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6月，日军集中25万兵力，起武汉战役，日军兵分三路，分别从长江南岸、长江北岸和大别山以北的武胜关方向会攻武汉。国民政府集中1oo万大军，在皖西、鄂东、赣北和豫北的广阔区域内逐次抵抗，武汉保卫战就此打响。
适应新的战争局势，罗毅对突击营的兵力部署进行了重新调整，把在南京战事中打乱的建制进行了恢复，准备迎接新的挑战。
罗毅先拨出3oo名突击营士兵，由原来的一连副连长吕维指挥，留守朱山镇。吕维在南京战场上双腿被打断，成了残疾，已经无法参加野战部队，但指挥地方部队作战还是没有问题的。留下来的突击营士兵中，绝大多数都是刚刚招来的新兵，需要进行训练。罗毅分析，日军短时间内还无暇进犯铜州，这里仍然可以作为一个新兵训练基地。
兵工厂的厂长林祥信被任命为朱山镇的镇长，负责全镇日常事务。闵教授当了朱山镇的市民参议员，每天干些亲民务实的事情，这让他觉得十分有成就感。在朱山镇的这几个月里，闵教授深切地感受到了这里的民主气氛，觉得像到了世外桃源一般。罗毅在朱山镇所推行的是一整套和谐社会的理论，这对于一位3o年代的知识分子来说，的确是觉得耳目一新的。
在闵教授的主持下，朱山镇还进行了防御体系的改造，主要道路上都用钢筋水泥修建了永久性工事。据闵教授估计，仅仅依靠朱山镇的守备部队，利用这些工事，足以阻挡一个师的进攻。朱山镇有突击营士兵的家属，有兵工厂和军火仓库，是突击营的命根子，罗毅不敢掉以轻心。
经过反复商量之后，罗毅和许良清对突击营进行了一次较大的改编。由于突击营的每个连队人数都接近了3oo人，罗毅决定把连队的编制改为支队，排则改为小队，班改为作战小组。这种编制方法打破了原有编制上的人员局限，一个支队可以是现在的3oo人，也可以展到上千人，这样部队在扩编时就有了更多的灵活性。
由于原来的各连队在南京前线作战时均有伤亡，尤其是一连和四连，伤亡更为严重，为了保持战斗力，从其他伤亡较少的连队里拨出了部分老兵加以补充。
经过整编的突击营人数15oo人，分为五个支队。
一支队，支队长苏晓峰，副支队长葛岳。
二支队，支队长王大成，副支队长邱彬。
三支队，支队长乐家林，副支队长寇友维。
四支队，支队长张二虎，副支队长孙亚雄。
上述四个支队每支队下属4个作战小队，加上后勤等人员共约3oo人，接近于寻常部队中一个营的人数了，至于重武器的配备情况，则比寻常的一个营要强大得多。
特勤支队，支队长陆双勇，副支队长丁秋。下辖狙击小队，水上小队等特种作战部队，人数共2oo人，全部是从整个部队中精挑细选出来的，军事素质良好，而且各有一些特殊的专长，能够适应特殊的作战需要。
此外，还有营部直属的警卫排，排长涂九，副排长范纲，人数共5o人，这支部队是罗毅的亲兵队，士兵们大多数都是参加过南京前线作战的老兵，个个悍勇无比。
营部方面，罗毅为突击营营长；许良清任参谋长，属于突击营的二号人物；陆双勇仍然任突击营的副营长，在必要的时候可以代理罗毅行使指挥权。
根据新四军政治部方面的指派，袁静担任了突击营的政委，不过，罗毅郑重地告诉她，她这个政委对于作战没有最终否决权。对此，袁静倒也没有太大的意见，她本身的军事指挥能力不如罗毅和许良清，即使在政治方面，也不如罗毅懂得更多，她的职责更主要的是监督和提醒罗毅，有点相当于后世的纪检干部。
除了政治方面的职务之外，袁静还有一个职务是突击营的机要参谋，主要工作是负责突击营的情报搜集和整理，管理电讯组，同时担任罗毅的机要秘书。为了避免在某些场合里出现不合时宜的事情，罗毅要求突击营的士兵称呼袁静为袁参谋，而不是袁政委。
在营部之下，有一个专门负责搜集情报的侦察科，由王大成和袁静管理。侦察科的人员十分复杂，除了一部分突击营士兵之外，还有分布在长江沿线各地的情报员和线人。有一些地区目前已经成为敌占区，在那里的情报员以商人、三轮车夫、公务员等身份作为掩护，通过组织严密的情报体系把日军和友军的动向源源不断地送回突击营。在这个如蛛网一般的情报体系中，袁静就是坐在最中间的控制者。
袁静在突击营中的级别一直含糊不清，如果按照政委的职务来算，她应当属于营级领导，权力至少应当在苏晓峰等人之上。但罗毅认为，袁静毕竟只是一个女孩子，作战经验不足，如果位置高于各个支队长，于理不妥。这个问题被许良清用一句笑话解决了，他说，袁静的级别就相当于支队长的级别即可，但她如果说什么话，估计各个支队长都会买帐，因为她还有一个更显赫的身份——谁不知道她和罗毅的关系呢？
从游击队派遣过来的唐荣、薛柄文等人现在已经是名正言顺的突击营成员了。在此前，突击营的正式编制是国民党的保安队，他们作为游击队员，在突击营的身份十分尴尬，说严重点相当于游击队派来的奸细，或者叫敌工人员。现在突击营已经是新四军的序列了，他们就属于正式从其他部队分配过来的人员，这一身份也已经得到新四军政治部的认可了。薛柄文在二支队担任了一个小队长，唐荣则干他的老本行，担任突击营的后勤部长。
