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末经济繁荣的江南，正是资本主义出现萌芽的时期，尽管这种资本主义的发展是无序而又混乱的，但大量的民间资本使得商人成为一个新型的社会阶层，比如以崇明高氏为首的大海商，以及以江阴商人程璧为代表的徽商，这种资本力量在经济发展上需要引导，在政治上需要给予相应的社会地位，而不是明末重农抑商、视经商为贱业、动辄海禁扼杀商贸的国策。
高旭的同盟会，正是吸引了这股商业资本，他才筹措到大量的钱粮用于同盟军的扩张。而且，高旭自己身为崇明高氏的少主，也是大海商的代言人。
明末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发展，为高旭既定的重商主义方针，提供客观的前提条件。唯有奉行重商主义，才能打破闭关锁国，才能有逐利的驱动力来进入大航海时代，与西方的殖民者争夺世界性的诸如南海、澳洲、美洲的全球资源，而不是大家关起门来窝里斗，好不容易大一统了，便以天朝上国自居，又进入固步自封的循环。
除了经济上已构成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环境之外，而在政治上，摄政王多尔兖一道剃发令，又为朴素的民族主义的萌芽提供了条件。自秦代以来，无数的王朝更替，只是一朝天子一朝臣，不乏有异族入主中原，但都没有要求百姓剃发的昏招。但历史上证明，摄政王多尔兖这一招并不昏，在这个时代，发冠犹如一道处女膜，一旦捅破之后，就让这些满清鞑子奴役了华夏二百七十多年。并且这种奴性阴魂不散地持续到高旭所处的那个时代。
既然来到这个时代，身为后世人的高旭怎么能眼睁睁看着一个民族的沉沦从眼前开始？！
这是一个大厦已倾的时代，也是一个破而后立的时代。
如果高旭没有亲身经历过江南这种“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反抗剃发令运动，还真的难以置信这些大明百姓视发冠比性命还要重。因为这种民族性骨子里的特质，在他的时代早已遗弃了。
他身临其境时，他才感同身受。
他感受到一个民族久违的血性与坚持！
这种观念曾经使当时来华的葡萄牙商人惊诧万分。他们无法理解，女真鞑靼侵占了他们的土地，他们忍了，霸占他们的江山，他们也忍了，只是要剃他们的头发时，他们终于不忍了。他们为了发冠而誓死抗争，血战至死也在所不惜。
这些西方人是无法理解的，他们不知道在这发冠之中，有着一个民族的传承，有着一个民族的尊严！
而满清鞑子却是要阉割这份传承，这份尊严！
当江阴首倡的“头可断，发不可剃也！”时，正是一个民族为尊严而奋斗的先声！
正因为在这样的先声之中，高旭才能顺应时势，以同盟会“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纲领，把朴素的民族主义观念深入人心，把这些捍卫尊严的反抗力量聚沙成塔，才把钱谦益口中所谓的“三吴之地，民风柔弱，不须大兵征讨，传檄而定”的江南，成为成千上万的满清铁骑的葬身之所。
所以，高旭以重商主义调动这个民族的进取心和开拓精神，把江南百姓在反抗剃发令中所形成的朴素民族主义，升华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源动力。
但是，在这个留发不留头、活人不及死人香的时代里，如果将来有朝一日，牺牲无数的英烈，终于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之后，难道又要把这个民族禁锢在极端的皇权下，在破与立之间不断轮回的怪圈当中么？
高旭当然不愿意。
但幸好这个时代有他需要的一切东西。
除了明末时期资本主义的萌芽让高旭有了实行重商主义的土壤，以及反抗剃发令让高旭能够倡导近代朴素民族主义之外，还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也产生的反对封建**的思想。比如明末诞生了三大思想家，除了让高旭寄以重任的顾炎武之外，还有黄宗羲、王夫之俩人。
除了顾炎武以“众治”代“独治”之外；还有王夫之也有“不以天下私一人”的“均天下”主张；而黄宗羲更激进，在他的专著《明夷待访录》中提出“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敲剥天下之骨髓”的君主是人民的“寇仇”与“独夫”，宣布“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提出以“天下之法”取代君主的“一家之法”，从而实现“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的理想。
