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9章大选前夕（一）
1912年余下的日子里，川鄂湘赣四省的三七五减租，在武昌巡阅使署的坚决而周密的布置下，缓慢然而稳步的渐渐施行，这一政策自然得到了佃民们的无任欢迎，各地抗租的sāo动也就逐一平息。
地主们对于这个政策，在一开始多数是有着很大的抵触情绪的，然而，政fu展示出来的决心，让明白人都晓得绝不能公然对抗。好在，政fu公布的补偿措施，也让许多人看到，自家失之东隅，未尝不能收之桑榆，尤其是一些风气大开的地方，地主们对于这一政策，还表现出了审慎的欢迎，毕竟像张季老等前辈的例子都证明了，长远来看，投资于工业，其利润是要远远高于农业的。那么，剩下的问题，就是如何和政fu“讨价还价”，把补偿争取到一个“合理”的份额。士绅们对于这一点，也早有许多经验，现在不过是把以前的“乡议”换成了在议会里面争论罢了。而议会里面，士绅的代表，至少也有一半的名额，他们对于未来，还是十分乐观的。
川鄂湘赣四省推行的这一新政策，慢慢地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邻近各省。最早效仿的是如今军事力量也已基本掌握在了王麟手里的江苏省。然而，尽管江苏议会议长张謇高调支持“三七五减租”试行条例，并在议员中间尽力疏通，江苏省议会却依然投了三次票，才勉强通过这一方案，还加了一条补充规定，各县是否照此办理，得由当地县议会投票决定。自然，这一规定使得这一条例在许多府、县成为了具文，此后相当一段时期内，都没能真正施行“三七五减租”方案。
浙江、安徽、广东、福建等省革命党人当政的一部分地方，也有效仿王麟推行“三七五减租”的，不过，1912年的时候，这样做的地方依然是少数。一者，他们对于地方掌握的程度，远不如武昌当局；最主要的是他们辖内并没有大规模的兴办工商业，也就没有足够的基础去推行这一政策。
因为王麟的影响，南方的各地政fu都在积极地倡导着“改善民生”的时候，北京的要人们，则正在为着即将到来的全国正式大选着忙。
中南海总统府宴客厅里，此时觥筹交错，宴席上，袁世凯正在与他身旁一位风度翩翩、气sè极佳的长袍中年，极为亲热地说着话。
“卓如老弟，共和建设，还是需要咱们这样的稳健派才行啊！革命党都是一帮年轻人，毫无办事经验，哪里能靠得住？革命党的两位首领，孙文是个‘大炮’，黄兴是个半吊子的军人。如今大选在即，若是革命党得势，将来国事就要处处掣肘，不知伊于胡底了呀。你说是么？”
在座的除了这个被袁世凯呼为“卓如”的中年人，都是袁的心腹左右，因此，他说起话来毫无顾忌。
这个中年人，也就是几个月前刚刚回国、如今国内第二大党的党魁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年纪不到四十，却是国内读书人中名气最大的人物之一。他六岁学完五经，九岁能够写千字文章，12岁中秀才，17岁中举人，22岁就成为了戊戌维新期间享誉全国的上海《时务报》的主笔。
他的一支笔，被许许多多的人认为是有魔力的，上过新式学堂的青少年，无论赞成或反对，可以说没有没受到过他犀利的文字洗礼的。不少青年读到他的文章都是如痴如醉，如癫如狂，甚至由此走上他本人所并不赞成的革命道路上去。革命党元老谭人凤、胡汉民等人对于梁启超没有什么好感，但也承认梁“启迪国人，功诚匪浅”。
戊戌百日维新之后，梁启超不得不亡命日本，一去就是十余年，如今才得回来。不过，对于国内的政治，自清末预备立宪以来，他还是发挥了相当大的影响力。清廷派往国外考查宪政的五大臣的报告，就是他代笔的。清末立宪派最有影响力的一个团体“宪友会”，也是奉他为精神领袖。
此外，北方军界的“士官三杰”的吴、蓝、张等人，也与他交情深厚，蒋百里、蔡锷等人更是对他执弟子礼。武昌起义爆发后，在袁世凯出山前，他本来有借助吴、蓝、张等人的军事力量，夺取北京政权一展抱负的计划，但是随着袁世凯的出山、吴禄贞的被刺，他的这一想法，只能黯然落空。
此后，他只得随着国内局势，调整计划。在曾今屡次徘徊于革命与改良之间的梁启超看来，革命党能破坏，不能建设，何况康梁一派与同盟会旧怨太深，他与孙、黄合作是绝无可能，反复思量，他只好选择与同样有些历史过节的袁世凯“合作”。
