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百一十七章.不喜勿看
上元二年春天，李治的病情加重，头晕目眩，浑身疼痛，连形式上的临朝也撑不住了，决定把政务彻底让给皇后掌管，所以便有了朝中大臣关于皇后摄政的议论。(手打小说)敢于说话的几个大臣不同意李治的想法，要让太子弘摄政。正在议论期间，太子却突然死亡。两事的巧合发生，宫内外议论纷纷，疑太子为皇后暗害。成为徐敬业等要推翻她、史家们否定她的罪状之一。武皇后杀女、杀姐、杀子、所以是“虺蜴为心，豺狼成性”。
上元元年秋，李治自封天星，尊武皇后为天后。同时把其先祖一律追封，把太祖李虎的祖父李熙（后魏时任过金门镇将，谥宣简公）追封为宣皇帝，妣张氏为宣庄皇后；追封李虎之父李天赐为光皇帝，妣贾氏为光懿皇后；太武皇李渊为神尧皇帝，太穆皇后窦氏为太穆神皇后；文皇帝李世民为太宗文武圣皇帝，文德皇后长孙氏为文德圣皇后。因为已追封了太宗和长孙皇后为“圣”了，为避其称号，才把先前的“二圣”改尊为“天皇”和“天后”的。
自尊封号也没用，李治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坏。看来他们的家族寿命都不长，他的爷爷李渊身体最好，才活58岁。祖母49岁病死；父亲李世民只活到50岁，母亲才36岁就死去。自封“天皇”这年李治46岁，离身强力壮的父亲逝世的岁数没几年了。所以，李治的意志很消沉。这些年自己的身体一直很坏，能活到46岁，还亏得妻子武后的关爱。实际上武后已视朝决政20年了，朝臣大小政务都是武后处理，他只是摆摆样子，免得亲自操劳。后营的改革，也使李治不被女色侵害，自立武后李治只同皇后生过五个孩子，和以前的子妇加起来共八子三女。高祖是22个皇子，19位公主。太宗是14个皇子，21位公主。武皇后进宫后，他几乎过着一夫一妻家庭生活，对他的身体大有益处。
然而，他生来虚弱的体质，加上少年的伤害，使他勉强生存和上朝应景。至自封“天皇”之时，他已再难上朝应景了，才虑再三，提出让“天后”摄政的。
然而，当李治把自己的想法交众臣讨论时，却遭到或明或暗的反对。而朝中拥护武皇后的重臣许敬宗已于咸亨三年逝世，他死后太常博士袁思古曾提出为他谥“缪”号，这个谥号显然是对许敬宗的极大侮辱，《谥传》上确记有这个号，但那是对一些极不称职官员的盖棺论定，是一种惩罚性的论定。而许敬宗半生替武皇后争斗，是武后忠心不二的大臣，死后竟如此谥号，可见得当时朝中的反对派再度抬头了，他们打击死去的许敬宗，实际指向是武皇后。谥号问题也弄起波澜，许敬宗在朝的孙子几乎气疯，向皇帝诉讼袁思古，李治下诏让五品以上的官都参加议论，最后才改“缪”为“恭”。“恭”号也几乎是个贬义的，《谥法》说“既过能改也曰恭”。实际上朝臣中所以给许敬宗送个“恭”号，也只承认他忠于武皇后而已，为他提“恭”谥号的是礼部尚书杨思敬。
儒家传统、男权观念和王朝正朔观念是十分顽固的。所以，在许敬宗等少数由武皇后培植的大臣一死，便无人敢替武皇后说话了，因为朝中官员毕竟是正统思想官员占绝对优势。虽然多数也不敢说武皇后的坏话，但在这重大问题上，也无人为她冲锋陷阵了。
反对武皇后摄政的代表是中书侍郎兼任宰相的郝处俊。他向李治说：“天子理外，后理内，天之道也。昔魏文帝著令：虽有幼主，不许皇后临朝，所以杜祸乱之萌也。陛下奈何以高祖、太宗之天下，不传之子孙而委之天后乎”郝处俊的话刚说完，中书侍郎李义琰又抢着说：“处俊之言至忠，陛下宜听之”
郝处俊改于直接道破就里，反对皇后临朝，反对让武后摄政，他的胆子也太大了。在封建社会，他堪称敢于犯颜直谏的“诤臣”了。他的“诤言”也异常明白：女人是不能执政的，哪怕皇帝再小，也是男人，绝不能让皇后临朝。皇后临朝就不是原姓的天下了，就会出现西汉吕后专权那样的“祸乱”来。如今的天下是李氏的天下，一定要传给李氏的子孙，而不能交给武氏“天后”。
当时议论不是在背后征求意见，而是“朝议”，“天后”武皇后就在李治的身后，只隔一道帘幕。所以说赦处俊胆大，似乎嚣张，他同时也是说给“天后”听的。完全可以想象武皇后是多么气愤和委屈。政权只能交由李家的子孙，那如今自己的丈夫病得上不得朝，李家之子是自已的亲生儿子，亲生儿子比丈夫还要弱。那她做妻、做母就不能伸头撑一下，让这个朝纲无人作主丢下去。20年来不正是她苦力支撑、辅佐李治才出现如今的大唐形势吗？如今夫病子弱，拥护她的大臣死去了，没人敢说公道话，让这些腐儒又跑出来指手画脚，满口子曰。她如何不委屈、不愤慨。这么多年来，从长孙无忌开始，就一直瞧不起女人，女人只能作男人的附属物，弄不好就是红颜祸水。这些年她干出了那么多让男人做不到的事，让唐太宗那样的男人都做不到的事，仍被男人瞧不起。所以，她一定感到委屈、愤慨。
廷议武皇后摄政事过不久，太子弘突然死亡。死的日期是同年四月已亥日，地点是合璧宫，死时李治和武后都在他身边。
因李弘死在廷议武皇后摄政期间，所以“时人以为天后酖之也”。
然而，说武皇后“酖”杀自己的亲生儿子李弘，即使是最有想象能力的小说家也设计不出武后杀子的时间、地点、参与人和具体“酖”杀的作案过程。因为李弘是一国储君，具备了准皇帝的一切条件，身边文臣、武将、太监、侍卫一大批，东宫等于一个小朝廷，太子的行动已不能自主、自由。其起居、餐饮都有完备的专伺，每饭、每食、每饮都有严格的程序。武皇后真要“酖”杀他，也是难以做到的。所以，大家只能怀疑，一直怀疑到如今，使武皇后做了一千三百多年的嫌犯，我看今天该为她解除了。
李弘，是武皇后生的第一孩子，有了这个孩子，她才得以在唐宫立住脚。是她在唐朝后宫和前堂发展的奠基和。武皇后很爱他，以他为骄傲。
李弘酷似李治，性格忠厚仁儒，身体虚弱，多病多灾。他幼年时学习《春秋》，师傅读到“楚世子商臣弑其君”，他听不下去，以为太血腥、太残酷，要求换别的书读。于是师傅们改教《礼》。平定高丽后，“二圣”下令让逃亡的士卒限期自首，否则施以斩刑、妻子儿女没为奴。李弘知道后大为不忍，上表劝说取消罪涉妻子儿女这一条，表里有语：“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咸亨二年（671年），李治出幸东都，留太子弘在京师监国。当时正遇灾荒，太子发现兵士的食物中有树皮和草籽，心中悯然，便命人把东宫里的粮米送给他们吃。
一天，李弘偶而得知淑妃生的两个异母姐姐义阳、宣城二公主，三十岁了还没有嫁人（公主未有皇帝或母后命，不得出嫁），心里很难过，急忙上奏请求为二位公主办理嫁事。李治准奏，但这件事却让武后不高兴，一怒之下把二公主配给了两个翊位小军官。她认为太子是将来的一国之君，要处理军国大政，驾驭群臣，这么婆婆妈妈，哪能成其大事。但是李治却喜欢李弘，认为太子能宾礼大臣，处事心仁，正是他所希望的。原来李治所说的宾礼大臣，有他的根据。例如：太子躲在东宫读书，不愿接纳宫臣，不接宫臣，用膳自然就少。典膳丞邢文伟劝太子多接触臣属，以便发解朝政，就以减少供膳进谏。太子就诚恳地给他回信答书，强调自己身体不好，没有太多的精力接触大臣，还说一定尽量做到多见宫臣和宾客。还有一次，太子设宴，宴席间命宫臣做“掷倒”的游戏以助兴。挨到左奉裕率（太子侍卫官）王及善，王拒绝听命，说：“做掷倒这把戏，自有伶官。如果臣奉命做了，那我就不配做殿下的侍卫了”太子听了赶忙称谢。这两事为李治知道后，分别奖赏了他们二人，并升了他们的官职，还向大臣们讲述了这些小事，表扬了自己的儿子。