部队整编完毕之后，在罗毅、许良清的带领下，离开朱山镇，经鄱阳湖顺水路北上，在湖北武穴境内渡过长江，又经过一日的行军，回到了浠春县的竹园镇基地。
适应新的战争局势，罗毅对突击营的兵力部署进行了重新调整，把在南京战事中打乱的建制进行了恢复，准备迎接新的挑战。
罗毅先拨出3oo名突击营士兵，由原来的一连副连长吕维指挥，留守朱山镇。吕维在南京战场上双腿被打断，成了残疾，已经无法参加野战部队，但指挥地方部队作战还是没有问题的。留下来的突击营士兵中，绝大多数都是刚刚招来的新兵，需要进行训练。罗毅分析，日军短时间内还无暇进犯铜州，这里仍然可以作为一个新兵训练基地。
兵工厂的厂长林祥信被任命为朱山镇的镇长，负责全镇日常事务。闵教授当了朱山镇的市民参议员，每天干些亲民务实的事情，这让他觉得十分有成就感。在朱山镇的这几个月里，闵教授深切地感受到了这里的民主气氛，觉得像到了世外桃源一般。罗毅在朱山镇所推行的是一整套和谐社会的理论，这对于一位3o年代的知识分子来说，的确是觉得耳目一新的。
在闵教授的主持下，朱山镇还进行了防御体系的改造，主要道路上都用钢筋水泥修建了永久性工事。据闵教授估计，仅仅依靠朱山镇的守备部队，利用这些工事，足以阻挡一个师的进攻。朱山镇有突击营士兵的家属，有兵工厂和军火仓库，是突击营的命根子，罗毅不敢掉以轻心。
经过反复商量之后，罗毅和许良清对突击营进行了一次较大的改编。由于突击营的每个连队人数都接近了3oo人，罗毅决定把连队的编制改为支队，排则改为小队，班改为作战小组。这种编制方法打破了原有编制上的人员局限，一个支队可以是现在的3oo人，也可以展到上千人，这样部队在扩编时就有了更多的灵活性。
由于原来的各连队在南京前线作战时均有伤亡，尤其是一连和四连，伤亡更为严重，为了保持战斗力，从其他伤亡较少的连队里拨出了部分老兵加以补充。
经过整编的突击营人数15oo人，分为五个支队。
一支队，支队长苏晓峰，副支队长葛岳。
二支队，支队长王大成，副支队长邱彬。
三支队，支队长乐家林，副支队长寇友维。
四支队，支队长张二虎，副支队长孙亚雄。
上述四个支队每支队下属4个作战小队，加上后勤等人员共约3oo人，接近于寻常部队中一个营的人数了，至于重武器的配备情况，则比寻常的一个营要强大得多。
特勤支队，支队长陆双勇，副支队长丁秋。下辖狙击小队，水上小队等特种作战部队，人数共2oo人，全部是从整个部队中精挑细选出来的，军事素质良好，而且各有一些特殊的专长，能够适应特殊的作战需要。
此外，还有营部直属的警卫排，排长涂九，副排长范纲，人数共5o人，这支部队是罗毅的亲兵队，士兵们大多数都是参加过南京前线作战的老兵，个个悍勇无比。
营部方面，罗毅为突击营营长；许良清任参谋长，属于突击营的二号人物；陆双勇仍然任突击营的副营长，在必要的时候可以代理罗毅行使指挥权。
根据新四军政治部方面的指派，袁静担任了突击营的政委，不过，罗毅郑重地告诉她，她这个政委对于作战没有最终否决权。对此，袁静倒也没有太大的意见，她本身的军事指挥能力不如罗毅和许良清，即使在政治方面，也不如罗毅懂得更多，她的职责更主要的是监督和提醒罗毅，有点相当于后世的纪检干部。
除了政治方面的职务之外，袁静还有一个职务是突击营的机要参谋，主要工作是负责突击营的情报搜集和整理，管理电讯组，同时担任罗毅的机要秘书。为了避免在某些场合里出现不合时宜的事情，罗毅要求突击营的士兵称呼袁静为袁参谋，而不是袁政委。
在营部之下，有一个专门负责搜集情报的侦察科，由王大成和袁静管理。侦察科的人员十分复杂，除了一部分突击营士兵之外，还有分布在长江沿线各地的情报员和线人。有一些地区目前已经成为敌占区，在那里的情报员以商人、三轮车夫、公务员等身份作为掩护，通过组织严密的情报体系把日军和友军的动向源源不断地送回突击营。在这个如蛛网一般的情报体系中，袁静就是坐在最中间的控制者。
袁静在突击营中的级别一直含糊不清，如果按照政委的职务来算，她应当属于营级领导，权力至少应当在苏晓峰等人之上。但罗毅认为，袁静毕竟只是一个女孩子，作战经验不足，如果位置高于各个支队长，于理不妥。这个问题被许良清用一句笑话解决了，他说，袁静的级别就相当于支队长的级别即可，但她如果说什么话，估计各个支队长都会买帐，因为她还有一个更显赫的身份——谁不知道她和罗毅的关系呢？
从游击队派遣过来的唐荣、薛柄文等人现在已经是名正言顺的突击营成员了。在此前，突击营的正式编制是国民党的保安队，他们作为游击队员，在突击营的身份十分尴尬，说严重点相当于游击队派来的奸细，或者叫敌工人员。现在突击营已经是新四军的序列了，他们就属于正式从其他部队分配过来的人员，这一身份也已经得到新四军政治部的认可了。薛柄文在二支队担任了一个小队长，唐荣则干他的老本行，担任突击营的后勤部长。
部队整编完毕之后，在罗毅、许良清的带领下，离开朱山镇，经鄱阳湖顺水路北上，在湖北武穴境内渡过长江，又经过一日的行军，回到了浠春县的竹园镇基地。