正因为有这样的思想启蒙，高旭起草的体现民本思想的《同盟宪章》首先得到了顾炎武的支持和认同。顾炎武甚至在同盟会的内部文书中，以宪历元年来改称隆武元年。
身为后来者，高旭知道十七世纪中约，正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而这个时期正是东西方拉开距离地源头。这个时期，英国通过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封建**的君主制，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开辟了道路。而东方，则是更原始、更野蛮的建洲女真入主中原，一个寄生虫式的少数族群，侵蚀着中华民族的长达二个多世纪的活力，到了最后，便是“量中华之物力，结诸国之欢心”的结局。
一直以来，高旭在深思着如何构建同盟会的治政体系。身为穿越者，有太多的政体可供他选择，考虑良久之后，他把当初同盟五司缩减为三司，即行政司、军政司和宪政司。这种三司分立的体系能否行得通，也需要实践去证明。
行政司下设吏政、民政、工商诸部；军政司下设后勤、陆军、水师诸部；宪政司下设检察、律法、宣政诸部。由于高旭起草了《同盟宪章》，宪政司承担了同盟会宪法解释的任务。每个司设司理长，及副司理数名。行政司司理长由沈廷扬担任，军政司司理长由高旭担任，宪政司司理长由顾炎武担任。
由于高旭是同盟会的创建者，同盟军的最高督帅，他有着足够的威望推行这种看似信手涂鸦式的制度。但是像沈廷扬这样的积年老吏，一眼就看出了高旭的本意，行政、军政、宪政三司分立，每个司的司理长不就相当于秦代的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这三个职务么？当然，如果职务上如果这样称呼，暂时来说，隆武朝廷虽然远水奈何不了近火，但明面上太过僭越了。
在三个司的司理长之上，又设总理一名，统筹协调各个司部。目前来说，这个总理职务自然非高旭莫属，但高旭还是坚持将来举行一次同盟会会员全体大会，通过大会选择的仪式来落实这个总理职务。
尽管高旭这些措施让高老头看来，简直把国家大事当作儿戏一般，但邬老家伙却很玩味地对老东家道：“老爷，您让少爷他去胡闹好了，同盟会那些总理、司理的职称总比江湖帮派称什么帮主、总舵、香主、护法之类的好听。这可是做大事的格局。况且，少爷这大半年的胡闹，所创下的声望和名号，你还不是看在眼里，乐在心里么？”
高老头只是嘿嘿笑道：“真是我高氏祖坟冒清烟了，这臭小子要么不折腾，一折腾倒真让人大开眼界。”
目前来说，诸事初创，高旭只是大致地规划下框架，然后一步步地从实践中调整方向。无论如何，至少在表面上，高旭还是奉隆武朝廷为主，同盟会只不过是一个乱世而起的党社罢了。在明末，这种党社已见怪不怪，比如当初夏允彝、陈子龙这些江南文人的复社、几社之类，但要论会社组织架构的严谨，以及拥有同盟军这样的会社武装力量，哪里是那些文人所组成的诗社之流相提并论的。
所谓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这段时间以来，高旭一直在深思将来驱逐鞑虏之后，他一手缔造的同盟军该何去何从？不说遥控的将来，就说眼前的局面。比如松江府全境光复之后，军事胜利只是第一步，如何消化光复区才是真正的考验。
怎么治理同盟军浴血奋战光复的地盘，如果隆武朝廷委派个大臣来，难道胜利果实就要交付出去？这当然不可能。根据可靠听消息，在浙东战场折腾大半年仍无建树的隆武重臣黄道周，见同盟军战功显赫，直想来督战呢。明朝历来重文轻武，以黄道周这样的人来看，高旭不过是一介武夫而已。
在这样的前提上，同盟军在军事上持续胜利并不是最要紧的，最要紧的是同盟会如何在光复区扎稳根本才是最要紧的。没有根据地，再大的胜利都是过眼烟云，刚刚一败涂地的李自成就证明了这条法则。
在高旭的计划中，同盟会参议堂、三司分立的组织框架，也在同盟军枪杆子的军威下，将在元宵节召开中华同盟大会之后正式试行。
尽管时事多艰，但时令总是如期而至。高旭在大明朝迎来的第一个春节。
临近年关的这段日子，高旭过得忙碌而又充实。高旭的四轮马车仍然从同盟会总部、同盟军训练基地以及高老庄之间三点一线地忙碌着。经过整整半年时间的努力，他终于有了一番足以自豪的成就。有时候，回顾自己一路走来，不免恍若如梦，充满着一种不真实感，感觉自己犹如身一个巨大的布景当中，所言所行，皆是浮云。
但是在大年三十的黄昏，在残阳如血之下，当高旭立在同盟广场中那雄伟的中华英雄记念碑之下，望着英烈碑上铭刻着的数以万计的同盟军阵亡将士的名单时，望着广场宣义台上书生许用向台下成千上万的听众大声疾呼“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时，望着广场上那迎风飘扬的青天白日中华旗时，他感觉一种在呐喊中勃发的朝气，一种在牺牲中仍然不折不曲的力量，每一时，每一刻，身处这样一个奋进与尊严交织、希望与努力并存、热血在沸腾、理想在燃烧的大时代，一种恺撒式的强音从高旭的灵魂深处发出呐喊：我来到，我看到，我征服！