大臣们当然更喜欢太子，他谦恭、仁慈，将来做了皇帝，才能让臣子们可以随意劝谏，立言立德、青史留名。如果让武皇后当了女皇帝，别的先不说，先是说话就不能太随便，她聪明睿智、是非分明、性刚专断，在诸臣眼里有些乖张、暴棙，做她的臣子不怎么舒服。至于国家由谁治理更好，那就不去管它了；至于太子的身体条件太坏，能否挑得起治国的重担，他们也一概不管，那毕竟是后话。
但是，太子弘却突然死了，他们的希望破灭了。所以，伤心而恼火，就认为是权欲膨胀的武皇后杀了她自己的儿子，搬掉她摄政的绊脚石头。
李治和武后对儿子的去世当然比诸臣要伤心痛苦多了。但在诸臣眼里，武后是猫哭老鼠，怎么看都是假的。但是，太子的身体状况，李治是清楚的，太子死后李治制诏曰：“自琰圭在手，沉瘵婴身。顾惟耀掌之珍，特切钟心之念。庶几痊复，以禅鸿名。及腠理微和，将逊于位。而弘天资仁厚，孝心纯确。既承朕命，掩欻不言。因兹感结旧疾，增甚亿兆。攸系方崇，下武之基，五福无微，俄迁上宾之驾……”意思是说：自从李弘做了太子，严重的疾病一直缠身。朕盼着他康福后，就把皇位禅让给他。只要他病情减轻些，朕就让位了。但这孩子天生忠厚仁孝，听说朕要让位给他后，再也不说话了，日夜想着怎么能接这个重担子。因此使旧病复发，陡然加重了百倍，终于夭亡了
李治出是个忠厚坦诚的人，他痛失爱子，表述了李弘突然死去的原因。原来是重担子把他压死的，李弘的身体本来很差，给他太子做，他已感到担子太重，病情便加重了。而李治和众臣不顾他的死活，又要把皇帝位让给他，其结果使他的旧病复发，比往日暴增百倍，就突然死亡了。儿子的身体、性格和心情，李治太熟悉了，当年他做太子时，就感到担子重，终日苦恼，也让他虚弱的身子加了病。所以现在40多岁就感到末日将到，和做太子、做皇帝的压力关系太大了。想当初李弘十余岁时就被留在京师监国，李弘的担子重，又想念远去洛阳的父母，经常哭泣，连那些急于求成的辅弼大臣也感到可怜，放他去洛阳父母身边轻松轻松。
所以，李弘之死是疾病所致是可以定谳了。如果非要找人为因素，那也找不到他**头上去。恰恰是那帮大臣们总劝李治让李弘摄政并近而让他做皇帝，使他感到压力太大，病情突然加重死亡的。而他们反而制造或听信谣言，非说是当母亲的武后杀死了太子李弘，颠倒了是非黑白。人们以讹传讹，使那些本来仇视武皇后的传统官僚，或别有用心的史家们把此事弄得混淆不清。
如七十多年后的唐肃宗时，大臣李泌就肯定地向肃宗说：“孝敬皇帝，为太子监国，仁明孝悌。天后方图临朝，乃酖杀孝敬，立雍王贤为太子。”当时武皇后才逝世30多年，到这时唐朝官方已成定论：是武后酖杀了李弘。但《旧唐书》和《实录》都没有说李弘是被毒死的，都说是病死的。但《新唐书》却肯定了武后“酖杀”太子的谣传，在为李弘作传时，说：“后将逞志，弘奏请数怫旨，从幸合璧宫，遇酖薨。”在《李治纪》里说：“已亥，天后杀皇太子。”使这一结论以正史的形式留给后世。司马光撰《资治通鉴》，比较严肃地考订诸史，也把诸史的记述摘录作证。但他也裁决不了，只以存疑态度作结：“弘之死，其事难明，今但云时人以为天后酖之，疑以传疑。”。
武皇后痛失爱子，还被朝中从臣疑为自己谋杀，又遭一顿谈论、非难。她心里愤慨而委屈，五内沸然。这让她心中更有数，众臣是想把她搞下台，说来说去还因为她是女人，女人执政犯了男人的大忌，也为千古礼法所不容。无论主观与客观，她都不能后退，不能屈服，当年长孙无忌的势头也没让她低头，何况如今呢？主观上，她就是要向世俗挑战，看看女人能否治好国，她要干一番事业给世俗看看。客观上，李治身体坏下去了，长子死了，次子显然不成熟，不能马上继统当皇帝，朝内的政务，国家的大事，还得她来管，丈夫和儿子的事，谁来担当啊？
他崇拜唐太宗，她要好好动点脑筋，制一个通盘治国的东西来，像唐太宗当年那样，上下其手，文武兼修。不知那时用不用纲领这个词，如果用的话，她要制一个治国的纲领了。
唐太宗的东西她太熟了，晚上回忆一番，如数家珍。她想起了太宗晚年，是贞观二十二年吧，转年太宗就升天了，那年自己25岁了。就是那年，太宗制过一个文件，叫《帝范》，共说了十二件治国的大事，故称《帝范》十二章。
李治能否记得她不知道。但她记得。太宗在翠微宫养病，她和做太子的李治随驾护理。一天，太宗在翠微殿里严肃地把一本御册交到李治之后，说：“修身治国，备在其中。一旦不讳（即一旦我死了），更无所言矣”当时李治只是跪地哭泣，这等于向他交待后事了。太宗无奈地看着这个懦弱的儿子，摇摇头，接下来说：“你该向高明的人学习，取上法仅得中法，取中法仅得下法。我一生有很多错误：享受锦衣玉食、居之宫室台榭、玩之犬马鹰隼、四方游乐。这些，你千万不要模仿。我也有些功劳：弘济苍生、开疆拓土。有了功劳，人们才原谅了我的过错。但是，比起更好的我就惭愧啊你没有我的功劳却继承了我的富贵。竭力为善，尽得安宁；骄惰奢纵，自身难保；治国成迟败速；君位失易得难；千万珍惜慎重啊”
以太宗之气魄，以这么严肃的态度向李治交待，等于是最后遗言、遗嘱。可见，交到李治手中的那本册子该是多么重要了。
当然，太宗的《帝范》并不保密，朝臣也尽知其内容的，武皇后记得更清楚。其内容为一、君体；二、建亲；三、求贤；四、审官；五、纳谏；六、去谗；七、戒猛；八、崇俭；九、赏罚；十、务农；十一、阅武；十二、崇文。
这十二条内容是治国的根本大计，作为一国之君，或是一个制度下培养的文人，归纳出这十二个方面的内容都不是难事。关键是否愿意努力去做，如隋炀帝是有名的暴君，他自然不愿做这些治国爱民的事。他父亲是位明君，上面的事几乎全做了，而且做得很好，但他却没有坚持做，晚年也成了一个很凶恶的暴君。他的儿子正是接着**晚年的坏事，才做得比他父亲晚年还坏的。有的皇帝是愿意做的，但因个人主观因素或客观因素，却做不好。李治就是这样的皇帝，他就无气魄，又无才情，他是做不来的。虽然他忠厚、仁爱，是儒家经典陶治出来的知识分子，做个一般的文化人，能做得很好，但做个治国的皇帝他就不合格了。
其实，武皇后辅佐李治20年了，这20年已经做了《帝范》中的好些事。但她毕竟不是个皇帝，她是在李治身后指挥着皇帝做的，想很好地做好那十二方面的事，自然是困难的。好比一个优秀导演，给他一个上不了台的演员，是演不好戏的。何况，台下还不断捣乱、不停地鼓唣，要把幕后的导演轰下台。
现在他仍然不是皇帝，可是她已不能不做，毫无退路，后退不堪设想。
对《帝范》十二章，她逐项内容分析着，由于条件不同，她比照着，看看哪些内容需要改。她要做一个最切时宜的，而且突出本朝特点和她武皇后的特点。