戊戌年，袁世凯的行为虽然不像康梁一直宣传的那样是背后捅刀子，出卖光绪换取自己的富贵，但康梁一派对于袁世凯，口头上一直是深恶痛绝，康有为到现在还不能“原谅”袁世凯的“出卖”。
梁启超则不顾乃师的反对，当袁世凯露出了拉拢他的意向时，两人一拍即合。当1912年初袁世凯致电推崇他“抱天下才，负天下望”，敦促他回国时，他给师友信中称：“鄙人既确信共和政体万不可行于中国，始终抱定君主立宪宗旨：yu求此宗旨实现，端赖项城，然则，鄙人不助项城，更复助谁？……吾自信，项城若能与我推心握手，天下事大有可为。虽然，今当举国中风狂走之时，急激派所最忌者，唯吾二人，……以拨luàn论，项城坐镇于上，理财治兵，此其所长也。鄙人则以言论转移国民心理，使多数人由急激而趋于中立，由中立而趋于温和，此其所长也。分途赴功，交互为用。”
此刻，端坐席上的梁启超，闻得袁世凯的话后，微微一笑：“大总统高见，启超极为认同。共和的建设，需要依赖健全的政党，革命党多数分子思想太过激进，手段太过激烈，怕是难以成为守秩序的政党呢！”
梁启超暗暗感叹，自己本来不太赞成中国这么快就建立共和，尤其是用暴力革命的手段建立共和，毕竟中国的社会基础还没有达到实行共和的程度。不过，如今共和制度既已建立，那就无法再退回去，“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这块招牌也是万万不能丢的。然而，中华民国毕竟只是一个不足月的孩子，身体很瘦弱，不得不需要特别呵护，否则难免要带来种种混luàn。如今的时局，最好是能有一个稳健的政党作为中流砥柱，那么革命党再激进，也都无需太过担心了。
梁启超一边想着，一边听到袁世凯叹了口气：“是呀！现在革命党就是气焰薰人，临时参议院占了一大半的席位。前些日子，中央的许多法案，都被参议院否决。不少法案本来是中央急切需要施行的，革命党的议员却纯粹为着党派的意见，就否决了。我这个大总统，老实说做得很头痛！”
1912年余下的日子里，川鄂湘赣四省的三七五减租，在武昌巡阅使署的坚决而周密的布置下，缓慢然而稳步的渐渐施行，这一政策自然得到了佃民们的无任欢迎，各地抗租的sāo动也就逐一平息。
地主们对于这个政策，在一开始多数是有着很大的抵触情绪的，然而，政fu展示出来的决心，让明白人都晓得绝不能公然对抗。好在，政fu公布的补偿措施，也让许多人看到，自家失之东隅，未尝不能收之桑榆，尤其是一些风气大开的地方，地主们对于这一政策，还表现出了审慎的欢迎，毕竟像张季老等前辈的例子都证明了，长远来看，投资于工业，其利润是要远远高于农业的。那么，剩下的问题，就是如何和政fu“讨价还价”，把补偿争取到一个“合理”的份额。士绅们对于这一点，也早有许多经验，现在不过是把以前的“乡议”换成了在议会里面争论罢了。而议会里面，士绅的代表，至少也有一半的名额，他们对于未来，还是十分乐观的。
川鄂湘赣四省推行的这一新政策，慢慢地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邻近各省。最早效仿的是如今军事力量也已基本掌握在了王麟手里的江苏省。然而，尽管江苏议会议长张謇高调支持“三七五减租”试行条例，并在议员中间尽力疏通，江苏省议会却依然投了三次票，才勉强通过这一方案，还加了一条补充规定，各县是否照此办理，得由当地县议会投票决定。自然，这一规定使得这一条例在许多府、县成为了具文，此后相当一段时期内，都没能真正施行“三七五减租”方案。
浙江、安徽、广东、福建等省革命党人当政的一部分地方，也有效仿王麟推行“三七五减租”的，不过，1912年的时候，这样做的地方依然是少数。一者，他们对于地方掌握的程度，远不如武昌当局；最主要的是他们辖内并没有大规模的兴办工商业，也就没有足够的基础去推行这一政策。
因为王麟的影响，南方的各地政fu都在积极地倡导着“改善民生”的时候，北京的要人们，则正在为着即将到来的全国正式大选着忙。
中南海总统府宴客厅里，此时觥筹交错，宴席上，袁世凯正在与他身旁一位风度翩翩、气sè极佳的长袍中年，极为亲热地说着话。
