主要代表的“议政院”的话，对国家来说，应该是有很大好处的。
张之洞原先是湖广总督，也知道这些，陈宝箴一说他立刻就明白了陈宝箴的意思，因此也表示了同意，于是，带有中国早期议会性质的“议政院”，也就这么成立了。
陈宝箴还提议各省同时成立“咨议局”，做为地方政府的议政机构，由各省地方绅士公选代表参加，然后由“咨议局”公选代表进入国家中枢的“议政院”，参与国家政治讨论，“使上下情相通，不至雍塞”。
对于这个建议，政务院的所有人都表示了同意，带有中国早期地方立法机关性质的“咨议局”，也就此成立。
没有了落后腐朽的满清封建王朝的阻碍，中国现在呈现出的，已经是一番新的气象了。
可进入了国家权力中枢的孙纲，看着新生的中国生的可喜变化，现在却并没有轻松的感觉。
俗话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现在的孙纲可以说位高权重，但权力大了的同时，也意味着自己身上的责任更大了。
因为，自己现在，是站在国家全局的高度来看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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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捐纳”对孙纲来说倒是不陌生，所谓“捐纳”，其实就是花钱买官，即使在后世，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
花钱买官的“捐纳”制度，在明朝就有，满清王朝入关后沿袭晚明体制，准许汉人捐银谷换取贡监功名或亲属封典。但向政府捐钱输谷，便可买到中央政府郎官（正副司长）以下，地方政府道员（地级专员）以下的中低级文官实缺，当始于清康熙十三年（1674年）“平定三藩之乱”开始之际。当时称作“暂行事例”。但因为战争规模不断扩大，军费猛增，黄河淮河决口导致南粮北运中断，而旱涝地震造成的哀鸿遍野如果不采取措施及时救济的话，灾民一旦暴动，将无法收施，在财政困难的情况下，于是清廷开始“广开捐纳”。后来只要每当政府需要“额外收入”时，就临时求助于卖官鬻爵的办法，而太平天国起义被镇压下去之后，这个临时性的制度就演变成了一项长期措施。
这种“权钱交易”的“捐纳”制度，历来为有识之士所痛恨，但因为“现象”过于普遍，有清一代，根本没有人能拿出解决办法来。
从马文龙说的，孙纲这才知道，“捐纳”制度可以说是满清帝国官僚体制的一大资源，到了晚清时期可说是主要资源了。
至迟从康熙中叶起，因为满洲八旗子弟已经成为了地地道道的“寄生族群”，所谓的“科举取士”也难以制造维系满清帝国体制所需的“能员干吏”，因而清廷不得不从世职、科甲以外的“异途”汲取人才。而囿于传统和“祖制”，清廷寻求异途人才，只能乞灵于中世纪的“市场机制”。即“权钱交易”。而清朝地各位皇帝实行“捐纳”，出点和归宿大都是为了缓解天灾**导致的突性财政困难，并非是真的为了寻觅异途人才（或许雍正皇帝是个例外）。而直到晚清，民间学识兼备的人才士子，仍然多半鄙视捐班，不惜耗费生命追求正途出身。
清代的捐纳，包括常捐即捐贡监、虚衔、加级、记录和封典等，大捐即借口赈灾、河工、军需等开例的实官捐（据说珍妃也参与过这种事），出资捐输者主要是土豪富商或在职乃至已革官员。无不把捐资作为交换权力的条件。清代的捐班于是成为**官僚的同义语，即使正途出身而被迫输银补缺地官员，也无不痛诋捐纳体制。
甚至于可以这么说，贯穿全清一代而渐成主流的捐纳制度，到了乾隆晚期其实就已经成为满清王朝的自杀机制孙纲明白马文龙的意思，别人不说，他一开始能进入北洋水师供职。不仅仅是因为自己的才干被李鸿章和丁汝昌所赏识，而是马家帮他花了银子的缘故，再加上李鸿章和丁汝昌的保举，他这才一路“官运亨通扶摇直上”地。
在当时，即使是科举正途出身的官员，上任后也要“输银补捐”，孙纲上任后的“捐”大都是马家帮着补的，所以马老爷子对此事是知道得非常清楚的。
当年为了扶保女婿，才不得已出此下策。而对这个“捐纳”制度马文龙在心里其实是非常痛恨的，现在清朝灭亡，新的国家刚刚建立，他希望，自己的女婿能把这个和“**”划等号的“捐纳”制度埋葬掉。
孙纲明白了老人地心意，表示一定不辜负老人的期望，坚决想办法把这些“积弊”想方设法革除掉。
春节刚过，孙纲就现。自己以后恐怕得在北京上班了。