《帝范》的前两个内容是讲怎么做一个好皇帝并通过团结诸亲王，建立起皇帝的亲族体系，做巩固皇权的宗族宗法基础。唐太宗鉴于皇族叔辈、子侄系庞大，做得好是一个血缘宗族关系网络，可最好地巩固皇权，做不好就会亲族为叛、父兄反目。这两条武皇后原则接受，但她不愿再写再定，只能暗中注意。
求贤、审官、纳谏、去谗几项内容自然要做，但得变变说法，突出当务之急，突出时需特点。
戒盈、崇俭是要注意的，以往自己做过了的，要设法缓解，但也应具体点规定，不能照抄照搬。
务农一条是最实际的，这是富国富民的根本，要首先做好。
赏罚讲的是皇帝对臣民的恩威并治，按法律办事，赏罚分明，自然是一定要做好的，不然好坏一锅粥，谁还肯为皇帝卖力。
阅武和崇文，是帝王的武功与文治两端，自然重要。但也不能像这样的笼统，还要具体些。
经过她的反复思考，把前朝与当今相比照，总结唐太宗的经验和教训，总结自己辅佐李治20年的经验教训。终于制出了自己的施政大纲十二条，请李治定夺和实行。因为自己不是皇帝，仍然以“建言”方式提出，因此叫做《建言十二条》。和唐太宗的《帝范》十二章相对应。
让百官想起唐太宗，想起唐太宗的“贞观之治”，表示当朝也要再造出个“贞观之治”来。
建言十二条
劝农桑，薄赋徭；
二、给复三辅地；
三、息兵，以道德化天下；
四、南北中尚禁yin巧；
五、省功费力役；
六、广言路；
七、杜谗口；
八、王公以降，皆习《老子》；
九、父在，为母服齐哀三年；
十、上元前勋官已给告身者，无追核；
十一、京官八品以上，益禀入；
十二、百官任事久，才高位下者，得进阶申滞。
第一条则是功谏农桑，轻徭薄赋。从两个方面发展国家的农业生产，是历代明君的富国强民国策。一方面大力鼓励农民加重耕织，发展农副两业，一方面减轻农民的赋税和徭役。前代如西汉初期、“贞观”前期皆实行此策，是故国泰民安，出现“文景之治”、“贞观之治”。
第二条规定，免除京师长安畿辅重地京兆、冯翊、扶风之地人民的全部徭役负担。让京城周围人民全力投入基本建设，以巩固国都。
第三条是她总结了历朝教训，尤其是贞观后期和本朝的东西用兵的教训，打算停止武力征服，和戎四方，使四海昇平，和平友好。
第四条要禁止朝廷各部门的奢侈浮华风气。南、北、中、尚，是指宰相府，俗称南衙；中央各直属机构，俗称北衙；中是指中书省，也称右相府和西台；尚指尚书省，也称都台、文昌台、中台、南省，亦是宰相府。总之，这是泛指中央各机构。
第五条是要精减土木建设，节约开支和劳动力的使用，尤其宫室建设，历代皆有深刻教训。先时对东都的营建，已造成开支和劳力负重，管民已有怨言。
第六条和第七条，是要让官员们敢说话，向朝廷建言和批评；但也不能造谣生事，搬弄是非、混淆视听。她自然是有所指的，以往不少人造谣攻击陷害她。但只要不是恶意地胡说八道，皇帝要有纳谏的雅量。
第八条是要王公以下的臣民，都要读《老子》这篇文章。其目的显然，她知道高祖建唐时曾将李家先祖附会于唐尧，又称李家鼻祖是老子李聃，又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因此她这是投其所好，让李氏王朝宗亲和百官，别总认为她是武氏的女儿，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她借此表示她是李家的媳妇，没有外心。
第九条是武皇后借当时的丧葬礼仪中的一条，来提高妇女的地位的。古代社会，长辈去世了，在居丧期间要根据服丧人与死者的关系，亲疏远近而服饰有所不同。共分五个等级，即斩衷、齐衷、大功、小功、缌麻。斩衷是最重之孝服，以粗麻布做成，不缝边，斩布成衣。子女为父，妻妾为夫，服期三年。齐衷是第二等丧服，以熟麻布做衣，缝边整齐，故称齐，丧期又分四等，前两等是：如父亲已去了，寡母去世时，儿子为母亲服孝三年；而如果是父亲健在，母亲去世了，儿子只要为母亲服一年孝就行了。（因居丧制度相当复杂，此不宜多用笔墨，仅以文中所涉内容，约而述之）武皇后感到这种制度对女人太不平等，妻为夫、子为父要服“斩衷”三年；而父亲健在，子为母（夫为亡妻）只服“齐衷”一年。（实际上，女子在居丧制度中的受轻视内容很多，此亦不多涉及）因此，武皇后才把其制度改变，让父母既男女平等。不知这内容是否实行，若实行了，那其他还涉及女子的许多内容，是否也改了，乃无据可依。实则，武皇后据此仅表示提高妇女地位。
第十条是说在上元年以前，就是说今年以前已经取得勋官身份的人，不再审查追缴勋官的身份（包括证件）了。这里反映唐初的一个背景：时因征战需要，大量招募军士，按战功得到了勋赏，被称“勋官”。勋官不是职事常官，没有职守，但享朝廷的土地赏赐，称“勋田”。三至五品的勋官可参加职事常官的铨选，合格者可得到实职官位，二品以上的勋官，可享门荫特权。但唐初同时规定：凡战事结束，军人要大批除役归里。因此，对取得勋官资格的要进行特别审查，特别是持有前方将军所发的勋官证件，更要严格审核。有问题的有虚假不实的，要取消勋官资格，收回证件。武皇后规定，是在于宽限对勋官的审查，收拢人心。
第十一条规定京官八品以上的官员，普遍增加俸禄。“益廪入”，廪即增益谷仓，意指提高俸禄标准。
第十二条是指那些任职年头很长，有实际才能却官位较低的，可量才进阶。这一条，包括前两条，是武皇后关心各级官员的切身利益，解决他们的进阶和待遇，以便努力工作，使国安也得到了可用之才。
武皇后的《建言十二条》突出了强国富民、善用人才、广开言路、团结少数民族、禁止奢浮、提高妇女地位、笼络官员、缓解矛盾等重大方针政策和策略，不失为一个较好的治国纲领。
李治见后非常高兴，史书称“诏书褒美”，并立即执行。
但究竟执行得如何，效果又是怎样，传统史书是不愿记述的，有的史书透露一点这方面的信息，还往往带有讽刺、贬抑之意味。
武皇后是说干就干，雷厉风行，而且往往大破常规，突显举动。例如：奖励农桑，发展农业和手工业最为重要。她就是上元二年（675年）的三月西已日举行了隆重的亲桑和祭祀先蚕的仪式。
祭祀先农和先蚕是我国皇帝制度中的一项礼仪规定。按数千年以来的传统礼仪，每年春三月上亥日，皇帝百官祭先农，亲自扶犁耕地，谓之“亲耕”，行“籍田礼”，表示对农业生产的重视。同样，皇后也率内外命妇祭先蚕，行“亲蚕礼”。举行这种仪式，一般都有固定的地点，大都在都城的近郊，隋唐改在宫苑里进行。都有固定的人员，并设有观台，不过做做样子罢了。但武皇后为号召臣民重视农桑，表示她制定政治的重要，她打破惯例，到洛阳邙山之南以前所未有的隆重规格举办亲蚕仪式，不仅是朝廷内外命妇，百官和各地朝觐使者都要参加。他要通过这个仪式，表示鼓励农桑，发产农业生产的决心。对她的这一活动，《资治通鉴》留有一句记载：“三月，丁已，天后祭先蚕于邙山之阳，百官及朝集使皆陪位。”
为倡节俭，武皇后把按皇后服饰制度规定的十二道褶的罗裙，下令改为七道褶，并带头捐出自己的脂粉钱救灾。在她的号召和带动下，宫中嫔妃也不再使用高档奢侈品。这种节约所减轻的开支虽然有限，但对勤俭风气的兴起是有作用的。