高旭的同盟会，正是吸引了这股商业资本，他才筹措到大量的钱粮用于同盟军的扩张。而且，高旭自己身为崇明高氏的少主，也是大海商的代言人。
明末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发展，为高旭既定的重商主义方针，提供客观的前提条件。唯有奉行重商主义，才能打破闭关锁国，才能有逐利的驱动力来进入大航海时代，与西方的殖民者争夺世界性的诸如南海、澳洲、美洲的全球资源，而不是大家关起门来窝里斗，好不容易大一统了，便以天朝上国自居，又进入固步自封的循环。
除了经济上已构成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环境之外，而在政治上，摄政王多尔兖一道剃发令，又为朴素的民族主义的萌芽提供了条件。自秦代以来，无数的王朝更替，只是一朝天子一朝臣，不乏有异族入主中原，但都没有要求百姓剃发的昏招。但历史上证明，摄政王多尔兖这一招并不昏，在这个时代，发冠犹如一道处女膜，一旦捅破之后，就让这些满清鞑子奴役了华夏二百七十多年。并且这种奴性阴魂不散地持续到高旭所处的那个时代。
既然来到这个时代，身为后世人的高旭怎么能眼睁睁看着一个民族的沉沦从眼前开始？！
这是一个大厦已倾的时代，也是一个破而后立的时代。
如果高旭没有亲身经历过江南这种“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反抗剃发令运动，还真的难以置信这些大明百姓视发冠比性命还要重。因为这种民族性骨子里的特质，在他的时代早已遗弃了。
他身临其境时，他才感同身受。
他感受到一个民族久违的血性与坚持！
这种观念曾经使当时来华的葡萄牙商人惊诧万分。他们无法理解，女真鞑靼侵占了他们的土地，他们忍了，霸占他们的江山，他们也忍了，只是要剃他们的头发时，他们终于不忍了。他们为了发冠而誓死抗争，血战至死也在所不惜。
这些西方人是无法理解的，他们不知道在这发冠之中，有着一个民族的传承，有着一个民族的尊严！
而满清鞑子却是要阉割这份传承，这份尊严！
当江阴首倡的“头可断，发不可剃也！”时，正是一个民族为尊严而奋斗的先声！
正因为在这样的先声之中，高旭才能顺应时势，以同盟会“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纲领，把朴素的民族主义观念深入人心，把这些捍卫尊严的反抗力量聚沙成塔，才把钱谦益口中所谓的“三吴之地，民风柔弱，不须大兵征讨，传檄而定”的江南，成为成千上万的满清铁骑的葬身之所。
所以，高旭以重商主义调动这个民族的进取心和开拓精神，把江南百姓在反抗剃发令中所形成的朴素民族主义，升华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源动力。
但是，在这个留发不留头、活人不及死人香的时代里，如果将来有朝一日，牺牲无数的英烈，终于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之后，难道又要把这个民族禁锢在极端的皇权下，在破与立之间不断轮回的怪圈当中么？
高旭当然不愿意。
但幸好这个时代有他需要的一切东西。
除了明末时期资本主义的萌芽让高旭有了实行重商主义的土壤，以及反抗剃发令让高旭能够倡导近代朴素民族主义之外，还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也产生的反对封建**的思想。比如明末诞生了三大思想家，除了让高旭寄以重任的顾炎武之外，还有黄宗羲、王夫之俩人。
除了顾炎武以“众治”代“独治”之外；还有王夫之也有“不以天下私一人”的“均天下”主张；而黄宗羲更激进，在他的专著《明夷待访录》中提出“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敲剥天下之骨髓”的君主是人民的“寇仇”与“独夫”，宣布“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提出以“天下之法”取代君主的“一家之法”，从而实现“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的理想。
正因为有这样的思想启蒙，高旭起草的体现民本思想的《同盟宪章》首先得到了顾炎武的支持和认同。顾炎武甚至在同盟会的内部文书中，以宪历元年来改称隆武元年。