为了让国家能够尽快的步入正常的展轨道。李鸿章他们在极短的时间内在前清的体制基础上建立了新的行政系统。上任伊始，孙纲就向政务院提出过中国官僚行政系统存在的问题，李鸿章和张之洞等人对此也是所知甚深，认为是当务之急，需要马上解决，于是在政务院进行了集体讨论，又征求了一下各省代表地意见，在此基础上。确定了“华夏共和国”地新行政系统。
根据拟定的新制度。“华夏共和国”的最高行政机构为“政务院”，“政务院”下设的国家行政机构则是在清朝原先的行政机构基础上加以变动形成的。为了让各个官署以及主管官员职责明确，改变原先封建行政系统职权不清，相互掣肘的状态，“使事有专责”，把原来的“吏”、“礼”、“兵”、“刑”、“户”、“工”六部增加到了十六个，并改变了名称，主管国家财政地“户部”变为“度支部”，主管军事地“兵部”变为“军务部”，“工部”变为“工业部”、“农业部”、“商业部”，“刑部”变为“司法部”，“吏部”和“礼部”保留原来的名称不变，“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为“外务部”，新增“铁路部”、“矿务部”、“邮传部”、“交通部”、“民政部”、“监察部”和“警务部”。
在各部成立地同时，合并取消了一些清代重复设置的官署，象取消内阁和军机处，收权力归政务院；太常寺、光禄寺和鸿胪寺等官署都被并入了礼部；原先的兵部、练兵处、太仆寺、全国督办军务处、海军衙门都统统归入了军务部，这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措施。
各省地方的行政机构，也都按照中枢行政机关的设置统一进行了改组，同时又产生了一个划时代的机构，即“议政院”。
为了使国家能够尽快的恢复秩序，李鸿章等“政务院”大佬每有所举措，都事先和各省派来“共商国事”的代表进行广泛磋商，征得大多数人同意之后再施行，“以求稳妥”，也就是各省代表经常列席政务院的会议，为了方便政务院的脑们更广泛的向各省代表征求意见，有的外省代表干脆提出来成立一个专门的机构，由各省代表组成，“凡有事则公决之，交由政务院准行”，这其实已经有些西方国家议会的意思在里面了。
李鸿章出访过英国，曾对英国的议会制度有一定的了解，也十分赞赏，现在既然有人提出来，他立刻就表示了同意。
但张之洞却有些担心，毕竟，曾经是他的“学生”的梁启以前不止一次的向他提出来过，中国“民智”未开，过早的设立“议会”一样的机构，是“取乱之道”，所以他在政务院会议上就提出来了自己的担忧，“任无识之民不明所以，对国之大政横加干议，恐于国有大害”，表示了反对。
张之洞的担心也不是没有道理，但另一位参政陈宝箴则指出，将要成立的“议政院”将由“各省公推之有识之士”组成，这些人大多是各省的地方绅士或民间极有威望的人士，他们的见识及学问是和普通老百姓不同的，他们这些人是联结“上下之情”的纽带，由这些人组成的“议政院”参与到国家政治当中，是不会出现象张之洞所担心的那样的情况的。
陈宝箴的观点得到了刘坤一、谭钟麟和林绍年等人的支持，因为这帮人原先都是总督巡抚一类的封疆大吏，他们多年的从政经验就已经告诉他们，地方督抚的权力再大，也不敢完全忽视地方绅士的意见，他们在行使自己的权力的时候，必须审慎行事，而不能随意冒犯地方绅士，否则就会给自己招来相当大的麻烦（比如说云贵总督林绍年就不敢忽视“滇南王四”的意见），所以如果成立以地方绅士为主要代表的“议政院”的话，对国家来说，应该是有很大好处的。
张之洞原先是湖广总督，也知道这些，陈宝箴一说他立刻就明白了陈宝箴的意思，因此也表示了同意，于是，带有中国早期议会性质的“议政院”，也就这么成立了。
陈宝箴还提议各省同时成立“咨议局”，做为地方政府的议政机构，由各省地方绅士公选代表参加，然后由“咨议局”公选代表进入国家中枢的“议政院”，参与国家政治讨论，“使上下情相通，不至雍塞”。
对于这个建议，政务院的所有人都表示了同意，带有中国早期地方立法机关性质的“咨议局”，也就此成立。
没有了落后腐朽的满清封建王朝的阻碍，中国现在呈现出的，已经是一番新的气象了。
可进入了国家权力中枢的孙纲，看着新生的中国生的可喜变化，现在却并没有轻松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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