武皇后更重视选拔和培养人才，她要培养出能为自己的新政效力的人才来，而不是扯她后腿、拆她台的那些传统观念浓重的人才。
为此，她自行选拔了一批文学之士如著作郎元万顷、左史刘祎等人，到禁宫中从事修撰编书。撰成了《烈女传》《臣轨》《百僚新诫》《内轨要略》《少阳正传》《孝子传》《乐书》等，累计达千余卷之多。
在修撰过程中，她常把朝中百官的奏表交给他们参看。朝中有了疑难问题，也让他们讨论辨驳。武皇后这么做自然引起朝中大臣们的议论，认为这是分割宰相之权。因为这些人是武皇后自行召集的，他们出入宫廷不经过朝廷的办公地点“南衙”，是由北门出入的，大臣们就不怀好意地称他们为“北门学士”[《资治通鉴》，卷202，上元元年三月。]。武皇后不去理睬那些风言风语，他很重视自己的这个举措，也很赏识这些“北门学士”。她认为只有这么培养，才能避免朝中形成官僚集团结构，下层有才学者才能不拘资格被选拔任用。
在科举考试制度上，武皇后是首开殿试者。她曾经让李治亲自参加面试，在九百多举子中一个个笔试，以便发现人才。还把选出的前几名待诏弘文馆，以便选用。议凤元年（676年），武皇后又首开“南选”。唐初，朝廷渐为关陇集团把持，在选士用人方面，也重在选拔关陇子弟入仕，从而排斥了南方广大地区的人才。而且，各州县的地方人才，皆由都督府进行选拔。武皇后要打破这一惯例，下令每四年派遣五品以上的清正官员充任使者，由御史监督，到桂、广、交、黔等州选拔。到她执政后，时间缩短，地区范围又扩大到岭南、福建等各地。这就彻底打破了都督选拔地方人才的制度，同时把选人范围扩大到全国各地，使各省各地的俊才都有了被选任官的机会。
二十一不肖太子贤谋反，故废之
太子弘死后，天皇、天后于上元二年（675年）六月立雍王李贤为皇太子。李贤是李治的第六个儿子，是武皇后的第二个儿子，这一年他20岁。
李贤与哥哥李弘的性格大不一样，他弘像父亲李治，而李贤却很像母亲武皇后。李贤性格刚强猛烈，举止活泼好动，处理果断有胆识，而且不为旧礼所拘。如果走了正道，也可能会成为一个有所作为的皇帝。
李贤少年时的确是个好皇子，他聪明好学，举止端雅。喜欢读《尚书》《礼记》《论语》等儒家经典，也喜爱古诗古文。他的聪明也极像母亲，诗书文章读过了就记得很清楚，师傅们便向李治称扬他“过目成诵”，老臣李勣称赞他“夙敏”，李治和武后都很喜爱他，史书也一直称颂他“容止端重”，“读书一览辄不忘”，是个颇赋天资的少年。新旧《唐书》还引一个他少年读书的例子：当他读到《论语》中“贤贤易色”一句话时，就反来复去地咏诵。李治问他原因，他回答：“性实爱此。”就是说：“我心性原来就喜爱它”。“贤贤易色”这句话出自《论语》的《学而》篇，全文是子夏说的话：“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这是儒家教人孝父母、事君主、交朋友的原则，如果做到了，就是贤臣孝子信友了。而贤者见到贤，就格外地敬佩、亲切。所以，开头一语领题，曰：“贤贤易色。”
这个读一句书的小事情，为什么官书竟醒目地都写在《李贤传》的开篇（《旧唐书》也如此）？这么小的事是否就有史料供史撰者引用，这是很难说的。我想，大约是史撰者因李贤的名字，使他们引发了感想，才编出李贤幼年读书的小故事的。
为什么引用或编造这么个小故事写在文字不长的小传里？显然是针对武皇后的。就是说这么一个贤良的太子，竟被武皇后废掉了，可见武皇后为夺取李家天下，该多么不择手段了。让人注意的是，那个李贤读书的小故事强调的是李贤“性实爱此”，《旧唐书》曰：“此言。”就是说李贤的本性就是“贤”，“本性难移”，以后他也没变坏，武皇后说他变得坏了，才废掉他，是武皇后在造谣，故意编造废他的理由。
既然李贤聪明好学，不断加封他的官衔和爵位。永徽六年封潞王；显庆元年授歧州刺史，又加雍州牧、幽州都督；龙逆元年徒封沛王加杨州都督兼左武卫大将军；二年加杨州大都督；麟德二年加右卫大将军；咸亨三年徒封雍王授凉州大都督，其它封爵、封邑皆如故，实封一千户，上元二年六月立为皇太子。
李贤被立为太子后，因多年来帝后多在东都洛阳处理军国大事，同李弘一样，被留在长安监国。武皇后对儿子寄予的期望很大，因二儿子同大儿子不同。武皇后认为二儿子有这种能力、气魄和资质，身体条件也可以承爱重负。
当然，他还需历练。太子监国等于当皇帝的实习历练。实习就得有好的指导老师，就像如今的大学生实习一样，配备一些好的指导老师，对将来实际工作颇为重要。为监国太子配备师傅自然比大学生实习重要多了，二者天壤云泥。
武皇后和李治对朝中要员和监国属官作了统一安排，朝中的重臣和能臣几乎分了一半为太子监国和属国，或说朝中的顶尖要员兼任监国太子的师傅和属官。这种安排自然是有深意的，其意再深也很好懂：让这些大臣把洛阳的朝廷和长安的实习朝廷看得一样重要，把李贤看作未来的、甚至不久的皇帝，因为李治的身体已遭透了，谁都能得出离“龙驭上宾”已在旦夕之间了。
当时的重位安排是：戴至德为右仆射，同时任太子宾客；张文为侍中，也兼太子宾客；郝处俊为中书令，同为太子左庶子；李义琰为同中书省门下三品，兼太子右庶子；薛元超为同中书省门下三品，兼太子左庶子；高至周为同中书省门下三品，兼太子左庶子。同时还为太子配备了一大批下层属官，如太子洗马刘纳言、司议郎韦承庆、太子典膳丞高政等，及当时的两馆学士来教导、陪伴太子读书者，要么是唐初名臣之后，要么是学富五车的宏儒。
总之，太子李贤所监之国，就是一个不久的朝廷，陪伴他的人多是朝中的宰辅重臣，他们对唐室忠心耿耿，同时德才兼备；伴他读书的人也皆具德才学识。
如此安排，哪里能看得出武皇后当时已有夺他儿子天下的想法啊那时李治行将就木武皇后已完全可以控制局面，这些安排显示出她之想。那时她就可以抓住权柄，冷落太子，不可能把朝中重臣同时派给太子，让太子执住牛耳、培植支柱的。
她这么做正是把李治的政权向太子过渡的表示，她要自然地、稳妥地做到“和平过渡”。同时让李贤在接替“实习”期间，做篇高水平的“毕业论文”，以便将来做个卓越的皇位继承人，做个唐朝的好皇帝。
开始时李贤监国颇具皇帝风范，在众臣的帮助下也做出了成绩，何况李贤本人也具备一定资质。所以，舆论甚佳。消息传到李治和武后那里，甚为快慰，便优诏表扬，说：
皇太子贤自顷监国，留心政要。抚字之道，既尽于哀矜；刑纲所施，务存于审察。加以听览余暇，专精坟典。往圣遗编，咸窥壶奥；先王策府，备讨菁华。好善载彰，作贞斯在，家国之寄，深副所怀。可赐物五百段。
意思是说，太子贤刚监国，就能留心政事。治理国事，呕心沥血。处理刑讼，力求准确。在听政览表之余，攻读先贤遗作，都能理解其深意，先王的治国之道，也能够取其精华。向善守贞，堪为家国重寄，让我们甚为放心。
李贤受到表扬甚为高兴，又召集身边的辅官如太子左庶子张大安、洗马刘讷言、洛州司户格希元和学士许叔牙、成元一、周室宁等，注释范晔的《后汉书》。注书成功后交给天皇、天后过目。天皇、天后又赐物三万段，让他奖励那些辅官，使他们尽心辅佐。武皇后见李贤这么努力，甚为满意，以为李治继位有人、唐朝继统有人了。