身为后来者，高旭知道十七世纪中约，正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而这个时期正是东西方拉开距离地源头。这个时期，英国通过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封建**的君主制，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开辟了道路。而东方，则是更原始、更野蛮的建洲女真入主中原，一个寄生虫式的少数族群，侵蚀着中华民族的长达二个多世纪的活力，到了最后，便是“量中华之物力，结诸国之欢心”的结局。
一直以来，高旭在深思着如何构建同盟会的治政体系。身为穿越者，有太多的政体可供他选择，考虑良久之后，他把当初同盟五司缩减为三司，即行政司、军政司和宪政司。这种三司分立的体系能否行得通，也需要实践去证明。
行政司下设吏政、民政、工商诸部；军政司下设后勤、陆军、水师诸部；宪政司下设检察、律法、宣政诸部。由于高旭起草了《同盟宪章》，宪政司承担了同盟会宪法解释的任务。每个司设司理长，及副司理数名。行政司司理长由沈廷扬担任，军政司司理长由高旭担任，宪政司司理长由顾炎武担任。
由于高旭是同盟会的创建者，同盟军的最高督帅，他有着足够的威望推行这种看似信手涂鸦式的制度。但是像沈廷扬这样的积年老吏，一眼就看出了高旭的本意，行政、军政、宪政三司分立，每个司的司理长不就相当于秦代的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这三个职务么？当然，如果职务上如果这样称呼，暂时来说，隆武朝廷虽然远水奈何不了近火，但明面上太过僭越了。
在三个司的司理长之上，又设总理一名，统筹协调各个司部。目前来说，这个总理职务自然非高旭莫属，但高旭还是坚持将来举行一次同盟会会员全体大会，通过大会选择的仪式来落实这个总理职务。
尽管高旭这些措施让高老头看来，简直把国家大事当作儿戏一般，但邬老家伙却很玩味地对老东家道：“老爷，您让少爷他去胡闹好了，同盟会那些总理、司理的职称总比江湖帮派称什么帮主、总舵、香主、护法之类的好听。这可是做大事的格局。况且，少爷这大半年的胡闹，所创下的声望和名号，你还不是看在眼里，乐在心里么？”
高老头只是嘿嘿笑道：“真是我高氏祖坟冒清烟了，这臭小子要么不折腾，一折腾倒真让人大开眼界。”
目前来说，诸事初创，高旭只是大致地规划下框架，然后一步步地从实践中调整方向。无论如何，至少在表面上，高旭还是奉隆武朝廷为主，同盟会只不过是一个乱世而起的党社罢了。在明末，这种党社已见怪不怪，比如当初夏允彝、陈子龙这些江南文人的复社、几社之类，但要论会社组织架构的严谨，以及拥有同盟军这样的会社武装力量，哪里是那些文人所组成的诗社之流相提并论的。
所谓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这段时间以来，高旭一直在深思将来驱逐鞑虏之后，他一手缔造的同盟军该何去何从？不说遥控的将来，就说眼前的局面。比如松江府全境光复之后，军事胜利只是第一步，如何消化光复区才是真正的考验。
怎么治理同盟军浴血奋战光复的地盘，如果隆武朝廷委派个大臣来，难道胜利果实就要交付出去？这当然不可能。根据可靠听消息，在浙东战场折腾大半年仍无建树的隆武重臣黄道周，见同盟军战功显赫，直想来督战呢。明朝历来重文轻武，以黄道周这样的人来看，高旭不过是一介武夫而已。
在这样的前提上，同盟军在军事上持续胜利并不是最要紧的，最要紧的是同盟会如何在光复区扎稳根本才是最要紧的。没有根据地，再大的胜利都是过眼烟云，刚刚一败涂地的李自成就证明了这条法则。
在高旭的计划中，同盟会参议堂、三司分立的组织框架，也在同盟军枪杆子的军威下，将在元宵节召开中华同盟大会之后正式试行。
尽管时事多艰，但时令总是如期而至。高旭在大明朝迎来的第一个春节。
临近年关的这段日子，高旭过得忙碌而又充实。高旭的四轮马车仍然从同盟会总部、同盟军训练基地以及高老庄之间三点一线地忙碌着。经过整整半年时间的努力，他终于有了一番足以自豪的成就。有时候，回顾自己一路走来，不免恍若如梦，充满着一种不真实感，感觉自己犹如身一个巨大的布景当中，所言所行，皆是浮云。
但是在大年三十的黄昏，在残阳如血之下，当高旭立在同盟广场中那雄伟的中华英雄记念碑之下，望着英烈碑上铭刻着的数以万计的同盟军阵亡将士的名单时，望着广场宣义台上书生许用向台下成千上万的听众大声疾呼“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时，望着广场上那迎风飘扬的青天白日中华旗时，他感觉一种在呐喊中勃发的朝气，一种在牺牲中仍然不折不曲的力量，每一时，每一刻，身处这样一个奋进与尊严交织、希望与努力并存、热血在沸腾、理想在燃烧的大时代，一种恺撒式的强音从高旭的灵魂深处发出呐喊：我来到，我看到，我征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