“卓如老弟，共和建设，还是需要咱们这样的稳健派才行啊！革命党都是一帮年轻人，毫无办事经验，哪里能靠得住？革命党的两位首领，孙文是个‘大炮’，黄兴是个半吊子的军人。如今大选在即，若是革命党得势，将来国事就要处处掣肘，不知伊于胡底了呀。你说是么？”
在座的除了这个被袁世凯呼为“卓如”的中年人，都是袁的心腹左右，因此，他说起话来毫无顾忌。
这个中年人，也就是几个月前刚刚回国、如今国内第二大党的党魁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年纪不到四十，却是国内读书人中名气最大的人物之一。他六岁学完五经，九岁能够写千字文章，12岁中秀才，17岁中举人，22岁就成为了戊戌维新期间享誉全国的上海《时务报》的主笔。
他的一支笔，被许许多多的人认为是有魔力的，上过新式学堂的青少年，无论赞成或反对，可以说没有没受到过他犀利的文字洗礼的。不少青年读到他的文章都是如痴如醉，如癫如狂，甚至由此走上他本人所并不赞成的革命道路上去。革命党元老谭人凤、胡汉民等人对于梁启超没有什么好感，但也承认梁“启迪国人，功诚匪浅”。
戊戌百日维新之后，梁启超不得不亡命日本，一去就是十余年，如今才得回来。不过，对于国内的政治，自清末预备立宪以来，他还是发挥了相当大的影响力。清廷派往国外考查宪政的五大臣的报告，就是他代笔的。清末立宪派最有影响力的一个团体“宪友会”，也是奉他为精神领袖。
此外，北方军界的“士官三杰”的吴、蓝、张等人，也与他交情深厚，蒋百里、蔡锷等人更是对他执弟子礼。武昌起义爆发后，在袁世凯出山前，他本来有借助吴、蓝、张等人的军事力量，夺取北京政权一展抱负的计划，但是随着袁世凯的出山、吴禄贞的被刺，他的这一想法，只能黯然落空。
此后，他只得随着国内局势，调整计划。在曾今屡次徘徊于革命与改良之间的梁启超看来，革命党能破坏，不能建设，何况康梁一派与同盟会旧怨太深，他与孙、黄合作是绝无可能，反复思量，他只好选择与同样有些历史过节的袁世凯“合作”。
戊戌年，袁世凯的行为虽然不像康梁一直宣传的那样是背后捅刀子，出卖光绪换取自己的富贵，但康梁一派对于袁世凯，口头上一直是深恶痛绝，康有为到现在还不能“原谅”袁世凯的“出卖”。
梁启超则不顾乃师的反对，当袁世凯露出了拉拢他的意向时，两人一拍即合。当1912年初袁世凯致电推崇他“抱天下才，负天下望”，敦促他回国时，他给师友信中称：“鄙人既确信共和政体万不可行于中国，始终抱定君主立宪宗旨：yu求此宗旨实现，端赖项城，然则，鄙人不助项城，更复助谁？……吾自信，项城若能与我推心握手，天下事大有可为。虽然，今当举国中风狂走之时，急激派所最忌者，唯吾二人，……以拨luàn论，项城坐镇于上，理财治兵，此其所长也。鄙人则以言论转移国民心理，使多数人由急激而趋于中立，由中立而趋于温和，此其所长也。分途赴功，交互为用。”
此刻，端坐席上的梁启超，闻得袁世凯的话后，微微一笑：“大总统高见，启超极为认同。共和的建设，需要依赖健全的政党，革命党多数分子思想太过激进，手段太过激烈，怕是难以成为守秩序的政党呢！”
梁启超暗暗感叹，自己本来不太赞成中国这么快就建立共和，尤其是用暴力革命的手段建立共和，毕竟中国的社会基础还没有达到实行共和的程度。不过，如今共和制度既已建立，那就无法再退回去，“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这块招牌也是万万不能丢的。然而，中华民国毕竟只是一个不足月的孩子，身体很瘦弱，不得不需要特别呵护，否则难免要带来种种混luàn。如今的时局，最好是能有一个稳健的政党作为中流砥柱，那么革命党再激进，也都无需太过担心了。
梁启超一边想着，一边听到袁世凯叹了口气：“是呀！现在革命党就是气焰薰人，临时参议院占了一大半的席位。前些日子，中央的许多法案，都被参议院否决。不少法案本来是中央急切需要施行的，革命党的议员却纯粹为着党派的意见，就否决了。我这个大总统，老实说做得很头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