上元二年春天，李治的病情加重，头晕目眩，浑身疼痛，连形式上的临朝也撑不住了，决定把政务彻底让给皇后掌管，所以便有了朝中大臣关于皇后摄政的议论。(手打小说)敢于说话的几个大臣不同意李治的想法，要让太子弘摄政。正在议论期间，太子却突然死亡。两事的巧合发生，宫内外议论纷纷，疑太子为皇后暗害。成为徐敬业等要推翻她、史家们否定她的罪状之一。武皇后杀女、杀姐、杀子、所以是“虺蜴为心，豺狼成性”。
上元元年秋，李治自封天星，尊武皇后为天后。同时把其先祖一律追封，把太祖李虎的祖父李熙（后魏时任过金门镇将，谥宣简公）追封为宣皇帝，妣张氏为宣庄皇后；追封李虎之父李天赐为光皇帝，妣贾氏为光懿皇后；太武皇李渊为神尧皇帝，太穆皇后窦氏为太穆神皇后；文皇帝李世民为太宗文武圣皇帝，文德皇后长孙氏为文德圣皇后。因为已追封了太宗和长孙皇后为“圣”了，为避其称号，才把先前的“二圣”改尊为“天皇”和“天后”的。
自尊封号也没用，李治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坏。看来他们的家族寿命都不长，他的爷爷李渊身体最好，才活58岁。祖母49岁病死；父亲李世民只活到50岁，母亲才36岁就死去。自封“天皇”这年李治46岁，离身强力壮的父亲逝世的岁数没几年了。所以，李治的意志很消沉。这些年自己的身体一直很坏，能活到46岁，还亏得妻子武后的关爱。实际上武后已视朝决政20年了，朝臣大小政务都是武后处理，他只是摆摆样子，免得亲自操劳。后营的改革，也使李治不被女色侵害，自立武后李治只同皇后生过五个孩子，和以前的子妇加起来共八子三女。高祖是22个皇子，19位公主。太宗是14个皇子，21位公主。武皇后进宫后，他几乎过着一夫一妻家庭生活，对他的身体大有益处。
然而，他生来虚弱的体质，加上少年的伤害，使他勉强生存和上朝应景。至自封“天皇”之时，他已再难上朝应景了，才虑再三，提出让“天后”摄政的。
然而，当李治把自己的想法交众臣讨论时，却遭到或明或暗的反对。而朝中拥护武皇后的重臣许敬宗已于咸亨三年逝世，他死后太常博士袁思古曾提出为他谥“缪”号，这个谥号显然是对许敬宗的极大侮辱，《谥传》上确记有这个号，但那是对一些极不称职官员的盖棺论定，是一种惩罚性的论定。而许敬宗半生替武皇后争斗，是武后忠心不二的大臣，死后竟如此谥号，可见得当时朝中的反对派再度抬头了，他们打击死去的许敬宗，实际指向是武皇后。谥号问题也弄起波澜，许敬宗在朝的孙子几乎气疯，向皇帝诉讼袁思古，李治下诏让五品以上的官都参加议论，最后才改“缪”为“恭”。“恭”号也几乎是个贬义的，《谥法》说“既过能改也曰恭”。实际上朝臣中所以给许敬宗送个“恭”号，也只承认他忠于武皇后而已，为他提“恭”谥号的是礼部尚书杨思敬。
儒家传统、男权观念和王朝正朔观念是十分顽固的。所以，在许敬宗等少数由武皇后培植的大臣一死，便无人敢替武皇后说话了，因为朝中官员毕竟是正统思想官员占绝对优势。虽然多数也不敢说武皇后的坏话，但在这重大问题上，也无人为她冲锋陷阵了。
反对武皇后摄政的代表是中书侍郎兼任宰相的郝处俊。他向李治说：“天子理外，后理内，天之道也。昔魏文帝著令：虽有幼主，不许皇后临朝，所以杜祸乱之萌也。陛下奈何以高祖、太宗之天下，不传之子孙而委之天后乎”郝处俊的话刚说完，中书侍郎李义琰又抢着说：“处俊之言至忠，陛下宜听之”
郝处俊改于直接道破就里，反对皇后临朝，反对让武后摄政，他的胆子也太大了。在封建社会，他堪称敢于犯颜直谏的“诤臣”了。他的“诤言”也异常明白：女人是不能执政的，哪怕皇帝再小，也是男人，绝不能让皇后临朝。皇后临朝就不是原姓的天下了，就会出现西汉吕后专权那样的“祸乱”来。如今的天下是李氏的天下，一定要传给李氏的子孙，而不能交给武氏“天后”。
当时议论不是在背后征求意见，而是“朝议”，“天后”武皇后就在李治的身后，只隔一道帘幕。所以说赦处俊胆大，似乎嚣张，他同时也是说给“天后”听的。完全可以想象武皇后是多么气愤和委屈。政权只能交由李家的子孙，那如今自己的丈夫病得上不得朝，李家之子是自已的亲生儿子，亲生儿子比丈夫还要弱。那她做妻、做母就不能伸头撑一下，让这个朝纲无人作主丢下去。20年来不正是她苦力支撑、辅佐李治才出现如今的大唐形势吗？如今夫病子弱，拥护她的大臣死去了，没人敢说公道话，让这些腐儒又跑出来指手画脚，满口子曰。她如何不委屈、不愤慨。这么多年来，从长孙无忌开始，就一直瞧不起女人，女人只能作男人的附属物，弄不好就是红颜祸水。这些年她干出了那么多让男人做不到的事，让唐太宗那样的男人都做不到的事，仍被男人瞧不起。所以，她一定感到委屈、愤慨。
廷议武皇后摄政事过不久，太子弘突然死亡。死的日期是同年四月已亥日，地点是合璧宫，死时李治和武后都在他身边。
因李弘死在廷议武皇后摄政期间，所以“时人以为天后酖之也”。
然而，说武皇后“酖”杀自己的亲生儿子李弘，即使是最有想象能力的小说家也设计不出武后杀子的时间、地点、参与人和具体“酖”杀的作案过程。因为李弘是一国储君，具备了准皇帝的一切条件，身边文臣、武将、太监、侍卫一大批，东宫等于一个小朝廷，太子的行动已不能自主、自由。其起居、餐饮都有完备的专伺，每饭、每食、每饮都有严格的程序。武皇后真要“酖”杀他，也是难以做到的。所以，大家只能怀疑，一直怀疑到如今，使武皇后做了一千三百多年的嫌犯，我看今天该为她解除了。
李弘，是武皇后生的第一孩子，有了这个孩子，她才得以在唐宫立住脚。是她在唐朝后宫和前堂发展的奠基和。武皇后很爱他，以他为骄傲。
李弘酷似李治，性格忠厚仁儒，身体虚弱，多病多灾。他幼年时学习《春秋》，师傅读到“楚世子商臣弑其君”，他听不下去，以为太血腥、太残酷，要求换别的书读。于是师傅们改教《礼》。平定高丽后，“二圣”下令让逃亡的士卒限期自首，否则施以斩刑、妻子儿女没为奴。李弘知道后大为不忍，上表劝说取消罪涉妻子儿女这一条，表里有语：“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咸亨二年（671年），李治出幸东都，留太子弘在京师监国。当时正遇灾荒，太子发现兵士的食物中有树皮和草籽，心中悯然，便命人把东宫里的粮米送给他们吃。
一天，李弘偶而得知淑妃生的两个异母姐姐义阳、宣城二公主，三十岁了还没有嫁人（公主未有皇帝或母后命，不得出嫁），心里很难过，急忙上奏请求为二位公主办理嫁事。李治准奏，但这件事却让武后不高兴，一怒之下把二公主配给了两个翊位小军官。她认为太子是将来的一国之君，要处理军国大政，驾驭群臣，这么婆婆妈妈，哪能成其大事。但是李治却喜欢李弘，认为太子能宾礼大臣，处事心仁，正是他所希望的。原来李治所说的宾礼大臣，有他的根据。例如：太子躲在东宫读书，不愿接纳宫臣，不接宫臣，用膳自然就少。典膳丞邢文伟劝太子多接触臣属，以便发解朝政，就以减少供膳进谏。太子就诚恳地给他回信答书，强调自己身体不好，没有太多的精力接触大臣，还说一定尽量做到多见宫臣和宾客。还有一次，太子设宴，宴席间命宫臣做“掷倒”的游戏以助兴。挨到左奉裕率（太子侍卫官）王及善，王拒绝听命，说：“做掷倒这把戏，自有伶官。如果臣奉命做了，那我就不配做殿下的侍卫了”太子听了赶忙称谢。这两事为李治知道后，分别奖赏了他们二人，并升了他们的官职，还向大臣们讲述了这些小事，表扬了自己的儿子。
大臣们当然更喜欢太子，他谦恭、仁慈，将来做了皇帝，才能让臣子们可以随意劝谏，立言立德、青史留名。如果让武皇后当了女皇帝，别的先不说，先是说话就不能太随便，她聪明睿智、是非分明、性刚专断，在诸臣眼里有些乖张、暴棙，做她的臣子不怎么舒服。至于国家由谁治理更好，那就不去管它了；至于太子的身体条件太坏，能否挑得起治国的重担，他们也一概不管，那毕竟是后话。
但是，太子弘却突然死了，他们的希望破灭了。所以，伤心而恼火，就认为是权欲膨胀的武皇后杀了她自己的儿子，搬掉她摄政的绊脚石头。
李治和武后对儿子的去世当然比诸臣要伤心痛苦多了。但在诸臣眼里，武后是猫哭老鼠，怎么看都是假的。但是，太子的身体状况，李治是清楚的，太子死后李治制诏曰：“自琰圭在手，沉瘵婴身。顾惟耀掌之珍，特切钟心之念。庶几痊复，以禅鸿名。及腠理微和，将逊于位。而弘天资仁厚，孝心纯确。既承朕命，掩欻不言。因兹感结旧疾，增甚亿兆。攸系方崇，下武之基，五福无微，俄迁上宾之驾……”意思是说：自从李弘做了太子，严重的疾病一直缠身。朕盼着他康福后，就把皇位禅让给他。只要他病情减轻些，朕就让位了。但这孩子天生忠厚仁孝，听说朕要让位给他后，再也不说话了，日夜想着怎么能接这个重担子。因此使旧病复发，陡然加重了百倍，终于夭亡了
李治出是个忠厚坦诚的人，他痛失爱子，表述了李弘突然死去的原因。原来是重担子把他压死的，李弘的身体本来很差，给他太子做，他已感到担子太重，病情便加重了。而李治和众臣不顾他的死活，又要把皇帝位让给他，其结果使他的旧病复发，比往日暴增百倍，就突然死亡了。儿子的身体、性格和心情，李治太熟悉了，当年他做太子时，就感到担子重，终日苦恼，也让他虚弱的身子加了病。所以现在40多岁就感到末日将到，和做太子、做皇帝的压力关系太大了。想当初李弘十余岁时就被留在京师监国，李弘的担子重，又想念远去洛阳的父母，经常哭泣，连那些急于求成的辅弼大臣也感到可怜，放他去洛阳父母身边轻松轻松。
所以，李弘之死是疾病所致是可以定谳了。如果非要找人为因素，那也找不到他**头上去。恰恰是那帮大臣们总劝李治让李弘摄政并近而让他做皇帝，使他感到压力太大，病情突然加重死亡的。而他们反而制造或听信谣言，非说是当母亲的武后杀死了太子李弘，颠倒了是非黑白。人们以讹传讹，使那些本来仇视武皇后的传统官僚，或别有用心的史家们把此事弄得混淆不清。
如七十多年后的唐肃宗时，大臣李泌就肯定地向肃宗说：“孝敬皇帝，为太子监国，仁明孝悌。天后方图临朝，乃酖杀孝敬，立雍王贤为太子。”当时武皇后才逝世30多年，到这时唐朝官方已成定论：是武后酖杀了李弘。但《旧唐书》和《实录》都没有说李弘是被毒死的，都说是病死的。但《新唐书》却肯定了武后“酖杀”太子的谣传，在为李弘作传时，说：“后将逞志，弘奏请数怫旨，从幸合璧宫，遇酖薨。”在《李治纪》里说：“已亥，天后杀皇太子。”使这一结论以正史的形式留给后世。司马光撰《资治通鉴》，比较严肃地考订诸史，也把诸史的记述摘录作证。但他也裁决不了，只以存疑态度作结：“弘之死，其事难明，今但云时人以为天后酖之，疑以传疑。”。
武皇后痛失爱子，还被朝中从臣疑为自己谋杀，又遭一顿谈论、非难。她心里愤慨而委屈，五内沸然。这让她心中更有数，众臣是想把她搞下台，说来说去还因为她是女人，女人执政犯了男人的大忌，也为千古礼法所不容。无论主观与客观，她都不能后退，不能屈服，当年长孙无忌的势头也没让她低头，何况如今呢？主观上，她就是要向世俗挑战，看看女人能否治好国，她要干一番事业给世俗看看。客观上，李治身体坏下去了，长子死了，次子显然不成熟，不能马上继统当皇帝，朝内的政务，国家的大事，还得她来管，丈夫和儿子的事，谁来担当啊？
他崇拜唐太宗，她要好好动点脑筋，制一个通盘治国的东西来，像唐太宗当年那样，上下其手，文武兼修。不知那时用不用纲领这个词，如果用的话，她要制一个治国的纲领了。
唐太宗的东西她太熟了，晚上回忆一番，如数家珍。她想起了太宗晚年，是贞观二十二年吧，转年太宗就升天了，那年自己25岁了。就是那年，太宗制过一个文件，叫《帝范》，共说了十二件治国的大事，故称《帝范》十二章。
李治能否记得她不知道。但她记得。太宗在翠微宫养病，她和做太子的李治随驾护理。一天，太宗在翠微殿里严肃地把一本御册交到李治之后，说：“修身治国，备在其中。一旦不讳（即一旦我死了），更无所言矣”当时李治只是跪地哭泣，这等于向他交待后事了。太宗无奈地看着这个懦弱的儿子，摇摇头，接下来说：“你该向高明的人学习，取上法仅得中法，取中法仅得下法。我一生有很多错误：享受锦衣玉食、居之宫室台榭、玩之犬马鹰隼、四方游乐。这些，你千万不要模仿。我也有些功劳：弘济苍生、开疆拓土。有了功劳，人们才原谅了我的过错。但是，比起更好的我就惭愧啊你没有我的功劳却继承了我的富贵。竭力为善，尽得安宁；骄惰奢纵，自身难保；治国成迟败速；君位失易得难；千万珍惜慎重啊”
以太宗之气魄，以这么严肃的态度向李治交待，等于是最后遗言、遗嘱。可见，交到李治手中的那本册子该是多么重要了。
当然，太宗的《帝范》并不保密，朝臣也尽知其内容的，武皇后记得更清楚。其内容为一、君体；二、建亲；三、求贤；四、审官；五、纳谏；六、去谗；七、戒猛；八、崇俭；九、赏罚；十、务农；十一、阅武；十二、崇文。
这十二条内容是治国的根本大计，作为一国之君，或是一个制度下培养的文人，归纳出这十二个方面的内容都不是难事。关键是否愿意努力去做，如隋炀帝是有名的暴君，他自然不愿做这些治国爱民的事。他父亲是位明君，上面的事几乎全做了，而且做得很好，但他却没有坚持做，晚年也成了一个很凶恶的暴君。他的儿子正是接着**晚年的坏事，才做得比他父亲晚年还坏的。有的皇帝是愿意做的，但因个人主观因素或客观因素，却做不好。李治就是这样的皇帝，他就无气魄，又无才情，他是做不来的。虽然他忠厚、仁爱，是儒家经典陶治出来的知识分子，做个一般的文化人，能做得很好，但做个治国的皇帝他就不合格了。
其实，武皇后辅佐李治20年了，这20年已经做了《帝范》中的好些事。但她毕竟不是个皇帝，她是在李治身后指挥着皇帝做的，想很好地做好那十二方面的事，自然是困难的。好比一个优秀导演，给他一个上不了台的演员，是演不好戏的。何况，台下还不断捣乱、不停地鼓唣，要把幕后的导演轰下台。
现在他仍然不是皇帝，可是她已不能不做，毫无退路，后退不堪设想。
对《帝范》十二章，她逐项内容分析着，由于条件不同，她比照着，看看哪些内容需要改。她要做一个最切时宜的，而且突出本朝特点和她武皇后的特点。
《帝范》的前两个内容是讲怎么做一个好皇帝并通过团结诸亲王，建立起皇帝的亲族体系，做巩固皇权的宗族宗法基础。唐太宗鉴于皇族叔辈、子侄系庞大，做得好是一个血缘宗族关系网络，可最好地巩固皇权，做不好就会亲族为叛、父兄反目。这两条武皇后原则接受，但她不愿再写再定，只能暗中注意。
求贤、审官、纳谏、去谗几项内容自然要做，但得变变说法，突出当务之急，突出时需特点。
戒盈、崇俭是要注意的，以往自己做过了的，要设法缓解，但也应具体点规定，不能照抄照搬。
务农一条是最实际的，这是富国富民的根本，要首先做好。
赏罚讲的是皇帝对臣民的恩威并治，按法律办事，赏罚分明，自然是一定要做好的，不然好坏一锅粥，谁还肯为皇帝卖力。
阅武和崇文，是帝王的武功与文治两端，自然重要。但也不能像这样的笼统，还要具体些。
经过她的反复思考，把前朝与当今相比照，总结唐太宗的经验和教训，总结自己辅佐李治20年的经验教训。终于制出了自己的施政大纲十二条，请李治定夺和实行。因为自己不是皇帝，仍然以“建言”方式提出，因此叫做《建言十二条》。和唐太宗的《帝范》十二章相对应。
让百官想起唐太宗，想起唐太宗的“贞观之治”，表示当朝也要再造出个“贞观之治”来。
建言十二条
劝农桑，薄赋徭；
二、给复三辅地；
三、息兵，以道德化天下；
四、南北中尚禁yin巧；
五、省功费力役；
六、广言路；
七、杜谗口；
八、王公以降，皆习《老子》；
九、父在，为母服齐哀三年；
十、上元前勋官已给告身者，无追核；
十一、京官八品以上，益禀入；
十二、百官任事久，才高位下者，得进阶申滞。
第一条则是功谏农桑，轻徭薄赋。从两个方面发展国家的农业生产，是历代明君的富国强民国策。一方面大力鼓励农民加重耕织，发展农副两业，一方面减轻农民的赋税和徭役。前代如西汉初期、“贞观”前期皆实行此策，是故国泰民安，出现“文景之治”、“贞观之治”。
第二条规定，免除京师长安畿辅重地京兆、冯翊、扶风之地人民的全部徭役负担。让京城周围人民全力投入基本建设，以巩固国都。
第三条是她总结了历朝教训，尤其是贞观后期和本朝的东西用兵的教训，打算停止武力征服，和戎四方，使四海昇平，和平友好。
第四条要禁止朝廷各部门的奢侈浮华风气。南、北、中、尚，是指宰相府，俗称南衙；中央各直属机构，俗称北衙；中是指中书省，也称右相府和西台；尚指尚书省，也称都台、文昌台、中台、南省，亦是宰相府。总之，这是泛指中央各机构。
第五条是要精减土木建设，节约开支和劳动力的使用，尤其宫室建设，历代皆有深刻教训。先时对东都的营建，已造成开支和劳力负重，管民已有怨言。
第六条和第七条，是要让官员们敢说话，向朝廷建言和批评；但也不能造谣生事，搬弄是非、混淆视听。她自然是有所指的，以往不少人造谣攻击陷害她。但只要不是恶意地胡说八道，皇帝要有纳谏的雅量。
第八条是要王公以下的臣民，都要读《老子》这篇文章。其目的显然，她知道高祖建唐时曾将李家先祖附会于唐尧，又称李家鼻祖是老子李聃，又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因此她这是投其所好，让李氏王朝宗亲和百官，别总认为她是武氏的女儿，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她借此表示她是李家的媳妇，没有外心。
第九条是武皇后借当时的丧葬礼仪中的一条，来提高妇女的地位的。古代社会，长辈去世了，在居丧期间要根据服丧人与死者的关系，亲疏远近而服饰有所不同。共分五个等级，即斩衷、齐衷、大功、小功、缌麻。斩衷是最重之孝服，以粗麻布做成，不缝边，斩布成衣。子女为父，妻妾为夫，服期三年。齐衷是第二等丧服，以熟麻布做衣，缝边整齐，故称齐，丧期又分四等，前两等是：如父亲已去了，寡母去世时，儿子为母亲服孝三年；而如果是父亲健在，母亲去世了，儿子只要为母亲服一年孝就行了。（因居丧制度相当复杂，此不宜多用笔墨，仅以文中所涉内容，约而述之）武皇后感到这种制度对女人太不平等，妻为夫、子为父要服“斩衷”三年；而父亲健在，子为母（夫为亡妻）只服“齐衷”一年。（实际上，女子在居丧制度中的受轻视内容很多，此亦不多涉及）因此，武皇后才把其制度改变，让父母既男女平等。不知这内容是否实行，若实行了，那其他还涉及女子的许多内容，是否也改了，乃无据可依。实则，武皇后据此仅表示提高妇女地位。
第十条是说在上元年以前，就是说今年以前已经取得勋官身份的人，不再审查追缴勋官的身份（包括证件）了。这里反映唐初的一个背景：时因征战需要，大量招募军士，按战功得到了勋赏，被称“勋官”。勋官不是职事常官，没有职守，但享朝廷的土地赏赐，称“勋田”。三至五品的勋官可参加职事常官的铨选，合格者可得到实职官位，二品以上的勋官，可享门荫特权。但唐初同时规定：凡战事结束，军人要大批除役归里。因此，对取得勋官资格的要进行特别审查，特别是持有前方将军所发的勋官证件，更要严格审核。有问题的有虚假不实的，要取消勋官资格，收回证件。武皇后规定，是在于宽限对勋官的审查，收拢人心。
第十一条规定京官八品以上的官员，普遍增加俸禄。“益廪入”，廪即增益谷仓，意指提高俸禄标准。
第十二条是指那些任职年头很长，有实际才能却官位较低的，可量才进阶。这一条，包括前两条，是武皇后关心各级官员的切身利益，解决他们的进阶和待遇，以便努力工作，使国安也得到了可用之才。
武皇后的《建言十二条》突出了强国富民、善用人才、广开言路、团结少数民族、禁止奢浮、提高妇女地位、笼络官员、缓解矛盾等重大方针政策和策略，不失为一个较好的治国纲领。
李治见后非常高兴，史书称“诏书褒美”，并立即执行。
但究竟执行得如何，效果又是怎样，传统史书是不愿记述的，有的史书透露一点这方面的信息，还往往带有讽刺、贬抑之意味。
武皇后是说干就干，雷厉风行，而且往往大破常规，突显举动。例如：奖励农桑，发展农业和手工业最为重要。她就是上元二年（675年）的三月西已日举行了隆重的亲桑和祭祀先蚕的仪式。
祭祀先农和先蚕是我国皇帝制度中的一项礼仪规定。按数千年以来的传统礼仪，每年春三月上亥日，皇帝百官祭先农，亲自扶犁耕地，谓之“亲耕”，行“籍田礼”，表示对农业生产的重视。同样，皇后也率内外命妇祭先蚕，行“亲蚕礼”。举行这种仪式，一般都有固定的地点，大都在都城的近郊，隋唐改在宫苑里进行。都有固定的人员，并设有观台，不过做做样子罢了。但武皇后为号召臣民重视农桑，表示她制定政治的重要，她打破惯例，到洛阳邙山之南以前所未有的隆重规格举办亲蚕仪式，不仅是朝廷内外命妇，百官和各地朝觐使者都要参加。他要通过这个仪式，表示鼓励农桑，发产农业生产的决心。对她的这一活动，《资治通鉴》留有一句记载：“三月，丁已，天后祭先蚕于邙山之阳，百官及朝集使皆陪位。”
为倡节俭，武皇后把按皇后服饰制度规定的十二道褶的罗裙，下令改为七道褶，并带头捐出自己的脂粉钱救灾。在她的号召和带动下，宫中嫔妃也不再使用高档奢侈品。这种节约所减轻的开支虽然有限，但对勤俭风气的兴起是有作用的。
武皇后更重视选拔和培养人才，她要培养出能为自己的新政效力的人才来，而不是扯她后腿、拆她台的那些传统观念浓重的人才。
为此，她自行选拔了一批文学之士如著作郎元万顷、左史刘祎等人，到禁宫中从事修撰编书。撰成了《烈女传》《臣轨》《百僚新诫》《内轨要略》《少阳正传》《孝子传》《乐书》等，累计达千余卷之多。
在修撰过程中，她常把朝中百官的奏表交给他们参看。朝中有了疑难问题，也让他们讨论辨驳。武皇后这么做自然引起朝中大臣们的议论，认为这是分割宰相之权。因为这些人是武皇后自行召集的，他们出入宫廷不经过朝廷的办公地点“南衙”，是由北门出入的，大臣们就不怀好意地称他们为“北门学士”[《资治通鉴》，卷202，上元元年三月。]。武皇后不去理睬那些风言风语，他很重视自己的这个举措，也很赏识这些“北门学士”。她认为只有这么培养，才能避免朝中形成官僚集团结构，下层有才学者才能不拘资格被选拔任用。
在科举考试制度上，武皇后是首开殿试者。她曾经让李治亲自参加面试，在九百多举子中一个个笔试，以便发现人才。还把选出的前几名待诏弘文馆，以便选用。议凤元年（676年），武皇后又首开“南选”。唐初，朝廷渐为关陇集团把持，在选士用人方面，也重在选拔关陇子弟入仕，从而排斥了南方广大地区的人才。而且，各州县的地方人才，皆由都督府进行选拔。武皇后要打破这一惯例，下令每四年派遣五品以上的清正官员充任使者，由御史监督，到桂、广、交、黔等州选拔。到她执政后，时间缩短，地区范围又扩大到岭南、福建等各地。这就彻底打破了都督选拔地方人才的制度，同时把选人范围扩大到全国各地，使各省各地的俊才都有了被选任官的机会。
二十一不肖太子贤谋反，故废之
太子弘死后，天皇、天后于上元二年（675年）六月立雍王李贤为皇太子。李贤是李治的第六个儿子，是武皇后的第二个儿子，这一年他20岁。
李贤与哥哥李弘的性格大不一样，他弘像父亲李治，而李贤却很像母亲武皇后。李贤性格刚强猛烈，举止活泼好动，处理果断有胆识，而且不为旧礼所拘。如果走了正道，也可能会成为一个有所作为的皇帝。
李贤少年时的确是个好皇子，他聪明好学，举止端雅。喜欢读《尚书》《礼记》《论语》等儒家经典，也喜爱古诗古文。他的聪明也极像母亲，诗书文章读过了就记得很清楚，师傅们便向李治称扬他“过目成诵”，老臣李勣称赞他“夙敏”，李治和武后都很喜爱他，史书也一直称颂他“容止端重”，“读书一览辄不忘”，是个颇赋天资的少年。新旧《唐书》还引一个他少年读书的例子：当他读到《论语》中“贤贤易色”一句话时，就反来复去地咏诵。李治问他原因，他回答：“性实爱此。”就是说：“我心性原来就喜爱它”。“贤贤易色”这句话出自《论语》的《学而》篇，全文是子夏说的话：“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这是儒家教人孝父母、事君主、交朋友的原则，如果做到了，就是贤臣孝子信友了。而贤者见到贤，就格外地敬佩、亲切。所以，开头一语领题，曰：“贤贤易色。”
这个读一句书的小事情，为什么官书竟醒目地都写在《李贤传》的开篇（《旧唐书》也如此）？这么小的事是否就有史料供史撰者引用，这是很难说的。我想，大约是史撰者因李贤的名字，使他们引发了感想，才编出李贤幼年读书的小故事的。
为什么引用或编造这么个小故事写在文字不长的小传里？显然是针对武皇后的。就是说这么一个贤良的太子，竟被武皇后废掉了，可见武皇后为夺取李家天下，该多么不择手段了。让人注意的是，那个李贤读书的小故事强调的是李贤“性实爱此”，《旧唐书》曰：“此言。”就是说李贤的本性就是“贤”，“本性难移”，以后他也没变坏，武皇后说他变得坏了，才废掉他，是武皇后在造谣，故意编造废他的理由。
既然李贤聪明好学，不断加封他的官衔和爵位。永徽六年封潞王；显庆元年授歧州刺史，又加雍州牧、幽州都督；龙逆元年徒封沛王加杨州都督兼左武卫大将军；二年加杨州大都督；麟德二年加右卫大将军；咸亨三年徒封雍王授凉州大都督，其它封爵、封邑皆如故，实封一千户，上元二年六月立为皇太子。
李贤被立为太子后，因多年来帝后多在东都洛阳处理军国大事，同李弘一样，被留在长安监国。武皇后对儿子寄予的期望很大，因二儿子同大儿子不同。武皇后认为二儿子有这种能力、气魄和资质，身体条件也可以承爱重负。
当然，他还需历练。太子监国等于当皇帝的实习历练。实习就得有好的指导老师，就像如今的大学生实习一样，配备一些好的指导老师，对将来实际工作颇为重要。为监国太子配备师傅自然比大学生实习重要多了，二者天壤云泥。
武皇后和李治对朝中要员和监国属官作了统一安排，朝中的重臣和能臣几乎分了一半为太子监国和属国，或说朝中的顶尖要员兼任监国太子的师傅和属官。这种安排自然是有深意的，其意再深也很好懂：让这些大臣把洛阳的朝廷和长安的实习朝廷看得一样重要，把李贤看作未来的、甚至不久的皇帝，因为李治的身体已遭透了，谁都能得出离“龙驭上宾”已在旦夕之间了。
当时的重位安排是：戴至德为右仆射，同时任太子宾客；张文为侍中，也兼太子宾客；郝处俊为中书令，同为太子左庶子；李义琰为同中书省门下三品，兼太子右庶子；薛元超为同中书省门下三品，兼太子左庶子；高至周为同中书省门下三品，兼太子左庶子。同时还为太子配备了一大批下层属官，如太子洗马刘纳言、司议郎韦承庆、太子典膳丞高政等，及当时的两馆学士来教导、陪伴太子读书者，要么是唐初名臣之后，要么是学富五车的宏儒。
总之，太子李贤所监之国，就是一个不久的朝廷，陪伴他的人多是朝中的宰辅重臣，他们对唐室忠心耿耿，同时德才兼备；伴他读书的人也皆具德才学识。
如此安排，哪里能看得出武皇后当时已有夺他儿子天下的想法啊那时李治行将就木武皇后已完全可以控制局面，这些安排显示出她之想。那时她就可以抓住权柄，冷落太子，不可能把朝中重臣同时派给太子，让太子执住牛耳、培植支柱的。
她这么做正是把李治的政权向太子过渡的表示，她要自然地、稳妥地做到“和平过渡”。同时让李贤在接替“实习”期间，做篇高水平的“毕业论文”，以便将来做个卓越的皇位继承人，做个唐朝的好皇帝。
开始时李贤监国颇具皇帝风范，在众臣的帮助下也做出了成绩，何况李贤本人也具备一定资质。所以，舆论甚佳。消息传到李治和武后那里，甚为快慰，便优诏表扬，说：
皇太子贤自顷监国，留心政要。抚字之道，既尽于哀矜；刑纲所施，务存于审察。加以听览余暇，专精坟典。往圣遗编，咸窥壶奥；先王策府，备讨菁华。好善载彰，作贞斯在，家国之寄，深副所怀。可赐物五百段。
意思是说，太子贤刚监国，就能留心政事。治理国事，呕心沥血。处理刑讼，力求准确。在听政览表之余，攻读先贤遗作，都能理解其深意，先王的治国之道，也能够取其精华。向善守贞，堪为家国重寄，让我们甚为放心。
李贤受到表扬甚为高兴，又召集身边的辅官如太子左庶子张大安、洗马刘讷言、洛州司户格希元和学士许叔牙、成元一、周室宁等，注释范晔的《后汉书》。注书成功后交给天皇、天后过目。天皇、天后又赐物三万段，让他奖励那些辅官，使他们尽心辅佐。武皇后见李贤这么努力，甚为满意，以为李治继位有人、唐朝继统有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